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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我心-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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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妈妈的病情远比我们所有的想象要严重的多。 
爸爸之所以没有亲自给我们打电话,是因为已经哭到没有声音,见到我和妹妹,爸爸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照顾好你妈妈,就再也说不下去了。爸爸捂着脸无声的抽泣,宽厚的肩膀因为强忍而不停的抽动,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像孩子般哭泣,突然感觉爸爸老了,头发一夜间白了。 
所有的亲朋好友在医院等我们,等妈妈的两个女儿。 
医生只允许我们在窗外轻轻看一眼,不许出一点声音,我和妹妹手拉手颤颤惊惊的走到了窗前。 
妈妈全身插着管子,输着氧气,看着面目全非的妈妈,已不再是我熟悉的妈妈,妹妹失声痛哭,要扑进去,被许多人拦住,我觉得自己脑子一片空白,我使劲的盯着妈妈看,怎么也想象不到那个曾经打我骂我又疼我的妈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惊呆了。 
从这一天起,我们轮流看护妈妈。医生说,妈妈脑出血很多,而且,压迫了中枢神经,希望不大,就看妈妈自己的造化了。如果,闯过第三天,还要看七天以后,七天过去了,还要看是否过的了十四天,过了十四天就算是有点希望了。我不知道这样的算法是根据什么,但是医生告诉我们这是科学,我们被医生说得胆颤心惊,每一天都如履薄冰。 
我和妹妹推掉所有工作,留在家里护理妈妈。白天,我在医院陪护,晚上妹妹接班,爸爸是白天一半晚上一半。我们坚持自己照顾妈妈,没有请护理工。 
9月和10月正是演出旺季,当时定了好多场演出,我只能一家一家的打电话,表示抱歉,好在大家都很宽容。当然,我也不是非常了不起的大腕,缺了不行的。倒是内蒙的一个朋友,一直不答应,最后,我只好不理他,到现在,我们都不怎么来往。 
早上,我六点起床,洗漱干净,步行二十分钟,七点之前到医院,替换妹妹回家休息,中午,爸爸送饭,或者让我回家吃,晚上六点左右,妹妹会来换我。 
每天,我们给妈妈量体温,擦洗,换尿布,陪着妈妈闯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学会了许多关于如何护理脑溢血病人方面的知识。 
第七天的时候,妈妈有了一些知觉,她的手指会轻轻的动一下,眼睛直直的看着我们,好像还不太认识,可我们都惊喜的哭了起来。 
一直深信,妈妈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妈妈不会丢下我们不管。我们苦苦的熬过了第十四天,医生说妈妈已脱离了危险。但是,能恢复成什么样?不知道,也许,和平常人一样,也许,半身不遂,也许,将永远躺在床上。我们相信妈妈会好的,会像过去一样,可以打我,骂我,鞭策我。 
当妈妈开始清醒并认出我们的时候,她无声的流下了眼泪,想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那一刻,我们的心都碎了。不敢想,曾经那么坚强的妈妈竟变成了这样,由此,我才真正认识到,原来,生命是如此脆弱,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一个月后,我们带着妈妈回家了,妈妈已经可以认识很多人了,但是,她还不能很好的说话,经常“喔罗喔罗”的让我们猜好半天。后来,我们慢慢的明白了妈妈不清楚的表达,有人来看妈妈,我们就是妈妈很好的翻译。   
妈妈,对不起(2)   
在家里,我们仍然帮助妈妈练习,看着妈妈一天天有所好转,我们更是信心百倍,相信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 
十月底,我们把妈妈接到了北京,住进了海军医院。 
妈妈所有的机能都在恢复,躺着的时候,手脚很有劲,只要是独自站起来,一秒钟都立不住,没有人扶着更是寸步难行,妈妈很急躁。我们请来许多专家会诊,才知道这就是脑溢血病人的后遗症,妈妈这种后遗症约千分之一的概率,叫功机失调,通俗的说,就是平衡方面出了问题,妈妈失去了平衡,所以就失去了方向感,这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妈妈痛苦极了,经常躺在床上敲打自己的腿,哭着对我说:“小琼,你去帮我找一个好医生,他只要能让我走路,给多少钱都行,我只想走路。” 
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太困难了,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除非,我们训练妈妈像杂技演员走钢丝那样,把道路当作钢丝绳,去寻找平衡,也许可以独自行走,不用人扶,但这太难了,我们做不到让妈妈付出那样的艰辛,我们不忍心。 
妈妈最后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够独自走路,生活自理,就这小小的愿望,我们却无能为力帮她实现。 
走过很多医院,请过很多专家,取来无数中药西药,还有蒙古大夫的旁门左道,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想试试,现在想起来真后悔,把妈妈害苦了。 
其实,病人和病人家属一直在希望和失望中过日子的,听见一点风,我们就努力的去捕捉那片雨,感觉到一点可能,我们就奉献出所有的希望,我们很多时候的心情,都是“也许”,也许这次有希望,也许这回不一样,也许这就能好,也许,只是也许…… 
爸爸和妈妈常常自嘲:也许这次屎里能吃出一个盐豆子,这是我们家乡话,意思是说,碰到好运气。 
最让我后悔的是,不知从何方来的蒙古大夫,说放血可以医治好妈妈的病,我一听就急了,坚决反对,妈妈偏要试试,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原来,他们用一把尖锐的刀深深的扎进妈妈的肌肤,任那鲜红鲜红的血不顾一切的往外喷涌,竟装了一大瓶子,我实在看不下去,抱着妈妈的伤口泪流满面,我把蒙古大夫赶了出去,可是妈妈说,医生讲了再做两次就好了。 
“妈妈,那是骗人的。”我大声吼道,妈妈还是执意要做,我的心真的好痛。 
妈妈生病后,很像一个孩子,希望我们每天陪在她的身边,每次,去康复中心治疗的时候,总想让全家人陪她去,不愿意一个人面对训练。妈妈心里这样想着,但是,也不直接说出来,她会问你:今天你干什么呀,出不出去?有时候我会逗她说,我今天有好多事情呢,妈会很失望的看着我,想说让我留下来陪她,又有点不好意思的那个样子,实在叫人心疼,让你无法,也不忍拒绝妈妈的眼神。 
妈训练的时候,偶尔,会像小孩一样分神,用眼睛到处找我们,看见我们在窗外对她竖大拇指,她才会继续训练。 
虽然,妈在行为上像个孩子,思维却异常的敏捷,看问题依然是一针见血,观点独特。那时,也有不少追求者,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提不起来兴致,妈妈偶尔会说一说,日子长了,也就无所谓了。一天,我的一个朋友来家里拜访我父母,我是从来没有请过男性朋友到家里去的,这个朋友和我爸聊了几句,我妈在旁边一言未发。临走的时候,朋友放下2000元钱,说是给我爸妈过年,我曾和妹提过这个人,觉得人还不错,就是爱说大话。送走了朋友,我问妈对他的印象如何,妈妈只说了三个字:“有点飘”。这锐利的眼力,准确的语言真让我对母亲佩服的五体投地。   
妈妈的心愿   
生病的妈妈,因为行动不便,更多的时间是看电视,尤其喜欢看戏曲类节目。每当看见妈妈坐在沙发里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入神的看着我的同学们表演的黄梅戏的时候,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记得问妈妈:“那些节目真有那么好看吗?都看好几遍了,不烦呀?”妈妈说:“我想看你演的,可是没有呀?”我无法回答。 
少年时候的我,因为难看,没有一部黄梅戏电视类的节目是找我演的,导演几乎一律都嫌我不上镜,不好看。也不明白,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应该是如花似玉般的年龄,而我怎么就让所有导演都看不上呢?每一个黄梅戏剧组给我电话,都是请我配唱,而我又总是那样倔强的说“不”。所以,妈妈说,想看你演的黄梅戏,是那么难哦。 
想了很久,我告诉妈妈:“你等着,我一定让您看见我在电视里演出的黄梅戏。”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从策划到剧组筹备,1999年百集黄梅戏舞台电视艺术片《戏缘》在安庆开机了。 
而且,我们把妈妈还带到了安庆,和我们共同坚持了近二个月的拍摄。 
安庆拍摄结束已经是年底了,回到北京,妈妈就想看拍摄结果,每天,不管我多晚从剪辑机房回家,妈妈总是痴痴的等着我,追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让她看《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开始为了想把效果做得好一些,也想让妈妈有一个惊喜,我迟迟不肯把片子拿给妈妈看。后来妹妹说,你要是剪辑的差不多了,就请妈先看看吧,你看妈天天念叨的。这以后,我剪一点,就拿一点回家,就这样,妈妈还总是催我快一点,快一点,同事也笑我,说我恨不得拿素材回家给母亲看。 
终于,《戏缘》的第一部分,全部完成。每天,只要我睁开眼睛,就能听见客厅里传来我唱的黄梅戏,我知道,妈妈又在看《戏缘》了。看到伤心处,妈妈会跟着哭,还哭得很伤心。特别是看《罗帕记》的时候,其中陈塞金被丈夫赶出家门,无法生存只好把亲生孩子送给别人的时候,妈妈哭得跟泪人似的。我问妈为什么这么伤心?她说:“我想起过去,家里穷,差点把你妹妹送了别人,要是当时真的送人了,那我上哪找这么孝顺的女儿去呀?” 
2000年,妈妈回繁昌,临走时,勒令我把《戏缘》带上,我说:“妈,那些戏还没有播出,拿回去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我在家看看还不行吗?”到家第二天,妈就迫不及待地召集她的亲朋好友,把我家小小的客厅坐的水泄不通,他们全在那儿跟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说咱家成了小影院了,妈看着朋友对我的赞扬,心里很愉悦,尽管她脸上没有表露,我还是感觉的到妈的开心。 
百集黄梅戏舞台电视艺术片《戏缘》在艺术质量上让许多戏迷、同行惊讶,但是在商业运作上却是非常的失败,也让我和妹妹在资金上大伤元气。但是每次想到妈妈痴迷的眼神,想着妈妈在去天堂之前看到女儿演出的黄梅戏,我和妹妹从心里感到无比快慰。我们感谢妈妈,因为她的鼓励和促进,才有了《戏缘》,才让我有机会向喜欢我支持我的戏迷证明,我没有忘记黄梅戏,我没有远离他们。还有,我并不真的那么难看,难看到无法上镜。 
可惜,妈妈没有看到《戏缘》的全部,但是,我相信妈妈已经看到了我和妹妹的努力。   
妈妈去了天堂(1)   
1994年妈妈生病以后,我们全家一起住在了北京。这也是我从十三岁离开家以后,第一次重新体会家的温暖,这中间相隔快二十年,多么的不易啊!这样的相聚,竟然还是因为母亲病重。时光真的很残忍,还没有等到我和妹妹孝顺母亲的时候,妈妈已经病了,无法享受她应该享受的美好生活。 
为了妈妈能够生活的好一些,我和妹妹一直很努力。我们从刚开始住的小锅炉房,搬到了广安门的小三居,也就是阮巡和我曾住过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全家住了将近四年,后来,搬到万寿路,大一些的房子,我们特意把很大的阳台装上了扶杆,好让妈妈练习走路。妈妈临走的时候一直住在那里。 
妈妈在北京住了整整六年。这期间,只有我和妹妹在四川拍戏的时候,妈妈回老家住了一段日子,记得我们拍完戏,回老家接妈妈的那天,妈见到我们哭得好伤心,她说:“你们要是再不回来,我的眼睛就要盼瞎了”。我和妹妹听了心象被刀子割了一样,难过极了,因为在老家,爸爸一个人实在照顾不过来,请来的人怎么也不如自己家人细心,妈妈从心里到外表的憔悴,都让我们感到心碎。 
从此,妹妹和我发誓不再离开妈一步。妈再次回到北京家里的时候,躺在床上深深的叹口气说,我再也不回去了,不和你们分开了。 
新世纪的清明,回老家的路上,因为怕妈妈行动不便打扰别人,特意订了一个包间。奇怪的是妈妈一夜没有合眼,怎么劝,就是睁着眼睛不想睡觉,还不停的要撒尿。后来,听老人说,这是妈妈做记号,以后好找路到北京看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次回老家,妈妈再也没有回来。回想起妈妈在老家的点点滴滴,才感觉到冥冥之中的一切,好象都是妈妈安排好的。 
清明那天,全家去爷爷奶奶的坟头上香。一切祭拜结束以后,我们准备往城里返。妈妈却说还要再坐一会。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妈妈以往是不喜欢在乡下呆过长时间的,一般都是上午去,中饭不吃饭就回来了。而这一回,妈妈一直在院子里坐到日落,我们再三催她,她才依依不舍的离开,坐在车上还不停的回头,满目哀愁。 
还有,妈妈自生病以后,从来不愿到县城大街上转。这次也不同,经常让我们推着她东看看西转转。特别是从来不外出吃饭的妈妈,这一回只要有朋友请,她都是必去的。有时候,我们怕她太累,劝她不要去了,妈妈还不依。等朋友都请遍了,妈妈自己筹划着要回请所有的朋友。 
“小琼那,我想请大家吃顿饭,你说好不好?” 妈妈对我说。 
“好啊,你要请谁呀?” 我问。 
“我算了算,怎么也要三四桌。” 
“怎么有这么多人呢?”我知道妈妈平日是很节约的,不轻易花费这么大。 
“你和文子拿五千块钱就够了。”妈妈说。 
“太多了,我们不出的。”我和妹妹大声说,经常,我们喜欢这样逗妈妈。 
“哎呀,求求你们出了吧?”妈妈把手放在胸前摆作揖状,表情真的好可爱。 
妈妈要请那么多人,全家人确实被她搞得莫名其妙。后来,妈妈离开我们以后,我们明白了。原来妈妈是想最后会会所有的好朋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她要把她最喜欢的小女儿的男朋友介绍给亲朋好友,也许在她看来,就是一次提前主持的婚礼吧。 
席间,妈妈还命我唱了一段黄梅戏《女驸马》,恰好,我的表妹也在场,她是歌唱演员,也助兴唱了一首歌。我问妈妈是不是很高兴,妈妈点点头。可是,妈妈似乎若有所思,沉默不语,好像这一切都离她很远。而我们当时却简单的以为妈妈是累了。 
妈妈是累了,不想再坚强下去了。本来,我们只打算在家呆十天的,由于大家的盛情,回京的日期一推再推。过了“五一”节,合肥来电话说,五月七号是严凤英大师诞辰七十周年,请我去参加纪念会。同时,播放我们拍摄的百集黄梅戏艺术片《戏缘》的片段。我们匆匆赶去合肥,相约五月十号来接妈妈。 
八号下午,《戏缘》得到一片叫好声。回到酒店,发现妹妹眼圈红红的独坐在床边,我问了一句:“怎么啦?”妹妹就泪流满面。一起进房间的同事不知何故,悄悄的退了出去。 
妈妈发病了。妹妹哭着说不下去了。我什么都明白了。 
找到老朋友,保险公司老总陈冬至先生,他派了一辆车送我和妹妹回繁昌。一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心情极为复杂。 
我躺在后坐上,突然,看见妈妈走了过来,对我深情的笑着,特别的好看,没有一点病的样子,四周都是云彩。我说,妈,你没有病啊,你是吓我的吧?妈妈点点头,笑着消失了。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分不出这是梦,还是我的期望,或是妈妈的暗示。我没有告诉妹妹刚才发生的情景,但我确定那不是梦。 
还是和妈妈第一次发病时的情景一样,我们没有回家,直奔医院。还是那一间病房,躺着更严重的妈妈。我们刚离开两天,怎么就会成这样呢?到现在我们也不明白。 
医生把我叫到一边,嘱咐我做好准备,说妈妈坚持不了三天。我不信,也没有把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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