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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得很高、仿佛从没有经历过拉胡琴、下象棋、打瞌睡的过去,生下来就有个弹钢琴的妈妈、说法语的爸爸。这些面孔,白天的老人一定看不到,就像这些面孔也看不到打瞌睡的老人一样。
也许只有在这个城市,才会拥有如此不同的两张面孔。我到底是哪张面孔呢?我自己也弄不清楚。陈光明呢?吴限呢?赵睿呢?他们又都是怎样的面孔呢?还有,几年后、几十年后,他们和我又都是怎样的面孔呢?我不敢这么想下去。
我沿着梧桐树的倒影一路走着,很慢很慢,我想数数这条路上到底有多少棵梧桐,想到这里,自己都得意地露了笑容,多好的题目——路边的567棵梧桐树,哈哈,可以当小说的题目,也许只有像我这样无聊的人才会关心,这条路到底有多少棵梧桐树?我决定明晚从西往东数,后天再从东往西数,大概连着数三次,就会有个确切的数字了吧。
很好,我为自己每天出来走走,不至于忘记这个城市、或者被这个城市忘记,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理由。
梧桐树的倒影很美,枝枝桠桠勾勒着夜的地面,天空如果再起一点微风、飘一点小雨就更美了,那样夜的地面会有一点动感、一点声音。我慢慢的走着,走得周围悄无声息,我喜欢这样的状态,仿佛这个喧闹的城市只有我一个人,只要我慢慢地走、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我就会进入一种清明的状态,耳边没有了各种各样店铺里传出来的声音、眼睛里也没有了各种各样闪亮的灯火,一切都是安静的、单色的,只留下我的脚步轻轻叩响街上整齐的釉砖,可惜啊,不是青砖,再也不会有嫩草从砖缝里钻出可爱的小脑袋,这里再也没有他们好奇的眼睛。只剩下同为粉红色的釉面砖滑溜溜的什么也留不住,留不住往来的脚步、也留不住往来的灵魂。
我背着手,过一会儿就放开手臂,我时不时伸伸手,我想让自己更轻快一些。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人,正从我左边的人行道上迎面走来,走的有点快,仿佛,为了赶一个约会。那个人从梧桐树边擦身而过的时候,梧桐树的阴影模糊了他的面孔,但是黑色的倒影给他的脸上刻下了一道疤痕。我停在了原地,我回过头,看那个男人脚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我看着他的背影快速地从我的视线中远离,下一个路口,他该拐弯了吧,我想。
下一个路口,是我们曾经相遇的地方。
下一个路口,我曾经等了他无数个夜晚。
下一个路口,改变了我、改变了一切……
如果,他在下一个路口拐弯的话,也许,我应该走过去,叫住他,起码问一问,他的名字。
但是,我又何必知道他的姓名,我和他共有的一夜回忆、唯一的见证已经在不久前回到了上帝身边,也许,上帝的意思就不想让我在想遇见他的时候遇见他、此刻,上帝又在想什么呢?是给我一个机会,问他的姓名吗?还是就让我在看到他的时候,了悟一些人生的机窍?
我不由自主地跟了几步,我想叫住他,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我的喉咙仿佛被一只大手卡住了脖子,发不出声音,除了默默地跟着他前进,我发不出一点声音。
下一个路口,他,真的拐弯了。
我停在了两棵梧桐树的中央,路灯的光隆隆地倾泻而下、我被笼罩在无限的光明里,头晕目眩,他,真的,在下一个路口,拐弯了。
我被钉在了原地、朝前迈不出一步,仿佛深渊;
我被钉在了原地、退后动不了一步,仿佛深海。
多少时间,我计算不了,我在这条路上散步,与我选中的可能带我走出乱局的赵睿定下了相守的诺言,从此,寂寞孤清。如果没有下一个路口,我不知道此刻身在何方,但是偏偏我在人生的下一个路口、醉了,遇到了刚才那个匆匆走过的男人,然后,寂寞不再寂寞、孤清不再孤清,世界像万花筒一样每瞬发生着难以置信的改变,我也像万花筒里那片红色的小玻璃糖纸,被上帝的转动、变化着不同的身姿,配合着每一片小糖纸,做出一个个新的镜像。对了,镜像。一切虚妄,几片孤独的小糖纸被转动摆弄、晃晃悠悠地堆挤在一起,因为几片镜子,自以为有了图案,其实,只是虚妄。
而他,那个没有姓名的男人,也不过是偶尔挤在我身边的一片小糖纸,一刻地来、一宿地走,曾经和他组合过一个奇怪的镜像,却被迅速翻转。如今,那万花筒被上帝搁置一旁,我身边挨着陈光明那片一样红色的小糖纸。
下一次转动会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但此刻,我明白了什么叫不由自主……
灯光越来越亮了起来,我站了多久?大概三分钟吧。
但这三分钟,一切过往仿佛两边的车流急速倒退,往事历历在目:
那个玻璃酒杯在空中旋转了三个跟头碎在了巴黎的墙上……
那张吐出来的订房单上黑色的字——一间双人房……
那个红色的夜晚,刀疤、辩证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想主义、献身精神还有克利……
那张邮票我把它舔湿了塞进了飞往德国的邮筒……
那些像蛔虫一样盘旋的电话单……
那束藏在白色马甲袋里的黄色玫瑰花……
那个隔在我和吴限间的黑色屏风,那头,他露出了白色的牙齿莞尔一笑……
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
……
……
三分钟后,一个男人关切地走近问我:小姐,你怎么了?不舒服?
我转过头看他时,已经泪流满面。
后记
去年年底的时候,画家海天和贺小珠夫妇旅法归来,我在他们的蜗居一起吃着美味的法式菜肴。在等待我们的好朋友,另两位画家——陈墙、乐坚的过程中,海天拿出了一本克利的画册,这是他从蓬皮杜中心带回来的不多的纪念品之一。
很奇怪,我被封面的一幅作品深深吸引,然后一页又一页地翻看了起来。我在那本克利的画册中,诞生了很多奇思妙想,很少有一个人的绘画给我如此致命的吸引力。我不是艺
术评论家,却仿佛能够进入克利的绘画,随着那些无意识的线条游走。他的画如此简单,几乎都只有一种色调,但又蕴含着变幻莫测的微妙色差;他的画有些没有具体的内容,但那些暧昧的组合又仿佛在说一些这个世界元初的准则。我觉得,也许我应该为这些画写点什么。
当时,我正在构思我的第二本散文集,我想了一个自以为不错的书名——《每天晚上我都在莫里哀路散步》。这个怪异的名字,源于我正在写的一个剧本。当然,还是要坦白,莫里哀路是当年宋氏三姐妹在上海居住的那条路。偶然听到这条路名的时候,我觉得很美,原来上海曾经有一些用艺术大师命名的路,莫里哀?多好。
我想,我应该用365天的时间,每天写一点人生的感悟,做个集子,以鼓舞自己这个热爱写作的人不至于因为琐事太多,一旦放下了笔,就再也提不起来。
那天我看着画册,构思着也许第一篇就可以写写克利。
不久,陈墙和他漂亮的夫人来了。我跟他聊起了克利,他很吃惊,他说,大学时他也疯狂迷恋过克利。应该说,至今为止,他不否认创作受到克利的影响,而且,作为他们那一辈的艺术家应该都走过这个阶段。这么一说,如今上海最成功的那些艺术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如幻灯一样在我眼前闪过。我笑了,要感谢克利的,还真不止一两个。
接下去的时间,他跟我谈起了克利绘画的音乐性,和那些线条和色彩的没有意义背后的意义,我想我大致听懂了陈墙的意思。
那天走的时候,我很高兴,告诉大家,我会写点什么,关于这个克利的夜晚。
几个礼拜后,陈墙到我家来,带来了克利在德国出版的一本画册,里面有德语、英语的克利传记,他说:你喜欢,就送给你做个纪念。
他走后,我打开了电脑,虽然还不到2004年,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那本我为2004年计划的散文集。遗憾的是,我在电脑上打下第一个字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可能成为散文集了,它正在朝小说的方向发展,就像克利牵引着我的手,鬼使神差般地,我写起了小说。
半年,不算快,也不算慢。我写完了。恍恍惚惚的,甚至放下了写了大半的剧本。这是一次神秘的体验,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动机、过程、结果都随兴所至,我奉行着写到哪儿是哪儿的原则,吞吞吐吐地让我的小说顺着自己的逻辑走到了终点。
我想象克利当年创作那些作品,一定也歪着头左看看、右看看,大概可以了吧,那就到这为止吧。我还这么小聪明地揣测: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那些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的精妙的平衡感当初也许不过源于这样的一个左看看、右看看,可以了,到此为止吧。
而乐坚先生则在第一时间看了我的小说,并不辞辛劳地背着上百页的打印稿在北京找到了国内著名的出版人——徐晓女士。乐坚的热情推荐和徐晓女士的敬业精神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徐晓女士连夜看完了这部作品,随后我们在电话中一次次花费人生大把的宝贵时间讨论着故事、人物还有其他繁琐的事务,不是因为知遇,不会有的诚挚。
这就是小说背后的故事,看似一切偶然,但都沿着自己的逻辑,每天发生着一些进展。经过了半年,这本书终于在纸张上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空间,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幸福。因为很少有人因画写小说,很少有人本想搞散文、却写成了小说,很少有人第一次写小说就找到了著名的出版人……
所以,最应该的感谢是:保罗·克利。他让我相信:偶然改变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