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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们也经常闹别扭，脾气上来了，谁也不理谁，实在憋不住了，就用写纸条的方式。记得有一次我俩别扭了很长时间，谁也不先开口说话，后来我们就互相写纸条来道歉。杨俊的文笔特棒，字也写得非常潇洒，不像一个女孩家写的。这大概是受她哥哥的影响，在学校的时候，她哥经常写信说搞艺术也要有文化，字要写的漂亮，杨俊做到了这一点。我想不管什么人只要看了她的文字，什么气也没有了。这种方式，一直维系到我们毕业。没想到2000年我又重温了这种感觉，那是我们拍摄《戏缘》第二部的时候，请杨俊主演她的拿手好戏《僧尼浪漫曲》。尽管制片把我们分别安排两个房间，我俩还是亲热的睡在了一个屋子，知心话无限制的聊到清晨，第二天她走的时候，我因为实在太累没有送她。中午起床后，那熟悉的纸条、漂亮的文字豁然跃入眼帘，还没有看见内容，我的眼眶已经潮湿了。
我们上艺术学校的时候都很小，杨俊是我们当中最小的。那时候，几乎每个同学的家境都不好，条件稍好的每个月也就是寄十元钱，杨俊家里好象寄七块钱给她，我家里每个月给我五块钱，差不多也是全班的最底线了。
每个月我们最盼望的日子，就是家里寄钱来了，如果我俩谁家寄的钱先到，我们就用谁的钱去买吃的。那个时候好谗哪，天天就跟饿的要命似的，我们把买好的东西放在一起，经常也会为谁多吃了一块饼干而“翻脸”。上街看电影，见着卖小笼包子的，路就走不动，那个香味，直谗得我们咽口水，那时想吃包子还要排好长的队呢，我俩就把钱放在一起凑凑，幸运的话，正好可以买一小笼，我俩一个排队，一个占位子，等包子端上来的时候，真是看着心都跳，那叫一个“香”啊！现在吃什么，也找不到那样的感觉了。
“唉，以前想吃想的要命，就是没有的吃，现在有吃的了，又什么也不敢吃，怕胖，你说多倒霉。”前几天我还和我妹妹这样说呢。
“想吃你就吃呗，怕什么？你也不胖呀？”妹妹说。
“是不胖，可也吃不动，重要的是再也吃不出以前的那种感觉了，真是悲哀。”
杨俊从小就表现出比同龄人更机灵的劲儿。她在《杨门女将》中扮演我的儿子小杨文广，演得极好。杨俊因为成绩突出，又漂亮，我们班的很多男孩都喜欢她，但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封闭，所以谁也不敢表达，只有成绩突出的张辉（现在他们同在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一个是院长，一个当书记，）敢和杨俊走的近些。
当时，他们成了班上让人羡慕又妒忌的一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对“金童玉女”，如果他们约好一起“打把子”，总会有一些男同学不怀好意的起哄。其实，那不过是少男少女之间微妙的一点春心萌动罢了，现在我猜想，他们当时恐怕连手也不曾牵过。我因为是杨俊好友，所以就常当电灯泡，充当保护者，不折不扣的扮演一个“傻大姐”，挺可笑的。
和杨俊一起分配在省黄梅戏剧院，我俩依然保持着无话不谈属闺中密友似的亲昵。直到我们从香港演出回来之后，关系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去香港演出之前，剧院排演了《女驸马》、《天仙配》，我和马兰分别扮演《女驸马》中的主角——冯素珍，吴亚玲演公主，杨俊只扮演了很少戏份的丫鬟。在《天仙配》中我们都是演姐妹，杨俊和吴亚玲演五姐六姐，没有一句唱腔。杨俊在学校里是优秀生，各方面都非常出色，而到剧院后，却只给她定位在丫鬟、小旦一些角色，心里很难接受。我能感觉到她的委屈、郁闷和不平衡，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记得那时，我俩喜欢坐在六安集训地的大草坪上，面对夕阳，各自想着心思，经常是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宿舍。面对她失落的心情，我说过这样一句很高调的话：“是金子总能发光”。这或许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不知杨俊是否还有印象？
果然，她这颗金子很快被人发现了，而且，迅速散发出绚丽的光芒。
香港首演《女驸马》的时候，著名导演李翰祥偕夫人来看我们的演出，因为李翰祥导演六十年代以导演黄梅戏电影而闻名，所以这次大陆首屈一指的黄梅戏剧院来香港演出轰动是不小的，李导演一眼发觉了在剧中只扮演了很少戏份的丫鬟——杨俊，可见杨俊的舞台魅力是何等了得。这之后在香港的日子，李导演偕李太太多次邀请杨俊外出游玩，我便很少看见杨俊了。
杨俊（2）
逛街少了一个伙伴，很无趣，谈心没了知己，更失落。当我只有在演出前化妆间才能遇见杨俊的时候，我俩竟没什么话说，我感觉到了距离。或许，我心里对她也存有些许妒忌吧。
从香港回到广州，我们停留在白花剧场演出。当一个人被幸运之神光临的时候，真是山也挡不住的。1982年广州电视台正在筹拍电视剧《飘然太白》，为了寻找饰演杨贵妃的演员，剧组颇费周折。恰巧，导演来看我们演出，又一次，《女驸马》中的小丫鬟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杨俊立即被他们选中主演电视剧《飘然太白》中的杨贵妃。“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想起夕阳下我曾说过的那句话。
八十年代初，对于刚刚离开校门的学生来说，有这样的机会到香港，到广州，到上海，实属不易。面对繁华世界，面对种种诱惑，我们便有些浮躁，受到赞誉，头脑开始发热……
清楚的记得，从香港演出转到上海的时候，我想和初恋男友分手，他莫名其妙，问我为什么？我说：没有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合适，我们有距离。他说：你以为你去了一趟香港，就和我有距离了是吧？你以为你跑了几个大城市就了不起了？他说的对。那时候的我也已经被虚荣弄昏了头，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想，机会来的过早，对于年少的人来说，不一定是幸运的事情。杨俊在不断被发现并肯定的时候，想很好的把握自己、把握机会就显得不那么轻易，因为她的价值已经被人发现，而那时，她只有十九岁。
当杨俊从广州拍戏回剧院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陌生，彼此之间有了距离。很遗憾，那时我们都很年轻，不知道怎样保护我们的友情。
在我们这些小姐妹当中，杨俊是第一个被借到外面去拍戏的，《飘然太白》中的杨贵妃，《西游记》里的白骨精，特别是她应邀参加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首次到北京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引起了全国人的关注，杨俊被安排在剧中扮演戏份儿很重的丽妃，我们姐妹还在《大众电影》杂志上看见杨俊的剧照，无比羡慕。眼看姐妹中，杨俊第一个走出安徽，闯进京城，事业如春风蓬勃发展，一步一个台阶的大步前进的时候，事情起了变化，从报上得知杨俊扮演的丽妃被周洁取代。是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这一打击对于一个只有十九岁的杨俊来说，是重量级的。我从心底担心她，担心她的承受力……
还好，依然是青春亮丽的杨俊回来了，夹带着自己的行囊。我能够体会杨俊内心的痛楚，当我们必须要舔平自己的伤口的时候，是需要勇气和意志的。面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我们仅仅保持纯真和善良是不够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些也许已经晚了，但这就是我们的本色。无论身处何地，我始终觉得杨俊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可爱女孩。
经过这样一次波折，杨俊的事业出现了一些低潮，有一次我们俩靠在二楼的阳台上一起谈心：
“要是我们俩从这里跳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她看着楼下自言自语的说。
“什么结果？没有结果呗！”我回答。那个时候，是我们俩事业和爱情都遭受挫折的时期。
“也许，人们会猜测为什么两个年轻漂亮的少女会自杀呢？”
“别逗了，谁理你呀？”她还是郁闷无语，“杨俊，我送你八个字好不好？”
“好啊，哪八个字？”杨俊急切的问我。
“得意忘形，失意灰心。”我盯着杨俊的双眼说。
杨俊愣了一下，慢慢地垂下了眼睛，我相信她理解了我的意思，也理解了我对她的希望，希望她重新振作起来，同时，我也希望自己重新扬帆起航。
其实，我们的友谊应该说还是经受考验的。88年，我因为成功主演了舞台剧《孟姜女》，事业有一点起色，电影厂要将《孟姜女》拍成电影，我以为我会咸鱼翻身了呢，结果，导演还是不满意我的形象，提出让杨俊主演，叫我配唱。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到底我有多难看呢？至今为止，我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究竟难看到什么程度？可见一个人的自不量力是多么可怕。我肯定是拒绝，杨俊也很为难，我是她的好朋友，而她要顶替我，我想我们内心都很矛盾，最后，我和杨俊当面谈心，希望她能够自演自唱，有什么困难可以来问我，我把我唱的录音带都给了她。
杨俊果然出色的完成了电影《孟姜女》的演唱。而且，从此，在人们印象中不擅长唱功的杨俊一跃成为唱得不错的演员，她对自己也有了信心，我们也因此维护了友情，依然是好朋友。
杨俊很爱自己的事业，这一点我们几个都很相象。当我们的努力都不能得到应有重视的时候，我们想过很多办法，我和杨俊还曾率先向厅领导提出优化组合，实行承包制，当然，等待我们的不是什么改革，优化组合，反而加深了老师领导对我们的不满，认为我俩羽毛尚未长起就想飞，狂妄自大。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好象快到春节了，杨俊把我叫到房间。
“听说湖北要重组黄梅戏剧院，你去不去？”她悄悄问我。
“是吗？去呀！”我说。
当时，我们真的太苦了，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排新戏、演新戏。对领导坚持培养演员只能是一座“宝塔”的理念，很无奈。
杨俊（3）
“不过，我们一定要问清楚湖北方面打算把剧院安置在哪里，如果不在武汉，我们不能去。”我提醒杨俊。
“我过几天先去看看，等问清楚了告诉你。”她对我说。
“好的，我正好要去北京参加一个晚会，回来我们再商量。”
“我把张辉也动员一起去。”杨俊轻轻的说。
“是吗？那更好了。”我又再三提醒她，一定要确定黄梅戏剧院在武汉我们才能去，如果在其它地县千万先别着急答应，杨俊点点头。
等我从北京回来后还没有放下行李，同事赶紧跑来告诉我，说杨俊和张辉已经用电报的方式发来辞职声明，我一听，就傻了。杨俊没有和我商量，我想她是不想让我阻拦她要去湖北的决心，不管是在武汉还是在地县，她去心已定，谁也无法挽留。
杨俊去了湖北，杳无音迅，我们有很长时间失去了联系。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埋怨我没有跟她一起去，还是她想保护我，不让我去暂时还比较艰苦的地方。总之，过了将近十年，我因为在湖北做节目，才和她取得联系，并去看望了她所在的剧院。虽然，他们那里的大环境并不很理想，但我发现杨俊和张辉还有其他几个一起去的同事，过得都很充实，我的心也就塌实了。
现在回头想一想，杨俊的离开，还是让她有了更大更广的施展天地。她是在马兰之后第二位获得梅花奖和文华大奖的黄梅戏演员，她主演的《双下山》精彩无比，集甜、媚、娇与一身，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演员。
虽然荣誉都有了，还是心疼她和张辉在刚去的几年里付出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因为是创业，肯定十分辛苦，但是庆幸他们终于苦尽甘来。
尽管，我和杨俊不再象少女时代那么亲妮密切，那么无话不谈，但是在几个姐妹当中，我心里，依然对她牵挂更多。有的时候，如果她让我帮忙做一些事情，比如，买化妆品或是做衣服，我总是乐的屁颠颠的。
只是，友情这个东西很难说，也许每个时期，会有每个时期不同的朋友。我很羡慕那些从小到大都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和杨俊没有成为希望的那样，我对自己有些失望，或许是我做的不好，曾经的我，不仅没有把握好爱情，也没有把握好友情，这说明很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在这样的时刻，我对自己是不满意的。
吴亚玲（1）
如果说一个完整的女人是由结婚、生子来论的话，我们几个姐妹当中，只有吴亚玲最早顺利且幸福的完成了一个女人的这一完整过程。
我这辈子做过唯一的一次伴娘，就是亚玲结婚的时候，我认认真真地，毕恭毕敬地，满怀着神圣感，陪伴亚玲完成了她人生中的这件大事。
还记得我穿了一件粉色的衣服，站在酒店的门口，笑容满面的迎接着所有来宾，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当看到宣布他们结为夫妇的时候，我的心激动的都颤抖，真的，亚玲每一桌敬酒的时候，我一直跟着，没少替她喝。
亚玲结婚前，和我一起住在一个单身宿舍，所以我们的感情相对来说，是比较深的。我们彼此也很了解，特别是性格方面。她总说我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这点她看的很准。亚玲的性格也有固执的一面，如果她认为是正确的事，那谁也说服不了她，特别是对她的老公蒋建国，我们都是同班同学，他们刚开始恋爱，有时闹小别扭，亚玲回宿舍就跟我唠叨，明明是她自己不对，可她就是不认错，这时，我常常会站在蒋建国一方。最后，没办法说服她，我只好对她说：“真理就是你，你就是真理。”“对。”她说，“我就是真理”。我明白了，在蒋建国面前，不管她做什么都是对的，蒋建国心甘情愿的服从，这就是他们之间和谐的爱情。
前些日子，亚玲的爱人蒋建国来北京，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莎莎今年要上大学了。我真的很吃惊，时间好快哟！莎莎出生的时候，我们正在上海演出莎士比亚作品《无事生非》，亚玲一个人在合肥把女儿生下来，或许是对丈夫蒋建国的思念吧，亚玲为女儿取名为“莎莎”莎士比亚的“莎”。当时，亚玲希望蒋建国好好演戏，便坚持不让蒋建国回合肥，据说现在亚玲还不时嗔怪蒋建国当时没有照顾好她，生下女儿全是她的功劳。那时我和蒋建国正好演一对恋人，有一场戏是我俩躲在树后面说悄悄话，所以，我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亚玲生了没有？前几场演出中，蒋建国总说想回去，可是角色没有人顶替，不回去心里不放下亚玲。就这样在焦虑和担心中苦熬着，直到看见亚玲打来电报“母女平安”，蒋建国由衷地露出了笑容，展开了多日紧缩的眉头。那一天，我们在树后面的谈话和笑声都透着喜悦，蒋建国从心底流淌着快乐，因为，他做父亲了。
亚玲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姐妹中只有她最早有了宝贝，二十年过去了，她还依然保持着这一份特殊的自豪，羡慕死我们。
莎莎出生的时候，我们都争着做干妈，所以莎莎小的时候，可是我们黄梅戏剧院的大红人，几个姐妹轮流抢着抱她，加上小莎莎无比聪明和机灵，把大院的老老少少逗得开心极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坐长途车外出巡演，大家实在是觉得困累，无精打采的。亚玲说，我放一段我们莎莎学的黄梅戏给大家听吧，我们立马都来了精神，小莎莎唱着《打猪草》，学她爸爸妈妈在戏里面的对白，口齿不清但语气惟妙惟俏，把大家的疲劳困意扫得一干二净，不知道亚玲是否还保留着莎莎这些可爱而珍贵的东西。
后来，我们都陆续离开了黄梅戏大院，我想只有马兰与她们一起的时间比较长，这干妈的责任自然比我们付出的多一些。
亚玲有今天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