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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白气。我咬着烟，吐了口，那烟头在白气中划了道弧线，落到地上。
烟气散去，在那一头，一个人默默地走着。
一个女子。
“埃娃！”
我小声地叫了一声。月光下，她扭过头，大概也吓了一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叫她。
我从树丛里走出来，她看见是我，有点惊慌地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我把脸展示在月光下，说：“我就是保禄，你不认识我了？”
她仔细地看看我，才微微一笑，说：“你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好些时候都不见你，你的样子倒象个大人了。”
象个大人？我不由苦笑。我想问，脸上多了点伤疤就是象个大人么？然而我没有，我只是笑。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我已经从一个光荣的革命战士成为一个不齿于人类的反革命份子——尽管我看不出自己身上的变化。
“蒋文良死了。”
她的脸暗淡了一下，但马上兴奋地说：“对了，我都不知道我前几天去哪儿了，总是又暗又湿的路，走都走不完，我害怕。看见你真好。”
我也微笑着：“看见你，也真好。”
月光下，她的眼明亮如水晶。
仿佛走在暗夜里，我们小心翼翼地站着，谁也不说话。
“如果……”半天，我吞吞吐吐地说，“你相信人死后有灵魂么？”
“也许有吧。”她背着我，看着天，天空中，月亮明亮得象一团燃烧着的冰块，星光也淡得看不清。“尽管他骗了我，但我不恨他。”
也许吧。我有点颓唐地想。在她心目中，并没有看见这个如同僵尸一样的干瘪老头，只有当年那个风流倜傥的国民党少尉蒋文良。也许，她没有看到，也不想看到蒋文良满脸的皱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未尝不是千方百计地欺骗自己？
“我不恨他，我只恨自己为什么这么傻。”
她转过头来，满脸的泪水。
我看着她，月光也仿佛凝固了一样。我想我的脸一定也不至于很难看——尽管那上面有几个伤疤。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只能这样说着，象小时候，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后，奶奶抱着号啕大哭的我这么说着。我也想象奶奶一样，去拍拍她的背。突然，她抱住我的肩，把头靠在我肩上，不住地抽泣着。
“不要哭，不要哭，都会好的。”我拍着她的背，然而，她的泪水还是打湿了我肩头的衣服，一股温暖的剌痛。我也想到，我这么说着“都会好的”，却连自己也不信。什么才是好？不被人抄家，不被人批斗就是好么？
她哭了许久，终于，放开了我，说：“真对不起，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大概是弄脏了你的脸吧。”
我并不是说笑，她的泪水，使得我衣服上的污迹都沾到她脸上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擦了擦脸。
“我冷。”
她说着，看着我。我的心头一热，象是回应她的话，我伸手揽住了她的肩，喃喃地说：“不冷了，不冷了。”
象是打开了一个什么开关，她又一下子靠在我肩头，抽泣着，一句话也没有。
“不冷了，你再也不会冷了。”
我紧紧地搂着她，象搂着一个梦，转瞬即逝的梦。她的轻盈的身体仿佛随时都会随风远飏。
仿佛宿命，也仿佛是劫数，她的身体象融化一样，渐渐地成为无形。我想紧紧地搂住她象搂着一个梦，但还是象一个梦一样，我的肩头空空荡荡，只是一些泪水的余温。
※※※
一九六九年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渐渐进入了高潮，驱虎豹和向阳中学造反先锋队在停课闹革命的大潮下胜利会师，改名换新天红卫兵革命司令部。两位司令为了夺取新的领导权，很经过一阵触及灵魂和皮肉的斗争。最终，经过武斗，原向阳中学红卫兵组织里不少干部被突然发现也是特务，因此，向阳中学司令只能成为副司令了。
猴子在新的司令部里青云直上，成为宣传干事。由于他的关照，我虽然也是黑五类，但很幸运地没有再被批斗过。
再后来，那些领导干部为了支援第三世界革命，集体去参加缅共人民军。六九年夏天，换新天红卫兵革命司令部名存实亡。猴子也去了，没有再回来。
我在那一年，成为一个革命的扳道工。但做了没多久，这条铁道就要撤销，因为这条道是客运居多，而客流量越来越少。
六九年八月八日，立秋那天，这条铁道停开，我转入丝织厂当搬运工。
※※※
“小韩。”
我站住了，把被汗水淋湿了的披肩布搭在肩头。那是缫丝车间革委会的李主任，一个四十多岁的小老太太。
“小韩，你今年有二十五了么？”
我有点怔怔。今年是几年了？一九七五年。
“是，我二十五了。”
“个人问题也该考虑了，是不是？”
我微微一笑：“一个月十七块半，连个热水瓶也买不起，再说，谁会看上我这个黑五类？”
她笑了：“我们车间里有个人啊，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她家里原先也是反动权威，可她已经改造得很好了，跟你一样，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一员。”
我看看天。落日西沉，红得象要滴血。
“可是我家里什么也没有。”
“组织上会关心你的，放心，只要你同意，一切都会安排好。”
她走了没几步，回过头来语重心长地说：“对了，有事没事，不要老往那个废火车站跑，要招嫌疑的。
※※※
新房里贴了些报纸和红的“喜”字，墙上，贴着毛主席像，也不知是请哪个人用仿宋体写了副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革委会里的领导都来了。资产阶级小姐和宗教迷信余孳喜结良缘，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有着破坏的力量，也有着建设的力量。
接受了主任和厂长的礼物——用红带子捆着的四卷《毛选》，吃了些瓜子，唱了点语录歌，在主席像前合了一个影，我和她就成为了夫妇。
等人散去，我看着她因为激动而红红的脸。她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并不太漂亮，好在我这个余孳也并不英俊。
七五年秋天了。
窗外，月亮又圆圆的，照进窗来。
※※※
夜色浓厚得象要凝结，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天上没有星，只有一轮鲜红的月亮，象一个呆子一样，吃吃地笑。
我看着站台。灯全灭了，那些房子也只能看出一点轮廓。周围，静得死一样。
远处，一列火车无声地开来，轻盈而又沉重。进入站台时，一阵白烟，却无声无息。
火车走了。白烟散去。
在站台那一头，我看见了她的背影。
“喂！”我想喊，可是好象胸口有什么堵着，说不出来。
我追了上去，然而，却只象个哑巴一样说不出一个字。
她转过头，看着我，我满怀希望地看着她。
她象是敷衍一样对我笑了笑。
“你认识一个叫保禄的人么？”
她说着，声音也象是冰冷的珠子，细细碎碎地落了一地。
“告诉他，我冷。”
※※※
“啊！”
我失声呻吟了起来。在朦胧中，只觉得一条温暖的手臂围住我的脖子。
“又魇着了？”
我睁开眼，眼着的黑暗象一床厚厚的被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伸手按了下床头的台灯开关。
清脆的“啪”一声，还是一片黑暗。我还是在梦中么？
“又停电了。”
随着火柴划着的一声，一朵金黄的小火跳动在两根雪白的手指尖。这朵火移到了一根蜡烛上。
“又做恶梦了？”
在烛光下，我看见了妻子关切的脸。
“火车，火车。”我嘟囔着。
“什么火车？铁轨扒了也有好几年了。”
妻摸了摸我的额角。
“你这阵子老做恶梦，大概体虚了，明天找卫生员开点药吧，要不，我给你买个猪心炖着吃。”
“没什么大不了，做个梦而已。”我说着，给她掖了下被子，“睡吧，明天要上班呢。”
妻睡下了。我看着她的睡容，心头，不由得一疼。
我吹灭了蜡烛，房间里，又是一阵沉重的黑暗。
然而，在那一片黑暗中，我好象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声音，清脆而柔弱，象一些细细碎碎的冰珠子洒了一地。
“告诉他。”
“我冷。”
※※※
天暗淡无光，仿佛黑暗得象沉在渊底。我扶着手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利群，点着了。远远的，信号灯换成了绿色。
火车又通车了。这象个讽刺，在六九年停开的铁路，到了三十多年后又重开了。一切都变了，连一九六七的月亮，也已隐藏在浓云后，再也看不清。我抽了口烟，吐出来。烟味也不象一九六七年那么醇和，尽管价格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一包烟，几乎相当于那时一个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
没有等很久，一列火车驶过身边。这是快车，在这一站不停的。在远处暗淡的背景上，那列火车上的窗子一个个都亮亮地接成了一条线，使得我的衣角也飘起来。现在的内燃机车，快而干净，不再象以前的蒸汽机车那样有那么多烟尘，但不知为什么，我的眼里还是有点湿润。那是泪水吧？也许多愁善感的人会说，那是青春的泪水，可对于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子来说，那也来得太晚了，更象是一种讽刺。
当我拭去了泪水，火车已消失在远处。仿佛宿命，也仿佛是劫数，我毫不意外地听到了身后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问道：
“对不起，请问，你认识一个叫保禄的人么？”
蔷薇园
天渐渐黑了，似乎要下雨，云厚得好象要掉下来。
我把皮箱放在因湿润而很柔软的地上，歇了歇。几茎草从土缝里挤出来，表舅家应该不远了。
由于严重的神经衰弱，医生告诉我必须静养一个时期，因此我想去表舅家住上一个月。据医生的说法，山水可以让我的神经复原。
那个小村子，在我的记忆中不象个真实的，然而母亲告诉我，我是在那儿出生，长到了三岁时才走，五岁那年还来过一天。可我却记不得什么了，依稀只记得一幢大院里来来去去的人，以及一些粗笨而老旧的家具。如果不是母亲给我的地址，我都不知道这个浙北的小村子在什么地方。
那是个春暮的黄昏。在一带隐隐的山影间，雾气弥漫。天已暗下来了，在那些雾气尚未合拢时，我看见了在山脚下的一幢十分古旧的建筑。我不由感到一阵欣慰——终于，我赶在天黑以前来到表舅家了。
走到这幢旧屋前，我才发现那些巨大的参照物给我了一个多么错误的印象，在远处看来，这房子只不过古旧而已，掩映在树影里，还显得有点小巧玲珑。但走到跟前，我才发现光一扇门就足有五米高，那两扇门是用厚厚的山木做的，上面包着一层铁皮，钉着铜钉。年久失修，铁皮已多半已锈了，有些地方甚至已烂出了洞，露出下面的木头。铜钉也已经晦暗发绿，只是门上那两个熟铜门环，大约经常有人摸，倒是光润发亮。
门是用十分粗大的青石砌成的，两边的石条上刻了副对联，一边是“向阳花木春长在”，另一边是“积善人家庆有余”。很熟滥的联语，倒和这房子的格局很合适。
我走到门边，抓住门环。一股冰冷直沁心底，倒象是摸到了一块冰。我敲敲门，里面有人应了一声：“来了来了。”接着是有人趿着鞋走出来的声音。趁这机会，我回头看看烟雾缭绕的暮色。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一阵惊恐，仿佛突如其来的一阵寒流抓住了我。
那儿有些什么？
我正凝神眺望那一带树林，门“呀”一声，开了。
开门的是我表舅。
我只在很小的时候看到过表舅一面。那是我五岁时，我的曾外祖母过世，散在全国的上百个亲戚都赶回来奔丧，我第一次知道国家有那么大。而我对这幢房子的记忆，也多半只局限于这一天，在印象中，来来去去的那些亲戚全是些不折不扣的陌生人，那时的表舅，也有点风神俊朗的意思。
现在，他看上去显得有六十多岁了，按他的年龄，该是只有五十二岁。我刚要开口说话，他说：“你来了，进来吧，我接到表姐的信了。”
我拎起包，走了进去。也许是因为黄昏了，里面显得很幽深，迎面是堵影壁，壁绘却早已模糊不清。绕过影壁，当中是个院子，大门是朝南的，北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墙根种了几本剪秋萝，开着几朵花。北墙的西角上，有间柴房。院子两边是两层的青砖房。中国式建筑，向来讲究对称，两边也造得一模一样。而大门两边，也是两层的青砖房，我还记得，那是当厨房用的客厅——不知道表舅还有没有客来了。
“我给你安排了一间房了，楼上朝东的，楼下潮得很。”
表舅闩好门，领我上门去。
沿着仄仄的楼梯，我走上楼。突然，从拐角处探出一个蓬头的脑袋来，我吓了一跳，表舅说：“二宝，来见见你表哥，你还没见过他。”
我说：“是表弟么？”有这么个蓬头垢面的表弟，实在让我觉得不舒服。那个二宝大着舌头说：“我是女的。”
果然，她穿着一件花布夹袄。尽管她头发蓬乱，我我看见她的脸上、手上和衣服都很干净。她的脸上，堆满了弱智人的傻笑。表舅说：“叫表哥，别这么没规矩。”
二宝看着我，说：“表哥。”吃吃一笑，跑上楼去。表舅摇摇头，说：“这孩子，有点缺心眼，还算听话。唉，那时这屋里满是人，长房二房，大大小小足有二十几口，现在只剩下我一家三口了。看，你妈小时候从这儿掉下去过。”他指着楼上过道里的一角破损了的扶手。这楼并不高，只有三米左右，因为楼下本来就不住人的吧。院子里又是泥地，摔下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我想到了我唯一记得的当年那个这幢房里挤满了人的出殡场面，也比现在更有些人气。
我叹了口气，说：“表弟怎么不见？”
“大宝在镇上开了个小店，不常回家的。过几天让二宝带你去看看，你还跟他打过一架呢。到了，你的房就在那头。”
他领我到边上的一间屋子。一推门，里面黑糊糊的，他拉着了电灯，几乎同时，过道里响起了一阵噪杂的音乐，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乡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房里，东西很少，一张床靠在屋角，因为灰尘太大，蚊帐上遮着已经变黄了的的塑料纸。表舅说：“热水在楼下灶间里，要就自己去拿。路上辛苦了，早点洗洗睡吧。”他转身出去了。
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听着广播里发出的稀里糊涂的声音，如一阵凉水渐渐浸透了我的全身。恍惚中，我仿佛来到隔世。
和衣躺在床上，听着广播里传来的含糊的声音。静下心来，就听得出那是个广播剧，不知何时录下来的，也许，在这个偏僻的乡里，有个家伙正在一间广播站里摆弄几张古旧的密纹唱片吧。那些时断时续的声音象从水底冒上来的一样，一会儿是个女人带着哭腔说：“你骗了我，我太傻了。”过一会儿又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