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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低着头不再说话——
我们回来的时候舞会还没有结束。
第六章
8
这天晚上八点多，对面大楼又传来了熟悉的歌声。上下左右一片关灯开窗声，有人在走廊里大声地叫，“老胡，老胡！”我知道他们在叫胡跃中。我也不由自主地关灯开窗，将头伸出去。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永远都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奇观：一支歌声从对面的大楼传来，就像当年听到日寇空袭的警报一样，我们男单身楼所有房间的灯会在半分钟内全部关掉，窗户同时打开，头颅乱七八糟争先恐后地伸出窗外，并在很快找到各自的位置后进入安静。贼亮的眼光全部聚焦到对面大楼五楼中间的窗口。在昏暗的夜里，一至六楼所有窗口都交叠着三、五个人头，时不时还发出相互拍打戏谑的声音，非常与夜晚潜入屋檐下相互追逐的蝙蝠相仿。经过多次仔细听辨，我才确定她唱的歌曲是当年流行的“语录歌”，跳的舞蹈是当年流行的“忠字舞”。
她雪白的肌体随着四肢的机械式摇摆左右摇晃个不停；两个圆滚滚的乳房在胸前疯狂地上蹿下跳，好像两只拼命要逃离魔掌而又不能的兔子；长发披散在肩上——整个形象有时候让我觉得非常惨烈心疼，有时候又让我像是面对卡通人物一样冷漠和平静。但是长时间的窥视，总会使我的大脑陷入迟钝，身体充满潮水一样的激情：那紫亮的乳头，那蓬勃的大腿，和下腹部那片黑色覆盖的区域——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值班室的老何拿着个话筒，在楼下喊我去接电话。我以为是家里有什么急事打来电话，急匆匆跑下楼，拿起听筒一听，原来是王霞打的电话。
我多少有点泄气，对着话筒问：“有什么事吗？”
她说：“我有事跟你谈。”
我心动了一下，又感到奇怪，什么事不能等到明天说呢。又问：“现在？”
她说：“现在。”
我问：“你在哪里？”
她说：“我在足球场门口等你。”
我回到寝室，犹豫良久，才穿上外套下楼。足球场位置很偏僻，从家属区往厂区走，到距厂区大门一百来米的地方向右拐入一条两百多米长的岔路，过一道四、五十米长的桥，再走六十多米，就到了足球场门口。这条岔路上没有装路灯，路两边又植有茂密的梧桐树，因此夜里走起来有点吓人。足球场我以前白天去过几次，晚上还是第一次去。当我借助远处厂区和家属区飘乎的灯光的照明，穿过幽暗的迷宫一样的岔路，急匆匆地往足球场门口赶去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赞叹王霞的聪明，如果她是要跟我幽会的话，这个地方是绝对安全保密的。
走到足球场门口，王霞已在那里站着。我说：“让你久等了。”
她说：“我也刚到。”
我看看周围，问：“刘向呢？”
她说：“我不知道。”
我感到她的口气有点怪怪的，看她又看不清她的表情，所以又问：“你们吵架啦？”
她说：“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他吵架。”停了一会儿，她又忧凄地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跟他和不来。”
我不想过多地谈论他们的事。我们在进门右手边看台的拐弯处坐了下来。这里比较避风。身后隔一条不大的沟壑就是家属区；面前半公里之处即可见车间黄亮的灯光，听不到机器声，只有钢铁偶然相撞击的声音单调地传来。夜风吹来，周围树木飘摇不定，树叶凋零唰唰有声。沉默了一会儿，我问她，
“你不是有事谈吗？”
她看看我，又低头等了一下才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听了你不要生气。”
我说：“什么事你快说，我保证不生气。”
她说：“张红梅的父母不同意你们的事。”
我问：“我们的什么事？”
她说：“你跟张红梅谈对象的事。”
我说：“真是奇怪，我什么时候跟张红梅谈对象啦？”
她吃惊地看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是我给你们介绍的吗？”
我哈哈大笑，说：“是这件事啊，真是笑死人啦！”
她说：“你还向人家保证听了不生气呢。”
我说：“我生什么气，我只是感到太可笑了。”
她问：“这有什么可笑的？”
我说：“你跟我提过这件事不假，而且说心里话我也注意过她一段时间，但是至今我们也没有明确个一、二、三来。我们自己都没有确定，她父母又不同意的什么呢？”
她说：“你不知道，在厂里一开始，或者准确地说在准备开始的时候，就要先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同意就开始，不同意就拉倒，以免陷得太深不好解决。”
我说：“她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她父母同意了，到后来我不同意她怎么办？”
她说：“这是下一步才考虑的事情。”
我想想，说：“再说她父母还没见过我呢。”
她说：“他们在人事处查过你的档案。”
我问：“是嫌我家在农村？”
她说：“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我说：“最多上溯三代，中国有几个不是农村人？再说这个山沟沟也能算作城市？”
她说：“你真的生气啦？都怪我，当初就不该跟你提这事儿！”
我说：“这纯粹是个笑话，不用放在心上。”
我们不再说话，看着远处厂区稀稀落落的灯火，好像一些孤寂的眼睛，在这已见寒冷的夜里望着暗淡空旷的天空不停地眨来眨去。
感觉过了很久，她又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以前在大学里有没有谈过？”
我想到了杨梅，说：“没谈过。”
她问：“总该爱过一个人吧？”
我说：“是的。我们彼此都深深地爱着对方，但一直都没有谈。”
她问：“为什么呢？”
我说：“因为我们太爱对方了，反而觉得说出来会给对方造成压力，或者说伤害。我们希望我们像河流一样按照自己的路径流到一起，进入爱的大海。”
她说：“你越说我越不明白，简单地说是不是你们都想等对方先说出来，等来等去等错过了？”
我说：“也不全是这样。我们面对的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说毕业分配就是一个，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两人能分在一起，而且彼此都很满意。抛开大部分分不到一起的不说，就是经过曲折的奋斗，两人侥幸分在了一起，这里面至少会有一方在选择时作出了某种程度的让步或者说牺牲，这必然会成为一种压力，影响到以后的感情和生活。这是我们不希望的。”
她说：“这有什么，为了真正的爱情是可以牺牲一切的。”
我说：“话是可以这么说，所谓的海誓山盟也是指这个意思，但是无数人的生活实践证明，即使是为了真正的爱情，牺牲也应该是有限的。过大的牺牲是一枚双面刀刃，伤害自己的同时也会伤害对方。尽管人们最初没有感觉到这种伤害，或者说感觉到了不愿意面对，而妄想借助海誓山盟将自己一带而过，其实时间会很快证明这种行为要不是少年无知，就是自欺欺人。谁能够真正做到无怨无悔，谁就会获得幸福。无怨无悔的前提就是跟着自己的心去选择，并有勇气面对和承担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可惜，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她低头默想了一会儿，又抬头说：“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你们就这样算了？”
我叹一口气，说：“也许是这样吧。她天生该在城里忙生活，而我却喜欢乡间的自由野气。”
她笑说：“说不定哪天你们还会走到一起哩。”
我说：“没可能。我们彼此很了解对方，只有离别才能使我们的爱地久天长，永驻心间。”
她又一笑，说：“你们太浪漫了。”
我说：“这不是浪漫，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男女是先因爱情走到一起，后又因在婚姻生活的众多磕碰面前不能把持自己而彼此生怨，最终反目，饮恨收场的。”
那天晚上，我跟王霞说了许多大道理，至今想来都有点汗颜和不知所以。
第七章
9
与张红梅的事（谁知道算是什么鸟事）在厂里还是产生了一点影响，至少有三个人曾经问过我。第一个是一位姑娘，名叫李兰英，是与王霞一个班的车工，她说张红梅不是好东西，她父母是厂里最难缠的人，我与张红梅的事算了，是我的幸运。第二个是一位小伙子，厂子弟，是厂里的黑道人物，大家都叫他周老二，他的意思概括起来有三点：1、我找张红梅是癞蛤蚂想吃天鹅肉；2、要我以后离张红梅远点；3、这一段时间张红梅要有个三长两短他跟我没完。第三个是一位中年妇女，是我同县的老乡，因为先认识她丈夫，她丈夫姓孙，所以我一直叫她孙大嫂，她是那种热心肠加上一点爱搬弄是非的人，她一再问我跟张红梅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那个（具体含义不清楚，从孙大嫂说话时的表情来判断，应该是指接吻或者性交）。
见我有点反应不过来，孙大嫂继续追问我，“怎么样，你们到底有没有那个？”
我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们只是交谊舞大赛前在一起跳过舞，别的什么都没有。”
孙大嫂笑一笑，说：“没什么就好。张红梅那个人咱们招惹不起。”
孙师傅是个老实人，这时候打断孙大嫂的话，警告她说：“你不要乱说人家！”
孙大嫂不听，故意放大声说：“我怕什么，她敢做出来，还会怕我说！”
孙师傅警告失败，朝我尴尬地笑笑，转身去看电视，不再参加我和孙大嫂的谈话。
孙大嫂接着对我说：“前年冬天，差不多就这个时节，一天晚上下大雪，张红梅跟周老二跺在七十一车间后面的修机房里办好事，被厂里巡逻队给逮住了。当时三支手电一齐照过去，她的屁股亮晃晃的，比外面的雪地还白。你想想这样的人你能找吗？听说她上技校的时候就跟她的老师办过几回事呢。再加上一个周老二，那可是个无恶不作的混子，你若招惹了他，你这一辈子都会倒霉。”
从孙师傅家出来，我在山上公园转了很久。我不知道孙大嫂和王霞，她们谁说的是真的。还有张红梅，难道她一直都在做假骗我？
这天，我收到了杨梅的第二封信，在信中她还是劝我考研究生。看完信，我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按她的指引去做。我还是认为考研究生一定要凭自己的兴趣，如果只是考虑其它因素，到头来只不过是混一张文凭，很难指望有什么创造性的成就。我对我的专业不感兴趣，为此我已走了四年的弯路，我绝对不会再去浪费时间。再说，那个时候我连平时最喜欢阅读的小说和诗歌都不想读，还怎么去读那些枯燥无味的专业书？我的生活已被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给搅乱了，心里闷闷的，充满了委屈、烦躁和失望相混杂的滋味。我很想申述，但却苦于不知道该向谁申述？如何申述？申述什么？我躺在床上，将杨梅的信扔在一边，盯着楼顶看了很久。我有点后悔到这个山沟里来了。也许杨梅说的对。我猛地侧转身，抓过信，在第二页，杨梅是这样写的：“我们已不再是大一的学生。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的未来，考虑成家立业的问题——”她还在成家立业四个字下面打了红杠，以示强调。是呵，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是直奔三十的人了。“三十而立”，一是指家庭，二是指事业，这是自古以来考量作人是否成功的标准，而我却只能两手空空，满眼迷惘。
一阵剧烈地敲门声把我从迷糊中惊醒，我使了很大劲才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我看都没看就问：“找谁呀？”
“找的就是你！”
一个恶狠狠的声音。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硬得跟石头一样的拳头已打在我的肚子上，太狠了，我的肚皮似乎已被打贴在脊背上，呼吸突然中断，我大张着嘴，双手本能的抱住肚子倒在了地板上。我只隐约记得是两个人。他们进来后一个关门，一个很快抓过床上的毛毯扔过来盖住我的头，然后一边对我拳打脚踢，一边不停地骂道：“傻逼，看你还嚣张不？！”他们的行动快速而敏捷，有浓厚的职业味道。只三、五分钟，我躺在地板上已经不能动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昏迷过很久。当我完全清醒以后，感觉到的是浑身上下火烧火燎般的疼痛。我艰难地揭开毛毯，露出自己的头脸。右眼肿胀得已不能看清东西；嘴角也火辣辣木楞楞地，好像已不是自己的嘴巴。我试着想爬起来，但没有成功。我继续躺在地板上。头晕的厉害，还有点恶心。可能天要黑了，屋里的光线昏暗不清。四壁好像在缓慢地旋转着，漂漂悠悠地，我觉得像是被关在一个看不见的笼子里，正沿着一个越来越昏暗的隧道滑向不可知的深处。我想搞清楚我是怎么啦，但是头晕得没有办法；我想挣扎起来，打开门，走出去，但是我感觉不到我的手和脚在什么地方。我无力地闭上眼睛。黑暗很快充满房间，整个过程就像将一个容器猛地按进水底。
突然一阵钥匙开门声，我以为是服务员来送开水（我们的单身宿舍一直有服务员负责清洁和早晚送开水，厂里的这一举措曾被部里树为典范），也顾不得周身的疼痛，赶紧咬牙爬回床上，面向墙壁躺下。进来的是两个人。日光灯扑闪了两下亮了，他们走到我的床前。
“小东，小东！”是王霞。
“小东——”是刘向，他伸手在我的身上拍了一下。
“哎吆——”刘向正好拍在我的左肋上，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忍不住叫了一声。
听到我的叫声，王霞大惊，问：“你怎么啦，小东？”附身过来看我的脸，这一看又是一惊，“这是怎么啦？谁干的？！”
我羞愧地咬紧牙，闭上眼睛。
我被王霞和刘向送到了厂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认，除左边肋骨断了一根比较严重外，其余都是些皮外伤，没什么要紧的。
我在医院住了十八天。从入院到出院，三十六车间派了两个人白天黑夜轮流值班照顾我。其间，车间党政工团的领导都来看望过我。特别是王霞，曾多次来看过我。前几次忍不住还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好像我挨打是由她工作失误造成的。这使我非常感动，心里有一种甜咝咝的感觉。厂里保卫处的黄处长也亲自到医院来调查过这件事。为了启发我找到凶手，黄处长将十几张照片摊在病床上让我辨认。我看的结果是有六张照片上的人有点像。
黄处长似乎看到了希望，收起其它照片，积极鼓励我说：“你再仔细看看！找出凶手我一定严办他们。”
但是，我再看，越看越觉得不像，最后将六张照片都否定掉了。看得出，黄处长有点失望，他站起来，关照我好好休息，就转身走了出去。看着他高大肥胖的背影，我心里非常难受，觉得自己太让他失望了，很对不起他。
王霞最后一次来医院是在我出院前一天的下午。外面正在下着那一年的第一场雪。透过窗口的玻璃，我看着外面漫山遍野的白。雪仍在大片大片地落着，带着满腹温柔的激情。我想起了八八年冬天我和杨梅在西安兴庆公园踏雪的情景。这时王霞推门走了进来。
她奔跳着走到我跟前，把一个溜圆的雪球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