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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木墩，冲进售票房。那速度和动作估计不比世界跨栏冠军刘翔差多少。接着一大批农民兄弟，手拿铁杈镰刀，肩扛锄头扁担紧跟其后。我想，完了，人肯定要被他们打死了，怎么办？我不能袖手旁观呀，急中生智我想起电影里很多漂亮的女演员引诱敌人注意力的镜头，便高歌唱起了《刘三姐》，“哎，唱山歌哎……”还真有人楞住了，他们停下了脚步，不过只一小会儿，便头也不会的继续他们的战斗去了。我很沮丧，以为朋友的性命肯定完了。结果，却看见那些扛锄头的人垂头丧气的出来了，并没有我想象的血肉模糊的场景，叫人纳闷。后来才听说，他竟然翻过快到屋顶的墙，而且屋里并没有梯子或可做搭脚用的工具，这是什么力量？求生的力量。可见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当时那些农民兄弟就是要找和他们打架的人，那阵势仿佛象周星弛的电影《功夫》：手拿铁具的人在院子里发威，院子里的人却很平静，有的人装做练习写毛笔字，有的人捧一本书，有人弹琵琶，有的拉二胡，有人打太极拳，有的人急中生智把大幕裹在身上，变成一根幕柱，我们女孩子对镜化妆，洗衣服……一片太平景象，好象都与这场打斗不相干，搞的农民朋友丈二摸不着头脑，在院子里转了数圈，扬言明早再来。吴桥是演不下去了。连夜，全团悄悄的装上道具行李，乘着月光逃离了镇子。后来还听说，那些农民天一亮真的又来了……幸亏我们走得快。
江苏与安徽挨的很近，对黄梅戏一直情有独钟。过去走很多城市，观众都很热情，但由于黄梅戏演唱风格比较柔软，所以人们爱听，但不一定鼓掌叫好。江苏不同，可能受地域的影响，淮剧和扬剧中的清板（无伴奏演唱）在当地比较流行，观众也得到熏染。记得在江苏宝应演出《女驸马》，当我唱到那段脍炙人口的“驸马原来是女人”时，突然，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懵了，唱错了词？还是裤子炸了线？这样一担心，后面的唱词竟想不起来，急得汗也出来了，幸亏乐队有经验，反复演奏过门帮我解了围。第二天，剧场门口排起了长队，我莫名其妙的正要出去买吃的，被剧团管盔头兼安排伙食的谷老师一把拦住，他哑着嗓子说：“别瞎跑了，今天加演《女驸马》一会儿就开演了。”
三年日月浓如酒（2）
“加演？谁演呀？”我问。当时女驸马角色是由A、B组轮换演的。
“当然是你演咯，人家都冲你买票的。”
“我演？我还没吃饭呢？”
“早给你准备了，领导安排的，排骨炖藕呢。”让我加演还给我加餐？心里美滋滋的，有一点得意，还有些虚荣。
自从江苏省巡回演出，我开始明白什么叫“人气”。人气热了，自信心也强很多，学生气逐渐减少，演唱慢慢走向成熟。那时，每天可以主演《女驸马》还有《五女拜寿》，甚至一天演出三场，内心是满足的。
一个演员，从龙套晋升为台柱，需要凭实力说话。特别是那些能够长期站在舞台中间的人，不是凭一时的侥幸或投机就可以占领舞台。所谓舞台就是演员现身的地方，演员的一招一式、行腔韵白是逃不过观众的眼睛的，更重要的是演员全面的综合素质是决定他能否成为一个“角”的关键。所以，做一个优秀的演员，乃至荣升为“角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此，我想，虽然我在舞台上有一些成绩，也受到全国一些观众的青睐，但我始终认为，距离一个“角”的风范，还是需要更加努力。
每到夜晚，看着自己的双脚在舞台上跑得象煤矿工人一样从袜子黑到脚丫，也从未想到“累”这个字，还是十分的乐意打着背包，提着暖壶水桶脸盆什么的快活的从一个县城转到另一个县城。偶尔赶上梅雨天，看着那个雨点儿大的恨不得把地砸个坑，我们只能望雨叹息，心情自然象这个天气一样潮呼呼的，逢到这时转点，剧团里的男人冒着雨把音响道具还有背包一趟趟的搬上车，我们女孩会主动的打着伞为他们遮雨，那场面是至今动人。
剧团以演出为生存。八十年代剧团的演出真叫一个频繁，我们象赶着大篷车到处游荡的吉普塞人，好象总也没有个头。由于演出劳务费的提高，大家的激情也随之高涨。我刚进黄梅戏剧团的时候，演出一场2毛钱、4毛钱，一块钱已经是比较好的了，大约从83年开始，有了承包制，演出费一下子涨到十快钱，实在是非常诱人。第一次巡回演出回来，竟然发现自己成了有钱人，钱夹里有五百元，这数字太惊人了。清楚的记得这五百元分别寄给了我妈和初恋男友的母亲，并特别在汇款单上注明是请她们买洗衣机（那时有半自动的）。
随着演出越来越多，内心逐渐躁动不安。我由刚开始的兴奋、满足慢慢觉得平淡无趣，不断的重复，使我感到有些许疲倦。那时候，好象没有你想演或不想演这一说，只有让你演和不让你演的限制。我想歇歇，没有借口，更没有理由，内心随着演出的疲倦逐渐转为厌倦，一心想离开演出团体。为了达到目的，我干了两件荒唐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把自己“失踪”了。借着我嗓子有点问题，便申请留在南京治疗，当时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段军医很有名，一个疗程结束后，我没有回队，而是跑到上海疯玩。那时没有手机，团里自然不知我的去向，我便塌实的呆在上海看越剧看沪剧看昆曲看电影，发现沪剧的现代戏总是排得很好，也非常欣赏茅善玉这个演员，还学会了沪剧《雷雨》中繁漪的几段唱腔。在上海看得最多的竟然是电影《天仙配》，严凤英先生的演唱一次次令我着迷，我也有最初的看热闹慢慢的体会到严凤英先生的表演唱腔的神韵。就这么逍遥着，终于，弄堂里喊有电话找，说心里话，我还是吓着了，害怕被团里开除。乖乖的，我又回到剧团所在的演出地。还好，领导见我安全回来，脸上已经没有了严厉而是笑呵呵的叫我晚上就演出，对我“失踪”二十多天只字不提，令我感动。戴罪立功，这一演便没完没了。
第二件事就更离谱了，为了逃避从早到晚的演出，我和朋友说，真不想一直这么下去，无法继续演了。他说，不想演可以呀，除非你躺着不能动，仅仅感冒什么的是不行的，或者你瘸了，那你可以休息了。我一想，那就瘸吧，当天晚上，我洗脚的时候，一瓶开水浇到了脚上……瞬间红肿起泡。
多狠哪，这不是自虐吗？难道我有自虐症？还好这样的事件仅此一次，够了。
领导同事很心疼，给我买了很多消炎药，我得到应有的亲切关心，这场看似无心却是有意的表演并达到任何目的。我还得继续穿上驸马爷的靴子，神采奕奕的登上舞台。水疱烂在靴子里，沾着袜子揭不开……台上，我装摸作样，观众看不出一点痕迹，台下，我一瘸一簸，朋友背我回宿舍。这件事让我明白自己是多么愚蠢。如果说第一件事纯属年轻好玩的话，那第二件事，也让“那时我年轻”这个词来替代我无知极端的行为吧。
冒充伤残的小插曲，给我带来了大痛苦，没几天人真病了。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惩罚。对我无知的惩罚也是对“冲动的惩罚”。记不清具体年月日，我们在湖北黄皮县演出。晚上，演出完《五女拜寿》，大家高兴的吃了夜宵便睡了。半夜，腹部隐隐作痛，一阵强似一阵，折腾到天亮。实在忍不住的爬起来，同室的人说：你脸色很难看。我说，我的肚子很难受。我坚持着去茅房，却发现小便解不出，疼痛让我站不起来，我想我病了。
送进医院，我没有了任何矜持，大呼小叫，翻身打滚，汗，已经湿透内衣。所有的人被我痛苦的呐喊吸引，围了过来，医生护士病人家属，都可怜兮兮的看着我，不知所措，为了缓解我的疼痛，医生决定给我打一针，后来我才知道那让我慢慢平静的针叫“杜冷丁”。昏昏迷迷感觉领导同事不停的穿越我的病房，我无力睁开眼睛。傍晚，领导问我晚上能否坚持演出？我说：试试吧。就这样，又坚持了几场演出，领导决定送我回合肥检查治疗。
三年日月浓如酒（3）
从黄皮到武汉是要坐船的，船行至江中，我的病又犯了，小腹开始隐痛起来，汗珠一滴滴滚落，我也由轻轻呻吟变成不顾一切的大声呼喊，我不想活了。我只有这一个想法。在护送我的朋友怀里，我挣扎要跳江。那一刻，我真的想跳下去。我翻上栏杆的动作吓坏了同船的人，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轻生，纷纷帮助我的朋友把我从栏杆上拽了下来。隐约听见有人说，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要寻死呀？真想不开。
不得已，我们中途下了船，在旅客们的指点下，找到就近的青山医院。看见医生我象看见救星，不顾一切的抓住医生的手，给我杜冷丁，快给我！医生震住了，同情的看着被疼痛扭曲的我的脸，给了我想要的。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原来活着还是好的，健康的活着更好。尝到了生不如死的滋味，我知道更加珍惜所有。
后来我知道这是尿路结石，一个很小很小的只有绿豆那么大的石头，是可以疼死人的。
难得一次排演新戏的机会，是1985年，那也是我在黄梅戏舞台上的再次转折，我主演了《孟姜女》。这部戏的唱腔是著名作曲家时白林先生自“文革”以后最得力的作品。当年时先生与严凤英、王少舫等人合作了家喻户晓的《天仙配》、《女驸马》。时先生在《孟姜女》这部戏的音乐上做了大胆尝试和创新，吸收了大量的其他地方戏音乐以及民歌素材，特别是加强了音域的宽度，全剧最后一段孟姜女哭长城，音域写到两个八度，这在黄梅戏历史上是第一次，弥补了黄梅戏音乐在力度上表现不足的缺陷，《孟姜女》这部戏，让我受益匪浅，使我由纯模仿逐渐演变成自己的风格，发挥自己的嗓音特长，展现自己高音区亮丽的优势。《孟姜女》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音乐，观众认同了时白林先生的大胆尝试，也接受了我由严派风格的转变，《孟姜女》的唱腔也由此成了黄梅戏学校的教材，多数参赛选手的首选作品。1993年，在时白林先生的作品音乐会上，我们还把《孟姜女》作为清唱剧进行了成功地尝试。
虽然，黄梅戏《孟姜女》电影没有选择我来主演，但我还是很高兴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
我有理由说，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全部给了黄梅戏，不管我在什么地方，黄梅戏都是我最钟爱的事业，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
一声别字怎开口（1）（图）
穿上戏装的吴琼
离开安徽，正象《春香传》里“别歌”唱的那样：一声别字怎开口。
每次接受电视采访，主持人总是问我，离开黄梅戏是否后悔？我说：“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黄梅戏。”
换一个形式，换一个环境，并不等于放弃，离开黄梅戏剧院，离开安徽，并不等于离开黄梅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见过我的人，熟悉我的人，见面也总会这样问，我想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在初次见面或是寒暄几句以后，能够说明白的，所以，通常一笑算是回答。
从来没有正经说过离开黄梅戏剧院的真实原因，因为牵涉到很多人和很多事，总觉得不谈为好，还因为事隔年头太久，如今也不会再有人关心这些老掉牙的事了。只是尽管如此，在我的内心深处，对这些曾经经历过的，甚至是感觉到疼痛的日子，还是久久无法忘怀的，
“一山容不得二虎”——很多人这样对我提示，我倔强的说“不”。在当时，害怕人们说“同行是冤家”。其实，这是事实之一，而且是主要事实。
黄梅戏剧院在充分启用年轻人的时候，把我们同时分配到剧院的五个女同学作为重点推向了社会。五个同学拼到了最后，剩下马兰，吴亚玲和我，亚玲当时因为生小孩耽搁了一些时间。实际上，这“二虎”就是马兰和我了，我俩也确实都是属虎的，五朵金花里只有我和马兰属虎，论日竟是同一天，月份整相差一个月。这个巧合便印证了大部分人的猜测。
我始终认为，当时领导对于我们这批学生的引导方式是有些不妥的，以制定“宝塔式”结构培养人才，牺牲了一批有潜质的演员。强调重点确保“塔尖”，其他人都要为这个“尖”让步并做铺垫，这个要求真的有些苛刻。其结果，无疑伤害并耽误了一批好苗子。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也能够平静的对待，这与八十年代初安徽省经济状况有关，是安徽经济大环境的缺陷，没有条件为培养更多的演员付出财力和人力，有限的资金大都给了这个“尖”，而这个“尖”也确实没有辜负领导的苦心，成为新一代黄梅戏代表人物。很显然，这个“尖”就是马兰。
常言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我就是那只受伤的虎，而且遍体鳞伤，至今伤痕累累。
但我想，受伤的虎，也是虎！
不想屈服，也不想做什么塔身或是铺垫。我就是我，我不能取代别人，别人也无法取代我。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没有新剧目让我演，我就开始录制黄梅戏磁带，这难道不是一条并不狭窄的渠道吗？我唱的黄梅戏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前来找我录制黄梅戏磁带的音像公司一拨又一拨，不仅音像公司找，我自己也承包录制黄梅戏磁带。当时，大家都说我是团里最有钱人的，你到底有多少钱别人肯定不知道，但是，他们猜想的数目可非常惊人，远远大过你口袋的钱数，仿佛你挣得不是人民币，而是美金，说者胆大，听者胆小。但我肯定，我是率先在黄梅戏大院里面成为万元户的，这也是一种安慰吧？
青春年少充满了活力，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胆子大，步子就大。在那个还属于摸摸索索的年代，碰壁是常事，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受到的教益同样也是深刻的。我要感谢那个时候的我年轻大胆，经历了许许多多令我难忘并值得怀想和骄傲的事情。
碰到最让我不知所措的事情，是关于版权问题。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人还没有什么版权概念，有人提醒我侵犯了前辈的版权，我很纳闷：录制了这么多的黄梅戏怎么没听人说什么版权的事情呢？这些不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吗？是可以供我们后人享用并加以改编的吗？我单纯的想，才不管什么版权不版权呢。结果，法院一纸传票来了。是黄梅戏界很有影响的几位老师联名写的，说我侵犯了作者的版权，没有征得作者的同意和授权，擅自改编作者的作品，还署上了吴琼的名字等等。我拿回传票，关起门想了很久，由刚开始的不解，甚至恼怒，慢慢的平静下来，反思了又反思，梳理自己心境和行为，确实，有些忘乎所以了。我忘记了，我只所以被观众和前辈老师肯定和赞赏，那是因为大家对我个人勤奋努力的认可，也是缘由对严凤英先生的喜爱，并把这种喜爱转赠给了我。而我却没有理由的飘飘然起来，并把自己被压抑被排挤的不满情绪肆意渲染，这个教训对我来说非常深刻。
冷静的坐下来，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道歉信，向被侵权的老师道歉，前辈面对我诚恳的改过，没有将这桩官司继续，这让我十分的感动和惭愧，也深深体会到前辈老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爱和希望。
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起，耐不住寂寞的我又想干点什么新鲜的了，剧团没有资金让我们排新戏，不断重复老剧目已经令我们疲惫。对于“等”，我从来就没有兴趣。
“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就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