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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我心-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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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两个心爱的宝贝女儿在北京,不是母亲突然中风,行动不便,父母才不稀罕来北京生活呢?尘土飞扬、气候干燥是他们对北京的印象。 
天,已经完全黑了,清明时盛开的油菜花几乎看不见,倒是迎面的车灯不时的晃着眼睛。我怕老爸太累,请他休息一下,老人家不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想我妈。能不想吗?每年这个时候,每次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急急想要看见的却是永远也无法见到的亲人——我的母亲。 
记得,也是清明,新世纪第一个清明,父亲想回老家祭祖,我们劝母亲一同回繁昌,一来扫墓,也可踏青。 
平日,母亲是万不肯的,由于行动不便,母亲多年都不愿意外出,怕给人添麻烦。这一次,她却点头了。 
没有想到,母亲这一回去,竟再也没有回来。在第二次病发之后,母亲坚持了十一天,终于,把她相爱一世的丈夫,两个未嫁的女儿丢下了,任我们哭断肝肠,也无回天之力, 
我爱我的母亲,一个“爱”字还不足以表达我对母亲的情感,我觉得“喜欢”这个词好,因为“喜欢”更生动,给人不一样的感觉。我喜欢我的妈妈,特别是在我长大以后。 
母亲在我小的时候,总是要打我的,而且是每天都要打一顿。刚开始,怕得要命,只要看见妈脸色变了,便吓得魂飞魄散,撒丫的跑出去,直到天黑被妈妈拎着耳朵揪回家,必定还是要补上打的。 
慢慢的,打多了,打硬了,胆也壮了。如果,知道自己闯祸了,逃不了一顿打,看见妈妈回来,便自觉地把门给拴上,任妈妈怎么打,也不吭声,还咬着牙,像电影里的刘胡兰。妈妈骂我是犟驴,有时她都气哭了,我还是不认错。常常有小伙伴们爬在小木窗上偷看,幸灾乐祸,第二天要是被我抓住,跑不了要暴啐他一顿。现在想起来,谁家要是摊上这样的倔孩子,非恼死不可。 
母亲被我的无事生非,疯野打架搞得无可奈何,手中的道具也由鞋底、鸡毛掸、棒槌换成扁担。那个时候,打架的理由很简单,谁要是喊了我爸爸的名字,是跑不了要打一架的。还有,谁要是欺负了我妹,那也是不顾一切要拼命的。 
小的时候,我个子长的很快,一个院子里同班的男孩都比我矮。后来他们都猛长,我却停止不前了。因为个子长的高,所以很逞强,有理无理和人拼一架。 
记得有一次,隔壁王阿姨家的老大,骂我爸是“保黄狗”,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什么是“保皇狗”,就与他打了起来,看我真打急眼了,他吓得跑了。我不解气,一脚揣开他家的门,掀开锅盖,用锅铲把大铁锅猛砸数下,摔门而去。晚上,他妈回来烧锅,刚刚点着火,就听见:“噗嗤噗嗤”的一会儿火就灭了。 
可想而知,这一顿打又是逃不脱的,妈把我打的很重,昏昏沉沉,带着眼泪我睡着了。半夜,被一阵哭泣声惊醒,原来是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妈看我醒了,摸着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问:“是不是很疼?”我扭过头去。只听妈妈对着我又好像自言自语的说:“这个院子,就你爸爸被下放到农村,我一个人带着你和文子,(我妹妹的小名),每天上班,做服务员,站柜台,拉杂货,多辛苦,回到家,你还尽给我惹事,你能不能不和人家打架呢?你能不能给我安分一天呢?”我还是不吭声。妈哭了,说:“人家爸爸不是局长就是科长,妈妈也是坐办公室舒舒服服的。谁象我们家,就你爸爸一个男人还下放在农村。我们家没有男孩,我把你当儿子养,指望你好好读书,将来争争气,哪知道没有一天你不和人家斗,不和人家闹的。我不打你,我能跟人家去吵吗?我只能打你呀!”妈妈一边摸着我的屁股,一边痛哭起来,我紧紧的咬住被子,没有让她看见我的眼泪。 
原来,我恨母亲恨得要命。心想,如果将来有机会,让我逃了出去,我是再也不会回来的。可是这一刻,我对这个信念开始有点动摇。 
我没有像妈妈指望的那样,好好读书。我在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搞的热火朝天,不夸张的说,我妈的肺给气炸了。 
那时候,她们晚上是要政治学习的,妈去学习的时候总要把家里的门给反锁起来,不让我去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妈没想到,等她一走,我就把小木窗掰开,让等在外面的小伙伴儿把我拽出窗户,跑出去疯玩。我们自排自演各种电影里好玩的情节和有意思的台词,也把家里仅剩的毛巾偷出去披在身上扮演杨子荣。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小伙伴们又赶紧把我从小木窗里塞进去。就这样酷爱着哼哼呀呀,蹦蹦跳跳,和我妈迂回周旋。快乐的事总不会天天跟着你的,我妈还是发现了我的秘密。逃不了痛打一顿。 
我疼的躺在床上起不来,听见爸和妈说:你打就打屁股吗,别得地方别使劲打呀,她还小。 
妈妈说:“她小?那老二怎么知道听话呀?打?还顾得上打屁股还是打脑袋?你看看你女儿那个倔样子?啊,敢背着我跑出去又唱又跳,这不成妖精了?”妈妈说的老二是妹妹吴静,妈妈最喜欢的女儿。   
不听话的女儿(2)   
十岁那年,我代表县第一小学宣传队参加全县汇演。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让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我红了,迅速成为繁昌县家喻户晓的人。以至于遇着我爸妈的人都说:嘿哟,你们俩连“东方红”都不一定唱得全,你女儿的歌可是唱得真不错哦。我妈听了不仅没有一丝窃喜,反而恨死了,骂我妖魔鬼怪。 
我们家,妈是主心骨。因为是妈把我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的,而爸爸却一直在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了十年。家里自然是妈妈说了算。 
妈妈不让我搞文艺,认为那是没有出息的人干的。说白了,就是戏子。 
而我偏要和母亲对着干。在她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也确实很不听话,从小到大。 
终于,我背着妈妈考上了安徽省艺术学校。那年,我十三岁,离开了县城,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的棍棒。 
原以为,我会像小鸟一样冲出了牢笼,可以自由的飞翔,快乐的飞舞。没料到,我想家,想妈妈。想得我躲在被窝里常哭湿了枕巾。 
中国有句古话:棍棒之下出孝子。信不信由你。 
也许是没开窍吧!第一学期放假,拿回家的成绩单,没有一门是过六十分的,妈妈差点又给我两个耳光。看在我半年没有回家,举起来的手又放下了。 
“你要去唱戏,唱戏你就好好的唱啊?一样都不及格,算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丑吗?你怎么这么大了还不晓得丑呢?”说着揪我的耳朵:“家里省吃俭用,让你去上学,你妹想吃根冰棍都舍不得,每月给你钱容易吗?你要不好好学,就给我滚回来,别给我丢人现眼了。”妈妈说急了,还是给了我两巴掌,打在屁股上。 
看着一样都不及格的成绩单,第一次我感到了羞愧。 
1976年的夏天,妈妈带了好些花生、咸鸭蛋什么的搭顺便车来学校看我,正赶上我们上“把子”课,我拿着刀枪,一路唱着蹦着往练功房去,妈妈跟在我后面很久,就是不敢叫我。最后看我快要进练功房了,才怯怯的问了声:你是小琼吗? 
这么熟悉的声音?我惊喜的转过身,“妈妈”没想到妈妈就站在面前,那个高兴劲儿,别提啦,一下子扑在妈妈怀里。妈许久没说话,当我抬起头,却发现妈妈眼睛红了。妈轻声的说:“你怎么瘦了?我都不敢认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我说没有。那时我正在为改变胖小猪的形象而努力。 
说实话,在学校时,最盼望的事,莫过于家里来人了,家里带来那些好吃的,足令我们兴奋好几个礼拜。毕竟,我们只有十三岁呀。 
十三岁到十八岁,我由一个野孩子,变成了大姑娘,我泼辣狂野的性格,在学校里磨平了很多,我变得少言寡语,只是内心的倔强依然,因为倔强没有出口,所以拧得变本加厉。 
班主任的话我也有一搭无一搭的似听非听,没有课的时候,除了杨俊,我也不大和其他同学一起玩,集体活动更是极少参加。老师不理解,一贯对集体那么狂热的女孩为何变得这么冷漠?怀疑我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或受了什么刺激?便把我妈从老家叫了来。我妈听老师说,我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不听话的孩子,非常生气。又是“不听话”。 
在一个十八人同住的集体大宿舍里,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琼呐,老师讲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好孩子哟,不能走白专道路。你告诉妈,白专道路是什么路呀?”妈妈悄悄扒我耳朵上问。 
“就是只管自己练功,不管别的。”我闷闷的说。 
“啊,这不好喂,你要和同学一起练呀,哪能自己一个人偷着干啊?怪不得老师说你孤僻呢?你要和同学打成一片嘛,你听见妈妈说的话没有啊?”妈妈看我一言不发,用手戳我的脑袋:“你听见没有啊?”同学们看见都偷偷乐了。 
好在,我所有的喜怒哀乐,只一个人品尝,不想让妈妈知道,不想让她操心,不想让她打我。 
对于孩子,打,还是有作用的,特别是像我这样倔强淘气的孩子,不打,恐怕难以成材。我还是庆幸在妈妈的棍棒之下,成为了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一个爱父母的女儿。 
不过,我将来不想打孩子,我想换一种方式。   
妈妈眼里,你就是女儿   
唱戏唱到全国人民都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妈妈从来没有因为我有了一点知名度,而对我另眼相待。在她的眼里,我就是她的女儿,不太听话的女儿,让她操心的女儿。演戏,没有听到妈妈说我好,总是说谁谁这点比你好,谁谁那点比你强。唱歌,没有听到妈妈说好听,总是说这点不如谁,那点不如谁。 
1992年的10月,著名音乐家时白林先生的作品音乐会在合肥举行,我演唱了时老先生的得意作品《孟姜女》。妈妈亲眼看见观众疯狂的把我的演出服都扯烂了,每唱一句,掌声雷鸣。说实话,好多人都被这情景感动了,作为戏剧演员,在这样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成绩,是不多见的。演出结束,很多同行姐妹,都来祝贺。 
“吴妈妈,今天是不是最开心,为女儿感到骄傲吧?”大家一起捧场。 
“还可以吧。” 我妈淡淡的说。 
这是我从艺以来,母亲给我的最高评价。 
记得有那么两次,我妈看过演出后,很不开心,晚上,悄悄的跟我说:“小琼,我看你还是别干这个了。” 
“为什么?”我不解。 
“我看你唱戏恐怕是没有什么出息哟。” 
“妈,你怎么这样说啊?”我不高兴了。 
“我怎么说,我说的是实话。”妈妈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轻声细语了:“你看你,啊,笑也不象笑,哭也不象哭,装摸做样,还假假嘻嘻的,你请我来看戏,就看这么个东西,真丢人,早知道你唱到今天就唱成这个样子,我还不如让你回家干别的呢?”妈越说越火,越说越来气,恨不的揍我,刚才还理直气壮的我,一下子像泻气的皮球,蔫在那里。 
在母亲面前,要想听到表扬的话,那是难上加难,她不是挑你这不是,就是嫌你那不好。但是对同学,她倒是不吝啬,看见电视里马兰、杨俊、袁玫、亚亚她们的表演,哎呀,那个高兴,笑眯眯的从头看到尾,全不管我心里酸酸的滋味,还经常给予准确到位的评价,令我无可奈何。 
1984年,我二十岁出头,被选为安徽省政协常委,是全省最小的政协常委。这在家乡繁昌县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县里有这样机会的人并不多,所以父母的很多同事看见报纸上这个消息都很兴奋。过年我回家,每个看见爸爸妈妈的人都特别羡慕的夸奖我,爸爸还满脸自豪,我妈全没有感觉似的,依旧不屑的表情说:“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就是唱戏吗?”也有阿姨说:“哎呀,唱戏?你能唱成这样啊?有这么出息的女儿,你心里还不跟吃了蜜似的啊。” 
“哎哟,她们也就是赶上时候好了,要是过去,唱戏?哪个瞧得起呀?”妈妈说。 
这就是我的妈妈,从没有给过我一句赞扬的话。究竟是她不想看见我因为有了名气而狂妄,还是我真的始终没有达到妈妈想要的出色?到今天我也不明白。 
我到北京工作,父母并不是十分的情愿,他们更愿意我留在合肥,他们喜欢合肥的生活环境,小巧,方便,利于居住。 
我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愿留在安徽,好像我从来也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愿去行事。我总是执意地由着自己的性子去闯,很多时候,被撞的头破血流,也依然疯狂的朝前走,不肯回头。 
刚到北京,一切从头来,对于一个曾经取得过成绩的演员来说是不容易的。 
简陋的锅炉房,是我的栖身之处。没有同事做伴,没有朋友关心,没有亲戚来往。孤独的我,在北京城飘荡。 
1993年春节,爸爸妈妈再次来京,情景与往日无法相比。尽管,我们彼此都做好了一切准备,让辛酸留在心底,把笑容写在脸上。可是,好几次,我还是窥到妈妈在偷偷落泪。那一年的冬天,真的很冷。   
妈妈,对不起(1)   
1994年9月2日,我们家突降灾难。母亲因高血压脑出血,在昏迷十几天被抢救过来以后,从此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 
而这一切,我都认为是我造成的,这个内疚一直藏在我的心里,压了好多年。 
尽管,妈妈从来没有这么说,爸爸没有说,我们全家都没有说。可是,我一直这么想,是我伤害了她。 
94年的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了一个专题,反映一批“北飘”在京城闯荡的真实生活,播出后反响比较强烈。其中,把我也作为“北飘”之一,专门介绍。画面表现了曾经辉煌过的戏剧演员,只身来到北京,一无所有,从头做起,一间很破的锅炉房,一日三餐无定所。为找新歌,东奔西走,顶着烈日四处寻求……镜头里的我很倔强的样子。 
晚上,爸爸打来电话,说看到节目了。语调很低沉,我问妈妈说什么了吗? 
你妈妈睡了,不舒服。爸爸说。 
我猜想妈的心情不好,我了解她。她不愿意看见我过着这样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气恼我不该固执的来北京,认为我在受罪。更让妈郁闷的是,有街坊说吴家闺女在北京落魄了,男朋友也不要她了,如今住在小锅炉房,很可怜。母亲再坚强,此刻的心也是疼痛的。 
此后,近一个月母亲没有和我通话,爸爸说妈妈一直不开心,很少说话。 
9月2号的晚上,我和妹妹,还有外地来的一些朋友在JJ蹦迪,回家的路上,舅舅打来电话,说妈妈病了,希望我们回去。 
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爸爸妈妈会生病,总觉得他们会一直陪伴我们,看护我们到老,父母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只有儿女遇到了风暴会想起爸爸妈妈,会躲在他们的怀里直到把自己的伤口养好,再出去扑腾。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妈妈有一天也会生病。而且,一病不起,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 
第二天,我和妹妹匆匆的往回奔,一路上想象着各种恶劣的事态,想象着妈妈,我坚强的妈妈,好胜的妈妈,漂亮的妈妈会是什么样子,所有的想象都是模糊的,我的心在不自觉的颤抖,妹妹一直不说话,我知道,她和妈妈感情更深。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妈妈的病情远比我们所有的想象要严重的多。 
爸爸之所以没有亲自给我们打电话,是因为已经哭到没有声音,见到我和妹妹,爸爸只说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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