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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屋的时候，看见长得各有特色的师姐都有着同样的表情——不耐烦。好像是我们非要来见她们一样。有几个好像长得很漂亮，只是我当时心情紧张也没怎么敢抬头看。
大部分师姐都不是很凶，有的干脆不搭理我们自己忙自己的事。但也有几个比幼儿园没耐心的阿姨还厉害，横眉立目地就跟我们真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有一个说话颠三倒四的，说得我想笑还不敢笑。她当时好像是这么说的：“你们这些孩子啊，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还得师姐找你们来你们才来。那我们不找你们还不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们比你们早来学校一年，知道的了解的就肯定比你们多，能帮助你们的地方肯定多的是！你们叫我们师姐能表现出你们对我们的尊重。在学校里见到我们，一定要主动打招呼，叫师姐。听到没有？”
我们连忙点头，以表示尊重。如果当时有面镜子在我面前的话，我想我肯定会看到一张谄媚的脸。
“你们这些孩子啊，性格可强了，别以为我不知道。表面上点头，心里想法多着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就应该有点个性。我大一的时候，就跟师姐对着干，她们老找我麻烦，那我也不买她们账，看她们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旁边一个师姐听到她由给新生训话变成了血泪控诉，觉得是跑题了，连忙打断了那位越说越有情绪的。“你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
那位似乎也回过神来了，知道自己发表了反动言论，急忙语无伦次地补充：“反正得叫师姐！”跟“文革”时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就是好！”差不多。
大一（上）二（2）
过了一会她又忽然问：“有没有重庆的？我就喜欢重庆人，我男朋友就是重庆的。”还真是个爱屋及乌的性情中人，不过我觉得她脑袋好像有问题，说话似乎是不思考，绝对的意识流。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拜访，我们陆续被师姐放回宿舍。有些在她们面前表现出个性的被多留了一阵。她们说：“留下来，我们再玩会儿。”好像我们是个宠物似的。她们把我们放回来无异于放虎归山，我们睡前的时间都在对师姐进行讽刺、反击。当然，这都是我们为了寻求心理平衡私底下说的了，当着她们的时候，都装作心甘情愿被骂得灰头土脸的样子。
我们声讨师姐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陈睿一直没回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把我们吵醒时，我们才意识到她昨晚是不在的。陈睿长得细眉细眼的，一看就知道不是犯上作乱的人。难不成师姐们还吃柿子拣软的捏，挑个最老实的整治啊！陈睿的眼泪倾泻而出，跟卡通片里的小孩哭似的，眼泪源源不断。
“怎么了？师姐留你到这么晚？”沈眉问。
“简直毫无道理。就因为我和其中一个同名，她们就不愿意了，让我在那表演节目。
“表演节目？什么节目啊？”罗米原来的一脸同情立刻转化成了满面好奇。
“她们说陈睿师姐专业很好，要看看我的专业怎么样，让我朗诵《再别康桥》。我读完了，她们挑出一堆毛病，让我再读一遍。我又读，然后，她们说我没改，让我自己练。还让我加手势，我不好意思，没做。她们还挺不高兴的。后来又来了些师姐，她们说没看到我表演就又让我读了好几遍。反正一晚上没少折腾我。”
“她们把你留那么长时间，她们不困啊？”夕平说。
“你操那么多心不累呀，这时候还替她们操心啊！”罗米说。
“我算是倒大霉了，重个名，被折腾了一晚上。”陈睿继续愤愤不平。
“那又能怎么样呢，这地方就这样。我以前听说的比这些狠多了。让两个人比赛吃苹果，谁吃得慢就要表演节目。还有吹磁带、拍瘪皮球，多了，一个着比一个着损。”沈眉大概是在安慰陈睿。我理解她的意思基本是说，“你好歹还留个全尸呢，死得比你惨的有的是。”
第二天陈睿被留了一夜的消息就被添油加醋传了出去，最后的版本大概好像是说她被罚站了一夜还写了检查。没说师姐用烧红的烙铁在她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大概是因为那些传话的人想像力还不够丰富。晚上，我们的李雷老师就又来宿舍开班会了。他安抚了大家，说拜师哥师姐是A大多年的习惯了。他上学的时候也这样，慢慢就会觉得没什么了。师哥师姐都没有恶意，只是沟通交流而已。但是，他强调，陈睿的事应该算是恶性事件了，学校会严肃处理。然后他要我们尊重师哥师姐，但不要怕他们。如果他们欺负我们，他不会轻易罢休，学校也会出面干涉的。还公布了手机号码，说自己会二十四小时开机，要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他，不要忍气吞声。最后，他挥舞着手机说了句“有事打电话，我就是你们的110”。这几句话让我们立马找到了被保护的感觉，立刻从被侮辱被损害的情绪中跑了出来。
后来听说那个把陈睿留了一夜的师姐被处分了，陈睿还多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好像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让那个人招来了处分。后来时间长了，我们经常会拿这件事调侃，跟陈睿说：“瞧你那个大俗名，刚开学就险些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跟其他专业的同学交流，发现播音系的师哥师姐还是很温和的，除了要求我们主动打招呼，基本没有什么非分的要求。有的专业“整新”的花样翻新是闻所未闻的，整到最后都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据说一些新生险些变成受虐狂，不挨师哥师姐骂就浑身不自在。
大一（上）三（1）
开学并不意味着开始上课，学校首先要安排新生军训。每人发一身迷彩服，军帽、肩章、领章也一应俱全。还有背包带、马扎和军事理论教材，简直就是“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弄得真跟出征似的。一想到我高中的军训，估计大学的也就那么回事。不过是走走步，跑跑步，再和教官拉拉关系。看到发的这些装备，不禁慨叹大学的煞有介事。校领导在操场上做军训动员的时候，我们在底下一个个都嬉皮笑脸，没觉得军训也算个事。
我被分在了八连二排六班，听起来跟南京路上好八连差不多。
播音系的全被分在了八连的各个班，我们宿舍在六班的只有我和丁小悠。
当天晚上，不少师姐结伴到我们宿舍来探访，很是友好的样子。大概是因为陈睿的事受了批评，她们也收敛了起来。
据她们自己说，她们是来告诉我们注意事项的。一个师姐说：“军训的条件简直是非人的，半个月每天都汗流浃背，但只让洗两次澡，一次就十五分钟。吃的也不好，睡的床也硬。各种高强度训练，累得直想死。”
“不光这样，那地方白天热，晚上冷。得带毛衣，也得带短袖。”另一个师姐补充道
我听她那意思，学校可能是要把我们送到九寨沟去，我一个地理盲，就知道那地方早晚温差大。
听了师姐的话，再想起白天班主任说那里没手机信号，让我们别带手机，我头脑中的军训目的地是一片穷山恶水，要是再弄几个刁民训练我们就更精彩了。
师姐强调那里吃的极其不好，要我们多带些牛肉干、巧克力、火腿肠之类可以充饥的食品。
我们感恩戴德地跑到宿舍楼下的超市抢购食品，心中充满了对军训的恐惧。
第二天，几辆大客把我们送到了位于北京郊区的军事基地。整理内务后，当天下午就开始了训练。傍晚时分，女生就哭了一半了。说实话，条件确实比较艰苦，八个人一个屋，没褥子、枕头，铺上自己带的床单就是床了。被子要叠成豆腐块，牙刷、毛巾、拖鞋都要按规定摆好。六点出操，十点熄灯，一切都和我想像中的监狱十分相似，井然有序却毫无意义。白天在烈日下不停地训练，晚上还要自带马扎听军事理论讲座，一切都严格得难以置信。头三天大家都难过得哭爹喊娘，过了三天大部分人继续哭爹喊娘，像我和丁小悠这样没心没肺的少部分人就适应了。罗米、陈睿、夕平相继发烧、浮肿，沈眉虽没病却基本已经快疯了。
我们是播音系，按照A大的传统要承担军训期间播音的任务。每天中午一男一女，晚上一男一女，播新闻和编导专业送来的稿件。每天的中午和傍晚，喇叭都会传来“A大广播台，这里是军训之声广播”，弄得跟战场播音似的。其实，这两个时段大家正在吃饭，根本没有工夫听这些。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改善伙食。这里的伙食实在不好，所有的菜都拿醋炒，酸气扑鼻地装在大盆里，让人一点食欲都没有。罗米和陈睿基本不吃，靠那里惟一的小卖铺出售的高价方便面维持生活。我和丁小悠则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样子，我甚至觉得非让我在那里待一辈子，我也不会绝望。军训过半的时候，竟然吃了一次鸡腿。中午唱完那些军旅歌曲，跑步进食堂的时候，大部分人眼睛都放光，因为看见了久违了的鸡腿。没多一会儿，桌子上就只剩下骨头，没一个人还能保持住淑女的样子，都狼吞虎咽起来。我抹着满嘴油的时候，看见夕平愁眉苦脸地过来。原来她转身整理了一下军帽，再回头就发现应该是她的那个鸡腿已经不见了。不知道谁这么迅速吃完了自己的，连她那个也给包办了。按说，这鸡腿一人一个，不该有人拿别人的啊，可谁又知道是不是有人饿蒙了呢？
“谁让你整理军帽呢，这时候你装什么斯文呢？”我看着夕平委屈的脸，竟幸灾乐祸地说。
估计再饿上一阵子，我也能干出偷鸡摸狗的事来了。
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吃不好，而是太晒了。我每天往脸上抹一两防晒霜，还是眼见着脸变得跟锅底似的。一笑一嘴白牙，看起来特朴实。再加上后来的拉练、打靶、匍匐，把我折腾得跟个女游击队长差不多，能吃能睡，精力过剩，做好了爬冰卧雪的准备。十一公里的山路拉练我没觉得累，连蹦带跳地背着七斤重的被回来了；七天不能洗澡也虱子多了，不怕痒不觉得脏；打靶、匍匐，让干什么干什么，跟上了弦差不多。我觉得我再练练可以留下当教官了。有规律而劳累的生活是多么让人变得心如止水、与世无争啊，我头脑中以前常常出现的那些怪念头最近也很少光顾，我已经接受了这样周而复始的生活。丁小悠也和我差不多，乐呵呵地看着罗米她们叫苦。用沈眉的话说是：看起来觉得最娇气的俩人竟然有人猿泰山的血统，真是想不到。
时间在大家的期盼中慢慢地行走，半个月终于快结束了。要是军训有一年，罗米非得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那样，挖个地道，逃回北京市区。临走前一天有两项活动：白天是军事理论考试，晚上是与教官联欢。上午，我们坐在马扎上，把卷子放在腿上，每人间隔一米地答着考卷。我非常想在此列举一两道题，但我大概在那天下午就把头一天还滚瓜烂熟的题目忘得一干二净了。晚上的联欢会场面很火暴。我发现我们班教官竟然唱张信哲的歌接近原唱。当时我们高举着马扎像歌迷一样，呼喊着教官的名字。旁边有个女孩泪流满面，我忽然也有很想哭的感觉。
大一（上）三（2）
第二天，不少人为了轻装回校，把发的作为早饭的鸡蛋、面包，带来的脸盆、水壶全扔了，显然学校通过军训培养我们严谨生活作风的初衷并未实现。在我看来，眼前达到的效果是让陌生的同学们在同病相怜中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做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离别的汽车驶出军营的时候，所有的教官都站在门口招手，我们从车窗中争抢地探出脑袋，不停地挥手，说再见。我想，我们还是学到了些东西的，只是具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大一（上）四（1）
回到市区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我洗下来的污垢足以让一个普通的民工汗颜。第二件事就是重新接上与外界割断半个月的联系。我的第一反应是给柯辰打电话。其实在拨号码的时候，我想到了是不是该先给我妈打个电话，但还是按了柯辰的号码。电话的盲音转成他声音的时候，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对他的想念像北京春天的柳絮一样飘满了我的天空。半天半天，只冒出一句：“我回来了。”
柯辰是我第二个男朋友，高中同学。我的初恋完全没有一般初恋的美好感觉，它滑稽荒唐到让我不好意思回忆的程度。现在想起来，我和那个男孩根本就不喜欢对方，只是我觉得他学习好，他觉得我漂亮就开始所谓恋爱了。一般的初恋都是青涩、珍贵的。一对小男女，迷惑地看着对方，总是不能彼此了解却坚信自己爱对方。而我，竟然和一个男孩“好”了两年，只说过几句话，拉过一次手，最长的一次交谈是分手的时候。高中不在一个学校，一学期也不见面，从不想念他，却固执地把他当成我男朋友。然后，我遇到柯辰，我们彼此了解、彼此欣赏，却只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放学的时候，我们一起回家，我和他谈起我男朋友，我成绩出色的初恋男朋友。柯辰严肃地看着我，说：“你并不喜欢他，你们那不是感情！”“谁说不是，你懂什么！”我勃然大怒，执拗地捍卫我的“爱情”。类似这样的争执有很多，我认为柯辰不懂感情，因为他没谈过恋爱，而我跟他比起来自然是成熟得很。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柯辰不了解我的感情世界而疏远他，因为从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沟通得这么好。我们之间的默契像一种能快速生长的植物，疯狂地蔓延着。
我说不清对柯辰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大概是高二的夏天又或许是高一的秋天。高一秋天的一次班会，无厘头的班长找一堆最淘气的男生来扮演爱国文人逗大家开心。我那个最会耍宝的同桌摇身一变成了辛弃疾。柯辰演的是岳飞，要朗诵《满江红》。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家一阵狂笑。这个头发柔软并不高大的柯辰，要是一定要演文人，或许柳永更合适。他说了两句的时候，下边就安静得像无人的荒岛了，真是出奇的好。这个爱起哄、爱打架的柯辰竟然有这么好的嗓音和感受力。我对他的欣赏大概从那时候起一发不可收拾起来。他表演完，我就一直不停地看着他，他发现后竟有些不好意思地躲闪起来。那时，我们都刚进高中不久，大家彼此并不了解，他或许没见过我这样喜欢直视人的女孩。没办法，我总是这样，直接，不会掩饰。如果那时我的目光就已经流露出了我自己都没法察觉的什么，恐怕也只有柯辰知道了。
我们两家住得很近，被一个中学的操场分隔着。放学以后，他常常在既是他家楼下也是我家楼下的中学操场上打篮球。他不经常走门，总是穿一双很耀眼的NIKE鞋翻过中学的围墙。我站在阳台上，边啃西瓜边看他打球。他偶尔抬起头看我，隔着不近的距离，我可以看到他脸上隐约的笑容。记忆中，那些傍晚的阳光很好，他脸上凝结的汗水和我滴在身上的西瓜汁有同样的青涩味道。高中毕业，我们两家不约而同地搬离了那个地方，柯辰说那个中学的操场是传奇开始的地方。
高二的夏天，我们去游乐场玩。柯辰逼我玩那种被我认为是惊险得惨绝人寰的游戏。我觉得那已经不能算一个游戏了，让人大头朝下地转悠好几圈，简直是虐待。我在上边大喊大叫、又哭又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