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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一沓白纸上，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彷佛是一本流水账。
美国人写字，写的是那种不爱断溜儿的蟹行文字，所以中国式的方格稿纸在
当地便无从寻觅。我写汉字时，一般都写在光秃秃的白纸上。这样更好，无拘无
束，信马由缰。
那顿饭后不久，命运驱使我离开了老艾所在的城市，从温暖湿润的美国南方，
搬到了繁华而寒冷的北方。
日久天长，杂务缠身，渐渐就淡忘了这档子事。
一晃七八个冬天过去了，说句俗话，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这期间，
我经常回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和老艾居然在北京见了一面，于是想起昔日
旧稿，决定多添几笔，把它续完。倘能在报刊上发表，或许对读者有一些益处，
至少没有坏处。若不能发表，就多复印几份，在熟人中间传阅一下，也算我没白
费力。
旧稿藏在一堆漫无头绪的书刊纸张之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找了出来。
夹在稿子上的美国曲别针已经不耐岁月的磨蚀，变得锈迹斑斑（大概是劣质货），
稿中提及的一些情况更是发生了令人感慨万端的变化，比如：
一、老艾当年在中国大学教外语，以他堂堂美国佬的身份，每月工资居然只
有一千元人民币，真是匪夷所思。如今，这点儿钱就是最吝啬的雇主，他也不好
意思发给老外。别说老外，在外企打工的普通白领，一个月都得挣好几千。
二，所谓企业验收检查团，早就成了陈腐不堪的概念。验收云云，是政府行
为，不利于市场经济，没人搞了。当然，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官员到企业打秋
风还是有的，然而需要多动脑筋，另立名目。时下里，不少国有企业困境重重，
举步维艰，职工下岗接二连三，心眼儿活的官员就不爱去这样的厂子，转而另辟
蹊径，前往效益肥厚的民营企业检查工作。
三、越洋电话不再眼睛向下，倚重古老的海底电缆，而是仰起脑壳，高攀上
了闪闪发光的通讯卫星。或许当时，那位给我打电话的女影星，她用的线路就是
卫星转的，只不过我孤陋寡闻，自以为是，自己把自己蒙在了鼓里。
四、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时的我居然不会用电脑打中文。现在，
这个技能即使对于国内小孩来说，也已是小菜一碟。我将旧稿输入电脑时速度很
快，而且几乎没做什么改动。输入完毕又怅然若失，老艾的故事进入了机器，剩
下的那一沓纸页好像被抽了筋一样，显得尤为苍白。
五、国内大都市里的友谊商店依然存在，依然经营各种古董和工艺品，但是，
店员却不再傲慢，外汇券也不再灵验，而是和粮票布票一样，颓然成为没有价值
的废纸。或者说转化成了另一种价值——收藏价值，忆苦思甜价值。
六、这些年，中国国门大开，国力渐增，西欧北美的老外，方方面面，各色
人等，呼呼啦啦往中国拥。老百姓见洋人见得多了，大都市不用说，就是小城镇
的胡同，庄稼院的炕头，如果突然冒出一个大鼻子或者洋毛卷，也不会太令人吃
惊。当然，许多人对西方仍然高看一眼，甚至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也难怪，日本
明治维新一百多年了，日本人还断不了对西方的崇拜，我们这才几年？
我和老艾是在东三环一家宾馆的咖啡厅里不期邂逅的。两人几乎是同时认出
的对方，久别重逢，都很感慨，虽然没拥抱，但握手握了很久。老艾苍老了许多，
手上依然有力。其时，正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小女子莱文斯基的绯闻不胫而走，
举世哗然的时候，我便随口问了句：“你们的克林顿先生怎么样了？”
“不是你们，是他们，他们的克林顿。”老艾一本正经地纠正说，“我们是
中国，我们中国人民很忙，没有时间关心他们资产阶级。”
老艾已在北京居住好几年了，谈起京城的高级场所，头头是道，很熟悉的样
子，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因为有许多地方我别说去过，听也没听过。老艾又提
到中国不同领域的几位知名人物，说他们都是自己很好的朋友。我相信老艾不是
在吹牛，便笑说我们中国的名人多平易近人哪，比美国的强多了。我在美国这么
多年，也没交下一个名人。
老艾说现而今他在一所著名的理工大学教英语，同时兼任一家咨询机构的高
级顾问。他问了我的近况，希望能在一起，搞几个合作项目。我含含糊糊地说，
好啊，有合适的就做。
聊了半天老艾突然说，“老朋友，你怎么不问问我的私生活？”
我说，“中国管这个叫个人问题，现在都进步了，不太愿意打听这个事了。
怎么样，你的夫人还好吧？她是做什么的？”
老艾说，“你问的是哪一个？”
“你一共有几个？”
“我在北京结了两次婚，都离了。如今我又成了自由人。”
分手后，老艾来过一次电话，打听项目上的事。我说我有事要去外地，回来
再谈。大约两个月后我回到北京，给他拨电话，只听一个唐山口音的老太太没好
气地唠叨说，“总找艾德蒙，总找艾德蒙，不在，搬家了。”
“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
“他留电话号码了吗？”
“没留！”
老艾隐身于茫茫人海之中，无从寻觅，但有关他的传闻却不时就能听到。他
在北京两次离婚，据说都是女方忍无可忍，率先提出的。跟老艾结婚的女人，其
忍耐力都是超一流的。年龄差别悬殊，能忍。文化差别悬殊，能忍。不做家务活，
回家太晚，没有“妻管严”传统，身边经常出现可疑的、狐狸精一类的女性……
这些，女方都能忍，惟独有一条叫她们受不了，绝对受不了——老艾他乐不思蜀，
居然不想回美国了！怎么动员也没用，他已不是访华，而是在中国扎根落户，一
心一意做倒插门的姑爷。这样一来，跟一个老外继续过下去，尤其是这么老的老
外，还有什么意义？
离婚后，老艾今天一个女友，明天一个情人，更换伴侣的频率相当频繁。好
在如今中国的性观念大变，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掐指一算，老艾他今年该有
六十五六岁了吧？六十六是人生一个坎儿，六十六，不死也掉块肉。我们家乡那
里，到了这个岁数的老人，儿女会为他买来六两六钱的鲜猪肉，包上六十六个小
饺子，让老人吃下去，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雪中送炭，锦上添花。而老艾却仍
然像小伙子一样，春风得意马蹄疾，不知疲倦地战斗着。当然他是老艾，只有老
艾才能这样做。老艾再怎么热爱中国，他也是美国出身，美国没有逢凶化吉的小
饺子，美国有伟哥。
老艾在美国欠了一屁股债，诊所早关门了。像老艾这样在本国混不下去的欧
美老外，北京还有不少，一个个花红柳绿，招蜂惹蝶，活得都挺水灵。
又过了一段时间，仍然不知老艾下落。据说他得罪了一位中年女士，那女士
是个不依不饶的厉害角色，四下里放出狠话，宣称要报复到底。该复仇女神说，
她一不用枪，二不用刀，只用一把剪子，只喀嚓剪一下，就能为民除害。
我周围的朋友也一直见不到老艾。大家提起他，常常感叹说，挺好的一个人，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说一千道一万，是中国人把老艾惯坏了。
一九九九年四月八日
/* 46 */第三队第48节 回国须知（1 ）
这几年国门大开，到外国使馆签证的人总是长队绵绵无尽头，书店里出国须
知一类的书也甚多。可是却不见一篇文章，专门讲一讲回国时，应该注意哪些事
项。其实，回国不比出国简单，学问也挺多，尤其是那些在国外呆过相当一段时
间的人，潜移默化受了当地影响，而对国内情况日渐生疏，就更不能掉以轻心。
我有过一些回国经验，愿意在这里总结一下，供大家参考。我所说的回国，
指的是从西方发达国家，比如说从美国回来。从不发达的中小国家回来不在此列，
有些人认为那是从乡下回来，不值一提的。当然，我并不这么认为。报纸上怎么
说来着？——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话说得有水平。
第一次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头好几天就睡不着觉，总在憧憬、
向往着什么。域外漂泊多年，故国家园无一时敢于忘怀，今天，祖国母亲，您就
高兴吧，张开臂膀吧，您的孩儿马上就要扑过来了！
那一次，飞机飞得很快，可是再快，我也嫌慢。外国的云彩再美，我也认为
不怎么样。抵达北京机场时，天已经黑得掌灯了。明明那个灯也就是普通的灯，
那个路也就是一般的路，但我仍然觉得亲，觉得踏实。别说灯和路，看什么都顺
眼！跟着人流兴冲冲地、底气十足地往海关走，忽听有人一声吼，冷不丁吓了我
一跳，心想还是咱国的人膛音好。吼人的那位是个戴大盖帽的警察，这时用标准
的、国人熟知的中文冲着我又一声吼：
“哎，戴眼镜的，说你呢，就是你，往里站一站！听见没呀你？”
我为之一惊，一振！啊，我终于到家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有点儿怏怏不乐，觉得回国的第一印象和原先的种种
设想大相径庭，没有一条吻合的。警察先生你错矣，你对我不该这么横，我好歹
跟你还是一国人，你知道我在外面多想家呀，千里迢迢赶回来可不是为了挨训的。
在美国，我站的再不是地方，警察他也不敢冲我吹胡子瞪眼睛，他得说先生，请，
对不起，谢谢。他若实在太粗野，我就告他一个种族歧视拿老百姓当犯人。
看到周围旅客安详地、宁静地通过海关检查，我的认识渐渐又有所提高：一
事当前，我不该挑剔别人，而是要想一想，自己身上有哪些毛病。起码，我有两
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有特殊化倾向，红地毯情结，高人一等，老虎屁股摸不
得。套用一句港台影视中的常用语：你以为你是谁？你不就是从美国回来的嘛，
那又能怎么样？美国固然是强国，但在强国呆过的并不全是强人。吼你，那是没
把你当强人，可也没把你当外人。亲者严，疏者宽，你应该高兴才是。
第二，有脱离实际的倾向，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你在海外固然不容易，可
人警察在国内也没天天干坐着，他又得维持秩序，又得观察动向，甚忙。对你们
这些回国的家伙，就算警察他再礼貌，再热情，他也不能过来一个，拥抱一个，
边拥抱边贴脸，左贴一下右贴一下，口中还喃喃地，充满真情地说：“你好啊，
亲人！你可算回来啦，我代表祖国欢迎您。”
再说旅客脸上也没有统计表，无法判断在国外的时间长度和想家力度，万一
碰上一位三天两头跑国际航线的倒爷，大热的天，总被别人搂他也烦。
进了国门，应该注意的事项更多，言谈举止，衣食住行，都马虎不得。
比如过马路，刚回来您肯定不适应。不止一个人有过这方面的体会。
在美国，交通状况比较奇怪：在一些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开车的往往都是请
行人先走，然后他才走。这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道路是大家的，人人平等，都
有使用权。由于汽车处于优势，行人处于弱势，所以优势者理应请弱势者先行。
相比之下，咱们中国对汽车比较看重，进而对汽车里头的人也就高看一眼，
认为只要进了那个壳子，就都是人物，不是人物他早在地面灰头土脸，用脚走路
了。于是，中国在交通上因地制宜，正好跟西方反过来，是人让车，而不是车让
人。中国的物质值钱，西方的生命值钱。因此，在中国没有交通标志的路段，作
为个人，您就得勇敢，机警，硬着头皮往前闯，这样才能穿过汽车和自行车的汹
涌潮流，抵达安全的彼岸。
一般说来，国内汽车虽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但司机的脚还是知道深浅的，
遇到情况自然会十分麻利地踩闸。这里有个度，就看谁抢先，如果您抢先，汽车
不得已，就得让你一把。反之亦然。当然有时掌握不好，人和车也容易碰到一起，
这就比较危险，不危险也麻烦。有一回在北京听音乐会，散场后车水马龙，人头
攒动，我仍沉浸于高雅的艺术感受中不能自拔，突然腿部一疼，就被一个硬东西
顶住了，那硬东西不是枪——国内对枪械管制很严，比美国强多了，而是辆小轿
车。小轿车没事人似的，继续往前顶。情急中，我梆梆敲了两下，车这才站住，
从里边钻出个漂亮小伙儿，高傲地指责：
“敲什么敲？这是车，不是锣。”
我哭丧着脸，把受伤的腿指给他看：“这是肉，不是铁。”
再比如“女士优先”这种西方绅士风范，也不必总想着体现它。
我有一位朋友，在英国工作过一段，工作单位不是小农场，小作坊，是牛津，
是研究院，因此熏陶得格外绅士。回国后，一天中午，我朋友去机关食堂吃饭，
见一陌生女同志要进门，他就让她先进，并帮忙把那个力量很大的弹簧门扶住，
免得撞人。女同志进门时，我朋友以为她能说声“谢谢”，就提前把“不客气”
这句话准备好了，不料却没机会说出来，因为女同志袅袅婷婷已经走远了，只留
下些微的香水味儿于饭菜气息中不协调地浮动。但那弹簧门把在手里竟无法放开，
因为进进出出的人太多，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不分性别，不分职务，大家都
愿意被优先，我朋友能者多劳，只好辛苦点儿。一些就餐者非常机灵，远远瞧出
苗头，特意快跑两步，赶上前来，和大队人马一起通过。最后，总算有人注意到
了我朋友的窘境。那人特别喜欢思考问题，见我朋友总在那儿弄门，就皱眉说，
“你们总务科真是的，找个钩子一挂多省事，何至于派个专人？”
还有说话，也很重要。
回国后，与人相见，言谈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你说话不注意，总爱夹洋
文，国内老乡就会比较烦。“今天，我Wife的心情不是很Happy ，天气也不Nice，
真他妈Shit！”听听，这像好人说的话吗？坏人也不愿这么说话。比如一碗米饭，
盘锦大米，小站大米，总归是中国大米煮出来的，白白净净，清新可口，你老兄
就稳稳当当端起碗，好好吃呗，偏不！偏要掺点儿牛油，再掺点儿威士忌，掺点
儿可乐，掺点儿“起司”——那种臭脚丫子味儿的，遭不遭罪呀您？
有些回国人员说话夹英文，究其因，是对自己的外部特征不放心，生怕别人
不识货，就随时提醒大家，我可是在“米国”呆过的呀，千万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好比买了一件名贵衣服，有意无意的，总把那个牌子展露出来，看见的人越多越
觉得这件衣服没白买。现在有一种西装，制作者体察世情，洞悉人心，索性把商
标从隐蔽的衬里拆下来，缝在最显眼的袖口，左一针，右一针，缝得特别结实，
袖子穿坏了商标也掉不了。穿着这种西装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一旦出了国，小
住那么一段，回来后，都可能有夹着洋文说话的心理倾向。
老实说，在语言表达方面，我也犯过错误。所幸我比较留神，一旦发现乡亲
们的脸色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