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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继续因“大众”堵上一分钟（只需一分钟），你会恨不得开着一台推土机把它推开，为自己开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极少数男子在失恋后会去杀害女方或严重伤害她（如毁容等）。这类犯罪案件常见于报刊。
爱的目标大位移（5）
第二，隐含或隐形的。
受挫折者并不直接向挫折源发起攻击，而是把全身心的能量集中起来去攻击他物。
女人则上街去疯狂购物。越是贵重的东西越要买。（买成了一种攻击行为）疯狂、贵重的程度成了报复、解恨的标志或符号。两者成正比。
当然今日的一些女青年则常用香烟头把自己的手腕烙成一个被烧焦的疤痕，表明初恋的失败，表明同负心郎作永久的决裂。因为疤痕是永久性的。
这种向自身发起攻击的行为多少带点江湖性质。女研究生和女博士生的初恋失败就决不会采用烟头攻击的方式。
不过我在大学三年级突然将长发剃成平头也是坚决向她作最后告别的一个符号。当我走进教室，德国文学史专家洛赫太太大吃一惊，说：“赵，你怎么啦？只有进监狱的犯人才理成这种发型！”
今天看来，平顶头这个符号毕竟很幼稚，属于低层次的攻击，同用烟头烧手腕的水平差不多。
男人在失恋后往往去酗酒、赌博，从不抽烟到一根接一根，精神委靡不振，被击倒在地，爬不起来。
极端的例子是自杀。
自杀的本质是向自身发起攻击。这攻击的能量和决心有多大啊！男女自杀现象都有。１９岁的我则向世界、向知识王国发起攻击。
首先是在无意中悲愤地敲开西方古典音乐神圣、崇高和庄严的大门。不久便毅然去冲破文理科的界线。
失恋的创伤越大，越悲愤，攻击的力度也越大。两者成正比。
当年我失去的是一个女生，获得的却是一个哲学的世界观，一个涵盖文理科的广大世界。“世界哲学”是它的精华，其中包括自然哲学。归根到底是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写成英文是：Ｇｏｄ · Ｎａｔｕｒｅ · Ｍａｎ（上帝·自然·人）。
这才是永久性的符号，比烟头烙下的被烧焦的伤疤要永久得多，也高级得多。所以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攻击方式。
在北大求学时期，对于我，爱的目标大位移是件大事。没有位移，就不会有我后来走向成熟。如果有来世，我愿我的初恋再遭惨败，然后再来一次爱的攻击目标大位移，决心干一番大事业。
用自杀的勇气去干一番事业便是“人生使命感”了。“人生使命感”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终身康泰、坚定和幸福。
大把的金钱可以保证买到感官享乐，但不一定能保证买到心的坚定、康泰和幸福。因为金钱买不到“人生使命感”。这种感觉有一种神性，它只能来自一个人的内界。它没有标价。
毕业的时候，当我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北大，我已经是一个负有“人生使命感”的年青人了，尽管我脸上还有不少稚嫩或稚气，但骨子里或在精神构造上却是一名经历过枪林弹雨洗礼的战士。
五、 关于善的德国和恶的德国
自１９５７年冬，温德先生和我便成了忘年交。我估计他那年大约是７０来岁的样子，我是刚好处在１９－２０岁之交时期。
他是单身汉，日常生活由仆人照顾。他偶尔也备备课。遇上他忙，他就在小客厅的隔壁小书房打字，让我自己随心所欲地挑选唱片，自己放，自己听。当然他也听。他说，他最爱边听音乐边打字。
今天我还记得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和打字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情景。温德先生对我说：“随时欢迎你来听音乐，不碍事。”（其实他内心有种孤独感）
这样，每隔两、三天我就去。寒假几乎天天泡在朗润园。不到半年，西方古典音乐的精神便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进了我的血管。当时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些作品传达出来的是人类尽善尽美的境界。西方古典音乐无疑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之一。
又是在一个下雪天的深夜，我从温德先生家小客厅走出来。在池塘岸边一株小柳树面前，我站住了。我用右手拂去树上一层雪，内心的一句独白是：“小兄弟，你冷吗？”
我把柳树看成是人类的兄弟。西方古典音乐开始培养了我的“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敬畏和泛神论情感。它和庄子的“泛爱万物”是相通的。
这样的情怀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或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恶也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想起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的德国纳粹运动的非理性和邪恶。
一个贡献了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和舒伯特……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残酷？高贵、崇高同邪恶、残酷何以能在一个民族身上并存？
１９５８年我同东德留学生君特一起看一部波兰电影，有纳粹军官枪杀波兰犹太人的镜头。君特突然低下了头，说：“我为我是个德国人而羞愧！”许多年，这句独白常常回荡在我的耳际。的确，有两个德国：善的和恶的。爱因斯坦是这样区分的：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访问。３月他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他说：“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便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活在人民的心坎里，并永远受到尊敬。”
可见，康德、歌德、莫扎特、贝多芬、巴赫和舒伯特……是善的德国这一面。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则是恶的德国这一面。
爱的目标大位移（6）
希特勒是领路人。他把整个民族引领到了一条邪恶的歧途，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１９５９年我读中国思想史，读到杨雄的论述，不禁折服，拍案叫绝：“人之性也，善恶混。修期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导师失路，则迷途者众。”（南朝·宋·朱昭之）
是希特勒一个人“误导”的过错吗？德意志民族没有罪吗？我说的是集体罪。
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不是也有丑恶的一面吗？
火烧圆明园正是丑恶的阴暗面犯下的滔天大罪。如果中国人把凡尔赛宫烧光，法国人作何感想？
二战中，意大利人在墨索里尼这位“领袖”的误导下也干尽了坏事。这个民族不是也有善恶两个面吗？但丁、达·芬奇、拉斐尔和许多伟大建筑师，以及伽利略等人代表了善这面，而墨索里尼则是恶。看来人性中的善恶不仅是某个民族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世界的人性或善恶的普遍世界性。——久久沉醉在西方古典音乐场中，我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些。音乐的功能是创造幻想，激活联想。
侵略者发动战争总有他们的说法或观念。
观念、思想有两面性。它们既创造了人类文明，帮助人类脱离野蛮和愚昧状态，但也制造了无数的邪恶。
毕业前夕，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这两个命题（其实是同一个命题的两个侧面）：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帮助过人类？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损害过人类？
损害，即误导。
有一天，我把这两个命题译成英文去求教于老温德，看看是不是符合英国人的语言习惯。（大学６年，我对英文这种语言发生了极大兴趣。不过我在它身上花的时间并不多。我永远是通过读一本英文原著去渐渐熟悉这种语言）。经过温德先生的修改（时间是１９６１年６月），这两个对称命题写成了纯正的英文：
１．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２．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ａｒｍ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那天温德先生告诉我，英国哲学家罗素已经就这两个命题写成过论著（均在１９４６年发表过）。不过我始终没有读到它们。
“９·１１”后，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爆发，自杀性汽车炸弹频频在许多地方爆炸，更迫使我想动手撰写这两本书。当然，我首先要阅读罗素的论述。我确信这两个命题远没有被人穷尽。因为它们特别有现实意义。我要把人的思想同人类语言、人脑构造合在一起来论述。
语言、思想和战争是分不开的。
人类语言和思想既有功也有过。
这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锋利剑有双刃。
过些年我打算动手写两本书，题目就叫：《哪些思想有益于人类？》《哪些思想误导过人类？》
或者把它写成一本书：《人：会思想的动物》，上下两册，分别冠以上述题目。
西方的泛神论思想便有益于人类。
它的核心是把大自然同上帝等同起来，写成一个复合名词：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
“德意志至上”这种思想便误导过德意志民族。
“正义”这一思想很含糊。它既有益于人类，也误导人类，直到今天。以巴冲突不断便是一个例子。双方都说“正义”在自己这一边。美国和拉丹的冲突也是围绕“正义”展开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思想。这个命题才是有关“正义”最好的定义。
在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是个很重要的思想或概括。用它来把握、理解和梳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是恰当的。不过若是把它滥用，借题发挥，成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便是一种邪恶和犯罪了。我指的是这种提法：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真理和谬论仅差一步。
今天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便是有益于人类的观念。培根的“知识即力量”也有益于人类进步。
电磁观念同样是这样。当然还有电磁波和能量子的观念。
所以说，我今天的一切胎观都可以追溯到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朗润园和圆明园对于我是重要的课堂，比阶梯大教室重要得多。我不是从阶梯教室走向“世界哲学”的。
许多年，我始终把圆明园建筑废墟和荒野看成是北大校园的一部分。因为北大围墙外西北方就是圆明园。两者相距仅三五十米。
六、 开始一系列观念的冒险
从１９５７年冬天的朗润园走出来，我来到一个广大世界。我的专业已经远不是德国语言文学了。我是四处出击。涉及的对象看起来很杂乱，文理科并举，其实是“吾道一以贯之”。我有我的章法，只听从内在那个最高声音的召唤。凡是我感兴趣的学科，我都敢碰，都敢闯进去。
我不功利。不是为了考研究生。我是“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追求“世界观”的满足。动机很纯，是为学问而学问。
德国语言文学成了我的大圆圈中的一个小圆圈。
我的时间分配大致如下（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意识或明确的安排。这是我今天在回顾中总结出来的）：
爱的目标大位移（7）
课堂上花费精力仅占全部的 １０％
科学（重点在理论物理） ４０％
艺术（重点在音乐） ２０％
哲学（东方和西方哲学） ３０％
我不再把考试得分放在心上。只求及格。有的同学（尤其是女生）不得满分就哭。
我厌恶、痛恨考试。我的心变得很野，爱望野眼。我觉得课堂的空间太小太小。我喜欢自己去找食。
我读到少年达尔文的故事。他常去野外捕捉昆虫。有一回他用左手捉到一只美丽的昆虫。不久又见到一个他从没有见过的新种，更叫他兴奋不已。后来又发现更为奇特的第三只。他只好把它放进嘴里，用嘴去衔住。结果昆虫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灼伤了达尔文的舌头。
面对文理两科许多学科知识向我涌来，我也有点像当年的达尔文处理三只昆虫的办法和心情。
我是天天向上、生机勃勃的人，直到今天。毛泽东说过许多话，都成了语录。我只记得其中两句，其他都忘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写给孩子们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是的，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去打仗，而是先投入战场，打几次硬仗，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风急浪涌中学会游泳。我的哲学不是从哲学系阶梯大教室走出来的，学来的。我是在浴血奋战、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肉搏出来的，身上布满了弹片伤疤。
从１９５７年冬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借助贝多芬崇高、庄严“力”的感召（比如《命运交响曲》那些富有“人生使命感”的主题），我在瞑瞑中（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开始了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冒险（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因为在北大最后的三年（大约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我渐渐把人的一生理解成是一场冒险活动。它是由一长串大大小小的冒险构成的。不同的人从事不同性质的冒险活动。
有人从事外在冒险。比如１８世纪英国杰出的海上探险家库克。当然还有哥仑布等人，以及征服珠峰的勇士们。
有人从事内在冒险。比如贝多芬、康德和黑格尔，还有老子和庄子，以及柏拉图。当然理论物理学家对物理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ｓ）的深入探索（比如物质世界的原子结构），便是典型的内在冒险。
大数学家的一生所从事的也是典型的内在（思想和观念）冒险。按我的天性，我只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内在冒险活动。
“真善美”这三个汉字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们经常说起它，好像变成了一堆陈词滥调，人人都懂得，并握有它，似乎一钱不值。恰恰相反。一切内在冒险的最高目标和境界都以“真善美”三位一体为指归。这三位一体才是“上帝”。这是我在毕业前夕给上帝下的定义。在北大最后三年，我苦苦追求的正是“在上帝面前的宁静”。
这种宁静并不能占有，只能追求。宁静是战斗、冒险之后的最高报酬。这种宁静不是一枚金币，可以稳稳当当地藏在裤子的口袋里，一次性地永久占有。不，不是这样。
坦率地说，今天（２００３年）我的精神面貌依然保持着我在北大求学最后几年的状态，也许更为健康，更为奋发。因为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青年时代周期性的忧郁症。或者说，自我在北大读三年级以来，我一直生活、沉醉在贝多芬和莫扎特乐曲所营构的“体、志、气、韵”中。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认为：“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
谢榛（１４９５－１５２５）把它加以发挥：“作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四溟诗话》）
在我听来，德奥古典音乐的本质即是诗。贝多芬自己就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把曲子写成“Ｔｏｎｄｉｃｈｔｕｎｇ”（音响诗）。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为了吃透、体认西方古典音乐的博大精深或它的“体、志、气、韵”的境界，为了发其真，入其妙，我一直在“养”和“悟”字上狠下功夫。
“功夫在诗外”。这个“外”字，便是文理科合在一起的抽象、提炼和概括：世界哲学。北大最后三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养，悟。
贝多芬和莫扎特是我在北大朗润园的良师益友。他们两人合起来对我的启迪是任何教授都无法相比的。因为直到今天，我仍旧从他们的语言中吸取生存的智慧。对于我，北大环境（图书馆和校园，当然还有颐和园和西山一带）也是“养”和“悟”的最理想的地方。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不断对我的精神压迫也许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迫使我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停地去深挖洞。而哲学的本质正是挖洞。
不久前陕西电视台专门来采访我。最后问我：“赵先生，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