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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从团支书那里他知道英语老师怀疑他有什么情绪，他当即表示没有，还要马上去给老师解释一番，却被他给拦住了，“有没有都无所谓，”他说老师并没有那样说，去解释反而会越描越黑，“关键是你自己，老师干工作也是给别人干的，可你学知识是给自己学的，像你这样的条件，又有这样的成绩，以后考个托付，甚至GRE，说不定会搞到美国去呢，前途大着呢，如果现在因为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误了多可惜。”
于一飞没有和他讨论学习和考试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勿庸置疑的。他去找了那个心理咨询老师，那老师常被他那些问题弄得哭笑不得，但认为能提出问题说明他想过，对现实的困惑说明他想过去理解，有责任感，而至于问题问的古怪则说明他想的深刻，所以对他一直很是友好，久而久之他们成了好朋友。
“为什么都说四级水平没有用处，却又一定要要求呢？”于一飞开门见山的问，
“不是四级水平没有用处，”那老师说，“是你们这样应付考试而学不到真正的东西，别说四级，六级，托付也一样没有用处。”
“那为什么还要要求呢？”
“那就不是我们能做得了主的，上面有规定。”
“是啊，”于一飞苦笑了，他说，“难道上面一点都不了解这些，他们这样规定又为了什么呢？”
“上面有上面的上面，现在各高校间又都拿四级通过率攀比，人才选择又很看重英语，这也是人才市场环境决定的，不是我们能做得了主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要想在其中有所作为，”那个老师已经发现这些理论对他并不管用，但还是习惯性的说了出来，“你必须现在期中存在，先适应了社会。”果然于一飞又问他：“社会是大家的社会，在我所了解的人中，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样做的危害，但这还在继续。你做不了主，我做不了主，上面，还有上面的上面都做不了主，那么到底谁能做得了主，这事是谁让搞的？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异议，只是一味的服从 ，而不知道自己究竟再干什么，我实在不知道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可你总的先活下去，才有机会谈论这些问题。”
上面的规定，活着，于一飞并不以之为一切的根本，但如果就此探讨下去，势必将话题扯得很远，于是说：“如果仅仅为了找份工作，挣点钱活下去，我没有必要这样做，我到哪儿都不会饿死。”老师知道他没有吹牛，他家里有的是钱和地位，工作，工资这些对于有的人几乎是生命的全部的东西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不屑一顾，很难从这上面说服他——但同时也说明这些东西不是绝对的真理，不具有普遍性，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没钱的人应该为生存而工作，那有钱人不工作也可以生存，就只好去死了——便又说：“关键是为了以后活得更好，要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上大学呢？”
于一飞认为别人都做了不可以作为自己也做的理由，便又问老师：“什么叫活得更好，是吃得好，睡得好嘛，吃的——”他差点说出来“吃得越好，拉得越臭”来，忙改口说：“吃得再好，死了还不都是一样吗，再说单就是为了吃得好，也没必要都到这里来，我想好多人不上大学恐怕能挣更多的钱呢。”
“钱并不是一个人的唯一。”
“那他们上大学的目的又是什么，为什么要来遭这份罪？”
老师没有回答，因为除此之外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目的，如果在以前他会说出一大堆为祖国，为社会之类的话，但现在没人相信这个，还常把它们作为笑话讲，他抓住了与一飞最后的那句话说：“现在遭罪是为了以后舒服，人总要为以后打算，这样活着才有希望。”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于一飞停止连续的发问，改变了口气，“有一个勤劳的人对一个懒惰的人说‘我现在干活是为了以后躺着看别人给我干活’，那个懒惰的人却说‘你看我现在不是正躺着吗？’——付出和收获总是守恒的，”他显得很是激动 ，顿了一下，提高了声音，“开始挣钱所付出的代价和后来看着别人为你干活享受到的快乐的综合是零，如果中间他的生命突然中断了，他将无所收获——这是一种风险投资；即便能按照他的设想活下去，考虑了物价上涨因素后那总和还是负的。”他笑了一下，深为自己的这个幽默得意，“先付出后收获只不过是人们一套骗自己的把戏儿，人一直都在生活，不论享受还是付出，他都是自己的，就像一串葡萄不论从好的还是坏的开始，最后都要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吃法就显得很不重要了。”
忽然于一飞意识到他在给老师讲道理，有点不好意思，但老师好像没有注意这些，而这点不好意思又不能密封住他那些压抑了太久的东西，他又说了下去，“我现在对好多东西都产生了怀疑——我为什么而活，好像什么也不为，只是在智能化的生存，像头高级的猪一样——现在学习，将来便有了吃的，住的，和地位，荣耀，然后往火葬场里一推，就结束了——除了细节，生命的起始和结局完全一样。他们有受人乞怜的痛苦，我有高处不胜寒的烦恼；我有高高在上的荣耀，他们得到一顿好食也会快乐。反正生命的过程总是在无休止的感受快乐与痛苦，结局又都不可改变，我怀疑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我不能说生命存在了就有意义，但不存在肯定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管想得明白想不明白，都得好好的活着。”老师顿了一下，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这些问题我也想不通，可我现在是有家有业的人了，得为活着着想，所以想问题是一套，做事情又是一套，有时候也感觉是在为别人活，可身不由己啊，应该说爱情，理想可以使人摆脱这些，可你们现在好像不大相信这些。”
“爱情太是脆弱。”于一飞不由感叹道，他给老师讲了马龙的事，又愤愤说如果他是那个女孩子肯定不会嫁给他，老师笑说那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结婚了，“不是爱情脆弱，”他说，“是你们缺乏一种为什么东西不顾一切的信念，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所以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任何东西都表现的脆弱起来。”
“可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为之不顾一切的，再说爱情并不是一个人的事，就是真的，人家也未必就相信。”
“你们现在相信什么？”老师反问于一飞，他倒回答不上来了，于是他又说，“我们那时候，虽说不可以大胆的说爱情，但我们相信那是真的，你们现在倒可以大胆言爱了，可又有几个人相信爱情的忠贞不渝呢？我们那时候相信共产主义——不怕你笑话，那时候我是真的相信，不管是对是错，心里信个东西就有劲，你们现在什么也不相信了——这是好事，不再盲从了，可又没有用自己的脑子去想问题的习惯，所以就这样糊糊涂涂的活着。”
两年之后，当于一飞站在开往德国汉堡的客轮的甲板上，又回头望了一眼远去的大地时，他又想起了这次谈话最后的情景，还不禁流下了眼泪。于一飞突然激动起来，“我也信过这些，”他说，“只不过我现在的牢骚多了一点，他们说我不爱国，我没和他们争辩——这年头不爱国并不是十分可耻的。可我的血管里一样流淌着炎黄二帝的热血，我的意识中一样奔腾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可我，我实在不愿就这样下去，这能算不爱国吗？”
“不是，”老师仿佛也被他感染了，涨红了脸说，“这才是真正爱国的表现。”然而很快他又低沉了下去，“我老了，”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跟今天的和过去的我相比，我发现我真的很老了。”说完他深深的低下了头，脸上挂的竟是泪水，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毫无表情的说：“我希望你不要象我这样，一定要相信自己，不论到了哪里，”他强调说，“要相信自己。”
一次深刻的谈话使于一飞的烦恼暂时有所减少，又不想复习英语，便去和张开商量着一起跑生意，也是为了逃避一下老师的关照，结果他受到了更多的关照——被辅导员叫去语重心长的骂了一通。其实全怪张开见别人复习那么投入，相比之下自己总是无所事事，感到很不平衡，便找以前的一个同学让给他联系点生意做。那个同学在镇子上的药材站工作，告诉他如果能想办法把那些药材给卖了就是一笔大生意，恰好于一飞家又是做药材生意的，便拉到了一起。于一飞本想跟张开一起出去跑，便在父亲面前全力说如何如何可行，他父亲知道这小子从来没做过生意，但见他二人说得那么热切，看了样本后也觉得有价值，便同意过去看看。
于一飞的父亲是内行，过去一看马上觉得生意值得做，但他考虑自己是外地人，又是第一次生意，便提出由张开家直接和药材站进行交易，他只直接针对张开家，根据从儿子那里对张开的了解，他愿意先垫上大部分本钱。药材站总为那些药材卖不出去发愁，这次碰上了这么一个大主顾，他们一定要留住于一飞的父亲庆祝一番初次合作，目的当然是为了以后继续合作，大摆了几场宴席。张开想能留住于一飞家这样的客户也算是对家乡的一件功德，便也回去陪了几回，极力奉承，少不得耽误了点时间。
从学校走时他知道请不来假，只给辅导员扔了个条就走了，这一去回来就是好几天，他自觉的到辅导员那里去受训。辅导员倒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批评了一通，问他还想不想过四级，说这样的影响又多么不好云云。对于一飞却是语重心长的说了一番要珍惜现在的条件，还说本来给高教授说要帮忙的，现在还没能帮上，仿佛很歉意似的，搞得于一飞也不好意思，忙说是自己不思进取所至。
十八
两年之后，李满朝因没有通过四级，不能进入双选会场，只能站在场外指指点点，那时候他一定会想起第一次复习四级时看的那次双选。那时天气上不算太热，这正合了男生的心意，他们不论高矮胖瘦一律都西装皮履——根据从多种版本的辞海和词源都找不到它 ，可以推测“西装革履”一词原指西方人的穿着，是出现的较晚的一个词。后来在人们的理解中则指穿得很好的意思，这并不是因为真好，而是因为是洋人用的；而现在革质的东西已经不再流行，只有没有钱的人才用它。就像中药，《论语》，老子一样，都是我们自己的，也曾红火过，但后来我们努力学起了别人先进的管理观念，就把这些东西给扔了，今天人家发现了这是些好东西，我们便也纷纷跟着研究；觉得真是样好东西——也有穿革质鞋的，而且革质的更容易擦亮，显得更派；也都系了领带，然而这打领带是个技术活，学校忙着布置双选的大事却忽略了这个细节，结果好多人领带都系的歪歪扭扭，再配上不合西装的体形，显得很是好笑。女生却因为漂亮的夏装裙子不能拿出来穿而大为懊恼，只好采用第二套方案——穿的整齐大方，也有与天相争硬是穿了裙子的，却冻得哆哆嗦嗦，效果不佳。
对于会场里面参加双选的人来说，四年来的成绩，证书都摆在那儿，应该说是胸有成竹，或者回天无力。而对于外面么人来说，他们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塑造或改变自己，看清楚了什么样的东西在双选上最拿得出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旁观者对双选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那些当局者。当然这些旁观者进不了会场，只好从外面那几台闭路电视看，无如人太多，后面的被前面的挡住了，前面的嫌后面的挤得太厉害了，这个踩了那个的脚，那个压了这个得背，看不见的大声发牢骚，看见的大声评论，荤的素的，很是不雅。好在仅有一墙之隔的里面没有装外面的闭路电视。那些用人单位的代表只能看见里面那些恭恭敬敬，诚惶诚恐的有求于他们的当局者，而不会知道外面的情形。
虽说很忙，可李满朝知道这些忙碌乃至整个四年的都是为了双选，所以他还是去看了一下。他想亲自去看一下英语在双选会场上到底是怎样的地位，至于干工作时怎样无法从这里得知，而且现在对于他们重要的是找工作，干好象是很次要的，所以也就算了。而验证的结果只是让他失望和沮丧，凡进场者都又四级证书，显得毫无用处，有六级证书的可以优先进场，这对他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双选的过程只有两天，而双选留给他们这些后来者的思考却远不至此，不等学校的研究结果出来，英语老师就用一些小道消息和他自己的感受来教导他们——无疑从双选中找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就像判断一只猫的好坏要从它抓老鼠的情况来看一样，“我不想再说英语是多么的重要，”他说，“我只想说那是必要的，你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做重要的事情是主动的，而必要就意味着执行，这是被动的，就像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帮助父母做家务是很重要的，但不做也就说明这不是一个好孩子，但做作业是必要的，不做就是一个坏孩子，老师强调他的必要性显然是没有把他们当作好人。而且强调必要性会让人产生一种“老子就是不干，又能怎样”的想法，他们中间也许有人这样想了，但包括于一飞在内的人都没有这种情绪比学位更重要的想法，所以也没有人做出来。至于学校后来的那些教育，他们已是久在其中而不闻其臭，基本上没声么收获。
紧接着系里举行了一个四级倒计时挂牌仪式，无非又是请一些人说一些危言耸听言论使他们害怕，这些人说东道西，又不离四级，大有形散神不散之风。事实上他们对四级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听。最后才是挂牌仪式，请的是一外语系的副主任，那老头头衔很多，辅导员要恭恭敬敬的全念出来方显得尊敬，而那个牌子很大，接牌的那两个小伙子拿着都有点吃力，那老头更是累的疵牙咧嘴，好容易等辅导员念完了才授了出去。以后他们每天出宿舍楼时都看一眼大门口挂的那个木牌上写的“踞四级还有xx天”中那两个空格里的美术字体的数字与日俱减，在自己的神经上再绷上这么一根弦。
这年头是信息时代，这几年四级已在全国范围内搞得如火如荼，好多有识之士便为他们编了许多成套的复习资料。张开他们班长也托人买了两套国家四级考试中心出的书——据说是出书者要想年年卖的出去书，就必须包含尽可能多的四级信息，而在这方面无疑只有他们是最权威的。这有一点自己挖自己墙角的意思，然而他们又确实能得到钱而不会失去什么，大家当然不会去怀疑他的真实性了。
但班长没想到那两本书会那么贵，虽说人们已经习惯用投资了多少钱来衡量对一件事的重视程度，但不论官贪还是民刁，这收钱自古以来就是建麻烦事，买个贵点的篮球不打球的人就有意见，买副象棋就有人问为什么不买扑克。班长对此有所领教，也渐渐习以为常 ，但这次他还是有点顾虑，毕竟钱是多了一点，然而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了。
“首先给大家倒个歉就是我也没想到这次的书会这么贵。”班长先没有说具体多少钱，下面有人议论了起来，他注意着局面，给大家一些时间反应，但又不能让他达到高潮。“但我想这样是有必要的，”他干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信息是没法用价钱来衡量的，也许就因为这两本书，本过不去的就过去了，且不说在复习一次你花的钱远不至此，就再搭上半年时间，和心理上的压力，这都是没法用钱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