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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子里与小黑非常要好的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小孩最近几天总是跟小黑打闹，并闹急了好几次，我们都没有放在心上，但小黑却想得很多，百般挑剔他，最后小黑主动与李干部讲让他调号子，他调走了，可是到了一号没有两天他就给缓期执行回家了。小黑还振振有词，对我们讲那个小男孩多么忘恩负义，平时他对他这么好，却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等等。我有点儿不解地想，难道小黑早就有想法让他走吗？后来小黑和他的戏闹都是在激他的不满，是有意闹急吗？我真是解释不清楚小黑的性格，怎么是这样喜怒无常呢。当时那个小男孩曾说过，出去后会来看小黑的，现在可就好了，好人做不了，却变为仇人了，肯定不会再来看他。我不喜欢这样的做人原则。
元旦到了，我们也是憋着看电视，看一看电视里在每个时区看日出的情景，看一看我们的江总书记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新千年贺词，外面的世界在日出的那一时刻沸腾了，大家都在欢呼跳跃，有的热烈地拥抱。但是我们身处四面高墙内，看不到太阳升起的时刻，一切同平时一样，没有欢笑和歌声，而是沉静。外面开始放鞭炮，这又给节日增添了欢乐的气氛，但在里面我们呆在冰冷的号子里，甚至没有改善伙食，哪里有节日的气息呢？唯一能够让我们感到的就是干部们开始轮流休息，这几天就不会有提审和开庭的事情。在这个小城市，元旦并不被大家所公认，这毕竟是阳历年。我们不希望过节，因为过节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案子都要因假期而延长，我们都希望尽快了结案情，能够早些得到结论，这和外面的人想法是不同的。
我躺在铺板上，边看电视边想我自己，每年元旦我都会到父亲家里吃顿饭，看一看他老人家。小时候，我总是爱哭，所以我父亲就讨厌哭，就经常打我，我与他很少正面谈话，不敢跟他要求什么，事事都是他说了算。这样也好，使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增强了，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会焖米饭，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蒸馒头、包子、烙饼、饺子等等，学会了洗衣服，关心照顾弟弟妹妹。现在想起来觉得他当时的严厉管教对我来说是多么受益非浅。自从母亲去世后，他的脾气有了很大变化，老年的多疑心理反映得特别大。所以我就特别对他老人家不放心。今年我只能在遥远的看收所遥祝家人生活愉快和幸福。
第二十六章
我又想起我的将近四十岁的经历，特别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总是不顺，倒霉透顶。就说我在银行时，我在第二年就当了副科长，业务上也算精通了，但是却与正科长产生了小小的磨擦，这种磨擦是在平时的工作中一点点地体现出来的，原因就我的观点同他不一致，可能总是想护着员工或者说好听一点是为员工说话，但这样做就出现了所谓的“抗上”的言行。我在人事部的说服下，就只好到分行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我就是这样一个万金油式的人物，不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够胜任。在领导的关心下，我开始发表了我的文章，成为了在研究室的中流砥柱。在一个副行长和几个同事的支持下，我潜心研究国际保理业务，试图将这个国际上新的金融工具引入我国并付诸实践。我为此发表了我的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指导建议。在推广试点中，我们到总行去向银行权威们解释，在分行我们对老一辈的银行家们的传统意识进行反驳。我们不辞辛苦地到有关国外银行驻京办事处与国外的同僚们了解这项业务的最为实际的做法。
值得我怀念的就是我们的那位副行长坚决支持我们的开发热情，在困难的时候他鼓励我们战胜之。最终，总行下文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要求在北京做试点。我们欣喜若狂。接下来是最为实际的工作，可以说这些具体的工作全部是我来完成的，因为跟我一起合作的两位同事也是刚刚接触这个业务，只能在有些做法上提示一下我的想法。我反复推敲中国银行与国外保理公司如何签署具体的协议，中国银行如何与国内的进出口公司签署国内的服务协议，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
在这期间，我又与业务部的科长去香港参加了国际保理业务的研讨会。八十年代的香港，是很多大陆人向往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买有指标的大件，即彩电、冰箱、照相机等等，如果买免税的国外进口货还是便宜得多。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坦率地讲我们太乡土气息，虽然我们来自中国的首都，但是衣着穿戴还是显得非常的土里土气。我受过高等教育，对国外的情况有着理论上的了解，所以处处我们都比较谨慎，不愿显出我们什么也不懂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开始用英语来与国外银行界人士交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首次与韩国和台湾的人士接触，深刻感到韩国人对中国大陆来人的热情，他们临别时都依依与我们拥抱话别；而台湾人士却显得拘谨，言谈话语和我们一样都非常想了解对方的情况但说话又非常谨慎，毕竟那个时候我们两岸没有任何的接触。
我们成功的第一个保理协议是与德国的一家银行下属的保理公司签订的。我们经过反复讨论双方的有关协议，最后确定下来。那天，我们还特地邀请了总行的领导和分行的领导们，把签字仪式搞得比较引人瞩目，并发表在国内金融杂志上，这就成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开始。
然而，就在我醉心在这个领域，并希望努力开发这个业务时，我要求去业务部的努力遭到拒绝，业务部门的领导害怕我这个人不好管理，就不同意让我回到业务部门。因此我只好下决心离开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后来我得知，同我合作的两个同事，一个调走，另一个有机会给派到加拿大分行工作四年。我又得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率先成立了国际保理公司，而且全部的做法都是依照我的理论去做的，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项业务的人们竟然搞起了这项业务。
我从此离开了金融界，这个我曾经为之而奋斗的领域，搞起了对外贸易，而且搞的是服装。从对外贸易知识本身我没有什么问题，摆在我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掌握服装的技术和贸易常用词汇，这样就可以在对外谈判上立于不败之地。大家都想到合资企业去锻炼自己，同时又能挣到高工资。但是在合资企业里也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单纯，只要你拼命地工作即可，其实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恶劣和公开化。我有一次就是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让老板当着我们银行的信贷员的面给臭骂一顿，我的脸实在有些挂不住，可是我还是忍住没有跟老板争辩，要是在银行的时候，我早就跳起来，至少我会扭头就走了。此时此刻，我是打工的，我只有忍耐再忍耐。
经过我的努力，我的服装知识和技术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永远记住老板对我说的一句话：“晓升，做什么事不要犹豫，在美国，年轻人是想起来什么就去做的，从来不犹豫。这就是所谓的勇敢精神。”我每当面对一个事情犹豫不决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想起她的这句话，在社会上必须要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做事要是优柔寡断必将问题更多。
也许是我有自己的能力，所以也招致部门经理对我的嫉妒，当然我对他却没有什么想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提出辞职，出口部的经理由我来接任。这是个主要做内销的公司，可是我们又要去搞外销，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要为公司挣到钱，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从我来讲，当然我希望我们部门也能为公司挣到钱，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出口生意和内销不同，出口生意要有固定的客人，固定的渠道，要花传真费用，要有寄样品的费用等等。公司老板认为我们部门的开销太大。后来我又在工装上下了一下功夫，为公司挣了一些钱。我看到这家公司的出路非常乱，中方和外方总是争吵不休，公司上下人心不稳。外方最后决定卖掉自己的股份，中方也没有办法继续经营，所以就一下子卖给了另一个外商。这个在北京是第一家中外合资服装公司就夭折了，变成了独资的服装公司。这时候我离开了它。
一个浙江私人小老板，要在北京办一个办事处，他坚持让我来管理，每月给我一千元，我同意了，但他不放心，财务却给了另外的一个人，造成一个互相监督的局面。我做业务，但没有实权，一切都要和另外一个人商量，他又根本不懂服装业务。在合作期间，我们没有给厂家大的订单，浙江老板觉得在北京花费很大，决定撤消办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自己搞，而且也有一、两个外商在同我做生意。我也很生气，好容易发展起来的两个客人，全部由于浙江老板的质量问题给弄砸了，外商不愿意跟我做了。就在我们艰苦地开发而且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迎来了机会，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机会，加拿大一个外商通过香港一家公司购买男丝绸衬衫现货，正值现货价格是最低的时候，我的一个订单能够挣到五十万元以上。多好的生意呀。可能我的命里就没有这个福命。
中间人看到了可观的利润，背着我将生意自己去做了，毕竟客人不是我自己的。我听说，香港来了位小姐验货，并带着银行本票，但那几个人竟然不让她看货，安排她住的宾馆也是新开的，我不知道在哪里。香港这家公司打来电话询问我情况，可是我没有办法联系上那位小姐，对我来讲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我就被告到工商局，称我是非法经营，以及抢客人，等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我被动地被工商局叫去，谈话，无奈之余。我也只好托人，最后托得正合适，问题没有闹大，我却被罚了六千元，总算过了这一劫。没有挣到钱，自己却先吐了血。香港那家公司后来跟我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由于那些人做的货质量出现严重的问题，加拿大方面坚决索赔，造成香港这家公司的老板辞职，从此我也断掉了同这家公司的合作。
第二十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接了俄罗斯客人的订单，做几千件羽绒服，我收了客人的定金，带着这十几万的现金，我和北京一家工厂的人特地到安徽安庆市寻找厂家，但没有人能做下来。回到北京，我却面临着交货临近的困扰。北京这家工厂做了一部分，但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其他的产品在浙江村做的。外商来验货，我们把货全部堆到北京的那家工厂，但是验货不合格，外商坚持不再做下去，而是坚持要回给我的定金。在这个时刻，没有人帮助我考虑应该怎么做，加上中间人是一个小姑娘，她声称被俄罗斯人扣押不放，为此我只好同意把定金退给客人。一方面我想尽办法将现货卖掉，另一方面我只好求助我的前妻小媛帮忙。结果我前妻帮助我度过难关，解决了俄罗斯客人的定金，但我自己却背上了债。
还款的日期到了，我拿什么来还呢？为此，我们夫妻之间矛盾加剧。同我一起长大的孩儿时代的邻居，在这时候帮助了我，十几万元逐步还上了。我又想办法还我的这个邻居的。随着国家的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好做生意，我的邻居的款项也是临时挪用的，所以我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努力做生意还掉它。
生意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我的后院又起火，我的前妻小媛有了外遇，而且闹得乱七八糟，我真是顾了东顾不了西。好在北京郊区一家工厂希望我介绍一个外商搞合资企业，正好我也有一个外商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工厂为他们做服装，所以就这样一拍即合，合资企业的手续都是我一手安排递上去让上级部门批准的。工厂方面又坚持让我当总经理。盛情难却之下，我欣然接受了。我开始步入工厂，开辟新的领域。
我还了老邻居的款，同时走马上任服装公司的总经理。我首先考虑是压缩管理人员，对他们的工作和工资都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分配，尽管我没有服装厂的管理经验，但是我懂服装，知道管理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经过一系列的组建，公司在现有基础上开业了，并成绩卓著，五个月时间，我们公司的销售额达到八百多万，公司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合资的是工厂的一半，又于我们这一半定单多工作忙，从而能够挣到钱，工厂另一半人员开始浮动，加上管理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所以董事长找到我，希望我将另一半也接过来，从而让内部矛盾减弱，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我没有听周围同事的劝告，毅然接了过来。这就要求我的订单要多，不能停。我充满希望地工作着，或者说是在忘我地工作着。但是这个企业本身是一个半国营的大集体企业，本身残留着许多是是非非，平均主义思想非常严重，工厂领导不能真正去吃苦，而是天天吃喝玩乐，不考虑工厂的管理和经营。我一个人用我单薄的双肩抗起这块坚石。
工厂加班，在付加班费的情况下，有的人给我告到《工人日报》，我只好找到报社阐述自己的理由，才使我们的公司在正常的轨道上走下去。我母亲早上去世，我下午毅然赶到工厂监督装卸集装箱，工人们不知道他们的总经理的母亲刚刚去世，可是董事长在知道后，并没有任何慰问，认为这是应该的，我心里很不舒服。外商得知后，给了我几千元钱，我当时就给了加班加点干的工人。我同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们支持了我，我同时用我的努力工作抱达他们对我的支持。坦率地讲，我爱他们。我为有这些那么好的工人感到自豪。
第二年，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两千万元，这是老厂从未达到的。可是，由于国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下滑，我们公司的订单也相继有所下降，加上有几笔款我们没有收回钱来，所以我就越发感到累心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人工资不能按月发放，上上下下开始有许多的闲言碎语，特别是没有董事会的任何支持，都在看我的笑话，老厂的领导们总是一味地要钱，甚至搞所谓的合久必分和分久必合的把戏，弄得我没有办法专心于经营，而是陷入到工厂内部的矛盾之中。其次就是由于国家银根的紧缩，各个单位都没有钱，所以一时间向我追债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去挡一下。
在这样的困难中，我坚持了两年。董事会突然召开，并在晚上一直等我从面料厂家赶回来。突然的严肃的会议，使我没有琢磨中方在搞什么把戏。董事会突然提出，中方决定提前中止中外合资企业合同，原因就是企业亏损。我明确了两点：“我认为，你们要是中止合同我没有能力反对你们的决定，但我作为董事之一，我保留我的个人意见，我希望公司董事会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认为董事会要将我在在职期间差工人们的两个月工资发掉。第二个问题就是应付账款问题，我觉得在我经营期间我没有在当地申请任何贷款，全部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弄来的原料和辅料，债权人是不会干的。另外我要给我五天时间，我能够把未完的订单给发掉，在这五天内，谁也不要对工人讲企业中止合同的事。”
董事会上的几个人同意了。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取走了我的东西后就自己驱车回到北京的办公室。我突然觉得我的北京办公室保留得多么有价值，否则我就是无路可走，欲喊没有人应，欲哭没有人理的田地。
在这五天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