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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里莫名其妙地死人很常见。每隔一段时间，看守所的医生就来发维生素B、D呀，我们问怎么回事呀？医生说又死了个人，解剖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号里营养不好，赶紧给大家补充些营养，以防万一。在号里所有的信息外面的人都不会知道。按照规定，嫌疑人不可以会见家人，就是律师，我也是三个多月后第一次见。出来之后我才知道，这都是律师申请了好多次看守所才同意的。一年大约只能见一两次，每次都高兴得不得了。会面大约有半个小时，除了案子，没法谈别的。警察在旁边，提到别的就会打断。再说，这些东西跟律师讲了有什么用呢？（应当事人要求，郑言水为化名）
军警一兵工作室
狱警日记（连载）（88）
法规不细，执法不力是看守所内产生“牢头狱霸”的主要原因
随着“躲猫猫”事件愈演演烈，“看守所”这个词的见报率也越来越高。近几天九江某一看守所又跟着发生了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更犹如火上浇油，把一些网民的情绪引到了可以说是群情激愤的状态。看守所到底怎么了？全国各地的网民在网上不停的在发表着自己的看法；一些“高职称“的的专家学者，从理论的高度也在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一些政法口上的政府官员对于看守所存在的问题也一针见血，似乎他们早就知道会出问题。风起云涌，工作在看守所一线的民警和分管看守所的领导，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从人们的议论中，似乎这些问题的发生，就是一线干警们工作责任心不强，作风散漫造成的。什么原因，怎么整治，这几天的报纸似乎给出了答案。一是看守所的体制不科学，怎么办，分离；二是值班干警责任心不强，怎么办，处理；三是看守所内的犯罪嫌疑人素质不高，怎么办，教育。这三点做好了，似乎牢头狱霸现象就可以瞬间消失了。真的是这样吗？解决了上面的三点问题，牢头狱霸现象真的就没有了？通过我的调研，好像与他们的观点有出入。首先，我们先看看什么是“牢头”。所谓牢头，通俗点描述就是在监室内起着一定“领导“作用，平时组织个生产，分配食物什么的，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室内的相对平衡和稳定。“牢头”生产劳动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参加的，但能组织和督促其他人去完成或超额完成指定的生产任务。食物方面，所内发的馒头什么的，他们一般不侵占，他们主要是侵占额外“加餐”的那部份，这部份食物是需要花钱买的。加餐的食物虽然他们吃，但，钱却从别人帐上划。个别“牢头”行为恶劣点的话，常常会打骂同监室内的人，或以做游戏的方式变相折磨他人娱乐。近期连续报道的云南看守所的躲猫猫事件，还有江西九江的某看守所又发生一人死亡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些的“牢头狱霸”为非作歹的结果。那么，哪些人能做“牢头”或者称为“狱霸”的呢？通过我的观察，有六种人能成为室内的“牢头”。第一种人，死刑犯。他们常常以自己反正是要死的人了，谁都不怕，动不动就说临死也要找一个做伴的等威胁性语言，让本监室内的人都怕他，这种人如果身体好或者心狠手辣的话，常常能做到“牢头”的位置；第二种人，在本监室内的呆的时间较长，慢慢的熬到了“牢头”的位置。这种熬，不是完全靠时间，而是通过逐渐拉拢和打压周围的人，形成相对固定的小“团体”，进而做稳“牢头”这个位置。第三种人，是心狠手辣强行的人。这种人，刚进监室的人时候，可能低一段时间头，但，慢慢的其心狠手辣的个性就表现了出来，让周围的人对他有了威惧感或者就是直接就是通过“打拼”，坐到了“牢头”的位置。对于看守所而言，这种人是危害最大的，也是防范的重点；第四种人是组织生产能力较强，自己干活也很利索，自然而然地成为监室内的“牢头”；第五种人，是经济状况较好，出手比较大方，能实打实的改善本监室内的生活，从而成为监室内公认的“头”；第六种人，就是干警的所谓的“耳目”。初衷是为了让他及时报告监室内的活动，但，慢慢的狐假虎威的成了监室内的“管理者”。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较少。因为干警找“耳目”主要是为了解监室内的情况，防止越狱或者自残自杀现象的发生，而“耳目”都是隐性的，所以说，“耳目”成为“牢头”的可能性不大；从这六种性质的“牢头”分析来看，第二种和第三种人危险性最大，监室内出事，也主要是以这二种人为主，特别是第三种性质的“牢头”，可以说是在监室内无恶不作。
分析了哪些人能做“牢头”，我们回过头来研究一下如何解决“牢头”的问题。有人说可以通过调整看守所体制和加强看守所干警责任心这二方面来解决。行不行？不能说一定作用不起，但，分析这六种性质的“牢头”形成的原因，我们会发现，体制和责任心的问题不是主要问题。看守所内部管理细则有缺陷，干警工作主法和工作思路有偏差，是产生牢头狱霸的诱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了解看守所的人知道，其实，关于对牢头狱霸的打击，一直是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室的工作重点，但，为什么就是打不下去呢？有人说是干警的问题，每一个牢头后面都有干警的身影，这句话有点以偏盖全。首先我们看，关于什么是“牢头狱霸”这个定义，一些条例和文件上有可操作性的解读吗？所谓可操作性，就是说只要有人跳出来做牢头狱霸的事，一线干警就能定性你为“牢头狱霸”。这种很细的成文性、操作性很强的东西似乎没有。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对于牢头狱霸，如何处理，有操作性很强的细则吗？加刑或者严管？加刑这种手段，目前来说根本就无法实施，因为法院好像不大理会你看守所这一块。严管？其实就是把他从所在监室里调到一个专门的用于严管的监室里，在那个监室里，不能打，不能饿，不能捆绑等其它限制人身的行为。这种手段从实施后的效果来看，对于“牢头”们也没什么震慑作用。从干警角度讲，什么是牢头狱霸，他们难以准确定性。对于“牢头狱霸”的处理，因各种原因基本上没有震慑作用。束手无策，久而久之，干警们也就慢慢的懒得疲于应付了。所以，“牢头狱霸”现象就能堂而皇之地存在着，只是打的紧时就收敛点，松的时候，就猖狂点。这二天报纸报道，说是云南省把治理“牢头狱霸”任务压给了一线干警，只要出现牢头狱霸，我就收拾你干警。管用吗？临时管用，干警为了不让“牢头狱霸”抬头，就可能违规收拾他们，二者相比，择其轻，违规点也比被开除强。如果全国推广云南省这一做法，你不信，过一过段时间报纸就会有人报道，干警欧打犯罪嫌疑人。
对于“牢头狱霸”，是不是真的没有根本解决办法呢？有，那就是针对当前看守所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逐项解决。首先制订一个可行性很强的细则用于标定什么“牢头狱霸”。没有细则，谈什么治理，都是空的。其次，一旦认定，必须加刑。这不是法院理会不理会的问题，而这是加刑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旦看守所出具当事人是“牢头狱霸”这一证明，就是他被加刑的必要条件。第三，对于包室干警实施承包制，自己发现“牢头狱霸”可以奖励，如果被人举报自个承包的监室有“牢头狱霸”，对其要有相应的惩治措施。不能说发现了“牢头狱霸”就惩治干警，这样只会让一线干警知而不报，要自纠和他人监督相结合。第四，增强警力，增设监控设施。目前看守所的干警大部份同志都是准备从看守所退休的，因为，进入看守所工作的人，就很难在被流动出去。更有甚者，看守所成了某些领导发配有“问题”干警的地方。既然大家都承认看守所是一个重点单位，那就增派一些业务素质和身体素质都不错的干警来。还有就是要增设监控设施，对犯罪嫌疑人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不仅可以及时发现监室内发生的打骂行为，还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自残自杀突然发病等情况。而好的监控设施，其财力根本不可能是看守所自身所能承受的。看守所的工作需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出事不可怕，出事了，我们去查找原因，找到问题的症结，去解决就是了。怕的是，出事以后，大家都举着棒子去吆喝，来显自己的工作力度，而没有人真正伏下身子去调查研究，去真正的解决实际问题。
狱警日记（连载）（89）
所谓“围子”（也有叫槽子的），用警官的话说，就是几个犯人在一起伙吃伙喝。照犯人的理解，就是几个比较谈得来的人，在一起生活。不管看守所，还是监狱，都流行“围子”，而且屡禁不止，现在仍然流行，因为对犯人而言，“围子”的好处，至少有三个
1、这是拉帮结伙的一种形式，遇到事可以一致对外，团结就是力量嘛！
2、人都有倾诉的，但犯人很多话是不能乱说的，如果被人“捡药”，要被警官训斥、乃至惩罚。所谓“捡药”，就是犯人跟警官打小报告，这是警官相当支持的积极靠拢政府干部的行为。“捡药”的人，在犯群中被称为“药娃”。一般情况下，本“围子”的人相互不会“捡药”。
3、节约开支。犯人没钱的不用说，有钱的也是家属每月或者每周上点帐。看守所或监狱免费供应的饭菜，犯人称之为“桶儿”。咋说呢，光吃“桶儿”，那吃得面黄肌瘦是肯定的。国家的政策是好的，每个犯人的生活费，好像是拨的一百多元，应该可以生活得很不错，但由于管理上的原因，实际上犯人生活得很差，这点以后的章节，我会专门讲述，此处略过。犯人为了利用有限的钱，把生活开得更好，“围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一份小炒卖5元，吃一顿，不划算，吃两顿，怕馊。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围子”，大家轮流买，每顿都可以沾点油荤。
我的第一个“围子”，是跟吴伟伟和张鸥。
进205押室的第二天，我终于想起在哪儿见过吴伟伟，恍然大悟地跟他讲。吴伟伟听了，笑问：“XXX是你什么人？”
我答：“堂兄。”
吴伟伟说：“哦！你堂兄啊！他跟我是朋友，我‘黄起’的时候，他还帮过我。”说着，吴伟伟又转头对刘莽子说：“你看，幸好这两天我心情好，手不痒，不然要是昨天打了他，才笑人了。”
刘莽子说：“那是，我跟你说了好多次，别动不动就打人，你看，听我的正确吧？”
吴伟伟大笑，开始讲他和我堂兄的故事，意思不外乎有两个一是让我知道他和我堂兄的交情；二是从侧面告诉其他人，我是他朋友的堂弟，要想惹我就要先过他那关。
我刚来，什么都还不懂，虽然账上有钱，但不晓得可以登菜。所谓登菜，就是买小炒。为什么叫登菜？是因为犯人是不准用现金的，家属送来的钱都统一上帐。看守所一人发一张个人账目卡，称之为“折子”。买烟买菜买日用品，都先到“召集”那儿登记，然后统一发放。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拿到“折子”，通常“折子”是由“召集”统一保管，这样就有猫腻“召集”就有条件用别人的钱。
中午买小炒，我因为没登，就只能看着别人吃。本来我刚进来，肚子里油水还多，并不馋，但因为人有我无，感觉好似低人一等。正郁闷，吴伟伟喊我到生活间去跟他一起吃。
在生活间吃饭的只有刘莽子他们那个围子和吴伟伟的这个围子，其他人都在放风间挨到猪毛吃。人走到哪儿都分三六九等。
刘莽子的围子共四个人刘莽子、吕大爷、张振国、王医生。另外小四轮在跟他们当“水手”，所谓水手就是跟他们洗衣服洗碗外加泡茶递烟的人，相当于旧社会的家丁小厮。
吴伟伟的围子就他跟张鸥两个人。我因为没花钱，无缘无故别人请吃肉，多多少少有点腼腆。张鸥说：“你随便点，既然喊你过来了，大家就是朋友，有吃的大家就一起吃，别管哪个买的。身体第一。”
张鸥是个爱好的人。一般人进了看守所，换上囚服，剪了光头，看上去不是倒霉相，就是刁恶相，但张鸥不，早早迟迟看上去都清清爽爽的，即使每天挑猪毛，也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像随时准备赴宴的样子。
张鸥是个货车司机，跑长途，拉矿，不说见多识广，至少对社会底层相当熟悉。他是盗窃进来的，但并不是混混。在押室他相当低调，是个聪明且世故的人。
张鸥猪毛挑飞快，每天比其他人至少提前四十分钟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后，他悠悠闲闲地喝茶，吸烟，不帮任何人挑。
张鸥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离婚在看守所离婚，打击是最大的，因为在焦虑刑期多长和未来的服刑生涯如何面对的同时，又多了一项焦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人在逆境中，有来自亲人和异性的鼓励，要容易度过难关些。对已婚的囚徒而言，妻子是坚强的精神支柱，即使挂着个虚名，不管不问，也比离婚要好得多。
张鸥的妻子在看守所来看望了张鸥三次。第一次是送被子；第二次留了封信，信上有一句话很有点意思“当初我为你留了长发，如今我为你剪了长发”；第三次来，就是离婚。
张鸥离婚回来，脸色难看得吓人。刘莽子叫张鸥好好休息。张鸥在生活间躺了十多分钟，爬起来继续挑猪毛。一时间，押室内鸦雀无声这是男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过了一会儿，张鸥起身挨个发烟，笑说：“都咋了，我没事儿，摆你们的龙门阵啊！”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的开始说话，但话题有心无心地总围绕着女人和离婚。
刘莽子对张鸥说：“这样的女人没得意思，离了好，男人才进来几天嘛！就离婚，真正的无情无义。”
吕大爷感叹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潘驼背说：“离了好，没得意思！劳改单位有句话老子在里面吃馒头，婆娘在外面舔。麻辣妈妈，老子在外面弄钱的时候，就晓得用钱，一关进来，人就闪了，女人啊！真她妈的不是个好东西。”
吴伟伟见张鸥又听来闷起了，故意岔开话题，讲他当年是如何踏入江湖的。吴伟伟说：
“小时候，家头穷，读初中的时候，想买一双白网鞋，不贵，好像就十元钱左右一双，但爸妈硬不拿钱买。同学些又都在穿，好没面子嘛！就跟一个同学一起去偷我们乡供销社伙食团的菜票，偷了拿到学校头悄悄买给同学，那段时间潇洒惨了，鞋买了不说，天天吃肉，后来初中毕业，农村头呆没意思，就到市里边来混，结果惹事了，给人追杀。打了几架下来，给王老君看上了，收我当徒弟，就这样开始混黑社会。本来过得还是好，但后来我师傅被抓了，我又年轻，一时间找不到钱用，只好约几个人开始蛮干，偷轮胎，偷汽车，派款，抢劫……啥都干！就偷轮胎那次运气霉，那个守仓库的老头，缩在角落里睡觉，我们侦查了几遍都没发现，放心大胆地偷，结果那老头醒了，起来阻止，还喊，只好几刀儿把他割了。这下背了命案，就黄起了。反正都黄起了，逮到就是死，做事就根本没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