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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看出俄人想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因此很警惕和仇视俄人，“二七惨案”的发生，便是其在政治思想与路线上分道扬镳的表示。这种民族独立不愿受外人控制的反抗，后来在毛泽东身上也出现过，并最终导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乃至局部开战。
在直皖大战中，吴佩孚只用了四天的闪击战，便击溃远比他强大的皖军，结果被奉迎进京逼迫段祺瑞下野，总统黎元洪想让他当陆军总长，大有希望执掌全国兵权，但他却来了个“事了拂衣去”，卸权领兵回了河南。
一个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铃木贞一因此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日本大特务在他的记事里写道：“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一个旧式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舍名利而不就，在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就是到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也不多见，除了粟裕让元帅衔外，多少人为了肩头上多一颗星少一颗星吵得天翻地覆？放眼数千年中国历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北京故宫得以保全，竟也与这个“反动军阀”有关。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是近代中国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昏头昏脑中居然想出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其中的太和殿就是民间俗称的金銮宝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的荒谬主意。传开后一时举国哗然。这时已经被尊为“吴大帅”的他从洛阳发来电文说：“……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故宫三大殿这才幸免于难。吴电中的“大地百国之瑰宝”词，与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的流行名词，实为同一个意思。
1938年侵华日军席卷了华北、华中、华南，日本人看好了两个和当时的抗日领袖蒋介石不对劲的人，一个是中国当朝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日本人希望成立伪政府，搞南北一文一武的“汪吴合作”。最终汪精卫落水，并从重庆逃到了河内通电与重庆政府决裂，后来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但一直呆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吴佩孚却冷对说客盈门，开出的出山条件是：请日本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在与日本人虚与委蛇中，他也曾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兵，改编成所谓的“皇协军”，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成建制回归重庆军”（日本人语）。
恨怒交加的日寇终于下手了，借主动帮他治疗小小牙痛之机，让他充满疑窦地丧命在“治疗”的第10天（1939年12月4日）。人们这才明白了吴氏救国爱国的初衷。国民政府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当时的报纸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共产党元老董必武也评论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评论历史人物，我们是否该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呢？这本是中国人传承了几千年的“太史公”精神，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弱化甚至罕见了呢？这些鲜活真实的历史，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几乎看不到。
教材里被大大美化了义和团运动，甚至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神话，文/革时期甚至提出了“在什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利川神兵多少年前就试验恶搞过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动乱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连王蒙写于五十年代初的小说《青春万岁》中就有中学里全面肯定义和团、妖魔化基督教的生动记载。文革中，只是把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改成“除清灭洋”而已。到我们那时的教材里改变不大，基本延续了文革时的史观定性，最近也成为媒体质疑和引发“冰点事件”的引子，中山大学历史教授袁时，以近现代史的错误教育使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是“喝狼奶长大”，他一一列举了义和团盲目仇外暴力排外引发外事纠纷和由之而的战争为例，引发了重新解读真实的近代史和现当代史热潮。
后来到了高二，方老师分配来带文科班的历史课，还是我的历史先生。按照本宣科来说，方老师肯定是个好老师，按政治口径和课本教材大纲要求，凡是讲到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汉末黄巾大起义，从黄巢起义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献忠造/反，一直讲到近代史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时，是提高到与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方老师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农民起义总是高大全，代表正义和正确历史发展方向的，从来不会涉猎一点负面的史实记录和评价。
都是看闲书惹的祸，一说到农民起义，听她讲到“冲天大将军”黄巢的历史进步性时，我就想起其它书里记载的黄巢的好杀与吃人肉，特别喜欢吃婴儿肉，他的军队吃人和杀人如麻（据说杀人达800万）就不见正史半点记载（当然是指以阶级斗为纲年月的载史）；如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九月，黄巢攻陷广州，开始大屠杀，据阿拉伯人无名氏著《中国印度见闻录》载：“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12万人被他杀害了。这4类宗教徒的死亡人数之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如果说这也许流于孤证和浮夸，那同时期到过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历史学者马斯欧迪（Al…Masudi？…956）在其著的《编年史》中载：“谋反人（黄巢）急忙进犯广府，连连发起猛攻……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波斯拜火教徒，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般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那数字就更大了。
再如一讲到明末农民起义，就列举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但只字不提张献忠号称“张屠夫”，其几乎杀净蜀人的恶行。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自立为大西国皇帝，民间称之为“八大王”，可能能列入中国第一超级大杀手名册，天性残忍好杀，并刻石立后人称为的“七杀碑”，碑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见《中文大辞典》载）。据清人彭遵泗写的《蜀碧》和《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记载，“八大王”屠川几乎杀光了大半川人，张献忠有次患了疟疾，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这就是以砍下来的女人小脚堆成塔献祭，最后竟砍下自己小老婆的小脚放上去作塔尖……没有军粮，就杀女人腌肉充军粮……
后来考古发掘出来的七杀碑，后句并不是七个杀字，而是“神鬼明明，自思自量”八字。从这看来，还是可能存在“反动封建地主阶级的污蔑代表历史进步性的农民起义”情况的。前面的这些记载都是国人所著，但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也记载：张献忠进成都先大杀十日，然后开始小杀每日，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记载张献忠屠川的书籍还有《平寇志》、《时变纪略》、《荒书》、《蜀乱》、《寄园寄所寄》、《明史》、《滟预囊》、《绥寇纪略》等。这就不能都说是污蔑了。
兵灾过后千里蜀境几无人烟。据《成都府志》记载：守成都的官兵在城墙上，一天内看见有13只老虎从城墙下的府南河边掠过。那都是下山来吃人肉的猛兽啊！1700年前的蜀汉时期就号称“锦绣成都”的锦官城内，只剩下十几户人家。（当然，蜀中人口凋零与同样残暴好杀的满清兵有关。）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第一次清理户籍时，发现整个四川省只剩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一直在三百万以上。以致后来的一百多年中，从清初一直到史称“康乾盛世”的时期，都不得不进行“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行动。近几年成都城市建设，多次发现白骨万人坑，经考古专家测定，这些白骨遇害的时间恰好就是张献忠据川的时段。
张献忠式的农民起义，除了想改朝换代，争抢坐那把代表坐天下的龙椅外，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了？根本代表不了什么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黄巢起义、太平天国一样，是以人民的大杀戮、大灾难，带来生产力的大破坏，历史的大倒退。鲁迅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但多年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对历代农民起义不分青红皂白的歌之赞之，夸大其历史作用；而对他们血腥杀戮对社会的极大破坏，只字不提，甚至出于政治需要对农民起义进行阶级赞扬而遮丑掩恶之。这绝不会是正确的史观。
在教科书里我们也看不到太平天国上层荒淫无耻的一面：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不久即有妻妾15人。一年后至永安，据后来天京城破时突围被俘的天德王洪大泉口供：“洪秀全耽于女色，有36个女人。”到1864年天京沦陷后，16岁的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有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天王的88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后宫更有一万多名搜罗进来的秀女，荒淫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封建帝王。而其治下的“天朝”，男女强分男营女营，连正当合法的夫妻行房都被禁止、被取消，规定除非奖赏充许，私行男女之事要处死或点天灯。裹挟精壮男丁加入太平军，以其全家老幼为人质，但凡男丁在前线表现略有不好，或逃跑或作战不力等，即全家连坐甚至处死。任人唯亲，封王竟达2700多个，历史上闻所未闻。洪秀全初创拜上帝教时倡导的“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全无踪影。
这样一个类邪教团队，却因为纳入了“农民起义”阵营，被涂脂抹粉隐恶扬善冠予“历史的正确发展方向”美誉，一些尊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史学大家也悖离了“强项令”与“太史公”的唯史精神，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骂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说：“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中学历史课本是严格按照范文澜这一史观修订的，范公上述这番说话，让我真有些糊涂了。因为“闲书”读得多了，知道蒋介石一生奉曾国藩为师，其“慈不掌兵”堂训也是语出曾国藩。“反动头目”老蒋佩服曾不足凭，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定下“文艺是为政治服务”大方向的领袖毛泽东，对曾国藩也是深为佩服的，一部《曾文正公全集》毕其一生批阅过多次，据说毛到逝世时放在枕边的书都有此著。毛泽东年轻时与友人通信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按范文澜的说法，那博古通今的大政治家毛泽东也可归入范所说的“反动统治阶级”吗？
几年以后，我在长沙读到另一本“闲书”，书中引用了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除了改朝换代，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这就更让我一头雾水了，这么巨大的关于历史评价的反差，现实的崇抑混乱，追溯源头却发现领袖和祖师爷级的人物都有与现实教材不一样的定义时，这实在让我稀里糊涂到不知该信谁了！到底是教科书错了？还是领袖们错了？该相信教科书上的说法呢？还是信奉一直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知识渊博、博鉴群书”的领袖们呢？抑或根本就是我自己精神分裂了？
课堂上我还没来得及开腔呢，方老师见我又是一脸质疑的样，嘴唇嗫嗫嚅嚅想说什么，警惕地瞪了我一眼，提前警告说：“有的同学，不要满脑袋的胡思乱想，历史的误会很多，也许你也是看了几本杂书的，但那不是真理，真正的历史是写在课本上的内容。”她顿顿，见我终于好象不太想出声与她质辩了，语气放得和缓了些，说：“况且，高考是不会考到你们看那些闲书内容的，要研究和质疑历史，只有先把功课学好了，考上大学了，将来才能凭你的兴趣去发展。”她停停，怪异地看看我，说：“现在你只能按照教科书上的定论，认认真真地听、学、记，有些杂闲书籍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书本上的才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真理，我们只需跟着学就好了。”前面几个才女也转头向我投来怪异的目光，好象我是为出个风头什么的，我苦笑笑，听课的兴趣一下荡然无存，想想我要学这么些个东西干嘛？充满了抵触情绪中，脑袋里乱糟糟的，方老师后半程讲的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这样的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