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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里”我颤抖着问。
“我在你隔壁。我看到你进来的”他声音沙哑。显然哭过。
“你挨打了吗”
“没有。你呢”
“我也没有。你饿了吗？”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吃。
“不。你保重。不要做傻事。你记住我永远都会等你的。记住那首歌。《天变地变情不变》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人。
“恩“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想哭一场。
“你找个地方睡一下吧！别着凉了。”我猛吸一口烟。头脑一片空白。心里又有点温暖。这个时候最爱的人在关心你。一起患难。心里突然很矛盾。我希望他自由。但是又怕他离开我。我怕这种失去自由的寂寞。我就怎么自私吗？
第二天．又是一天的审问。我都不知道要问到什么时候。一天一夜没有睡了。只吃了2个面包。真的是又饿又冷。头痛的象炸了一样。
昨天在号子里听那两个不知名的人说。在派出所最多只能关押48小时。而如果有证据证明你有醉。就要送到看守所。而听说看守所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不管过冷的天。进去以后都要用冷水洗澡。洗完一块肥皂。另外听说会打人。听到这些我更不知道去怎么样面对。只觉得心里冰凉冰凉的。其中一个办案的警察更是威胁我说。“如果讲你是同性恋的事情告诉里面的人。你惨得很。”是啊。那些人都是抢劫。杀人的坏人。素质可想而知。和他们比起来。我算是很软弱的人。所以我有什么危险。都是不奇怪的。心里这样想着。但是又好象不知道害怕。其实从抓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因为我不是被那些坏人打死。也没有勇气去面对漫长的铁窗生活。如果他们真的对我怎么样。我就一死了之。这样想着。我反而很平静。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
一直到晚上7点。我和他才被带上警车。这次我和他做到了同一辆车上。戴着手拷的2只手紧紧的握在一起。想说点什么。但是被阻止。只是默默的看着对方。一夜之间。他已变的好憔悴。眼睛陷了下去。满脸的倦意。我想他也没有睡好。眼神里全是怜惜。我想我也和他一样。
窗外灯火灿烂。车来车往。人们悠闲的在街上走来走去。自由的空气吹到我的脸上。冷冷的。但是很舒服……我突然觉得夜色好美。而我也许永远也没机会漫步其中了。亲爱的爸爸妈妈也许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们了。……谁会知道。在大街上奔驰的警车上。载着2个将要失去自由的恋人。他们相爱。但是也许会永远分离。神啊。命运为什么这样作弄人。纽头看看他。眼睛里闪亮闪亮的。低下头。手拷卡得我好痛！
车上了一座小山。到了望城坡上。我家就在不远处的。我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却不知道这里有一个看守所。而现在我就要在这里生活了。
在警察的押送下。我们走过一道道的戒备森严的铁门。到了一间屋子里。几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人。让我们站直。搜遍了我们全身。然后把我们身上所有的铁的东西都都摘到了。衣服上的拉链。扣子。…我的衣服马上变的面目全非了。最气人的是连皮带都没收了。皮鞋也没有了。我只有提着裤子。光着脚站在那里。警察登记了一下。就把我们送到了四合院里。
灯光昏暗。全是一排排的房子。房子顶上隐约编着号码。
“进去”我穿着那双才买的ADDOS袜子。提着裤子。被送进了一离值班室最近的一间房子。走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感觉自己不是人。而是一条狗！
“哄”的一声闷响。铁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哄”的一声。我前面的一道铁栏杆又开了。
“进去”我又进到里面的一间。“哄哄哄”铁栏杆又在我身后关上了。
里面象一个仓库大约20个平方。中间是一个巷道。两边是半米左右高的铺板。上面睡满了人。
一见有人进来。所有人都坐起来昂起头。象见了动物园的猴子一样。嬉笑着看着我。嘴里呜呜拉拉说着话。拌着不堪入耳的笑声。天啊。只看见昏暗的灯光下。全是秃顶的脑袋。只觉得心里发麻。象进了马蜂窝。
我低下头。心里异常平静。“要杀要打。随便你们。人渣”心里这样想着
“过来”坐在最后面的一个人向我吼到。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一个无赖摸样。“不懂事吗？”所有人都在吼。我站直了身体走过去。
“蹲下”我来到那人身边。他对我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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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194）
许多“同志”都希望，生活中的李银河也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但她的生活，自有她的选择。李银河坐上车，扭头对助手小郑说：“今晚好象来了不少拉拉。”“拉拉”是英语女同性恋者lesbian的变音。她们赶来听李银河的讲座，然后索要签名。
11月初的上海，夜已微凉，人到中年的李银河走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想找个吃东西的地方，当晚7：15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演讲让她误了晚餐。
她的身形已不像年轻时那样苗条，但她的眼睛里有种相当动人的东西，温顺时像丝绒般柔软，淡漠时仿佛深井里的水泛着冷光，而垫底的，是生生的敏感。她的眼波里还有许多的不确定，而在某片不确定的时空里，有个称她为“吾友”的人或者会招呼她：“你好哇，李银河。”
从1989年和王小波一起开始做男性同性恋的研究、共同写成《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已与“他们”彼此相望15年。她是第一个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的学者，随后致力于《中国同性婚姻提案》的上传。
国内政府卫生部门2005年11月30日，首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数据——500万至1000万。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统计数字的一半，他认为，中国大陆15岁至65岁的同性恋人数约在3000万，其中男性2000万，女性1000万。但它的发布，意味着政府开始正视这个群体。
2001年4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首次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比美国晚了整整28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晚了9年。尽管如此，同性恋者还是常常在无意间被说成“同性恋患者”——目前在国内的临床病理学上，同性恋通常还是被划归性取向障碍（此前被归为性变态）。
李银河说，她之所以委托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是为了争取某种属于小众但并不侵害大众的权利。在她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一条快捷方式。“即便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还是不会去结婚的。就像现在的北欧国家，所有对子里，一半同居，一半才进入婚姻。”
这份1200字的提案终因未能集得30位代表的附议而未成为有效提案。李银河说，未来1…2年，她没有再递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同性恋歧视普遍存在。同性恋不被视为非法，但就和其它被歧视的人群一样也没有《反歧视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为你是同性恋者而解雇你是要吃官司的，因为《反歧视法》规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不能成为解雇的理由。”李银河说，其实要消除歧视，看起来比通过立法更困难。
还有因歧视产生的自我厌恶。皮肤科医生、著名的同性恋者秦士德介绍了所谓“厌恶疗法”：同性恋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见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弹痛自己。这种疗法一点用处没有，秦士德说。同性恋的起因，到底是基因决定的“先天论”，还是后天习得的“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在调查中让同性恋自己回答，结果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说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说是后天的，也有人觉得各种因素都有。
基因决定说始于1990年一项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维的脑神经专家（本人是同性恋者，其伴侣死于艾滋病）对19具同性恋男尸（都死于艾滋病并发症）、16具异性恋男尸（其中也有6具死于艾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尸的下丘脑做了比较实验，因为据说下丘脑是控制男女两性性反应的脑中枢。他的结论是，下丘脑的结构与同性恋有关联，这就为同性恋的“先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在2001年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恋的女教授对该研究表示质疑：列维如何确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恋？如果说确认本身有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有问题的。这位教授更偏向于“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对此举手同意。
现实似乎能够提供左证，譬如同性恋时尚化的趋向。几乎每到一座城市，李银河都会去访问当地的同性恋酒吧。在上海，她见过200多号女性聚在一处的场面，而且，她们是如此年轻。在成都，在广州，男性同志酒吧里早已出现MoneyBoy，他们本不是同性恋，但因为金钱交易或者追随时尚，加入了这一群体。而在某些艺术类职业里，异性恋者转变为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代表一种灵感、时髦和品位。这不是“后天习得”是什么？
李银河还纠正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谬传：同性恋在人群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并不是传说中的同性恋群体中天才特别多。
爱情是不能永恒的
许多年以前，王小波写信给李银河说：“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爱你就像爱生命。”王、李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或者能够再次证明，爱情，它确实来过。
这些书信（有几封是写在五线谱上的），裹挟着坐立不安的爱情，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又踢去，终于走向婚姻。人世间，两个人若爱了，结果便是如此。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写了一篇文章《爱情是什么》，探讨加诸制度约束的爱情的出路。“爱情”一词诞生于13世纪的欧洲骑士和他们所追求的有夫之妇之间，它是电光火石般的**，而**是不能持久的。要让爱情与婚姻制度协调起来，除了将它转化为亲情和柔情，别无它途。李银河坚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恒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银河是浪漫的，至少在爱情上——你以为王小波会容忍一个不浪漫的对手么？她说，她一直渴望爱情，这样的渴望非常强烈。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她也愿意花费精力去证明爱的存在。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在一个年轻时代的好友那里发现了《绿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横格本，不禁喜出望外：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当她第一次读完这篇小说后，就生出“要见一见写它的人”的念头。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这叫“眼毒”。
那时的李银河是一家很端正的报社的编辑，一次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顺便看了看那个“又高又瘦又丑”而又“涣散得要命”的家伙，从此相连二十年。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两个人，但他们很快活：每晚从有线电视中收看两部电影，或是去租大量的录像带，当然，生活主要是、写字。
1988年，李银河开始做同性恋研究的资料准备，回国后，王小波参与了对调查者的访谈，因为一些同性恋者不愿与女性谈这个话题。李银河对坊间某些闲言碎语的反应是：“在同性恋研究的课题上，小波是我的帮手。”
相对于受过学术规范训练的李银河，王小波的文字是那样能够飞翔。眼尖的人能在一本书中辨认出哪些章节出自他的手笔，辨认他的文字就像辨认帕瓦罗蒂的声音。
王小波说过，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的来看。李银河觉得自己挑到了一本好书。当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在1997年倏地合上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那天，是个白天，她接到朋友电话，电话里没说什么，只让她一定赶回北京。她猜到了，立刻动身。
她想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他喜欢的斯汤达的墓志铭：生活过、写作过、爱过；还想加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然后，她要独自面对北京的一切，包括春天的沙尘暴和人们对一个寡妇所有的善意与恶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李银河不会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她是福柯的追随者。福柯深恶痛绝的就是按照规范生活，他热爱自由，尊重每一个人过美好生活的意志和选择。我行我素，方能超凡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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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195）
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这句话在中国广为流传。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正在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希望跨越这个阶段而直接奔向**是不现实的。无论**这个理想多么美好光明，实现理想的手段和路径都必须是现实可行的，并且要假以时日。**的急功近利，导致了新中国在建设方面的曲折。出生于60年代的第三代，正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作为第四代人，又将在中国复兴的历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中兴的一代，还是垮掉的一代？
还记得我们少年时，那篇《夏令营的较量》吗？1993年，教育研究学者孙云晓针对中日草原探险夏令营中，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截然不同的表现，写出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引发了全国针对独生子女教育的大讨论。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被称为“垮掉的一代”。而当看到日本人甩下一句话：“我们的后代比你们强！”的时候，我相信每个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怒了。
现在，当年较量中的孩子们已经长大，完成了学业，步入了社会。那就是我们，出生于70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代人。我们的体质、学识和眼界远胜过父辈，但是我们的意志却如此的孱弱，我们的缺乏责任感、懦弱和依赖更是有目共睹。中国的责任就要落到我们的肩上，而不仅仅是权力的传递。我们将要扛起的几十年，是对中国的复兴大业至关重要的几十年。而我们，行吗？郎咸平教授说，要寄希望于中国现今的青年，他们是中国的脊梁。立刻有人回复他，说如果他看到中国大陆年轻人现在的精神状态，立刻就会打消这个念头，他们自己都没有脊梁，怎么指望他们组成民族的脊梁？
更可怕的是，中国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在十多年后，丝毫没有改观。2005年8月12日至17日，由中国、韩国、日本三国90名青少年组成的国际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进行。正值当地遭受罕见的高温天气，整个行程十分艰苦。日本孩子个个身背巨大的行囊，当地随行的人员看到日本孩子瘦小的身体却背着与其不相称的包裹，想要帮忙，却立即遭到严辞拒绝，日本孩子觉得受到了侮辱。同行的中国孩子却叫苦不迭，队伍中手机铃声不断，全部都是中国孩子在向家长诉苦……
一年来，国外的媒体在热烈关注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独生子女作了相当的讨论。其间的种种分析，不无道理，却并不切中要害。我们的“垮掉”，难道仅仅是因为是“独生”吗？家长从小的溺爱与小皇帝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