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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我说，忙不迭地拿出了支票本。
瑞恩又问了一些问题，然后用电脑整理出来，打印了一份，我签字，他签字，总共45分钟。然后他说，下午就请办公室的秘书把我的陈情书送到法庭去。
瑞恩送我到门口，我道谢，他什么也没说。他是一个好律师，尽管他很少笑，说话也不多，但我的心踏实了许多。
美国的司法分刑事和民事两类。刑事案包括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恐吓等，民事案包括离婚、车祸、民事和劳工纠纷、商业纠纷等。刑事案的受害人不是原告，只是主要证人。受害人向本城市的警察局报案后，探警调查并将案子上报当地的检察官办公室。如果案子成立，检察官代表本州居民向犯罪嫌疑人起诉。起诉过程分几步，逮捕 、听审（逮捕72小时之内必须听审）、预审（预审二次）和最后的正式审判。审判时，犯罪嫌疑人可以要求陪审团听证。最后判决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由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决定，而不是法官。犯罪嫌疑人被捕后，可以保释出狱，保释金根据罪行的轻重而定。极少数的重犯不可以保释。犯罪嫌疑人被捕时可以保持沉默，这是公民的权利。犯罪嫌疑人可以请公共律师，这是免费的；也可以请私人律师，费用不等。美国90％的刑事案最终都不上正式法庭，犯罪嫌疑人在正式开庭前就认罪、获得刑法减轻 。被法官或陪审团判罪的犯罪嫌疑人，罪行一点儿都不能减。有些犯罪嫌疑人经陪审团的审判宣告因证据不足而无罪。精明强干的律师能让一个杀人犯获得自由。美国大多数刑事案律师除了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外，大都是在与检察官谈判，为当事人争取到最轻惩罚（Plea bargain），如果嫌疑
彼得逮捕后，获得保释，监外受审。几天后，他又输了禁止令案。可他行动自由，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进行复仇。不然，我怎么会弄成今天这步田地？！
《爱之罪》第八章4
第二天早晨，我一睁开眼，就决定把米娜给我的传票送给艾尔斯探警。上午8时，我准时推开了亚洲犯罪特别工作队的大门。
前台工作人员告诉我，艾尔斯去警察学院受训去了，要下个星期才回来。
“把这份材料交给她？”我把一个黄色大信封递过去，“请一定放在她的桌子上。”
“你放心。”
我看了一下表，8点03分，然后离开了大楼。
上午11点，我正在家中，有人敲门，声音特别重，特别急。会是谁吗？我很害怕。透过门镜，三个身穿警服的警察正站在门外。奇怪，我刚从亚洲犯罪特别工作队回来，没和警察联系啊，他们来干什么？
“你们有什么事？”我半掩着门问。
“你是杨眉吗？”一个胖警察看看我。
“是，请问，有什么事？”我点点头。
“你犯了威胁恐吓罪。”胖警察说。
“什么？！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威胁谁了？”我吃了一惊。
“一位住圣博谷的女士。”
“米娜？”
“是。”
“是彼得，我的前男友，和她合伙诬陷我！”我气愤了。
“我们可以进来吗？”
“可以，请。”我拉开门。
警察进屋，还没有站稳，我就拿出禁止令和警察报告让这三个警察看：“我是受害人，怎么成了威胁别人的人？！给，你们看吧。”
警察接过材料，看了几分钟。其中一个中等身材的警察耸耸肩，对两个同伴说：“是个撞车的案子。你让我进监狱，我也要让你进监狱。我看还是通知圣博谷市警官吧。”
胖警官转身下楼，不一会儿又返回来，摇摇头说，“你还是跟我们走吧，圣博谷警察要我们带你去警察局问话。”
我不得不去。否则就得“罪”上加罪。
“稍等，我要带上彼得的录音。”我说。
胖警察点头同意，但还是说，“你最好什么也不带。”然后掏出手铐，铐上了我。
我这才明白，他们是来逮捕我的。什么谈一谈，谈个鬼！他们的警棍、手铐，他们的枪就是嘴，就是语言。我顿时感觉从云霄飞车上掉了下来，对美国警察的信任感也随之跌落下来。
我被带进拘留所。“保释金5万，只能和外边通一次电话。”狱警说完，打开我的手铐，把我丢进了一个小小的房间。
小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张长条铁凳钉在地下，大力士也挪不走，屁股坐上去，冰凉冰凉，我一着座，立即又跳起来。站在小房间中间，环顾四周，脑子里就闪过电影里班房的影子，我对班房的全部认识，还仅限于电影，现在却完全真实了。我有些吃惊，真的班房比电影里要摩登：小房间的屋顶特别高，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窗户高高地悬在墙上，高得没有谁能一下子窜上去，也没有哪一个吃牛肉、喝牛奶的美国人能钻出去，除非他是鬼。小窗户没有铁栏杆挡着，但几道黑色的铁丝穿在玻璃中，想必是电网。小房间的门是灰色的铁门，又厚又重，让人情不自禁联想狱警扣门时发出的“咣当”声。门上有个小窗，没有玻璃，窗上竖着三道铁栏杆。望着小窗，我突然地饿了，想到从清晨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一口东西，就怀念起夹着奶油的饼干。几点了？警察到我家的时候是中午，现在……我没有带手表。
脚步声传来，然后是开锁声，门开了，一个狱警探进半个身子：“把首饰、脚饰、袜子、胸罩统统脱下来，放在口袋里。”说着，他丢给我一个透明的塑料大口袋，彼得的录音已躺在里边。我什么首饰都没有，也不戴，所以，挺简单，把胸罩和袜子脱了，就剩下一身衣裤，上身是件T恤，印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字样，一条裤子普普通通，什么字样也没有。身上单薄了，脑子似乎一下子空了，一切能保护自己的矛和盾似乎也一下子被剥夺了。
狱警接过口袋，锁了门离去，一会儿又折回来，打开门，走进来，说：“轮到你打电话了。就这么一次。”我跟着狱警出去，想都没想就拨了艾尔斯探警的手机。
“艾尔斯，我被逮捕了。”我哭起来。
“什么？！”艾尔斯大吃一惊，“为什么？”
“他们说我打威胁电话给米娜。”
“让我和他们通话。”
我把电话递给逮捕我的警察，20分钟后，警察又把电话转给我。
“他们说你今天早晨打的。”艾尔斯在电话那边说。
“什么？！那是彼得和米娜的阴谋！”我还在哭。
“你今天早晨在哪儿？”
“在你的办公室，8点，送材料给你。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亚裔女士，长头发，接了材料。”
“我会与那边的探警交涉。他们会放了你。”艾尔斯肯定地说。
艾尔斯的话就像我的福音，我在小房间里等待着好事降临。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小房间的铁门仍然没有人打开。我没有表，只好用心算，一，二，三，四……一百，一百零一……一千，一千零一……还是没有人打开铁门，我开始在房间里走动，用脚和心一起算，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不知几千步走完了，还是没有人来打开那扇铁门。我仍不停地走着，但越走越想，越想越恐惧。这种时候，人最容易崩溃，精神崩溃。你不能崩溃，你崩溃了，彼得就得意了，镇定，镇定，一定要镇定。我开始对自己说，也许艾尔斯刚刚和探警谈完，探警每天都有许多案子，我只是其中一个，他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就像几十个患流感的病人同时看一个医生，病人希望早日解除病痛，而医生却心里有数，他天天见，知道这种病是怎么回事，只要吃药，一个星期就会痊愈，即便不吃药，七天也自愈了。在侦探看来，我的案子大概就属于此？早晚都能出去，这里多呆一阵，小事一件？唉，真希望这个城市今天的案子能少一些，轻一些，这样我的案子就能被重视一些，办得就能快一些，我就能早一些出去，离开这个鬼地方。……
尽管我不停地命令自己，但我还是止不住胡思乱想。长到这么大，半辈子都过来了，得过十几次感冒，可进这种地方，我还是头一次，没有一点儿经验。别，别，这种经验，最好还是别有，有不得，也体验不得。当年老爸被打成右派，关进秦城监狱，一体验就是十年。我可不要。这可不是什么遗产，要我这家里惟一的孩子来继承。世上有说经济遗产、精神遗产，我这算什么？冤案遗产吗？太突然了，也太新鲜了，早知有今天，在家的时候，我怎么也得好好问问老爸，他那十年是怎么过的……真是胡思乱想，哪儿对哪儿呀！秦城监狱是历史，是教科书；这个小房间，却是他妈的彼得混蛋！我骂人了。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骂，虽然没人听到。突然，我感到奇怪，进到这小房子里这么久，我怎么才想起彼得？！虽然警察逮捕我时，我曾提到过他。
阳光从小窗外射进来，射在冷冰冰的地上，时间悄悄地往前走，地上的光线也悄悄地从右向左移，渐渐地淡去，消失在小房间一侧黑乎乎的墙壁上。太阳西垂了。还是没有人打开铁门。我开始站在铁门前，听门外的动静，观察着小窗外。
一个警察走过来，我想，福音来了，但他没有停，径直走过去。又一个警察走过来，我想，这次是真来了，但他也没有停，只看我一眼。又走过一个警察，我忙凑近小窗，“先生，我要和探警谈谈。”
“他一会儿就来。”警察没有对我凶，看来我可以提些要求。
又一个生面孔警察走过来，这么一个小城，哪儿来这么多警察？！
“我要和探警谈一谈。”我再次强调。
“他一会儿就来。”警察又一闪而过。
我这才明白，他们都在敷衍，都在说废话。废话是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的，不然就不会有人总说废话。什么探警一会儿就来！他们回去后，准会和同伙们笑侃，嗨，今天关进来一个新的，什么也不懂！
我又失望又泄气，离开了小门窗，坐回到冷板凳上。我开始百无聊赖，坐在那儿发呆，再有警察走过，我决不再与理会，决不再说一个字！一个穿白衬衣打领带的人从小窗前一闪而过，刚下了决心的我，还是一猛子扑向铁窗，然而，留给我的，只剩下一个背影。好像是个头儿，头儿才穿西装！又是一线希望，我得试试。这回，我没有坐回到冷板凳上，而是等在小窗前。
他回来了！那个背影又折了回来，我一阵紧张，但愿这一次有所希望。
“我要和探警谈谈。”
“你是杨眉？”来人问，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闪一闪。这是个很考究的人，头发理得一丝不乱，脸也干干净净，天蓝色的衬衫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红和藏蓝相间的丝绸领带服贴地吊在胸前。这哪是警察局上班的人，简直就像华尔街股票证卷公司的高级管理。不过，那一双眼睛却是警察局的，像鹰一样。但愿他真的有一双鹰眼，但愿他是我的福音。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看来艾尔斯已经和探警谈了，全警察局都知道我了。
“是。”我应得极快，就像迷失在沙漠里，突然发现了绿洲。
“福尔摩特探警很快就会找你谈话。”来人很漠然，说完转身离去。
福尔摩特？怎么这样熟？呵，想起来了，和“福尔摩斯”的发音差不多。虽然只是巧合，但我还是有了些喜悦。中国人常爱讲迷信，看来不无道理。
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太阳落山了，电灯亮了，可还是不见福尔摩特的影子。
有人来开铁门，我又急扑过去。开门的是一个走在大街都不会有人看一眼的干瘦老头儿，一身便装。福尔摩特探警？不会吧。是他的助理？也太老了点儿吧。我有些发呆，老头儿打开门，他推开门，又转过身去，探臂拉过一个小车，木讷地说：“这是你的晚餐。”
“晚餐？！”我的表情大概没人能够想象。
老头儿看我一眼，从小车上拿起一个三明治、一瓶牛奶和一包生胡萝卜条递给我。“够吗？不够再来一个三明治。”说着，他又拿递过一个。
够吗？！我早就饿过头了，满脑子里装的全是出狱，就是吃，也要出去吃！
“福尔摩特探警什么时候来？”我问。
“我怎么知道！你还是吃饭吧，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餐。”老头儿白我一眼，开始往门外推车。
我很无聊，但更绝望。从我被逮捕到此时，我所遇到的这个警察局里的人说的不是废话，就是谎话，除了这个不起眼的送饭老头儿说了句真话：“我怎么知道！”
我吃着三明治，浑身发冷，胃开始疼。
时间过得真慢，像蜗牛一样，慢慢地往前爬。我像被绑在它的背上，慢慢地往前走，不知何时是尽头。
又有人来开门，还是那个老头儿，拿给我一块毯子。
我几乎晕过去。出不去了，真的出不去了。真后悔没有给朋友打电话，而是过分相信了艾尔斯的能力。她毕竟只是我的探警。那时我是谁？我是受害者。现在我又是谁？一个“威胁恐吓分子”！地位不同，待遇怎能相同？！可我真是想不通啊，地位的变动就这么快吗？也太没有逻辑了吧！都说美国社会稳定，我怎么越看越感觉和老爸那个时代差不多？！我不甘心，真是不甘心。“请问，有谁在？”我走到铁窗前大声问，但没有人回答。
“请问，有谁在？”我的嗓门高了八度，还在乎什么？已经走到这步，还能坏到哪儿去？！
有脚步声，一个女狱警走来。
“喊什么？！你大叫什么？！”她说，伸手去摸腰间的警棍。她的手就是语言，老实点儿，不然有你好看！
“我要打电话。”我说。
“你不是打过来吗？”女狱警斜了我一眼。
“我只打给了我的探警。”我回答。
“少废话，打过了还打？只能打一次！”女狱警不耐烦了，扭身就走。
“我要打电话！”我继续喊。
女狱警转身回来，“告诉你，少废话！要打明天打，早晨八点去法庭，那里有电话。”
“法庭？去法庭干什么？”我吃了一惊。
“过堂。”回答很干脆。
“过堂？！”这可没有料到。
“对，过堂。如果你无罪，就回家；如果你有罪，就送你去监狱。”再明确不过的解释。
“福尔摩特探警呢？”我忙问。
女狱警一怔，干脆直面于我，“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我劝你，还是快睡觉吧。”
女狱警走了，就像一把大锁，把我的命运锁在了这间无望的小屋里。我的所有挣扎就像一条小溪，无论怎么蜿蜒、怎么伸展、怎么低诉，都扭不过山川地势，最终被抛向江河，汇入大海。
《爱之罪》第八章5
我别无选择，只有睡觉。躺在长凳上，打开毯子，盖在身上，努力让体温温暖身下冷冰冰的铁凳，闭上眼，我想起了彼得。到此刻为止，我所经历的这一切，他大概也经历了。正因为他经历了，所以他要让我也尝尝。他被铐上手铐，丢进拘留所，被警察戏弄，躺在冰凉的铁凳上……但是，不一样，他犯有威胁恐吓罪，他是带着几十年堆集起来的对女人的愤恨进来的，我却不同，我清白，我是被诬陷的，我也没有对男人的愤恨。
大街上，汽车的轰鸣声渐渐稀了，夜色降下来，像一块黑布，罩在小城的上空。
铁门外，走廊的一端传来响声，收音机？电视？我蜷缩在毯子里，闭眼倾听，噢，是电视。那一定是拘留所管理室，我进来时，从那里经过，现在，我的指纹、彼得的录音、我的所有材料都锁在那里等候明天送上法庭。
一曲音乐响起，好熟耳啊。
Find of cost freedom
Burned in the ground
Mother earth will swallow
Lay you body down。
这是电影《回家的战争》（War at Home）的主题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