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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他们对于林说：“什么也别说，赶快带她去医院包扎，然后上派出所录口供。”学校派出所的警察带我去医院，路上我给我哥打了电话，我哥飞奔来了，一见我浑身是血，我哥就哭了：“我妹妹怎么成了这样了！”我们让医院给出个伤情鉴定，医院要派出所的证明，派出所说什么也不给出。
流浪在外
因为我老不去上班，6月份单位就把我开除了，我就在外面流浪。晚上睡学校的草坪，睡医院的长椅，有时候就走一晚上，因为一躺那儿就有男的过来，保安逮住我，也怀疑我是坏人。我回去过六七次，晚上我得吃药，得洗，我的伤口还在化脓，还在出血。于林把他父亲叫来，他躲起来了，他父亲不给我开门，骂我是坏女人、杀人犯，他还打“110”说：“犯罪分子回来了。”对门住的王老师看我可怜，留我在他家吃过两次饭。王老师说我每次喊救命他都听见了，但是他认为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他不好管。恰巧我哥这时出差了，也联系不上，我在同学家住过两晚，在另一学校的招待所住过两晚，没有钱了又出来流浪。那时候天气正热，可是我身体不行，晚上坐在地上还是觉得冷。
为了安全，有几次我想坐在学校派出所过夜，那里面有沙发。派出所的人不让我坐，我就在派出所门口坐一晚上。有一次，有个警察说：“你是怎么回事，你老公打电话说你失踪找不着了，要跟你离婚，你又说他不让你进家，你们哪个人说的是真实的？这样吧，明天我跟你去一趟，看看究竟怎么回事。”第二天，这个警察跟我一块儿回家，他父亲还是不开门，还是骂：“你是婊子，你的户口在内蒙古。”警察叫他开开门，我进去拿了几身换洗衣服。这个时候，单位也给我打电话，说于林对单位说我跟别的男人跑了，让单位出证明，他好离婚。8月29日，我终于撑不住了，又一次巨大的疼，我自己抱着肚子住进了医院。医院说我的身体太虚弱，已经无法用药，建议我用中医治疗。我又转到中西医结合医院，在那儿又查出肾、肝都有病，医生还怀疑我是血癌，老天是要绝我呀！我发了疯似的哭，医生说我肯定是受了刺激。每天都是喝中药、扎针、烤电、灌肠，医生把大盐粒炒得特别烫，往肚子上敷，皮肤都烫起泡了，用这种方法消炎。医生还给我扎火针，把长针烧得红红的，扎在肉上冒白烟，上午扎正面，下午扎背面，用这些方法治疗了9个月，后来我看见火针就哆嗦，看见中药就吐。
我住院的钱是我哥给我借的，于林两个月没有音讯。9月4日，学校开学了，我穿着病号服从医院跑出来，到学校去找他。在系办公楼里遇上他，他一看见我，撒腿就跑，他说：“这个女人是疯子，我不认识她。”当时围观了好多学生和老师，后来他们的系主任也出来了，在楼梯的一个拐角处，他一脚把我踢倒，我从3楼一直滚到1楼的地上，当时口吐白沫，昏了过去。围观的人里有人打了报警电话，等我醒来时，是在“120”急救车上躺着。
那段时间，我整天在泪水中泡着，有一次我实在郁闷得受不了，用剪刀把我的衣服剪得一条条的，我觉得我的心和这一样碎。他原来是个骗子
我在医院治着病，三天两头接到法院的电话：“你爱人起诉你离婚。”我不想提这个事，只想赶紧把病治好，越生气对病情越不利，可他就是等不及。2000年9月、10月，他两次起诉离婚都被驳回。11月份，他又起诉。这一次，由原来的派出所转到另一个派出所了。同时，我也起诉他抚养费案。
有一天，有一个法院的人到医院来看我，说来看看我的身体如何，临走时他让我签字，我问他签什么字，他说就是表示他来看过我，回去好向领导交差。我就签了。过了几天，我哥来训斥我：“你怎么能自愿离婚呢？”我说：“没有啊。”我哥说：“法官说你都签了字了！”我赶快打车找到审判官，就是上医院看我的那个人，质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写个申请吧，那个就不算数了。”我觉得法律怎么这么不严肃呢？开庭这天我们明白了，于林和这个法官熟得很，直呼他“老二”，在法庭上都不避讳我们。我起诉于林抚养案，也转到了这个法官手下，一个离婚案，一个抚养案，两个案子半天就审理完了。2000年12月28日，两个判决同时出来：由于女方的身体原因，驳回于林的离婚请求。我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于林支付我治病期间的各项费用3万多元。但法庭只判他支付5000元的住院押金，从2001年1月起每个月给我300元生活费。我们双方都不服这个结果，向北京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在我准备打官司之初，北京一家比较有名的律师事务所答应免费为我服务。我的律师认为，我这个官司应该刑事是主体，附带民事。起诉刑事案件必须要有证据，我手上有学校8位教授的证词，他们亲眼看到过于林打我。但是学校派出所就是不给我们出具他们出警的证明，律师多次交涉都不行。有的民警很好，愿意给我作证，但他们领导不允许。所以刑事就立不了案。
于林在起诉我离婚时，说我以前流过4次产，我欺骗了他。实际上，于林才是个大骗子，他在我之前骗过好几个女学生。有一次我给他整理房间，发现一捆他和别的女人来往的信件，其中还有别人向学校党委揭发他的原信。他曾对我说：“我让4个女孩子为我打过孩子。”“给别的人1万块钱就了结了，给你8万你都不要，你非要爱情。”从那些信里面还可以看到他特别自私，和女孩子出去吃饭他都记上账，过后让人家还。我从这些信中抽出来两封，偷偷带出来了，在法庭上，交给法官，看看到底是谁在欺骗别人。第一次是中院开庭，法官的态度很公正，这时候是2001年的4月份。我说：“哎呀，这一次可遇上了公正的法官了。”律师也说有希望。可是等到6月份案子判下来，法官和于林已经互相递烟，互拍肩膀了。二审的判决还不如一审，还是支付5000元，但是连300元的生活费都没有了。律师听了这个结果之后，劝我和我哥：“你这个官司不好打了。”我想：算了，赶快把身体养好，找个工作，挣钱还外债。 ＇快抓在线书1。0。2＇
可是，于林并不就此罢休，他不断给我们家打恐吓电话：“你女儿回家了吗？我是某某税务局的，她携巨款逃跑了，我们正在通缉她。”还给我哥单位打匿名电话。他在医院当着众人对我破口大骂，说：“我要把你驱逐出北京，把你哥驱逐出北京。”他还威胁我：“我弟弟是黑社会头子，我要让他杀你、杀你哥、杀你全家。”
于林通过这次婚姻完全达到了他的目的。2001年12月，他以已婚的条件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而我是一无所有，一身伤病，落下了终生不育的残疾。
点评：
男人为什么要施暴
宋美娅许多人会认为，施暴的男人大多是那些没文化的、粗鲁的，性情暴躁、社会层次不太高的人。也许很多人没想到，像于林这样的大学教授也会是一个残忍的施暴者。实际上，家庭暴力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群中，一个农民会对妻子施暴，一个大学教授同样也会。而且，由于他们深谙社会习俗，并知道如何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他们还会更加像一个谦谦君子。所以，从外表上我们看不出谁是施暴者。
不少专家也想弄明白男人为什么会施暴，他们对施暴者进行研究，希望找到一种典型的施暴者特征。有一种习惯上的认识，认为男人施暴是因为他们精神上有疾病，或者性格上有某些障碍。但是，对施暴者进行的心理特征方面的深层次分析，并没有揭示出施暴男性的一致性的个性特征。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明显的群体性的疾病或障碍。瑞典社会学家艾娃教授不赞成“施暴者是那些少部分的、不正常的男人”的说法。南京晓庄学院的陶来恒教授认为：男人施暴，“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上来看，根源上都和传统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得到了某种制度和组织上的传统支撑”《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农民和一个教授，如果他们所受的社会文化浸染是一样的，他们对待妻子的态度就是一样的。
那么，男人为什么会施暴呢？他们从施暴中得到了什么？艾娃教授认为：一个男人需要得到权力去控制别人，他们是通过控制女性来完成男性气质的建立。男人对妇女的暴力是维持对女人权力的一种方式。《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与干预项目通讯》，2001年第10期。
加拿大“白丝带”运动的发起人霍夫曼先生把男人施暴的原因归结为7条：（1）夫权。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男性主宰的世界里，有权力的人常使用权力控制另一部分人。（2）在男性主宰的社会里，男性享有特权。（3）社会纵容。使用暴力的男人常被认为是英雄。（4）男性权力的自相矛盾，男性盼望有权力，但是很多男人并没有权力，所以他们通过暴力向人们证明：我有权力。（5）男性的心理盔甲。男人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他们用暴力来证明。（6）男人精神上的高压锅。他们不能表达内心的情感，最后高压锅会爆炸。（7）他们过去的经历。如父母可以打孩子，父亲打母亲。引自2002年11月27日在中国法学会的演讲。
这些原因导致男人通过暴力来体现权力，最后实现对妇女的控制。在于林的思想里，有着强烈的性别歧视，他与所有和他交往的女性之间都不是平等的关系，他可以用钱打发掉一个个被他玩弄了的年轻女性，甚至不用钱。女性于他，是玩物，是满足他的需要的物。在他的家庭里，男尊女卑的观念非常浓厚，他的母亲和姐姐告诉柳如棉，“女人要完全服从男人”。于林在这种家庭里长大，势必导致男性权力的无限膨胀。这种性别观念从小灌输，根深蒂固，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也不能消除。
于林生长在农村，家庭条件不太好，他本人又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这就造成他复杂的内心——他自尊自大，又潜藏深刻的自卑。他对女性不负责的态度，一方面是他的道德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出他的不自信，他不敢与女性建立起亲密关系，不敢为婚姻负责任。一有事就把父母搬出来的情节，特别能反映他的脆弱。有一种观点认为，施暴与男人不成熟及严重的性格缺陷有关。同时，施暴的男人往往有严重的自卑心理。
叙述人于小霞
访谈人宋美娅
访谈时间2001年5月27日访谈地点宋美娅家中
录音整理宋美娅
文稿编辑宋美娅和于小霞认识是在2000年5月。
那一天，我在“妇女热线”值班，接到一个年轻女子的电话，她说她被同居的男友打得很厉害，她有生命危险。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我感觉她在颤抖。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在做了长时间的咨询交谈之后，应她的请求，我把我的联络方法告诉了她，以便她在晚上、在最紧急的时刻，能有一个可以随时联络的人。她就是于小霞。当时她在一家报社工作，家在外地，在北京没有一个亲人。
果然，于小霞数次在夜里11点多给我打电话，每次她都处于极度的精神紧张之中，暴力不仅使她受尽折磨，也使她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每次结束电话之前她都抱歉地说：“宋大姐，你睡吧，哎，我又要睁着眼到天亮了。”我们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我开始做受暴妇女访谈之后，正式约她来做访谈（下面是她的叙述）。在和她的访谈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让妇女回想她们受暴的经历，对于她们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本是干练一女孩
回头想过去，像是下了一次地狱。
我出生在1970年，我的家在内蒙古包头，爸爸妈妈都是医生，他们从没有动过手。我上大学学的是临床医学，大学毕业分到包头一家大医院，我妹妹现在医学院教书。我不喜欢从医，是我父亲帮我选的专业。在医院工作时，我认识了一位房管科的科长。有一次，他要拆一处房子，有21栋平房，里面有不少红木，拆出来后可以买卖。我和技术人员谈过，知道一点儿情况，就交了1万块钱，把这21栋平房的红木全包了。结果我运气不错，拆出来的比预想的要多，我卖了3万多块钱。我把这3万块钱交给我妈时，我妈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从那时，我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设想有了改变，我辞职了。我是我们医院头一个停薪留职的，我想尝试更多的职业。当时我从医院出来做3份工作：我用那3万块钱投资开了一家餐馆，让我弟在那儿招呼；白天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经理，公司离我的餐馆很近，顺便就能打理，公司有事还可以去我的餐馆吃饭；下了班，晚上我就到一家夜总会做前台经理。
餐馆生意很好，但后来开不了了，因为我妈在那儿出了事。当时我非常忙，餐馆的生意又好，我妈就去帮我照顾照顾。有一天，我妈突然昏倒在餐馆里，死在我们医院急诊室了。我母亲和我像朋友，她的死对我打击非常大，我不能在我妈出事的地方招呼客人，餐馆就不开了，那是1997年。我一下子变得非常颓废，整天闷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朋友经常拉我去吃饭，我就喝酒，强迫自己喝，就是为了麻醉自己，几乎天天喝，一喝就醉，哪怕一杯也醉。一个月后，我发现我的手抖，我突然想到，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不能废了，我要恢复精力做事情。那时我爸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在过后的两个月里，我看书、睡觉，别的什么也不做，两个月后，朋友介绍我到包头电视台广告部。第一天上班，第二天我就到我妈坟头许了愿：我一定要把弟妹带出来，3年之内一定实现。
不久，海关招聘公务员，我去考。因英语不好刷下来了，海关刑侦处的人看我有点儿灵性，就对我说，我们可以培养你，给你发工资，你不必离开电视台，做一些边缘性工作。当时，包头进了很多韩国大宇车，海关要调查这些走私车是谁走私来的，销到哪儿去了。这个侦探的事情他们决定让我来做。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办法，很快给我办好了手续，让我到一家公司做公关部经理。3个月后，我就弄清楚了这些车放在哪儿，都销往了哪儿，一下子就破获了14辆走私车。这件事完了之后，海关给了我一个星期的假，给我出钱，让我出去玩玩儿，然后就可以正式到海关工作了。我确实害怕，这家公司带有黑社会性质，要让他们知道是我干的我就完了，我们家也完了。我心理压力大，想去看看大海，这样，我就到北戴河去了。
偶遇一段浪漫情
到北戴河之后碰上了田涛，这就改变了我的命运。他是从北京去北戴河的。那时他在部队一个三产公司，刚丢了7万块钱，也是心情不好去玩儿的。那天，我在海边呛了一口水，他出于好意老注意我，我往深海里游，他就跟着我。有一次，一个浪过来把我打了，我就潜水游到海边。他不知道，还在到处找我，我又游了过去，他说：“哎呀，你上哪儿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游泳呢。〃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我觉得他特别淳朴，又关心人。我本来不相信他是军人，他拿他的军官证让我看，我一看是中央军委的章，心里就踏实了，我们就在一起玩儿。
他真的跟我回了家，在我家呆了两天，我爸见了挺满意。回北京后，他每天给我打电话。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半夜，我家电话突然响起来，还是他。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