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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清楚，我没有疯，是世界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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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此刻，所有的记忆都已经风行远去，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细碎点滴，那些惊涛骇浪，历经生命的沉淀扬弃，早已烟消云散，不复重来。是的，已经过去了——我没有疯，也没有死，坐在宽大安静的书房里，面对电脑，正在写作回忆录。手畔有一盏甘淡微温的绿茶，老式台灯光线柔和润目，还带点整流器的嗡嗡轻响，把回忆衬托得宁静悠远。
我的机要秘书，美丽而理智的方小姐，站在书桌旁帮我校对资料，她弯下腰来，轻声提醒我这么写、写这些是否合适，我侧脸看看她，没有说话。
不管对历史还是对政治，记忆不应该泯灭，经历不应该隐瞒。我说，哪怕再残酷，也必须有真实的交待，这是我们的责任。虚伪不能作出好文章，藻饰无法带来真太平。
小方点点头，继续整理面前的资料。
而苏静美，此刻倚靠在书房花窗前，手上端着一杯咖啡。她回过头来，静静地凝视我，她的眼神，也是如此平和，如此甘醇，就象宁静的海湾，微波荡漾，也象这个夜晚，温馨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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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几天，确实记不太清，神智很模糊，混混沌沌。按照看守所医疗室的记录，应该是有两位狱医来看我，为我打过几针，同时他们建议专案组暂停审讯，让我过于疲劳的身体稍微恢复一下。
于是我被送入到二十二号监房。后来我在这个人员复杂的场所度过四个多月，其中包括一个不太祥和的春节。
二十二号监房，一共有十二个在押嫌疑犯，基本上都是治安刑事的案子。从理论上看，按照我的身份（如果还有身份的话），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听同监人说，当官的基本都是经济犯，按惯例，他们会被关押到另外一处监所，而那边的待遇要好上很多。比如说，每天都能有一顿肉食，一间监房只有六个人，还有他们不用搞外牢做手工，每天闲着吹吹牛等提审就行。
当然我是个例外，我被推到这边来，是因为我的案件确实属于刑事性质，这一点非常罕见，我想他们没有弄错。
当然，进来的时候，他们也并不知道我是当官的——当时高铺上的牢头就告诉大家，管教主动点他出去，跟他打招呼说我是个强奸犯。
于是我受到的监规礼遇前所未有，在度过前几天的奄奄一息，我能够坐起身来以后，就迎接到暴风骤雨一样的列队欢迎，我的对手有十一个人。
细节不必再谈，反正我也没死，活了下来，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拒绝表演那些侮辱性的节目，导致多收了三五斗，我吐了血，也尿了血，但是我没死，这很重要。
当然，没有死的原因并非由于我的体格特别强悍，而是他们不敢让我死，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一次被人堆压住，为了捍卫自己，我用牙刷柄捅穿身前一个壮汉的眼球，二十二号监房惨叫震天，在我的生命再次垂危之前，武警下来了，管教终于也出现，他们给我狠狠教训一顿后，为我加上一条伤害罪名，再把我推进监房，调走伤者，后来这种事情重复上演一次，我多躺了几天，但是在这个监房的处境也好了一些，同监人都说我是疯子。没有人来惹我，也没有人再理我。
一个人躺在大通铺的最末一端，我的心情非常平静，没有愤怒，也没有哀伤，我在静静地思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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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是很频繁的，基本上两天一次，不存在什么斗智斗力，完全流于形式。我重复我的说法，我清白无罪；他们毫不理会，连个记录都没有，他们只重复他们的问题，话题没有任何相交的地方，于是又对我上手段——其实大家都清楚这根本就是多余，但是他们依然不厌其烦，把这样无效的简单劳动，一遍又一遍，重复又重复。我认为，这是他们的乐趣所在。
见到过李军，只有一次。他平静地坐在审讯桌后，跟另外两个同事眼神完全一样，看着我在赵小武的电棍下颤抖，他们一声不吭。
我佝偻着身子，视线抬上去，盯着他看，李军的表情非常淡漠，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很悲哀，我宁可他没有出现在我面前，这样也许我会好过一点，没那么痛。
“你也不相信我，是吗？”在被带出审讯室前，我忍住橡皮棍的抽打，扳住门框，回头大声问他，虽然知道不会有答案，但是没忍住，真的。
“我相信证据。”李军冷冷地说，“相信事实。”然后他站起身，把帽子扶正，夹起桌上的包，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多说一个字。
后来的提审中，我也不愿意多说一个字，我重复一个要求，就是会见律师。
这是一个合乎法理的提法，他们不能拒绝，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人为我委托，于是两个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被指派，出现在我面前。
也很形式化。
交谈开始以前，一个律师用很职业的口吻询问我在羁押期间有没有受到什么不合法的对待，有的话可以告诉他们。我指着旁边看守所狱政科的干部反问他，如果说实话，你们能为我做什么？
他们有点尴尬地对视而笑，然后转入下一个话题，让我谈谈案件经过。
我重复一遍自己的经历，但是两位律师还是在笑，没有动笔，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记录？他们说，你讲的这些，自己相信吗？为了救他人，为了救百姓，可以写遗书，心甘情愿地自杀，甚至为了救一个痛恨的人，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你的思维，合乎逻辑吗？
律师还说，你的案子很重大，影响非常恶劣，满世界都在传，不要以为是在开玩笑；以你现在的说法，是希望为你作无罪辩护，对不起，我们很难帮到你，而且说实话，我们也不会去为你撒谎，还是希望你的认罪态度能够好一点，可以作有罪辩护，为你争取减轻刑罚……
我说不必了，我没打算让你们帮我辩护，也不要求你们相信我，我只希望你们记录下我说的话来，每一字每一句，都记下来。
如果有真相。我说，不要笑，如果有真相的话，你们应该痛哭。
律师们仍然在笑，非常嘲弄——看得出来，他们也很痛恨我。
这真是一个荒诞的世界。
没有逻辑的真相被充满逻辑的谎言击败，而这场战争中，我是一个战死者。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案件由公安局移交到了检察院，但是我的生活依旧，除了等待判决，等待死亡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所有逻辑，都握在他人手上。
当然，我一度以为只是一个人的骗局，全世界都被楚正的谎言蒙骗，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某日，看守所组织观摩学英雄勇斗犯罪电视大会，我被武警从监房里拉出去，戴上脚镣手铐，拖到所里会议室，跟在那里的几十个犯人一起看电视。
我知道为什么需要我到场——因为电视里是楚正在作报告，宣讲自己不顾生命危险，挽狂澜于既倒，抵抗疯狂罪犯，避免浩劫挽救城市的英雄事迹。
我是一个反面教材，我就是那个疯狂的罪犯。
确实够疯狂。
不过我没什么愤怒感，我正盯着赵小武，他也在场。
电视里的宣传会议档次很高，有几位中央领导出席，中宣部长亲自发言，盛赞楚正这种无惧无畏的英雄行为，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并称他为新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典范和表率，从他身上，反映出年轻一代能够坚持正义弘扬正气的思想境界，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
楚正显然春风得意，他在电视里的样子容光焕发，英俊非凡，很象一位大无畏的英雄——但是赵小武可能不这么想。我的眼睛余光瞟着他，发现这位局长大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盛况空前啊，楚正跟中央首长们握手，会场内全体起立鼓掌，同时画面旁白里传来解说，楚正被推选为人大代表以及成为全国工商联委员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年度Ｎ大新闻人物感动中国的ＸＸＸＸ之类，赵小武大张着嘴，脸上露出非常奇怪的笑容，那是一种耻笑，是发自内心的嫉羡和妒恨，以及刻骨的鄙夷和轻蔑，他似乎非常地不以为然，这让我觉得他的表情存在很大问题，他肯定了解什么内情——关于楚正的英雄行为。
于是我干脆侧过脸去，不看电视，紧紧地盯着赵小武，直到他终于也注意到我为止。然后他的思想马上从信马由缰的空间里转回来，咳嗽两声后，什么话也不说，慌慌张张地走出会议室。
后来专案组对我的审讯，赵小武的出场次数就少了很多——而以前，他是每审必到，每到必殴。
现在只要他在场，我就什么都不理会，只盯着他的眼睛看，同时我还问他，“赵小武，你知道真相，是吗？”反反复复，简简单单，就这么一句。
赵小武不回答我，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然后走开。因此我认为，是这个问题让他恐慌，给他带来了压力，一个将死而未死的男人目光让他做恶梦，他不敢面对真相的凝视，应该是这样。
当然，从事实来看，这些举动没有意义，改变不了任何事物，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
我只是在猜想，也许背后另有玄奥，知道此事真相的不止两个人，但是除了那个无耻的杀人英雄外，我不能肯定还有谁。
何况，就算知道，那又怎么样呢？
在谎言的合理逻辑下，这个世界，还有谁会为我而哭？
方荷算一个——我听专案组的人自己聊天，说她在疯人院里，以泪洗面，每天只会抱着身上我那件衣服喃喃自语，没有其他任何反应。他们很愤慨地唾弃我，说我把那个美丽的小姑娘害得很惨，令人痛恨。
无语。不过我想，疯了也好，至少她能平静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混乱，没有痛苦。而且我毫不怀疑，即使有一天她能侥幸清醒过来，现实也会让她再次疯狂，彻底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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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十二号监房里的日子又开始过得异常艰难，原因就是那些真正仇视社会的刑事犯们发现了我的身份。一个传说中最无耻恶毒的采花淫贼、巨贪狗官，折到他们面前，真没什么好说的。而且连这些政治智力不高的人们都能轻易看出来，我失去了所有庇护——甚至连个探视的机会都捞不到——这真是一个可供发泄仇恨的好对象。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不睡觉，手里捏着牙刷枕戈待旦——虽然知道头上有武警值守，犯人们弄死我的机会不大，但我不愿意接受凌辱，被弄得死掉一半。
我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而且这样的坚持确实缺乏实质含义，也持续不了多久；但是我清楚，如果不坚持的话，就会立刻崩溃，我不想这样。
直到后来一天，突然，苏静美出现了。
第113章 谁为谁难过
感觉非常意外，真的，根本没想过她会来。
全世界都有理由抛弃我唾骂我，苏静美的理由应当更加充分——而她是唯一让我无法面对的人，只有在她面前，我才有负罪感，其实这个时候，我不想看见她。
那天正在搞劳动，二十二号监房的人犯围在外牢车间的手工台前，用胶水粘羽毛球。我是第一道工序，面前有一大桶味道刺鼻熏目的胶水，我蹲在那里，把一束束羽毛浸入桶里，然后捞出来，解散，递给下一个犯人。
我不知道胶水的具体原料是什么，但是我想这玩意应该有一定的腐蚀性——因为手浸在里面几个小时以后，麻痒难当，摘下千疮百孔的手套一看，整个手掌都浮肿起来，手指就象胡萝卜，红得发亮，指缝间很多地方已经开裂破皮，渗出血丝。
我正在发呆，牢头突然在下面站起身，大声指责，说我偷懒不干活，影响任务进度，想害大家没饭吃，然后一帮人发声喊，哗啦一下包围上来，拳打脚踢，我被他们摁进那个胶水桶。
这时候，监房的板门开响，那些人就象听到号子一样，迅速解散，返回到原位继续做事，而且目不斜视，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挣扎着从桶里拔出脑袋，坐在地上，清理了一下，可是那很难——眼睛里耳朵里鼻孔里全是黏乎乎的胶水，味道浓烈，我被呛得咳嗽连连。
武警手里拎着枪，站在监房上方的铁窗前，不声不响地往下瞅，他脸上的表情笑嘻嘻地，好象觉得这一切很有趣。
然后大铁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几个管教拎着械具站在外头，有人高声呼喝我的名字，“沈宜修出来，律师接见！”
这可有点稀奇。
后来我就见到了苏静美。
在会见室里，我看见她和一位律师，面无表情地并排坐在长条桌子后面，她的面前，整齐地摆放几个案卷，看起来她是那位律师的助手。我不清楚苏静美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来到这个地方的，不过我知道很难。要会见我这个限制接见的危险重案犯，她一定做过很多工作，费了无数周章。
更重要的一点是，她来干什么？想要我的忏悔吗？我拖动脚镣，慢慢地走，心里一边想，苏静美，真的不可理解。
会见开始之前，管教在旁边一本正经地告诫规定，苏静美抬起头，仔细地凝视我，她的目光平静从容，象海一样幽深，我无法揣度她在考虑什么。
然后那位律师自我介绍，说他姓钟，来自北京钟山律师联合事务所，现接受我的父母委托，成为我的辩护代理人，云云。
因为胶水的缘故，我的表情很僵硬。我举起手，将脸上那些发干变硬的胶皮一层层搓下来。手铐叮啷作响，我没说话，也没有看对面，只是静静地重复自己的动作。
“请你把案件经过如实向我们陈述一遍。”钟律师打开记录本，“一定要客观，包括所有的细节，一点不能隐瞒……”
“有用吗？你准备怎么帮我辩护？”我问他，“研究过案子吗？懂法律吗？”
“是的，很难。”钟律师非常职业地告诉我，“所有现存证据都能证实你的罪行，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你应该也知道，由于之前你的身份特殊，一直是个公众人物，犯下性质如此恶劣的案子，社会反响相当强烈，影响很坏，到处都在宣扬，中央领导们明确指示，要求政法机关严查重惩。”他摇摇头，“你只能期望……”
“有什么可期望的？呵呵，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败类，不死无欢啊。”我淡淡地笑，“全世界都在期望我被早日正法，可以弘扬道德，拯救正义，不是吗？”
钟律师又点点头，然后把笔插回笔筒，他上下打量我几眼，饶有兴致地发了一问，“作案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我真的很有兴趣了解，你是不是一个疯子。”然后他耸耸肩，“但是很遗憾，我想你没有发疯，那么大家对你的理解一点都不错，你完全意识到事情的恶劣后果——因为自己的仇怨，就想让那么多无辜的人死去，这简直太疯狂了，我只在电影里看到过。”
“是的，疯狂，没有错。”说着话，我把眼皮上一大块胶膜撕扯下来，感觉眼球终于能够活动。“还有，钟律师，你的心肠不坏，很有人性，我很赞赏你。”
“没有人愿意接你的案子为你辩护，律师也有自己的操守。”他很严肃地说，“尽管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