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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人性化”这个命题的本身上来，应该说中国的监狱系统并没有提过所谓的“人性化”，毕竟所谓的人性化的前提还是以法制为基础的，但是媒体并不这么认为。当然中国的监狱一开始是知道的。问题在于，中国媒体的无知与功利主义把中国的监狱推上了一个万众瞩目的舞台，而中国的监狱在功利主义的推动下则开始了另一重的无知和无畏，或者说忘乎所以。
不可否认，人权这个问题让中国的监狱苦恼了很多年，也头痛了很多年，而且始终找不到一个好的突破口。而在改革的呼声下，监狱开始突破。对罪犯人权的突破，在突破的初期，监狱柄行着法制和人权的结合原则。问题就在于这种结合原则和经济上的价值规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司法部“三化建设”的提出，当科学化、社会化与法制化相提并论时，“多、快、好、省”的历史开式重新演义。人权开始凸显。
问题扩大化的重要一点就在于中国的媒体找到了监狱这个话题，这是一个明显比人咬狗可具现实意义的话题。于是，监狱的制度改革变成了“人性化管理”，监狱也就想当然的认同了，司法系统的各上级部门也认同了，少打了几只预防针。只是“人性化”的本义很大的一个意义来源就是西方的民主意识，那是西方人权思想的延伸。这一点在国人心中也是如此，监狱执法者也是不可避免的认同。所以最终的结果就开始了人权的无限发展……
这是一出无知者无畏的闹剧，一群盲目者无序的导演。
军警一兵创办的“反网络诈骗联盟欢迎光临！
狱警日记（连载）（86）
犯人最常出现的心理问题是抑郁，其次是焦虑、偏执等。在狱方进行的一项ＳＬ90症状测试中，某监区的160多人中，有30多人有过抑郁倾向或情绪，有的犯人在看守所就实施过自杀，在监狱里又写过遗书。监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场所，犯人中出现一定比例的心理问题很正常，关键是如何疏导。“我们要尊重他们，给他们温暖，和他们产生共鸣，绝对不能盛气凌人、居高临下。”张敏说。
为了犯人的心理健康，监狱使用了各种心理矫治的科学方法。张敏告诉记者，狱方计划近期实施“团体训练”，将有抑郁倾向的服刑人员集中起来，一起交流以改善抑郁状况。在心理咨询过程中，这种“助人自助”的方法十分有效。有的犯人有“疑病症”，老是吵着要“看病”，他们就采用“森田疗法”，对犯人“不管不顾”，顺其自然，达到消除心理障碍的目的。
在白茅岭监狱的某分监区，走廊上挂着一溜排字画，其中，一幅红底的“平常心”和一幅橘黄色底的“不贪为宝”字幅最为醒目。其他字画则风格淡雅，要么描绘着“孟母三迁”等典故，要么写着“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格言。这条书画廊，作者全是当地郎溪县郎川书画院里的艺术家。白茅岭监狱教育科长潘春华告诉记者，各地的书画家都把为监狱书画廊创作当作光荣的公益事业。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一闻先生平时一字难求，听说是白茅岭索字，毫不犹豫提笔就写，还跟其他人说：“你们得排在后面。”
监狱做这些事，是想创造浓厚的文化氛围，让服刑人员在优秀的传统中华文化中潜移默化。有的犯人是暴力犯罪，性格十分急躁，监狱偏偏让他们在劳动中做针线活，督促他们学文化、学法律，培养他们下围棋、练书法的兴趣，为的就是磨耐心、养心性。
在监狱里，劳动是强制的，有的犯人宁愿整日劳动也不愿意读书学习，但是狱方不允许，因为学习也是强制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两个小时，就是固定的文化学习时间。“不来上课必须请假，得到各级管教警官的批准。”服刑人员张某说。今年60岁的张某曾经是文秘人员，入狱后做了文化扫盲班的教员。在监狱里，有的犯人甚至完全不识字，张某要教他们写字和四则混合运算。有的人产生厌学、犯难情绪，张某一句话就把人家说服了：“你今后还是不会写个借条？不知道小数点点在哪儿？”
监狱里每个月都有四天以上的休息时间，犯人可以参加各种兴趣小组的活动，比如围棋协会。每逢五一、春节这些节日，围棋赛是少不了的，警官和服刑人员在一张台子上杀得昏天黑地。最近的围棋班开班，招收名额是30人，结果有40多人报名。
在监狱里，每层楼面都有一个宽敞的图书阅览室，服刑人员可以在阅览室里翻阅图书报刊，也可以把书籍借回监房阅读。在每个监区，每年光订阅报刊就得花四、五千元钱，不仅有中央和上海的报刊，还有安徽、四川等地的报纸，为的是让这些省籍的犯人了解家乡的情况。在有的阅览室里，光一本《三字经》就有三、四种版本，有纯古文版，有译文版，更有文配图版本。“我们强调传统文化不是强调高深，而是要让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得到熏陶。”某监区学校的副校长秦卫国告诉记者。
监狱里有一批文艺尖子。服刑人员蒋某酷爱写歌词，入狱前就在写，入狱后在狱方的鼓励下仍旧笔耕不辍。2004年，他的一篇《上海，世界的朋友》获得了《祖国在我心中》全国歌词大赛优秀奖，作品被选入公开出版的集子，组委会给他颁发了一张烫金字的荣誉证书。在监狱里，分监区的中队队歌也是蒋某创作的。入狱一年半以来，蒋某已经在监狱创办的《南岭心声》等内外刊物上发表20多篇作品。不过，蒋某认为，他在服刑期间最大的成就是：今年春节第一次给父母寄贺卡。“过去认为，孝顺就是给他们买买东西，”他说，“现在读了一些书，才领悟到更多。”
今年4月30日凌晨1时45分，皖南山区里的白茅岭监狱被雷霆暴雨笼罩，除了值班警官，绝大多数的人都进入了梦乡。突然，某监区老残犯分监区的一个监房里一阵骚动：一名服刑人员突发心脏病，眼看情势危急。值班警官马上赶到监房门口，组织劳役犯把病人抬上担架，亲自押送到5里路外的监狱医院。他们在滂沱大雨里穿行，等到了医院，外面全是雨水，里面全是汗水。因为送得及时，犯人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
2004年11月的一天夜里，犯人彭某忽然胃出血，导致口鼻喷血不止，管教干警们把他送到医院，一夜都没睡。彭某浑身插满管子，迷糊中就听到中队长跟医生讲了这么一句话：“给他用最好的药，要多少血输多少血。”
“这种情况是家常便饭，”分监区警官郭云卿说，“越是忙、累、下雨、黑夜，越是容易发生这种事情。”老残犯分监区有191人，其中老年人、残疾人、老病号有167人，集中了白茅岭监狱几乎所有的老残犯。管教犯人本来就是千头万绪，老残犯的事就更多，需要照顾的地方也更多。
老年犯李某犯的是强女罪，出事后儿女嫌名声难听都不认他了，从来不探监。在监狱里，一些犯人也经常取笑他。所以，自从进了监狱，李某就是一个孤单沉默的人，脸上从来没有笑容。其他犯人常有亲人接见，还有报喜得了孙子的，老李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每年过年，其他犯人都喜笑颜开地布置监房，惟独李某从不开心，仿佛过年与他无关。今年春节前，管教警官把李某单独叫到办公室，让他坐下，将一盒糖果推到他面前。“你的情况值得关心，”警官说，“这些糖果是干部值班省下来的，我们分出一些给你，作为你的新年礼物！”就在刹那间，李某脸上拨云见日。这年春节，他第一次开心地参加猜灯谜活动。“这是我们主动采取的一个善意举动，”郭云卿说，“我们循着心理学原理去开导他。”
在老残犯分监区，有许多其他监区没有的特有现象。老残犯的伙食是特别搭配的，江浙人吃得偏甜偏淡，中西部人吃得偏咸偏辣。分监区特别重视环保和绿化，处处有盆花盆景，这既培养了犯人的绿化、插花手艺，也清洁了空气。别的犯人平时主要是劳动，老残犯主要是开展文体活动：在助残日文艺演出会上，河南梆子、山东快书、苏州评弹轮番登场；在春节联欢会上，有人把《三国演义》讲得绘声绘色，围棋高手做擂主打“车轮战”，天津杨柳青、安徽阜阳的犯人剪了十二生肖的剪纸；在趣味运动会上，犯人们像孩子一样玩单脚接力跳、篮球投递、接凳子和飞镖……
军警一兵工作室
狱警日记（连载）（87）
狱霸狱霸是指在监狱中恃强凌弱，横行霸道的犯人。它们通常对同狱的犯人进行人身和精神的虐待，其目的是以虐待为乐，或是为了让同狱的人屈服于它们，以为它们提供钱物或服务。自古以来，这种发生在监狱中的现象就有存在，是监狱史上最野蛮、最残忍、最黑暗的现象。在现代国家文明的司法制度下正在消逝。
轰动全国的“躲猫猫”事件解决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牢头狱霸”问题的确长期存在，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而且解决这个问题也比较难。
国内外的许多文学、影视作品，都有对“牢头狱霸”的描写。“牢头狱霸”现象可谓历史悠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监所这样被监视、管制、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环境里，强者对弱者的情绪发泄，或者说弱者成为强者的‘出气筒’和玩物，是维持某些人心理平衡的需要，所以表现得比正常社会更加粗暴、直接和残酷。”三分之二以上的在押人员无家属探望，无人提供财物帮助。他们只能维持最低伙食，还缺少起码的生活用品。而有些家境较好的在押人员，能在伙食上加餐、生活用品相对宽余，由此产生了在押人员之间的“伙吃、伙喝、伙穿、伙用”现象。
“较大的贫富差距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一方能通过自己的经济优势与恩惠，诱使处于劣势的一方依附于己，使其自觉自愿成为自己的同伙、打手、帮凶，在监室形成小团伙、小帮派。
一些在押人员在进监所前就是恶势力团伙的头目，有些是“大毒枭”，也有些人好勇斗狠、心狠手辣，曾经杀人放火，在“道”上很有“名气”，这些人往往具有恃强凌弱的心理优势，他们在监所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让同监的其他人“闻风丧胆”。
监管人员说，这些人在任何一个看守所都是被重点看管的对象，但是，如果对他们的管制稍有放松，就如同将豺狼虎豹与绵羊关进一个笼子，弱肉强食在所难免。
“而监管人员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在押人员的‘社会地位’与生存处境。”有监管人员透露，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监管人员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往往利用在押人员的差别，让在押人员管理在押人员，这样也助长了“牢头狱霸”的形成。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是，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我是当兵的出身，身体棒棒的，那么残酷的训练都经受得起，进来却连续7天盗汗，极度虚弱。要是适应不了环境，没调整好，就走了……
郑言水，曾在某看守所蹲过3年冤狱，后被无罪释放。他在看守所从“新收”（黑话，指新进看守所的人）混到了号长（即俗称的牢头），几历死生。2009年3月下旬，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作了口述。
号里，一个丛林法则的小社会
2001年3月9日上午9点多，我被警察带进了看守所。警察检查完身体，按规定搜走了我的腰带、皮带后，我拎着裤子、光着脚进了“仓”。福州将监舍称作“仓库”，嫌疑人出监、入监称作“进仓”、“出仓”。
大铁门里面，房间有二十几平方米，呆了二十七八个人，大家忙着做灯花、编织、穿珠子，后来我知道这是看守所规定的劳动任务。房间有六七米高，只有一个窗户，几乎不见阳光。我的到来让大家很兴奋。“脱衣服，浇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说，后来我知道他是号长。屋里有个天井，我被叫到天井中央“过关”。凉水浇了二三十桶，3月份还很冷，我全身都冻硬了。
后来我知道“浇头”还算好的，新入号的犯人过关的方式就是挨打，类似《水浒传》里的“杀威棒”。浇完头，号长叫我过去问案情。他听完了之后说了声“很麻烦”，就叫我去劳动。穿了一上午珠子，中午一口饭没吃下去。晚上10点多，50厘米高的大通铺上挤挤挨挨地睡了十几个人，这时号长发话了，你睡“海山”吧。“海山”原来是一个豪华宾馆的名字，在这里指的是茅坑，故意讽刺的。
刚开始几天很害怕，后来慢慢适应了，发现这是个“很特殊的社会”。号里有28个人，分为3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一斤”、“二斤”、“三斤”。“一斤”是号长和当头的几个人，即“高层”，“二斤”是中层，“三斤”是新来的和地位低下的嫌疑人。号长通常是干部（指警察）指定的，其他“一斤”、“二斤”和“三斤”是自动形成的。起初也有人欺负我，分饭菜时分给我的只有汤，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
号长，微小的权力被无限放大
并不是所有的牢头（号长）都是狱霸。只有当牢头太凌厉霸道，警察又不够负责任时，才会变成“狱霸”。
在这个看守所，一个警察要管两个号，每个号都有二三十人，直接管理是不可能的，都通过号长来遥控。所以，一个号长素质高低，对看守所的秩序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比如新来的犯人能否“服水土”，关键要靠号长的。
做号长意味着有利益上的好处。在外面，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资源在这里被无限放大，成为人人羡慕的东西。号长，吃东西会多一点，少干点活，晚上睡觉位置大一点。当号长还有一个好处，每天都“出仓”两次，向干部汇报工作。这是了不得的待遇，绝大多数的犯人，无论关几年，只有进仓、出仓两次。老号长走了之后，干部觉得我威信还行，让我当号长。并不是所有的牢头（号长）都是狱霸。牢头要维护监管秩序，也要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有的号长在外面捞，在里面也捞，太凌厉霸道，如果警察又不够负责任时，号长就会变成“狱霸”。不过号长要是民愤太大，警察也怕出事，会把你换掉。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死人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生存环境太恶劣了。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
我只当了一年的号长，就坚决不再当了。二十多人呆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哪能不打架？如果号长威慑力不够，就管不住犯人。通常干部会派几个比较凶悍的犯人给号长撑腰。遇到事了，是打还是不打？很为难。
号里有一个“小山东”，身高一米八二，二十七八岁，以前是当保安的，很壮。他在大号里被人把脾脏打坏了。脾脏摘除后，瘦了好几十斤，每天弓着腰，饭量一点点。他给我们看伤疤，有十几厘米长。他要是再放在大号里，就被人打死了。干部才把他调过来。大号很恐怖，打架的，斗殴的，**的，抢劫的，都有。白天干部盯着监控屏幕，号里发生异常立刻就赶过来；晚上就是犯人自己管犯人。晚上出了事情，比如打架要把人打死了，或者有人病得很重，号长就带领大家拍床板“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