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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怕了，谁都想象不到，真是地狱一般！我一见他就哆嗦，根本不能见他。那一段时间，一见白色桑塔纳，连家都不敢回，浑身发软，控制不了自己，那种感觉非常痛苦。我说：“你这车是魔鬼车，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再坐。”在三环路上开着开着，往桥上撞，弄不好就下去了，这样的事，太多了！那时我的精神压力非常大，都快疯了。今天中午咱们看的那个电视，女的把男的杀了，我也想把他杀了，然后我自杀，都不让警察抓着我。他对待我的重要的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这个痛苦要伴随我一辈子，我的每一寸肌肤都是痛的，我心里有消不掉的阴影。撤了案子一个多月后，我还是想告他，我觉得我受的屈辱、我受的罪，太可怕了。我一定要告倒他，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犯下的罪过，知道他是怎样伤害别人的。
（2000年8月，于小霞再次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想告他，让我帮助她。我向她推荐了北大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并帮她联系好了律师。8月中旬的一天，我俩约会下午1点半见面，我带她到北大法律服务中心。8月的骄阳似火，正午的气温正高，我按照约会的时间地点等她。小霞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我觉得她一身阴冷，寒气逼人。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她穿一件深蓝色羊绒高领半袖衫，脸色灰白，她用手遮着脸，好像很不适应强烈的阳光。坐上车她告诉我，她昨晚又是一夜未睡。由于小霞自己撤了案，重新立案有一些难度，但北大妇女法律服务中心还是答应帮助她，并约她有时间再来。但是，她那天一走，就再没有去，也没有和我联系。直到2001年5月，我才又一次接到她的电话。）
我回内蒙古了。当我打消不再告他的念头时，我考虑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今年才回来。回去之后，很多事情已经改变，工作也没了，该失去的都失去了，我是彻底的一贫如洗，从精神，到经济，我回来反复想，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要活得比任何人都坚强。现在，我在一个公司里做公关，有一个男孩对我不错，但是我有障碍。有一个晚上他约我出去，我们俩坐在一个小土坡上，天有点儿黑，突然，我想了他，想起来他把我扔在坟地里，我一下子又回到过去的状态里了，浑身哆嗦，出汗，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看我挺奇怪，问我：“你怎么了？”我没敢告他说。现在，我还是怕田涛找着我。他确实找过我，我们家搬家了，他找不着了，他打过几次电话，我爸说我在北京，他不敢去我们家，他怕警察。
（这时，小霞双手抱膝，自言自语似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打我的人，也再找不到像他那样爱我的人了。”）
后记：这次访谈后，于小霞又到单位看过我两次，那时，她在一家电视台工作，并兼职一家公司的对外宣传工作。她开始有了笑容，事业上也有了转机，我以为她会逐渐好起来。但是，2002年底，在好久没有接到她的电话之后，我打电话给她，她的手机停了，原工作单位说她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我不断地打她的手机，希望听到她的声音，但电话里总是话务员机械的告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不禁我心生牵挂。
点评：
发现所爱之人有施暴特征，要快快离开陈敏于小霞受过大学教育，而且精明强干，她完全能够在受暴的初期结束与田涛的同居关系，从而摆脱暴力。但她又为什么能长时间忍受田涛对她的全身心的摧残呢？这里面除了对家庭暴力知识的缺乏了解外，与她个人对爱情和暴力的误解也不无关系——
误区一：她认为，田涛在两人恋爱期间表现出来的霸道是因为爱她。如：田涛在认识她几天后就固执地要跟她回家，半夜三更突然到她家、以跳楼自杀相求，等等。她没有认识到田涛的这种行为是对她的不尊重，是全面控制她的开始。 ＇快抓在线书1。0。2＇
误区二：她认为田涛打她、伤她、要与她同归于尽，甚至自伤，都是因为爱她的缘故。她甚至感叹“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打我的人，也再找不到像他那样爱我的人了”。其实她大错特错了。田涛打她并不是因为爱她，而是因为一种病态的控制欲。如果田涛对她有一点点爱，就不会因为她在他与新交的女友在一起时给他打电话而将她往死里打，更不会在寒冷的冬夜把她扔到坟堆里了。田涛自己不是也说“打你白打，玩儿你白玩儿”；“不道歉”吗？本书另一位被访者易安女士说得好：“一个男人到了打一个女人的程度，就已经没有爱可言了。”误区三：她认为自己受暴是件丢人的事，不能告诉别人，更不能让家人知道，这使得她始终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而使田涛有恃无恐，暴力不断升级。
如果于小霞能在发现田涛有暴力倾向时就下决心离开他，今天就不会一见田涛就浑身哆嗦，一见到白色的车就异常难受（田涛开的是一辆白色桑塔纳），天天晚上做挨打的噩梦，心灵的阴影抹不掉，也无法开始新的生活。
叙述人李小云
访谈人郑荣昌
访谈时间2001年5月18日访谈地点上海市九钢大酒店
录音整理郑荣昌
文稿编辑宋美娅李小云是一个很有修养、性格也很硬朗的上海女性。她36岁，受过高等教育，有比较好的工作岗位，是上海一家酒店里的财务人员。她的婚姻基础也很好，她的丈夫为什么还会动不动就打她呢，原本良好的夫妻关系是怎样发生变异的呢？
糊里糊涂的爱
我叫李小云，上海市人，今年36岁。1989年，我从职业高中毕业，来到一家搪瓷厂当工人。当工人很辛苦，工资也低。直到这时候，我才认识到好好读书的重要性。我希望通过再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人地址的信。打开一看，竟是一封情书，是同事王家成写来的。王家成和我同车间，他个头虽高，但貌不惊人。我们连话都很少说，更别说有什么交情了，他写这封信委实让我吃惊。
下午，他给我打来电话，邀我晚饭后出去一下，说有要紧事商量。晚上我去了，一见面，我就把信还给他。我说我还小，还想读书，不想过早谈恋爱。他当时很尴尬，说我不接受他，可以把信烧掉，不必退还。为照顾他的面子，我把信留下了。
此后，他老是给我写信，打电话。无奈中，我跟他出去过几次，但我没有给他希望。父母也都不同意我和他交朋友。后来，主管部门规定职工晋级必须有高中以上文凭。社会上办起了高中补习班，凡是进补习班并通过相关考试者，可获得高中文凭。是他首先想到去补习的，也是他邀我报的名。走运得很，我们都录取了，还编在同一个班。厂里认为我们好学上进，还奖给我们每人10元钱，在车间大门上贴了大红喜报。
在频繁的接触中，我对他产生了好感。拿到高中文凭后，他又鼓励我上轻工局办的大专。那是带薪全脱产的，学制3年，单位限制报名人数。他对我说，为保证我去，他不报名，我太感动了。结果，我报上了名，通过了入学考试，圆了多年的大学梦。
读书期间，我接受了他更多的照顾，如帮我查资料、给我送食品等。那时，正是我命运的转折关头，我接受了他。得知我俩的关系之后，和我较好的同事说：“李小云，王家成刚愎自用，是个很难缠的家伙，你和他是过不到一块儿去的。”我的女同学也要给我介绍别的男朋友，她们说：“李小云，别忘记你的身份，你是大学生，他还是个工人，他配吗？”看到未来的婆婆套在我手上的金戒指，他们还开玩笑说：“你被套牢了！”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傻子。我不相信同事的话，对同学的话也不以为然——我想，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这个人聪明好学，我自己就是个例子，我觉得她们太世俗了。
他的命运果然发生了变化——在我读大学的第二年，他通过难度很大的考试，成了一名受人尊重、待遇好又有实权的公安人员。
大学毕业，我回到原来那家搪瓷厂当管理人员。第二年，我们就在凤阳路租了间房子结婚了。问：你们有很好的婚姻基础，因为你们谈了6年恋爱，还经受了许多考验。可是，你们的婚姻还是触礁了。你说，王家成后来暴露的这些缺点，是他本来就有的还是后来滋长的？
李小云：（思考片刻）本来就有这些缺点，只是婚前不容易看清。读大学的3年我是远距离看他的。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本来就有这些缺点。那是我读大学的第三年，他当着我的面和他的父母吵过一架，在争吵中，他居然用很难听的话辱骂他的父亲，还当胸打了他一拳。
婚后他就变
我怀孕3个月的一天，王家成第一次动手打我，还踢我的肚子。孩子要不是命大，早被他踢死了，我们的婚姻也早完了。
事情还要从即将结婚时说起。那时，我父亲坚持要双方父母见见面。王家成不同意，还说：“结婚是我俩的事，要他们见面干什么！”父亲得知王家成的态度，非常气恼，不肯给我户口簿。你知道，不拿户口簿是不能办结婚登记的。王家成迫于无奈，做出让步。从这时起，他就记恨我父亲了。这天下班，他心情不错，做了好几个菜，还买了两瓶啤酒，要我和他对饮。我本来不喝酒，这天，为了凑他的兴，我破了例，喝着喝着，他就忘乎所以，问我：“你爸你姑对你有这么好吗？”我违心地说：“没有。”他得寸进尺，又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凡事都向着他们？你和你爸一样，都是寿头（傻瓜）！”
我气了，正色道：“你骂我就行了，作啥骂我阿爸？”但他不但不知错，反而说：“我就骂！”我吼道：“你敢再骂！”他果真又骂。我气得没办法，狠狠推了他一把。他突然站起来对我拳脚相加，还故意朝我肚子上踢。我被他打得浑身疼痛，心里却是一阵冰凉。
我哭着走出屋。本想到浦东父母那里去，到了外滩又变了主意。我想，不开心的事，还是不要让父母知道！于是，我挺着个大肚子，独自在外滩徘徊。看着江边一对对的情侣，想着自己的不幸，有那么一会儿，我真想跳进滔滔的江水，一了百了。孩子出生不久，他再次打我。原因还是那么微不足道——他一边做饭，一边和邻居聊天（在公用厨房里），直到8点多钟才做好晚饭，我说了他，也没说重，只是说：“吃了饭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做饭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聊天？”就为这，他把饭桌都掀翻了，怒骂不止。见邻居来劝，他像“人来疯”一样，骂得更欢，骂着骂着，还动起了手，我被他打得一脸乌青。
打过之后，他余怒未消，又把结婚证、结婚照还有我们谈恋爱时写的信都撕了。结婚证后来补办了，结婚照也在搬新居的时候翻拍了，最可惜的是那些无法复原的信，这是我最珍惜的东西。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怎么会疯狂到把它都撕掉！
1995年，我们为房子的事弄得不开心。有一天，他又找茬打我——那年夏天，政府决定拆除我父母的房子，补偿他们一套房间。我和孩子的户口在父母那儿，按规定也可以获得补偿。我和孩子的补偿面积可以是单独的一个小套，也可并入父母的补偿面积成为大套。但补偿的房子在浦东，那里刚好没有小套，而我们小家庭已经搬进王家成单位分的房间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让父母要了大套——一来让他们住得宽敞些，二来我们回娘家也有地方住。
事前，我把这个想法对王家成说了，他表示同意。没想到，事后他反悔了，还说原先他就是不情愿的。为这事，他老是拐弯抹角地“敲打”我。我一直没有搭理他。
那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他坐在沙发上抽烟，态度很反常，见了我也不说话，电风扇开最大档，烟灰吹了一地。我说：“把电风扇调小点，烟灰吹了一地你没看见吗？”他纹丝不动，我就自己把它调小了。他“呼”地站起来，揪住我的头发大打出手。一边打一边说：“你也太不把我看在眼里了！”我被他打懵了。过了好久，才想起打“110”。后来发现，我的脸上，身上全是乌青，头发也被扯掉一大片。我的腰也受了伤，便血，“CT”做出来居然是两个加号。
问：他为什么为很小的事，甚至不为什么事一再打你？
李小云：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明白。问：是不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一心要制服你，还要让别人知道他是能制服你？
李小云：（思考片刻）好像是。他总是防着我，每搬到一个新的住处，他总是叮嘱我不要串门，不要和邻居说话。读大学的时候，他老是给我送食品，送其他生活用品，下雨天还给我送伞，现在看起来，他把我盯得也是够牢的了。
问：他打了你这么多次，你们之间还有感情吗？
离婚，一步三回头
1997年，他当上了刑警。从此，经常有人请他吃饭，搓麻将，泡歌舞厅。他的穿着也讲究起来，花钱手脚也大起来了。也是越来越骄傲了，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打我的次数也增加了。有时候，他还以搓麻将为名通宵不回家。顺带说明，我们家是他当家，他赚多少钱，家中攒了多少钱，我一概不知。
这时有人提醒我：“王家成会不会在外面有女人了？”连他的母亲也提醒我：“把阿成看紧点儿。”可我总是不上心。直到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写给他的情书和一张旅店的发票，我还认为这是逢场作戏，而不是移情别恋。这两年里，他接连两次带着我和孩子去普陀山旅游。第一次游普陀山，开始玩儿得还不错，最后他还是翻了脸。那天，我们上了一辆长途汽车。按照惯例，我们没买孩子的票。但车上人少，孩子占了一个座。中途“呼啦”上来很多人，售票员要我们把孩子抱在手上，位子让给买票的乘客。王家成不干，和司乘人员大吵。为了息事宁人，我给孩子补了一张票。王家成说我吃里扒外，把攻击的矛头转向我。为这事，好长时间我们谁都不理谁。
那个女人的情书和旅店的发票，就是第一次游普陀山回来不久发现的。
第二年夏天，王家成又邀我去普陀山。我没好气地说：“我不想和你到外面去吵架！”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跟他去了。这次出游，给我的感觉更糟糕：他一会儿撇下孩子，把我拉到夜幕下的树丛里亲热，像是重温旧梦；一会儿又为寄存行李的事对我发威；一会儿叫昂贵的菜让我吃，还说“我有的是钱”，好像我们不是一家人似的；一会儿又为买螃蟹的事和饭店老板动刀动枪，把我和女儿吓得半死。
正是在这次出游中——严格地说是螃蟹事件发生后，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婚。往事历历在目。我想，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能不吵架打架吗？此念一出，我的心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好像接受了神的启示。最后一晚，趁双方心情都还好，我非常平静地谈了我的想法。谈完之后，我很快就睡觉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一夜无眠。
回家后，我们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整夜整夜不回家。在这期间，我病了，病得很厉害。我的病还没有好，孩子又病了。他不回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钱。我呼过他，要他回来照顾孩子，他没理我。1988年11月的一天晚上，在我再三的要求下，他和我在一家茶坊见面。他说出了那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