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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两个心爱的宝贝女儿在北京，不是母亲突然中风，行动不便，父母才不稀罕来北京生活呢？尘土飞扬、气候干燥是他们对北京的印象。
天，已经完全黑了，清明时盛开的油菜花几乎看不见，倒是迎面的车灯不时的晃着眼睛。我怕老爸太累，请他休息一下，老人家不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想我妈。能不想吗？每年这个时候，每次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急急想要看见的却是永远也无法见到的亲人——我的母亲。
记得，也是清明，新世纪第一个清明，父亲想回老家祭祖，我们劝母亲一同回繁昌，一来扫墓，也可踏青。
平日，母亲是万不肯的，由于行动不便，母亲多年都不愿意外出，怕给人添麻烦。这一次，她却点头了。
没有想到，母亲这一回去，竟再也没有回来。在第二次病发之后，母亲坚持了十一天，终于，把她相爱一世的丈夫，两个未嫁的女儿丢下了，任我们哭断肝肠，也无回天之力，
我爱我的母亲，一个“爱”字还不足以表达我对母亲的情感，我觉得“喜欢”这个词好，因为“喜欢”更生动，给人不一样的感觉。我喜欢我的妈妈，特别是在我长大以后。
母亲在我小的时候，总是要打我的，而且是每天都要打一顿。刚开始，怕得要命，只要看见妈脸色变了，便吓得魂飞魄散，撒丫的跑出去，直到天黑被妈妈拎着耳朵揪回家，必定还是要补上打的。
慢慢的，打多了，打硬了，胆也壮了。如果，知道自己闯祸了，逃不了一顿打，看见妈妈回来，便自觉地把门给拴上，任妈妈怎么打，也不吭声，还咬着牙，像电影里的刘胡兰。妈妈骂我是犟驴，有时她都气哭了，我还是不认错。常常有小伙伴们爬在小木窗上偷看，幸灾乐祸，第二天要是被我抓住，跑不了要暴啐他一顿。现在想起来，谁家要是摊上这样的倔孩子，非恼死不可。
母亲被我的无事生非，疯野打架搞得无可奈何，手中的道具也由鞋底、鸡毛掸、棒槌换成扁担。那个时候，打架的理由很简单，谁要是喊了我爸爸的名字，是跑不了要打一架的。还有，谁要是欺负了我妹，那也是不顾一切要拼命的。
小的时候，我个子长的很快，一个院子里同班的男孩都比我矮。后来他们都猛长，我却停止不前了。因为个子长的高，所以很逞强，有理无理和人拼一架。
记得有一次，隔壁王阿姨家的老大，骂我爸是“保黄狗”，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什么是“保皇狗”，就与他打了起来，看我真打急眼了，他吓得跑了。我不解气，一脚揣开他家的门，掀开锅盖，用锅铲把大铁锅猛砸数下，摔门而去。晚上，他妈回来烧锅，刚刚点着火，就听见：“噗嗤噗嗤”的一会儿火就灭了。
可想而知，这一顿打又是逃不脱的，妈把我打的很重，昏昏沉沉，带着眼泪我睡着了。半夜，被一阵哭泣声惊醒，原来是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妈看我醒了，摸着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问：“是不是很疼？”我扭过头去。只听妈妈对着我又好像自言自语的说：“这个院子，就你爸爸被下放到农村，我一个人带着你和文子，（我妹妹的小名），每天上班，做服务员，站柜台，拉杂货，多辛苦，回到家，你还尽给我惹事，你能不能不和人家打架呢？你能不能给我安分一天呢？”我还是不吭声。妈哭了，说：“人家爸爸不是局长就是科长，妈妈也是坐办公室舒舒服服的。谁象我们家，就你爸爸一个男人还下放在农村。我们家没有男孩，我把你当儿子养，指望你好好读书，将来争争气，哪知道没有一天你不和人家斗，不和人家闹的。我不打你，我能跟人家去吵吗？我只能打你呀！”妈妈一边摸着我的屁股，一边痛哭起来，我紧紧的咬住被子，没有让她看见我的眼泪。
原来，我恨母亲恨得要命。心想，如果将来有机会，让我逃了出去，我是再也不会回来的。可是这一刻，我对这个信念开始有点动摇。
我没有像妈妈指望的那样，好好读书。我在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搞的热火朝天，不夸张的说，我妈的肺给气炸了。
那时候，她们晚上是要政治学习的，妈去学习的时候总要把家里的门给反锁起来，不让我去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妈没想到，等她一走，我就把小木窗掰开，让等在外面的小伙伴儿把我拽出窗户，跑出去疯玩。我们自排自演各种电影里好玩的情节和有意思的台词，也把家里仅剩的毛巾偷出去披在身上扮演杨子荣。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小伙伴们又赶紧把我从小木窗里塞进去。就这样酷爱着哼哼呀呀，蹦蹦跳跳，和我妈迂回周旋。快乐的事总不会天天跟着你的，我妈还是发现了我的秘密。逃不了痛打一顿。
我疼的躺在床上起不来，听见爸和妈说：你打就打屁股吗，别得地方别使劲打呀，她还小。
妈妈说：“她小？那老二怎么知道听话呀？打？还顾得上打屁股还是打脑袋？你看看你女儿那个倔样子？啊，敢背着我跑出去又唱又跳，这不成妖精了？”妈妈说的老二是妹妹吴静，妈妈最喜欢的女儿。
不听话的女儿（2）
十岁那年，我代表县第一小学宣传队参加全县汇演。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让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我红了，迅速成为繁昌县家喻户晓的人。以至于遇着我爸妈的人都说：嘿哟，你们俩连“东方红”都不一定唱得全，你女儿的歌可是唱得真不错哦。我妈听了不仅没有一丝窃喜，反而恨死了，骂我妖魔鬼怪。
我们家，妈是主心骨。因为是妈把我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的，而爸爸却一直在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了十年。家里自然是妈妈说了算。
妈妈不让我搞文艺，认为那是没有出息的人干的。说白了，就是戏子。
而我偏要和母亲对着干。在她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也确实很不听话，从小到大。
终于，我背着妈妈考上了安徽省艺术学校。那年，我十三岁，离开了县城，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的棍棒。
原以为，我会像小鸟一样冲出了牢笼，可以自由的飞翔，快乐的飞舞。没料到，我想家，想妈妈。想得我躲在被窝里常哭湿了枕巾。
中国有句古话：棍棒之下出孝子。信不信由你。
也许是没开窍吧！第一学期放假，拿回家的成绩单，没有一门是过六十分的，妈妈差点又给我两个耳光。看在我半年没有回家，举起来的手又放下了。
“你要去唱戏，唱戏你就好好的唱啊？一样都不及格，算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丑吗？你怎么这么大了还不晓得丑呢？”说着揪我的耳朵：“家里省吃俭用，让你去上学，你妹想吃根冰棍都舍不得，每月给你钱容易吗？你要不好好学，就给我滚回来，别给我丢人现眼了。”妈妈说急了，还是给了我两巴掌，打在屁股上。
看着一样都不及格的成绩单，第一次我感到了羞愧。
1976年的夏天，妈妈带了好些花生、咸鸭蛋什么的搭顺便车来学校看我，正赶上我们上“把子”课，我拿着刀枪，一路唱着蹦着往练功房去，妈妈跟在我后面很久，就是不敢叫我。最后看我快要进练功房了，才怯怯的问了声：你是小琼吗？
这么熟悉的声音？我惊喜的转过身，“妈妈”没想到妈妈就站在面前，那个高兴劲儿，别提啦，一下子扑在妈妈怀里。妈许久没说话，当我抬起头，却发现妈妈眼睛红了。妈轻声的说：“你怎么瘦了？我都不敢认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我说没有。那时我正在为改变胖小猪的形象而努力。
说实话，在学校时，最盼望的事，莫过于家里来人了，家里带来那些好吃的，足令我们兴奋好几个礼拜。毕竟，我们只有十三岁呀。
十三岁到十八岁，我由一个野孩子，变成了大姑娘，我泼辣狂野的性格，在学校里磨平了很多，我变得少言寡语，只是内心的倔强依然，因为倔强没有出口，所以拧得变本加厉。
班主任的话我也有一搭无一搭的似听非听，没有课的时候，除了杨俊，我也不大和其他同学一起玩，集体活动更是极少参加。老师不理解，一贯对集体那么狂热的女孩为何变得这么冷漠？怀疑我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或受了什么刺激？便把我妈从老家叫了来。我妈听老师说，我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不听话的孩子，非常生气。又是“不听话”。
在一个十八人同住的集体大宿舍里，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琼呐，老师讲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好孩子哟，不能走白专道路。你告诉妈，白专道路是什么路呀？”妈妈悄悄扒我耳朵上问。
“就是只管自己练功，不管别的。”我闷闷的说。
“啊，这不好喂，你要和同学一起练呀，哪能自己一个人偷着干啊？怪不得老师说你孤僻呢？你要和同学打成一片嘛，你听见妈妈说的话没有啊？”妈妈看我一言不发，用手戳我的脑袋：“你听见没有啊？”同学们看见都偷偷乐了。
好在，我所有的喜怒哀乐，只一个人品尝，不想让妈妈知道，不想让她操心，不想让她打我。
对于孩子，打，还是有作用的，特别是像我这样倔强淘气的孩子，不打，恐怕难以成材。我还是庆幸在妈妈的棍棒之下，成为了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一个爱父母的女儿。
不过，我将来不想打孩子，我想换一种方式。
妈妈眼里，你就是女儿
唱戏唱到全国人民都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妈妈从来没有因为我有了一点知名度，而对我另眼相待。在她的眼里，我就是她的女儿，不太听话的女儿，让她操心的女儿。演戏，没有听到妈妈说我好，总是说谁谁这点比你好，谁谁那点比你强。唱歌，没有听到妈妈说好听，总是说这点不如谁，那点不如谁。
1992年的10月，著名音乐家时白林先生的作品音乐会在合肥举行，我演唱了时老先生的得意作品《孟姜女》。妈妈亲眼看见观众疯狂的把我的演出服都扯烂了，每唱一句，掌声雷鸣。说实话，好多人都被这情景感动了，作为戏剧演员，在这样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成绩，是不多见的。演出结束，很多同行姐妹，都来祝贺。
“吴妈妈，今天是不是最开心，为女儿感到骄傲吧？”大家一起捧场。
“还可以吧。” 我妈淡淡的说。
这是我从艺以来，母亲给我的最高评价。
记得有那么两次，我妈看过演出后，很不开心，晚上，悄悄的跟我说：“小琼，我看你还是别干这个了。”
“为什么？”我不解。
“我看你唱戏恐怕是没有什么出息哟。”
“妈，你怎么这样说啊？”我不高兴了。
“我怎么说，我说的是实话。”妈妈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轻声细语了：“你看你，啊，笑也不象笑，哭也不象哭，装摸做样，还假假嘻嘻的，你请我来看戏，就看这么个东西，真丢人，早知道你唱到今天就唱成这个样子，我还不如让你回家干别的呢？”妈越说越火，越说越来气，恨不的揍我，刚才还理直气壮的我，一下子像泻气的皮球，蔫在那里。
在母亲面前，要想听到表扬的话，那是难上加难，她不是挑你这不是，就是嫌你那不好。但是对同学，她倒是不吝啬，看见电视里马兰、杨俊、袁玫、亚亚她们的表演，哎呀，那个高兴，笑眯眯的从头看到尾，全不管我心里酸酸的滋味，还经常给予准确到位的评价，令我无可奈何。
1984年，我二十岁出头，被选为安徽省政协常委，是全省最小的政协常委。这在家乡繁昌县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县里有这样机会的人并不多，所以父母的很多同事看见报纸上这个消息都很兴奋。过年我回家，每个看见爸爸妈妈的人都特别羡慕的夸奖我，爸爸还满脸自豪，我妈全没有感觉似的，依旧不屑的表情说：“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就是唱戏吗？”也有阿姨说：“哎呀，唱戏？你能唱成这样啊？有这么出息的女儿，你心里还不跟吃了蜜似的啊。”
“哎哟，她们也就是赶上时候好了，要是过去，唱戏？哪个瞧得起呀？”妈妈说。
这就是我的妈妈，从没有给过我一句赞扬的话。究竟是她不想看见我因为有了名气而狂妄，还是我真的始终没有达到妈妈想要的出色？到今天我也不明白。
我到北京工作，父母并不是十分的情愿，他们更愿意我留在合肥，他们喜欢合肥的生活环境，小巧，方便，利于居住。
我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愿留在安徽，好像我从来也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愿去行事。我总是执意地由着自己的性子去闯，很多时候，被撞的头破血流，也依然疯狂的朝前走，不肯回头。
刚到北京，一切从头来，对于一个曾经取得过成绩的演员来说是不容易的。
简陋的锅炉房，是我的栖身之处。没有同事做伴，没有朋友关心，没有亲戚来往。孤独的我，在北京城飘荡。
1993年春节，爸爸妈妈再次来京，情景与往日无法相比。尽管，我们彼此都做好了一切准备，让辛酸留在心底，把笑容写在脸上。可是，好几次，我还是窥到妈妈在偷偷落泪。那一年的冬天，真的很冷。
妈妈，对不起（1）
1994年9月2日，我们家突降灾难。母亲因高血压脑出血，在昏迷十几天被抢救过来以后，从此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
而这一切，我都认为是我造成的，这个内疚一直藏在我的心里，压了好多年。
尽管，妈妈从来没有这么说，爸爸没有说，我们全家都没有说。可是，我一直这么想，是我伤害了她。
94年的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了一个专题，反映一批“北飘”在京城闯荡的真实生活，播出后反响比较强烈。其中，把我也作为“北飘”之一，专门介绍。画面表现了曾经辉煌过的戏剧演员，只身来到北京，一无所有，从头做起，一间很破的锅炉房，一日三餐无定所。为找新歌，东奔西走，顶着烈日四处寻求……镜头里的我很倔强的样子。
晚上，爸爸打来电话，说看到节目了。语调很低沉，我问妈妈说什么了吗？
你妈妈睡了，不舒服。爸爸说。
我猜想妈的心情不好，我了解她。她不愿意看见我过着这样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气恼我不该固执的来北京，认为我在受罪。更让妈郁闷的是，有街坊说吴家闺女在北京落魄了，男朋友也不要她了，如今住在小锅炉房，很可怜。母亲再坚强，此刻的心也是疼痛的。
此后，近一个月母亲没有和我通话，爸爸说妈妈一直不开心，很少说话。
9月2号的晚上，我和妹妹，还有外地来的一些朋友在JJ蹦迪，回家的路上，舅舅打来电话，说妈妈病了，希望我们回去。
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爸爸妈妈会生病，总觉得他们会一直陪伴我们，看护我们到老，父母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只有儿女遇到了风暴会想起爸爸妈妈，会躲在他们的怀里直到把自己的伤口养好，再出去扑腾。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妈妈有一天也会生病。而且，一病不起，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
第二天，我和妹妹匆匆的往回奔，一路上想象着各种恶劣的事态，想象着妈妈，我坚强的妈妈，好胜的妈妈，漂亮的妈妈会是什么样子，所有的想象都是模糊的，我的心在不自觉的颤抖，妹妹一直不说话，我知道，她和妈妈感情更深。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妈妈的病情远比我们所有的想象要严重的多。
爸爸之所以没有亲自给我们打电话，是因为已经哭到没有声音，见到我和妹妹，爸爸只说了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