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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当年那件事对我伤害如此之深。一个人，很难让他的心灵受到伤害时却不感受痛苦，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除非他是圣人，或者傻子。我常常这样想，既然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总是要试着去破解更多的东西，既然知道越多的结果只可能是受到的伤害越多。那我们活得岂不是太辛苦了？
时间一点点向我走来，而我则悄悄地藏在时间背后努力去做一个生活毫不相关的人。直到最后我却发现自己错了。当我试着再去寻找与生活的关系时，我发现生活已经距我们很远了。
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因为自己想到某个问题而去嘲笑别人，我厌恶那些喜欢从历史中去寻找寄托的人。既然不能说就选择沉默吧。我常常这样对自己说。直到有一天，想想，是又过了几年吧，我们连想这些问题的权利都失去了。文化越来越不受重视，我觉得真的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
也许出事前的几年对我来说正是思考的黄金时期。在那段时间，我潜心于张先生临终时留下的手稿，试着去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从多文化的角度去探索传统合理介入生活的切入点，努力去寻找它们与现代文明的结合形式。我这样做是为了启发与教育人们，让他们加强对自己民族传统属性的尊重与珍视，让他们开始注重对自己民族品格与个性的塑造与培养。我想，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能长久不衰地衍传下去。
我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解剖着传统文化，试着去给他们一些全新的定义，以便去发现并创造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我发现，经历过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我们这个民族变得没有什么文化了，他们失去了一种共同信仰的东西。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自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以来，我们不再有“晨昏三叩首早晚一拄香”的习惯，这样，对于祖先，我们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尊重而慢慢变得淡漠了。这让人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民族中那些关于“礼”的那些东西是一些繁文缛节，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绝对是不可低估着。
当翻开那些一直坚持着自己信仰的民族的民族史，我发现，他们始终都在坚持着自己民族的礼节。像穆斯林的讼经，斋诫与洗礼，他们就是在这种宗教活动中保存了自己民族性格。而我们却已经把这些记载传统属性的东西看得很淡了。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民族一定要建立起一种宗教式的崇高信仰，才能让它长久地生存下去。当年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一步步落后的。因此，我们现在必须首先要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带有标志性日常生活。
这种说法做起来很难，尤其是在当时，它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因此当我我想到这些随即又把它否定了。因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反对的就是这些东西，一是不能旧事重提，二是这仅仅不过只是一种想法罢了。
但是社会已经进步了，但文化却没有跟上这已经是一种不争的基本事实。文化并没有给中国人建立起一个健康而又合理的新秩序，没有因为一个国家的成立而让人们受到教育。这既是一种基本事实，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中国人变得没有文化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人打乱了我们宁静而又夜郎自大的生活，让我们感到了痛苦。我们去思索，尝试并验证，最后却没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如今，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又让心地一片空白的中国人陷入了文化的生活苦苦挣扎。几十年的战争已经让中国人变得足够没有文化了。而后两次文化运动的尝试，新文化运动只是教给人们去破坏旧文化，并没有给文化的发展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文革又全盘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因此，我们都不知道该去信仰些什么了。这些年来，大家为追求建立这种理想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因此，在当时看来，我眼里的世界远远没有像好多人看起来那么多的有趣，它被诸如这样的东西装得满满的，再也装不下什么东西了。
一个人有他自己较为满意的生存方式，我选择了独立思考。
传统文化真是一个巨大的命题呀，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这样想着。昏暗中，一灯如豆，我坚持着地下的挖掘。在生活中的低头不语让我错过了很多机会，却也因此得到了很多机会，因为这样，我让自己处于了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能躲开政治漩涡对一个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所有搞政治的人都想功德圆满，全身而退。而在政治斗争中能做到这样的人其实很少。
历史不会特别眷顾于某个默默无闻者。终于有一天，我被斗争的飓风扫中民。其实，这很正常，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人若想平平静静地躲在一旁是很难的。
那一年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并从政府调到一省级社会科学院做行政领导。
对了，再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朋友们在那个时候都做了些什么吧。
先说说杨易之吧。他跟俞玄结婚之后，两个人同在天津一所著名大学任教，张国之则留在了他所在的那座城市；而关慎行呢。我想，在这里有必要好好地说一说他。早在我们高中毕业那年，也就是1952年，关慎行同张国之考入在一座城市的两所大学。因为种种原因他没能入学。接着，便动了投靠军队的念头，后来参加了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结束之后他鬼使神差地被分配到青城落户。
当时正任市长的父亲对我这个朋友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他看了看这个年轻人递来的我的书信，点了点头，说：“好，关慎行，名字不错，静观之，慎行之。”
父亲让我的朋友做了一名市政府的书记官，也就是行政秘书。这个从部队上下来的人一开始对社会很不适应，慢慢地，他却越变得来越精于此道。他变得越来越世故，并学会了花言巧语投人所好。因此他成了我们家座上常客。十多年后，也正是我这位亲爱的朋友，成了父亲灾难的掘墓人。
而那些年，身在国外的秀林正音讯皆无。因此，他对镇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均一无所知。所以，而今当我们说起那二十年时，他作出了一种十分高昂的姿态对我说：“……都会走弯路的，这很正常。你不要过于强调自己当时承受过多大痛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不过是一个必然阶段罢了，这是每一个民族，或者说每一个政权所必然要经历的命运，像法国的大革命，像俄国的……”
“你没有资格去评价那段历史，你不知道每个人的心灵都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你这样说起来是十分没有说服力的。”我反唇相讥道。不知为什么，每当跟人说起那段历史，我都要如此激动。
“当局者迷呀——”秀林坐在藤椅上，冲着我抬了抬手，“你应该知道，咬着历史不放，或者总是试着去放大某种东西这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不，我们想起它是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历史的意义在于它是对未来的警示。之所以一再强调那段时间是因为它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我一脸正色地对他说道。
“一个人要有历史观呀，他不要总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秀林一边说着，一边用空洞的眼神望着远处光秃秃的河湾。如今的河湾里一线肮脏的流水曲曲折折，若有若无。大运河早已不再是当年那壮观而又宏大的样子了。
第七卷1
无法为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一个的合适办法，不知该怎么办的我最终决定将一切忘记。就像一个人决定要痛改前非一样。可是，忘记一切对一个人来说谈何容易？从镇上出来算算行程还有时间。于是，带着一颗冰凉的心，我南下临清，去看望长眠于地下的张先生。
那一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高潮，没有人去关心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他的心灵正在历受着怎样的煎熬。我想，我要静静地在墓前陪他坐一个下午，我要一动不动地望着身畔大运河那滚滚的流水。而当真正在张先生墓前坐下来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竟恨起自己来了。我恨自己不知道当一个人所有一切都被推翻之后他应该如何面对生活。这时，突然又想起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去做，那就是去完成张先生未竞的志业。我告诉自己：你应该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了，你应该去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在传统文化里寻找到答案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总沉缅于个人的痛苦。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庆幸。好在曾经遇到张先生这样的人并再一次来到这里。这会让我一生因为积极而严肃的思考而具有意义。于是，在我一遍遍地追问命运是不是过于不公而绝望时候，心中又升起了一种力量。
所有一切都恍若梦境，它们在那个下午的思索中越走越远。
不想再去打扰杨家，我在临清一个小旅店住下来。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个想要试着飞翔的人，长途跋涉的疲劳却让自己与梦想遥不可及。双腿像灌铅一样无力抬起，但还是一个人吃力地奔着，咬着牙振臂欲飞。醒来之后明白，这是一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摆脱目前处境的力不从心。是衰竭，是绝望，是畅失，是颓丧与焦虑，是像濒临死亡一样不知所措。在梦中我真的好象看不到希望了。一个人最大的困境就是他处于茫然无助的时候仍看不到前进的方向啊。
这让我又加深了对张先生的思念。于是我又在张先生墓前呆了整整一天。转过天来又呆了一个上午。下午决定到临清中学看望金先生。来到中学才知道他于去年已经他调京城。寻人不遇心头又增添几分哀伤。这时我想起了我新婚的妻子俞白。结婚之后，她留在天津，我们两地分居。也许我只能去她那里寻求一些安慰了。
回到单位交待清楚工作，我请长假奔赴天津。
当我赶到天津的时候俞家正面临一场灾难。那灾难是随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一起到来的。
建立一个新体制必须要破坏一个旧体制，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种必然。而在我心里却认为政治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相对独立的体系，它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且应该为科学与民主服务，而不应该让人们让科学与民主为它服务。当时，抱有这种想法的我慢慢发现，政治越来越不是它本来的样子了。某种东西过于庞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想一想为什么这样吧，也许，这里有文化根深蒂固的原因，一个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官本位社会，一种学优则仕的价值体系。每一个曾经的受害者都试图去破坏它。而在破坏掉旧体制后，他们却又不自觉地建立起与旧体制不无二致的新体制。
因为不知道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制，我决定去深入地了解它。像我这样一个人，不会轻易发表反对意见。为此，那段时间我专门找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去研究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但我慢慢地发现，当时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我们自己的异化了的一厢情愿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我们需要的一种政治口号。它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它只是我们以自己的角度去理解的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我们把一片微不足道的树叶当作了整个森林。
于是，我陷入对当前社会境况深深的担忧之中。
看看吧，我们的主义是一种唯理的经验主义，可是我们的革命却是这样胜利的。它被我们局部放大并异化，被我们活学活用了。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顶着这样一顶灿烂而光辉的帽子死死不放呢？这让我想到，也许应该在我们内部建立类似这样的一种信念吧，就像拥有一个人拥有远大理想一样。它是一种精神。
虽然有了这种想法，但在当时那种主流社会里，一个人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想明白的。对目前这种境况的忧虑却使得正陷于对家族恩怨之中的我越来越找不到理想的方向了。我想，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况究竟会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呢？总有一天我们会回首往事，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觉得荒唐可笑么？
独立不会让人失去自我。我在自己的角落里坚持下来，一个人默默无闻地坚持着这中对当时来说毫无帮助的思考。现在想想，也许，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了。至少，因为这样，我没有因自己曾人云亦云而羞愧，也没有因随波逐流而感到可耻。
假道北京先去探望金先生。找到他才知道金先生已成为一名噪京城的大学者。见我没有忘记他，金先生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我们在一起说起了很多事情，他告诉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观点，一定不要人云亦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有自己的正义感，一定要有自己的品格，而且一定要放眼未来。这是一个苦难的历程，不管到什么时候，记着，一个人不要因为只是想到自身所承担的痛苦，便不再去思索与承担他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让我又回忆起了当年在临清求学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我说：“谁会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我一直以为自己会有用武之地，一直想到会学以致用……”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金先生很无奈地说，“一个人很难一生都一帆风顺。聪明人往往都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你想想西汉的贾谊，还有初唐的王勃，都是胸怀远大而年少亡故，皆因不善处穷呀。苏东坡说的好，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你再好好看看他的《贾谊论》吧。”
听了他的话，我心底更替自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在金先生处小住几天，谈起这些年研究张先生著作的体阅。常常是烛影摇曳，彻夜不眠。临别之际，出于心中忿闷，我留一首七绝给他：
恨恨苍天道不常，
频频降祸民生殃。
马行无力皆因草，
人为饥困已断肠。
千里怨怨声载道，
万丈愤愤漫涂腔。
还愿戚泪化作雨，
不润此方润何方！
——于1957年作。
告别之际，他书了一副对联回赠于我：“书读明了天地阔，理通古今境界宽。”
他的意思是让我多多读书。
来到天津时，俞家的家产已被全部查抄。虽然曾是为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但作为让一名红极当时资本家我的岳父俞子安过去所做的一切均被全部否定了，他正在准备接受组织的审查。
灾难就这样在我们的世界里开始了。而与此同时，远在青城的父亲也开始了他人生的不幸。当年他说过的那些保存经济的话被他的顶头上司李西明记了下来，并被当作右派的典范进行敌对式的批判。
形势又一天天在我们身边紧张了起来。
我见到俞白一脸苍白。她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每于晚上，我们相偎着坐在天津深深的夜色里。她不解般地问：“你到底是怎么了？”我抓着她的手，淡淡地说：“不要害怕。”她问我你那里是不是也出了事。我犹豫了好大一阵，还是没有决定到底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她。我说：“算了，不说这些了，跟我走吧。”
她紧紧地靠在我怀里，过了一会儿，搂着我的肩头，问：“你爱我么？”
我没有说话，而是看着她那张因为紧张而苍白的脸。她明亮的眼睛里闪出的满是惊恐与不安。
“爱，”我说。
她干涩的嘴唇在我颊边吻了一下，“真的吗？”
“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有自己的感情。”
“让我们一起发个誓吧。”她眨着眼睛，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这时，我看到我那对当时的境况已经不知该怎么办的可怜的妻子闭上了眼睛。突然，她又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你也要发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