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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吗？家长从小的溺爱与小皇帝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为什么我们没有从社会得到更正确的影响？聪明如我们，难道就不曾向家庭以外寻求精神给养？
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中国主流精神的缺失！
当今社会里，我们找不到偶像。父辈们崇拜领袖，崇拜革命先驱，信仰或真诚至今，或被自己完全否定。而我们，幼时的偶像如雷锋、赖宁，已经在当代拜金主义的大潮中模糊远去，而我们生长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使我们对领袖和革命先驱也没有了的虚伪的热情。我们的偶像在哪里？早期的港台明星，八十年代的几位先锋诗人，国际上的体育巨星，影视大腕，著名政治家，企业家……一一数来，又有几个真正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真正能扛得起中国青年一代狂热的**和梦想，有几个能指明我们成长的方向？我们急切地需要崇拜什么，但是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崇拜？成功的政治家背后是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网，成功的企业家背后是羞于启齿的资本原始积累历史，成功的娱乐明星背后是整个娱乐产业那吞噬金钱的贪婪的嘴。我们在成功人士面前迷茫了。成功到底是什么？
于是，当超级女声到来时，中国沸腾了。需要偶像、需要崇拜、需要精神寄托的我们，以及比我们更年轻和更年长的中国人，统统被点燃了。正如一个朋友在朝我拉票时所说：“帮帮她吧，让她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在那几个小女孩身上看到了年轻人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她们身上或多或少寄托了我们自己的影子。而更重要的是，正如《时代周刊》所说，海选是真正民主选拔的过程，虽然大众的评价标准并不完美，但这种民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可能性。
我没有看超女，一直以为那只不过是小孩子们的玩玩闹，而直到发现周围许多比我年长的朋友也那么真诚地投入，并且感动的时候，才发现，整个社会对这种精神寄托的需求是多么强烈。
那几个小女孩身上的积极、自信、勇敢和**的确代表了中国更年轻的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不得不佩服湖南卫视的策划人对当今社会需求的深入体会。然而，她们单薄的身躯，又如何能够承载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呢？这只是一个迪斯尼乐园式的乌托邦。而中国，需要面对的是更沉重、更严肃、更复杂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儒家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备受责难，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打倒。**建立了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摆脱外侮。在这方面，他的确功盖千秋。（我们暂且不要假定假如是国民党赢了内战会怎样）但是，他还想建立一个精神意义上的新中国，于是一意孤行地推动文化大革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建立精神国度远比建立现实国度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费时得多。而他伟人做惯了，以为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甚至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这项伟业，于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文革的手段完全脱离实际，对除了毛以外的一切思想破而不立，最终演变成了民族的一场浩劫。文革清除了孔子在国人心中的位置，却没能成功地树立新的偶像。**知道人民是需要领袖，需要崇拜，需要跟随的，但他却错误地以为他自己可以成为偶像。而中国社会主义开始阶段的现实失败，则粉碎了他精神领袖的宝座。邓小平成功地带领中国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他同样没能在国人心中树立起新的精神寄托。
孔子走了，**也走了，我们的心里空了。我们追求一切，变得浮躁，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每个人心里都是饥渴而焦灼，却茫然不知所求。说得好听，是信仰多元化，说得不好听，是主流精神的缺失。美国社会是多元的，但是，撇开基督教来看，它在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理想，建国以后的独立宣言以及相生相随的美国梦，实际上发挥了社会主流精神的作用，至今。而我们呢？在伤痕累累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面前，在**层出不穷的官僚体系面前，在制度无力执行不力的法律体系面前，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担负精神寄托的责任，学者们呼唤社会诚信，呼唤道德伦理，说道德心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我们的政府呼唤和谐社会，我们的党开始保鲜。然而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信仰问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找不到精神寄托，找不到偶像，社会价值体系混乱，而且继续混乱，毫无好转的迹象。这样下去，中国现存的社会问题只会愈演愈烈，任何针对某一方面的应急措施，法制也好，股改也好，医改也好，都只能补救一时，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善。
那么，中国的主流文化从何而来？复古与西化之争，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完全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错的，行不通的。西化吗？全球化的趋势毋庸置疑，西方文明的强大与先进，我们在炮火中领教了，也在和平中享受了。然而科技的战车到底驶向何方？丹布朗在畅销小说《天使与魔鬼》中再一次提出了这个掷地有声，然而，至今无解的问题。复古吗？古老的东方智慧带给我们一整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能还给我们心灵的平静，然而，那套东西是封闭的，无法应对今天的全球化大潮。在复旦学生的质问面前，成熟、睿智、博学如李敖者，尚且没有答案。
而现今的年轻人，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去作出判断，在多元而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摸索着前进。有人成为愤青，有人忿而别国，大多数人，则选择了被这个社会同化。也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具备同时历史和现实的智慧，既高瞻远瞩，又用务实的方法来逐步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而这些人，够吗？与美国、日本的青年精英相比，他们足够优秀吗？我们大多数人，又到底何去何从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响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号称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用了一个多世纪，还没有解决。无论经济如何富足，军事如何强盛，科技如何发达，精神和文化的空虚都使我们无力去标榜一个盛世的存在。
写到现在，疑惑依然。虽不敢如孔子那般“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我相信“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因此，以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的最后一部分为结尾。那年，他27岁。在时局艰辛如清末，他的脊梁实在是很挺拔。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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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196）
之前年轻人指的是形成某种人格的一个生理阶段，但是社会演化现在已经使这个过程成为多余。社会其实已经不需要企业家似的人格特质，日益强化的生产的社会性格所需求的反而是“组织人”。这必然产生的代间差距变成了大灾难的鸿沟，因为新一代比他们几代都要更直观的有社会性，而这个社会性必然遭遇到旧体制的活化石（家长和教师），以及新形式的异化（节奏倍加高亢的高等教育，以及人在大科层里头像螺丝钉的存在）。将年轻人看成一个阶级，不仅意味着他们的力量，更说明他们遭遇相同的社会背景，甚至是遭遇被剥削的相同境遇。
在中国，18…30岁的年轻人，他们有着传统年轻人共有的特质：叛逆、**；但他们也有着这一代人特有的品质，无论是生于70年代，还是80年代，或是更近的90年代。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孤独成长、爱好消费、性格矛盾、脆弱、麻木、无暇谈理想。区别于前人的这些特征，是因为他们孤独地成长，因为生存的压力，以及社会变迁中的整体行为和观念的分裂扭曲等等。基于年轻人的重要，我们必须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而不能只是一味高高在上地指责。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人口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年龄在30岁以下的成年人约为2亿。有了这群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中国注定无法寂寥。他们，有着处于年轻时代人的共性，又因着时代的背景变迁有着独特的品质。
在星象学的分析中，出生年份可以影响年轻人特质的说法。如果套用这种分析，生于1978年以后的中国年轻人更是无法不感到乐观、幸福。1978年的改革开放加上1979年的独生子女国策，意味着在个体小家庭中，孩子获得了更多的满足和更少的分享。但换个角度，他们又是如此渺小而孤独，自幼被隔绝在家庭这座安全的孤岛之上。
24岁的赖菲菲在广州某国有事业单位的宿舍大院里度过了童年，她对自己上幼儿园以前的生活还残存着些许印象。“每天爸妈上班了，将我一个人反锁在家里。”她穿着粉红色的毛线裙，安静地看《蓝精灵》、《黑猫警长》、《葫芦娃》，没有动画片的时间，就隔着铁闸和对门的小姑娘玩过家家。“我也曾经反抗过，比如在妈妈要出门上班的时候大哭或者下了楼和小朋友玩就不愿意回家，但每次大人都批评我，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自私？其实我只是感到孤独罢了。”
他们被评价为“自私，任性，自我中心”，尽管过着时髦而鲜亮的生活，但与物质极大丰富相对的却是精神的极度孤独和敏感。“大人们给了我们许多东西，却没有人问我们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赖菲菲坦言，这是一种甜蜜的忧愁。
孤独让年轻人习惯于“自娱自乐”，各类产品和服务以极大的丰富性和极快的度，帮助他们排遣人际交往带来的疏离与不安全感。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推陈出新的年代，无论是人还是物。人的推陈出新，指年轻人的创新能力和知识更新优势给他们带来了越来越丰富的经济收入，加上家庭负担轻，这从根本上坚定了他们勇于消费的信念。而物的推陈出新，则时刻在刺激着他们的感官。追求新奇的个性使其更具有冲动消费的可能性，而“宠爱自己、享受生活”的理念更是直接促成了实际购买行为的产生。
此外，当代青年人的消费心理也呈现出特立独行的姿态：大家都没有的自己要有，某些人有的自己必须有，大家都有的自己不想有。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用Ipod听相声，用Macbook打DOS游戏了。
上个月，英国市场调查公司的一份报告中称，“一心多用和充分使用媒体已成为现今8至24岁中国青少年的生活模式，这群活跃的消费者能够在24小时内完成39小时的活动，同时基本维持每天8小时的睡眠。”城市里上班族的快节奏生活已是众所周知，生活像赶场：赶上班，赶开会，赶饭局……总之，什么都要快，包括人生的进程。然而，有时候，快并不单取决于自己的行进速度，更应包括你可能的前进空间。
从自己带的几个学生身上，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看到当下年轻人窘迫的生存状态。“他们一睁开眼睛就想着怎么赚钱。不想不行啊，找工作本来就难，小两口在北京供一房子，几千的工资一下就没了大半。他们大多没时间谈理想、公义和正义。”
“这跟当代年轻人所处的时间段有关系，计划经济体制给我们提供的保障没了，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保障机制尚未完善。所以，两边的好处都没有享受到，反而是两边的坏处都赶上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是卡在夹缝里的一代。
这一代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来自《瞭望东方周刊》的最新报道说：京、沪、深、穗4城应届生薪酬平均下降1000元，最高的上海，刚达到3000元。“如果竞争、就业带来的压力是正常的，那年轻人释放的渠道就会比较正常，但现在年轻人的压力还不完全是由于竞争，而是由于竞争的不公正造成。不公正的权力在操纵竞争，而且导致他们也会去采取不公正竞争的手段。年轻人为什么牢骚满腹和颓废，这跟扭曲的、不公正的竞争环境有关。”陶东风说。
“我们不抵制法货，不抵制日货，抵制蠢货。”
面对近日MSN上“红心一片”的现象，年轻人泾渭分明，俨然分为两大阵营。“刚有人教你怎么抵制，立刻有人冲出来骂你蠢货；刚有人提醒你如何投票如何签名，接着就有人很有道理地站出来说，这都是假的。”年轻的星座写手闹闹在博客上疑惑着，“谁来修正一下我的价值观？”
按照陶东风教授的说法是：“当代年轻人综合了很多矛盾的地方。我这个年纪的人，年轻时都被宏大的话语体系迷惑过，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清醒得多的认识。但他们又有一种‘实利主义’的态度，既不相信官方和学校的宣传，但另一方面，为了现实的好处，他们又完全可以去做跟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不一样的事情。”
矛盾的性格跟当代年轻人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现实生活中所遵循的行动原则和意识形态式的教育相脱节，年轻人活在谎言的社会里。指导行动的理论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但是却没有建立起一套跟现实生活相吻合的新的价值观，这恰恰是一种信仰缺失的状态。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与经历过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人相比，当下年轻人并没有一个参照，这种矛盾分裂已经通过教育和成长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
“虽然整个社会都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一种痛苦、分裂的感觉，但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觉得这是一种分裂，他们麻木，他们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陶东风认为，现在激烈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们，对真相知道得其实并不充分。“有麻木随大流的可能性。”
当抵制家乐福、抵制法货的声浪一波又一波袭来时，有人问道：“其实，有没有人抵制——法式湿吻？”总是有人看法国人生活得优雅和浪漫，25岁的法国男青年罗塞身在其中，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如何特别，他感觉到的，作为年轻人，工作很难找。2008年3月，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07年底法国的失业率仅75％，创下了近25年的最低纪录，但与此同时，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仍然近20％。
就算找不着工作，罗塞的生活也不至于穷困，他的朋友Sarah是个法官，工作两年，每月领1800欧元的税后工资，罗塞申领的失业救济，每月也有1500欧元。
为了刺激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