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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答：“对呀。”想想，又说，“从来没离开过。”
“哦——”他说。
她不明白这“哦——”的意思，是怜悯吗？好像，在这里长大是不可思议的。但就在这时车到站了，是他们的车站，在这里下车的差不多都是那学校的学生。此时，也没有几个人，一下车，就被黑暗吞没了。那是一条连灯火也没有的小土路，却有着哗哗的水声。他们都知道那是一条灌渠，和他们的小路纵横交错着，形成一个长长的十字。一座水泥小桥横在灌区之上连接了道路。他们走上桥面，渠水的声音变得浩大起来。四周都是菜田，黑魆魆的，空气中飘散着新鲜粪肥的味道。在菜田的尽头，在靠近坝堰的一片开阔地带，有一大片苗圃，那里，生长着成千上万棵北方的幼树。
“你总是这么晚才回来？”他忽然打破了他们之间短暂的沉默，“一个人走这儿，不害怕？”
“不，不怕，”她回答，过一会儿又说，“我喜欢在黑夜里看见学校。”
“为什么？”
这时，他们刚好拐过一个弯，立刻，那一团光明，远远地，在黑暗的深处，尽头，像突然吐露的璀璨又神秘的心事，幽静地，出现在夜行人的眼前。她的声音变得很温柔。
“你看，”她说，“就为这个，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美景，”她的声音此刻听上去像一个成熟圆润的女人，“这让我幸福。”她停了一停，朝他转过了脸，“刘思扬，你该笑我了吧？”
“不，”他回答，在黑暗中望着她仰起的脸，被夜色修饰过的光洁奇妙的脸，那上面，有一种极其严肃的、似乎是性命攸关的东西，是他不能了解的，却异常动人，“不，”他说，“潘红霞，你是叫潘红霞吧？我真羡慕你。”
他说，我真羡慕你，她不知道这话的意思，始终不知道。这话，在她的耳边、心里，后来就是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着，像神的语言，无法破解，可是，却甜蜜诱人。它甜蜜诱人地折磨着这姑娘。她感到了巨大的危险，那危险来了，熟悉的、可怕的、致命的危险，向她逼近，仿佛命运在敲门。可她势单力薄，根本阻挡不了那危险的到来。那危险就是：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毫无希望的爱。
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很多人都看出来，他们在好。这个“他们”，是指刘思扬和陈果。
似乎，他们从前就认识，插队的时候，就有过交往，彼此知道对方的故事。他们插队的地方，都在狭长的河谷平原上，刘思扬的村庄，更接近山区，而陈果的村庄，则要平坦富庶一些。
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圈子，都出自京城名校，有许多共同的熟人、朋友，有相似的历史和经历，注重内心与精神生活，读过差不多的书，喜欢共同的音乐，比如，贝九、柴六，等等，当然也喜欢忧郁的俄罗斯歌曲。他们还有机会读别人读不到的灰皮书，像《新阶级》、《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等，这种知识优势使他们成为蔑视小市民的精神贵族。他们大多还都有游历的经历，到过许多地方，大多是扒火车去的。若是他们回北京休假，你就会在“老莫”——莫斯科餐厅这样的地方，看到他们一边熟练地使用刀叉一边大呼小叫欢聚的身影。
在这小城，在这默默无闻的学校，他们自然很容易亲近起来。就算从前他们不认识也很容易从人群中相互识别出同类，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他们惺惺相惜，至少，都知道是因为年龄、或是志愿报得不合适，一句话，运气不好，才落到了这里。这样的人，虽说并不是只有他们一个两个，可分散在各班各系仍旧使他们显出了鹤立鸡群。一只孤高的鹤碰上了另一只，除了惺惺相惜相濡以沫，还能怎么样呢？
陈果很漂亮，只不过，漂亮得一览无余没有回味。有时她脸上会有一种很严厉的表情，不容易亲近。看上去她要比实际年龄——30岁更苍老一些。她肤色很白，白得又高贵又死气沉沉，眼睛很大，很深，像维族人的眼睛，眼光却是锐利的。可是这眼睛望着刘思扬的时候会突然柔和下来。他们在校园里出双入对，一块儿去图书馆阅览室，上大课时互相占座位，晚饭后在河堤上散步，星期天一起进城、逛街，所有这一切，这“好”，大家都认为是意料之中的事，是一个预设的结局，没有悬念可言：假如他们“不好”，那才是奇事呢！
潘红霞知道这个。
她们住同屋，她们俩，陈果和潘红霞，都住上铺。起初，安排寝室时，她俩的名字其实都贴在下铺上，她们不约而同地和人调换了铺位。后来，有一天，陈果问潘红霞，你为什么不愿意住下铺呢？潘红霞坦白地对她说：
“我不喜欢别人坐我的床。”
她反问：“你呢？”
陈果笑了，“答案相同。”
原来她们都不同程度地患了洁癖。陈果的病症要更重一些，以后，会越来越重，最后发展到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随身携带一个小坐垫，她坚决地拒绝着和别人的臀部共享一个座位。当然，这是很后来的事了，几乎是传说中的事了。而此时，在欢乐的1978年，她的病症，还在别人能容忍的范围之内。
水声浩大的夜晚（3）
是这点共同之处吧？陈果在班里的女生中和潘红霞最为接近。晚饭后，她们有时会一起出去散步，第一次去河边，就是她们俩一起去的。她们在旷野中探着路，后来她们就骄傲地认为通往河边的路是她们发现的。没人和她们较这个真，没说那条路是她们开出来的就已经很有自知之明了，是不是？她们俩还曾经穿过地下桥到河的那边去，那地下桥，其实是一条地下隧道，离她们学校不远，永远，有兵在站岗把守，可潘红霞她们一直固执地把那隧道称作“地下桥”。1978年，地下桥是不允许行人随便通过的，可她们说服了卫兵，竟放她们进去了。这一下，她们有了从河流之下穿行的体验。她们走着，而那条千古的河流，就在她们头顶缓缓地流淌。
陈果有时还会给潘红霞讲一些故事，插队的故事，还有，那著名的101的故事，那里的同学，谁谁谁的女儿，或者，谁谁谁的儿子，怎样怎样，都很遥远，而且，离奇。那些故事，那些人，是穷尽潘红霞这一生也无法经历和结识的，属于天方夜谭。只是，陈果在这些故事中，隐藏得很深，她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这更让人感觉到她的神秘。而潘红霞，是天生喜欢那些神秘的事物的，她问自己，喜欢陈果吗？回答要迟疑一下，迟疑一分钟，然后是，喜欢。
可是，五月的晚上来临了。那个美好而黑暗的夜晚，命运敲门的夜晚，渠水浩大地响着。第二天傍晚她一个人又来到了灌区边，她站在水泥桥上，望着下面平静的浊流，她再也听不到那浩大的、动人心魄的响动。她忽然非常难过。她知道这才是真实的，真实的景象，可是，问题是，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写已经过去的那个晚上？
她站在那里，等待天黑。然后，她在黑暗中沿着昨夜的路走回去。当她一下子看到灯光，看到灯光像朵大菊花被黑夜芬芳地托举出来的时候，她哭了。她想，你真不幸啊，潘红霞。
她希望他们仍旧像陌生人一样，不说话。可是不可能了。他们认识了。他总是友善地和她打招呼，“干什么去，潘红霞？”或者，“潘红霞，你看见那谁了吗？”潘红霞，潘红霞，他叫得那么流畅，没有一点阻碍，可是他用“那谁”来代替那个人所共知的名字——陈果。
夏天到来了，现在学校四周非常美丽，青纱帐起来了，每一棵玉米怀里都揣上了玉米棒子，像一个个幸福的母亲怀抱着红头发的小婴儿。菜田里，各种蔬菜花开得十分绚烂。河水蒸腾着热气，夜晚，就是在校园里，似乎也能隐隐听到河边的蛙鸣。现在，晚饭后，就是最用功的学生，也喜欢走出校园到这欣喜的田野中来了，感受大自然沉静的欢腾。这天，潘红霞想一个人去河边走走，一出校门，就看见了他们，刘思扬和“那谁”，他们正站在那里说话。
“嗨，潘红霞，”刘思扬看见了她，“是不是要去河边？”
他们大概是要去河边吧？她想，她迟疑一下说：“不，我只在附近走走。”
“天还早，一块儿去吧，正好有事要商量。”他这么说。
有事要商量，是什么事？这当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他们就一起去河边了，三个人，走上了坝堰。天空非常静谧。夕阳还没有坠落，河水、草滩、树林，还有，掠过河面的鸟、草滩上晚归的羊，全都融入在令人心颤的金色之中。他们就站在那里，看夕阳西坠的美景。
“不是有事要说吗？”“那谁”第一个说话了，她不喜欢有人和他们一起分享这心心相印的静谧，“蚊子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出来了，”她“啪”地拍了一下赤裸的胳膊，打死一只蚊子，“是这么回事，我们——”她说“我们”，是一种强调，“我们想成立一个文学社。”
“文学社？”
“对，”刘思扬说话了，他不满意“那谁”傲慢的语气，“潘红霞，你愿不愿意也做一个发起人？”
“我？”她大吃一惊。
“你，我，她，再联络几个同学，大家一块儿发起。”刘思扬回答。
后来，那一晚，潘红霞，还有“那谁”，陈果，始终很沉默，只有刘思扬一个人，高谈阔论。晚自习后，一块儿回寝室的路上，陈果忽然问潘红霞：
“你们好像很熟啊。”
她没有提那个名字，她，潘红霞，也没有装糊涂，她坦白地，非常坦白地望着陈果的眼睛，回答说：
“不，一点儿也不熟。”
她没有撒谎，他不是她的熟人，永远也不是。不是千百个熟人中的某一个，和你的生活一辈子也不发生深刻的关系。他不是那样的“熟人”，要是那样她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现在，他们经常地在一起了。因为“红钟”社，因为小说诗歌。他们的话题，不再仅仅是“潘红霞你看见那谁了吗？”他正在和她“熟”起来，像和社里的其他同学一样。她几乎是绝望地抗拒着这“熟”，那是他不知道的。他觉得这女同学人很不错，善良、聪明，有着小地方人的多愁善感和纯洁，读过不少书，辫子梳得别具一格。“是个好姑娘。”他置身事外地这么想，就像所有那些美好却与己无关的事物一样，非常愉快。
而他在热恋，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很般配啊，大家想，一对寂寞的“大龄男女”，终于有归宿了。久而久之，热恋中的情人，变成了大家派给他们的角色。午休时间，他和陈果，躲在教室里说话，若这时有人进来，拿东西，或者，想赶一门作业，一看他们俩，“哦——”一声，马上退出去。谁会那么不近人情地打扰人家呢？除非，特别特别没有眼色的人。当然，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比如，小玲珑，小玲珑才不管那么多，她大摇大摆走进来，看见他们，就说：“咦？你们也在呀？你们不午睡？”非常无辜的样子，然后，坐下来，襟怀坦白地干自己的事。
水声浩大的夜晚（4）
要是有人说她：“你怎么这么没眼色呀？”她就会很冤枉地喊起来，说：“我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呀。”这么一说，倒好像，人人都心怀鬼胎似的。
可谁又能拿小玲珑有什么办法？一个班里，她年纪最小，十九岁，是唯一一个应届毕业生，比班里最大的老大哥老余，老高三的，整整小一轮，十二岁，比刘思扬陈果们，小十一岁。人又伶俐可爱，长得又漂亮，小下巴翘着，是全班的宠儿，你说，她就是存心捣个小乱，你又能拿她怎么办呢？何况她又是真的没心没肺。
小玲珑当然只是个绰号，她原本姓一个很有气势的姓：呼延，呼延小玲，可是“呼延”这姓太不适合她了，人们一叫“呼延”，马上想到的就是一个古代的将领，武士，人高马大，满脸络腮胡子，可她身高还不足一米六○，皮肤白得像雪，和“呼延”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玲珑”，也不知是谁第一个叫出来的，反正，叫成了正果。
小玲珑天真烂漫，坚决不遵守约定俗成的一切规则。只有她，敢随心所欲开任何人的玩笑，口无遮拦。这“任何人”中当然包括刘思扬，可这本来是属于陈果的特权啊。小玲珑哪管这一套？她当众嘲笑刘思扬说话的腔调，她说：“刘思扬，你哪怕就是说‘我要上厕所’，别人听着也像是在朗诵。”人们都笑了，可不就是这么回事？陈果有些恼火，她等别人笑过后，说道：“这有什么？这是宣叙调。”宣叙调把小玲珑震住了 ，她不知道“宣叙调”是什么东西，可她知道那一定是个高级的玩意儿，陈果嘴里说出来的嘛。但是后来她知道了，后来有一天，电视里恰巧转播中央某个歌剧院刚刚排演的歌剧《茶花女》，她坐在亲戚家里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前从头到尾看完了它，然后，冷酷地一笑：现在她终于知道“宣叙调”了。
那天回到寝室，她站在门前敲门，一边模仿着美声的发声，唱道，“给我开开门——”门开了，是陈果，惊讶地看着她，她又模仿着美声的声音，唱道，“谢谢你，谁和我去打开水——”一屋子的人，莫名其妙地，笑成一团，“小玲珑你吃错药了？”人们冲她喊，她不理，只管继续唱她的美声，见什么唱什么，“谁用了我的脸盆——”有人捂住了耳朵，说：“小玲珑你再唱我们就把你扔出去了！”她这才住了口，一本正经望着大家，说：
“别惹我，惹急了，我让你们统统去听歌剧——听宣、叙、调！”
第二天早晨，在教室里，小玲珑经过刘思扬身边的时候，站住了，悲悯地看着他，半晌，说道：
“你真不幸啊。”
他莫名其妙，摸摸自己的脸，笑着问她：
“慈悲的姐妹，我怎么不幸了？”
她意味深长地笑着，飘然而去：小玲珑不负责解释。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可又有谁拿小玲珑的话当真？刘思扬身后的老大哥，他们的老余，余得海，冲着她的背影大声说道：“哟，小玲珑得仙悟道了？”大家哄然一笑。是啊是啊，得仙悟道了，要普度众生了。教室里笑声朗朗——小玲珑永远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
潘红霞转过脸去。
她转过脸去，望向窗外，外面，是平坦的、洒满阳光的操场，体育系的学生们正在训练。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认出那是胸部高耸的女体育老师，人家都叫她“挺拔”，二十年后人们会称这样的女人“大波”。“挺拔”或者“大波”穿一身红运动衣，正在舞剑，潇洒极了。她手中的长剑被阳光照透了，雪亮的剑光，嗖嗖嗖地，在空中搅起美丽的杀气。对了，潘红霞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从昨晚，到今天，她看见了刀光剑影。
可怕的小玲珑。
她感到心惊。
在最炎热的日子里，一个学期临近尾声。复习，然后是期终考试，左一门，右一门，一门一门考下来，就是幸福的假期。多少年来第一个暑假来到了。外地的同学纷纷离校，刘思扬和陈果也要回北京了。他们当然是乘同一列火车。临行前，刘思扬到寝室来帮陈果拎旅行袋，那旅行袋很沉重，里面装了十几瓶“老陈醋”，是这城市最著名的土特产。除了潘红霞，寝室里其他人都走光了，刘思扬快活地向潘红霞告别，
“潘红霞，祝假期愉快！”
她送他们到楼门口，老余和班里另外两个男生，准备骑自行车带他们去火车站。他们一大群闹闹吵吵咣咣当当出发了，一点儿也没有离别的伤感。他们归心似箭地朝他们亲爱的北京飞奔而去，朝他们愉快的假期飞奔而去。“潘红霞祝假期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