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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这些，我就不想这么退了。六个月不交党费属于自动退党——我选择了这个方式，比较省事。
在北京，我自己没有交过党费，但是，我爸在家却给我交了，他不但给我交党费，还给我找人弄了病假证明，开起了劳保，每个月多得二百多块钱。
我的党籍因连续地交了党费而保留着，一年两份的个人总结是工会的副主席兼支部书记钟书记让天秀帮我写的。
我再次回来上班，形势已经大变了。正像顾主席说的，到处在喊精简人员，搞得人人自危，人人都怕把自己裁下去。裁人已是局里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领导也想保全部下，但是一级一级的都有指标、定额，裁人已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
局工会的指标也下来了，这是硬指标，必须得做。
七十三
顾主席让杜部长来问我，杜部长说：“我是来传达顾主席的意思，他问你是不是不上班，回家开劳保？如果不上班，最好是过两天给回个信儿。”
这就有点像宫廷里逼宫的气氛了，好象是问：“你让不让位？你不让位，我们就怎么怎么着了……”
我向杜部长说我上班。
杜部长像被很多事缠着，他用力一挥手：“你走吧！回家好好想想去！这两天给个答复！”
为了工作，我的自尊被涮尽！
我是不是不该再来上这个班呀？当初，家里的人就没有同意我回来的，连妈妈算在内，她只不过是心疼我，不好让我再伤心，才由着我的。
我的眼睛湿润了，想哭，却忍着。
盈雅是民管部的干事，她听到了杜部长和我的谈话。她来找我说：“顾主席让你回家，你就回家呗！开劳保，也不用上班。”
她的话代表了很多干事的意见，正像一位部长说给我听的，我的到来，对工会的每个干事都构成了威胁，那个部长对我说的话，我相信他也对别的干事说了，我是每个干事的死对头。如果我不上班，很多干事是欢迎的，他们就等于去了一个竞争的对手，去了一个心头之患。我想要那个工作，别人也想要，我是后来的，我成为众矢之的的靶子。
天秀也来问了我，她也建议我不上班。
我不想开劳保，坐享其成。我没有病，还要找人开出有病的诊断来，还要一层一层的批，一层一层地求人，我才三十几岁，我就靠这个活着？
对于我能否上班，在工会里是观望的多，看热闹的多，绝大多数的人盼着我离开。只有新调来的解副主席对我说出了肺腑之言，他说：“你既然决定来上这个班了，肯定是经过慎重思考的，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不要退。说是让你回家开劳保，虽然咱们工会管这个，有方便条件，但是以后能一直这么给你开吗？开到退休？上边刚下了个文，严格劳保审批手续，以后的形势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办了。所以，你想上班，就明确的向顾主席表明你的态度。”
解副主席的这番话很实在，我的心里踏实了，不再想哭了。顾主席不是问我的意见吗？我就说出我的意见吧。
我找了顾主席，说出了我的想法。顾主席倒没说什么，可能是和他的位置更高、更有城府有关吧。
过了两天，杜部长让盈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屋里面有很多的人。
“你想没想好哇？！顾主席让你回家，你回不回家？！”
我真是没自己了，杜部长这么撵我，我却还要上班，我的锐气快被击垮了。
“你回不回家？！这都几天了，你还不跟我说？！”杜部长的语气更不容我迟疑了。
我想起了解副主席，于是我说：“我要上班！我和顾主席说了。”
“说了？……你过去吧！我再和顾主席说说。”
杜部长问顾主席了，他没有再逼我。
工会机关的人，不说人人都知道顾主席、杜部长打发我回家的事吧，也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知道了。
在一次聚会上，单位里的人让我跳舞，我说我不跳。我该听我妈妈的话，我怕跳舞跳出绯闻来。劳保部的蒋部长不冷不热地甩过来一句话：“你是真不想跳哇，还是在外面见的多了，深藏不露哇？”
机关的人轰笑着，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谁都明白话里面的意思，我处在被人取笑的位置！
蒋部长不只一次地这样对我，晒场，冷场，挖苦。他是不是因为我的劳保关系的事而对我百般刁难呢？爸爸和我一直没有给蒋部长上礼。我是平民阶层的人，想得到免费的晚餐，不付出点代价来，哪有可能啊！
国庆节之前，单位搞福利，给每个人发了一箱啤酒，我把它直接转给了蒋部长，蒋部长就再也没有难为过我了。
爸爸让我买几套好衣服，装潢装潢门面。我没有听爸爸的，我有衣服，还买什么，我也不想靠装潢门面来取得别人的好感。我仍穿着那些旧衣服上班，后面的话就跟上来了。
景翔说：“从外面回来的人，混没混得好，从穿着上就能看出来。混得不好的，就那几身旧衣服！”
七十四
黎部长看到我穿了一件藕合色的便装时，很是夸奖了我，但他得知我穿的是几年前的衣服时，就说不该穿了。他说：“没想到，几年前的衣服，你还在穿！”
人长的这张嘴，是来说人的；人长的外表，是被别人说的。
我只有沉默，只有忍受，我在沉默和忍受中寻找机会，向他们证明我自己。
我想给大家一个好印象，更想好好地表现自己。我几次要求黎部长给我安排工作，我想用良好的工作表现来掩盖内心的脆弱。黎部长说他忙，没时间安排。黎部长是真忙吗？还是他在推脱？还是他本不想要我来，而顾主席硬塞进来的？
黎部长说：“伊依，我给你留个电话号。谁找我，你就说我下基层了。有什么急事，打这个电话找我。”
他打个照面就走了。
上午，顾主席来找黎部长，我按照黎部长的原话说了，我还把记的电话号码抄了一份，给顾主席递去，“你有什么事，打这个电话找他吧。”
顾主席看了号，没接，倒说：“打麻将去了。”
黎部长下基层了，怎么是打麻将去了呢？
顾主席走后，景翔来了，我向他说了此事。
他说：“顾主席肯定知道黎部长打麻将去了。”
“顾主席也是这么说的。”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你别把电话号给顾主席看哪！”
“黎部长说有急事打这个号的呀！”
“你打呀，你别给顾主席呀！”
“黎部长真是打麻将了吗？”
“打，天天打，和贮木场的华书记，还有检察院的，他们总在一起。”
“那我以后，不能给别人看这个号了？”
“别给。谁问，都说下基层了，下哪个基层，你说不知道。有大事，再找部长，小事都别找。别人问我去哪儿了，你也这么说，下基层了。”
黎部长和景翔，每天都能来单位一次，看有没有什么事，不是开会，不是特别大的事，他们就天天下“基层”去了——黎部长打麻将，景翔做生意。
景翔上着班，还做着个人的买卖。工会的三产原来有局里给拨的木材指标，三产黄了后，景翔把客户拉去了，每年往外地发几车木头，一年能挣十几万块钱。
我没猜了多久，黎部长就给我安排工作了。有两项：一是熟悉部里的工作情况，多看资料，二是把近三年的文件给归档。
只要有得事干，只要别让我闲着，拿着那份工资，我才会心安。
归档的工作并不难，我曾是专业档案人员，黎部长对我的要求并没有那么严格，他说只要你把它们归拢好了，我想要什么，能查到就行了。别人对我的要求虽然低，但是我不能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完全是按照专业档案的标准，把内部档案全部归了出来。这不仅达到了黎部长的要求，甚至还远远地超过了他的要求。
上面下来个表，有一个是让报上全局的下岗职工有多少，我拿不准，在黎部长来时，问他，他说：“没有。”
我说：“有哇！光大集体就已经下岗两千多了！而且还得有一批下的呢！”
“没有，就是没有！有，也是没有！”
“那么多下岗的，都知道哇！要不咱少写点儿？”
“没有，一个下岗的也没有！这都是拍脑袋的数，想添啥添啥。你就按我说的写吧。”
黎部长说，有一个林业局的工会主席，在汇报工作时，为了突出成绩，把以前的问题写了一大堆，什么治安不好哇，队伍不稳定啊，偷啊，抢啊，都写了。上级领导听了说：“你们的问题这么多？原来咋没报哇？”一句话，把成绩也给抹杀了。
他说汇报工作是有技巧的，避重就轻，对问题一笔带过，或干脆不谈……
我在那一栏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两个字：没有。
黎部长签了字，上报了。
对上层的统计数字，我再也不怎么相信了，下面的不准，到了上面，还能准吗？他们的数字是不也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呢？是不是也在隐藏问题呢？
经济部还负责对全局推荐上来的劳模的考核工作。国家对劳模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在坐车、工资待遇等方面都有倾斜。
基层某单位的张副主任是去年的劳模。他应得的这些实惠，黎部长早和他说了，还说，这劳模，不是你们报上来谁，我们就批谁。有名额限制，我们得考核，觉得谁行，才能批谁。张副主任也明白，向黎部长说：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尽管说。
黎部长也真没少找张副主任，他说：“张副主任好办事。”
在春节前，张副主任还拉来了一车的鲜玉米，给我们机关每人一箱。
七十五
黎部长说：“张副主任这人行，今年还让他当劳模。”
张副主任听到这个信后，特意跑来找黎部长，他说：“说啥我也不当这个劳模了！”
黎部长说：“你当的不是好好的吗？”
张副主任说：“当劳模太累了！不但工作要干好，关系也要处理好。你让别人当吧，我不当了，你怎么说，我也不当了！”
张副主任推掉了应该再次落到他头上的劳模。
用于表彰全局先进的那笔款批下来了，十九万元，这在工会，就是很大的一笔钱了，由经济部支配，买奖品。
春节的头一天，黎部长说：“伊依，别写了，咱们出去办年货！”他又问景翔，“咱们一家半个猪够不够？”
景翔说：“够了。”
“再买糖、瓜子、水果……你想想，有啥要买的，列个条子。”
我一听他们列的年货单，就不想去了。我挣的那一个月的工资，只够我和孩子正常生活的，稍有一点事，就得出现赤字，不敢多花钱，错花钱。过个年，哪怕我自己不吃不喝，我也得给领导上点礼呀，一百二百的，好干啥呀！
我说：“我不去办了，我家里有，什么都有。”我是把话往反了说呢，我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再拿不出钱来买，我不更难看吗？
“你别的不用买，怎么也得买一半猪肉回去吧？”
“我们家里的人不怎么吃肉。”
“不用你拿钱，咱们部自己搞福利，不带别的部的。”
我不能说部里给拿钱，我们家的人就爱吃猪肉了，我说：“我不买了。”
“那……你不买呀？”
“不买。”
他和景翔办年货去了。
过了年，正开全局的职代会时，黎部长和景翔准备去外地买奖品——是发给全局的先进个人的。
黎部长关上了门，小声地对景翔和我说：“顾主席……他从我这拿走了六千六百块钱，我怎么入帐啊？”
景翔说：“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用，也没说干啥用，我也不敢问哪！”
他们走了后，周一，我听顾主席在职工大会上说：“文化宫走廊里的玻璃我说了几次了？下了班把窗户关上，听吗？有一次刮大风，我看见了，我把它关上了。玻璃安了两次了，还是碎，我看也没人管。我不说拿公家的东西像爱护你自己的眼珠子那样去爱护吧，你怎么也得差不多吧……”
黎部长打来电话，说他们没带钥匙，让我在办公室等着，要很晚才能回来。
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拉回了一大车的货，是包装精美的毛毯。
我听部长对景翔说：“亏得你去了！要是我，他们要的那个价，我就给了。你这个价，我可坎不下来。你坎价是行，再有这事还得带你去！”
景翔用毛巾掸着身上的灰，说：“他们不给我，我还上别的家找去！有的是，非得在他们那买？咱们要的量大，价格压得下来。”
景翔会做生意，也敢压价。
黎部长和景翔不但带回了用于表彰的奖品，还给工会机关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个毛毯，包括干事。他们两人在机关的威信直线升高，因为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虽然我们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但是，也经不起物质文明的诱惑，工会是个穷部门，给一点点的好处，就能听到一大堆的感激话来，不是虚伪，是真的感激。
中午，景翔开着自己家的车，送黎部长和我回家。在黎部长家的门口，他们从车上卸下了两个很沉的东西。有一个大的，我看见外面的图片是像带音响的录音机，那个小的，我没看清是什么。
黎部长又指着车里的另一个包装很好的东西，对景翔说：“那个，你拿回去。”
景翔点头。
我们再上班时，景翔说：“黎部长够意思！”
黎部长也说：“有钱别一个人花，一个人花就是病！”
顾主席出国的手续办下来了，去的是亚洲的几个小国，正好赶上很多单位开不出资的时候，有的职工有怨气，说，我们都快吃不上饭了，当官的还出去玩！
局里的其他主要领导也都出过国，去的是欧美国家，他们赶的时候好，内部形式还很安定，没有招来太多的抱怨。我在参加局里的一个会时，一个副局长从美国带回来的棉花糖给开会的每个人发了一块，我也吃了一块，和中国的棉花糖一个味。
顾主席让黎部长上他的办公室一趟。
七十六
黎部长回来时，颇为恼怒地说：“顾主席说要和我算算那笔费用是怎么花的……”
景翔说：“咱们不是算好了吗？你给他个总数呗。”
“我是按照咱们算的说了，他说让我列出个明细来，什么，怎么花的，算清楚。”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算不明白呀！我说我想不起来了。他让我回来想，说想明白了，再告诉他。来来，你帮我想想，怎么跟他说。”
景翔在一张纸上列着单子。
黎部长探过头来说：“这个……这么写多不多呀？”
“不多，你按我写的说吧。”
景翔列完了，把单子给了黎部长。
黎部长说：“我自个得抄一遍。”
他抄完了，又像没底儿，问景翔：“我这么说行啊？”
“行，你说吧。”
没到五分钟，黎部长回来了，把单子往桌子上一扔，“又没通过！”
景翔说：“咋没过呢？”
“说我写的不对！”
“哪儿不对呀？”
“我也问他哪儿不对呀？他说就是不对！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是什么没写对。景翔，你再看看，哪儿不对。”
景翔拿过单子，“哪儿不对呀？”
“就是呀！我也没看出哪儿不对呀，他就是说不对，还不跟我说哪儿不对。闹不闹人哪！”
景翔又给改了给，黎部长抄好了，又去了。
这次回来得更快，我们一看他的脸色，就猜出来了，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