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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地图上，那个看起来放大又放松的台湾？大抵只要是超过一百平方里的岛屿，它的形状只在地图里才有意义。如今身处在马达加斯加最广阔的平原上，往左看，无边的荒凉；往右看，无边的荒凉；往前看，无边的荒凉；往后看，来时路早已迷失了，还是一望无际的荒凉。
那个熟悉的岛屿轮廓已经模糊，目前为止，最宝贵的东西，是那风沙，还有灼身的烈日。
坐在这木栏上，马蒂伸了个懒腰。何内殷勤地再为她倒了一杯紫树梅汁。他们并坐在此，等待两天一班的南下公共巴士。
巴士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来，只知道每个双数日的下午会有一班。现在，枯坐将近三个钟头，望着褐色泥土路的尽头，干燥的秋风吹起路上烟尘滚滚，几只大胆的长腿鸡绕着马蒂的脚边觅食。
马蒂的吉普车在抵达阿萨里欧时，正好寿终正寝，而最近的城市在八十公里之遥。虽然此处小邮局兼加油站的局长愿意帮她修车，并且已经好心地电告巡回邮车代送零件，马蒂并不乐观。她打听了继续南行的巴士路线后，毅然把行李整批寄放在邮局里，背了一行军袋的贴身用品，马蒂决定只身上路。
“我一个月之内回来领行李。”马蒂向那老实的邮局局长说，“或者更久，寄物费到时候一定跟你算清。”
“不，不。”透过何内的翻译，局长连声拒绝，他黝黑的脸上展露了一口白牙。他说：“不用钱。我们只收邮费。寄放东西，不用钱。”
于是马蒂坐在这里，等待那据说会在双数日出现的巴士。何内坐在她身边。自从两天前到达这小镇，向何内买了一杯紫树梅汁，碰巧发现他能说两句土音极重的法语后，何内就忠心耿耿地跟着她，担任她的翻译和导游。当然马蒂给了他不菲的小费，但是从何内那乐在其中的表情看来，小费还在其次，何内跟着马蒂的原因，是那种可以展示自己受过教育的优越感，还有，因为那纯粹的无聊。
这是个由两条街十字交叉形成的小市集，交易的商品多是一些日用什物，还有一些经过简单加工的食品，四周广漠草原上的土著，定期来市集上采购些小商品。长途的跋涉，让他们在抵达后感到疲惫了，这时候，背着巨大锡壶卖紫树梅果汁的何内，就适时地出现。他所卖的果汁，虽然略显酸涩还带着渣滓，但是对土著来说，已经是时髦的城市享受。
何内的锡壶很特别，圆肚细长颈，还有一个弧形优美的大提耳，正好让何内背在肩上，整个壶有一个小孩子那么高。有人向何内买果汁，他就从腰际的布袋里掏出锡质的小杯，让客人擎着，他侧着身把肩一歪，果汁就从细长的嘴里倾注到小杯里，一滴也不会溅出。客人喝完后，何内收回杯子，用布巾揩抹干净。这杯子马蒂并不敢用，她用自己的钢杯。
现在何内把锡壶从肩上卸下，放在一旁，陪马蒂坐在木栏上。这陪伴实在大可不必，但是马蒂让他坐在身旁。何内乐意枯坐在这里，除了因为这两天为伴的小小友谊，还有，那纯粹的无聊。
因为时间在这里拉长了。对马蒂来说，到这里首先要适应的，就是很广阔的土地，很长的路，很慢的人，和很慢的车。在木栏前不远的小杂货铺上，那个黑而胖的梅里耶妇人，端坐在腌肉、农具、塑胶桶和深咖啡色肥皂堆前，用一种吃惊的表情看着马蒂，这表情已经维持了半个下午，也不嫌累。这妇人并没有旁的事可忙，在这小小的十字路之外，就是一望无际的短草原，生活在这里，就是对草原上无尽的眺望。妇人喜欢眼前这特别的景致。
这里的房子以尤加利树干搭建，离地架高约一尺，鸡群可以从容地在屋底漫步。每户门口都留着与屋内空间等大的阳台，或者说骑楼，上有棕树叶遮盖的阳棚。漫长的午后，人们就聚坐阳台上，大致上什么都不做，只是躲避太阳，和悠闲的眺望。如果时间可以兑换成货币那么这里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马蒂这么想着，一半因为无聊，一半是因为她的苦恼。她的手表在几天前很神秘地故障了，秒针固执地卡在五十四秒和五十五秒之间，摆荡不已但就是跨不过去，所以分针和时针也就停摆了。没有了计时器，马蒂陷入一种惆怅的情绪。
看不到计时的度量，马蒂在时间上好像也失去了自主权。这里的人大约不在乎时间，因为她遍寻市集也找不到一只手表。现在尽管表坏了，马蒂每隔一会儿还是不由自主地瞄一眼手腕。时间的河依然在流，只是习惯精准的马蒂茫然了。但是在这样缓慢无聊的地方，她的茫然又所为何来？不过是更无聊的城市习性。马蒂甩甩短发，索性从袋中掏出香烟。
此地买不到她所习惯的薄荷烟，所以马蒂很珍惜仅剩的那两包。点燃一根之后，马蒂快乐了，她悠悠吐出长烟，用法文说：“Ｃ＇ｅｓｔ ｌａ ｖｉｅ．”何内笑了。
何内掏出他自己的香烟，也点燃了一根，也跟着说：“Ｃ＇ｅｓｔ ｌａ ｖｉｅ．”那意思是：这才是生活。这是马蒂学法文之初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也是何内在法国人办的小学里所学到的，他认为最优雅的、最富文明气质的一句话。
“这才是生活。”何内说，他又开始用极不通畅的法文喋喋不休，“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
“嗯。”
“你看看我的壶，”何内粗糙的手掌抚着他的锡壶，他说：“这是一个好壶。我叔叔的壶。我的爷爷给他这个壶，他们都用这个壶卖果汁。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这个壶，想要摸它，他们不让我摸，他们叫我去上学。妈妈告诉我，这个壶有魔力，小孩子不能背，背上去就一辈子脱不下来。”
“哦？”
“叔叔死了。我十二岁，妈妈说我不能再上学，因为没有钱。我背起这个壶去卖果汁。你猜怎么样？哈哈，我真的背了一辈子。这个壶，背一辈子。”
何内的笑声很开怀，让马蒂看不出来他真的在说笑，或者在感伤。
“你在这里上的学？”
“不。”何内不屑地撇撇嘴，他说，“这里的人不上学。塔马塔夫，我在塔马塔夫上小学，上了五年。”
“喔，塔马塔夫，很大的城市。”马蒂记得塔马塔夫，她的吉普车就是在那里买的。
“我读法文，读地理，读历史，还有数学。这里的人不上学。”
“那么你知道台湾了？”马蒂问。她在两天前已经告诉何内她来自台湾，但那时候马蒂对这个黑人的地理观并不抱任何期望。
“知道。台湾跟马达加斯加很像，双胞胎。台湾是好地方。”
远方路的尽头有些尘烟，他们爬到木栏上眺望，看到只是牧人赶来了一群羊，两个人又坐下，继续用蹩脚的法文闲聊。时间的河，慢慢地淌流，快要是落日时分了。
原来，这里的人，读过点书的，有点文化的，都知道台湾。这里的人，生活在苍茫原始的阔野中，厌烦了这种宽广和疏荒，因为自己错过的彩色的、紧凑的、痛快滋味万千的都市文明而遗憾了，他们就梦想另一种人生，他们梦想着台湾。
隔着赤道，隔着很不可能对换的人生，这里的人和那里的人，遥远地对望。
太阳落到地平线了。一天又尽。这里是直射阳光的最南界，每年太阳回归北照的地方。马蒂和何内坐在木栏上头，眼前有两只沉默的驴子为伴。两个人都沉默地望着夕阳。
瑰丽的日落，看起来和台湾一样，而这里是南纬二十二度半。
第四章可怕的黎明
台湾。台北。才刚是破晓时分，街头已开始车声繁忙。
吉儿拿钥匙打开海安的大门，屋内的帘幔都拉上了，一片黑暗。吉儿打开大灯，惊醒了落地窗前床垫上的人。
“海安，快起床。”吉儿朗声说。她拍了拍手掌。
海安从被褥里撑起上半身，他的身旁还躺着两个长发的女郎。一夜的厮缠，这两个女郎满脸的慵懒凌乱，可是还看得出她们出色的容貌风华。这显然是一对年轻的双胞胎。
“天亮了，你们也该消失了。”吉儿冷冷地说，“海安，付钱。”
女郎们走了，海安还裸着上半身。他不太快乐。
“小梅在半夜里联络我，藤条出事了。”吉儿说。
“怎么回事？”
“标会公司恶性倒闭，藤条这个大白痴，拿人头给公司用，现在已经被收押了。我们得赶过去看看，小梅快急死了。你穿衣服，我下去拿车，我们楼下门口见。”
吉儿一阵风也似的又出去了。海安还坐在床垫上。
黎明时分，他最恨看到的黎明，吉儿却在这时候吵醒他。
帘幔外的天光，穿透进来一丝丝玫瑰色的细芒。海安点一根烟，他并不困，只是不快乐。这破晓时分的曙光，就像匕首一样，那么锐利，那么无情，插进了海安的心脏。
这是一个怕黎明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回忆，人的心也许就不容易受伤。回忆是个磨砂的放大镜，美丽的，会更加美得无法捉摸；可怕的，却益发狰狞，而且狰狞得不可追究。所以海安从来不愿回想起那个黎明。
三十年前，婴儿海安在那个黎明里醒来，东方一片玫瑰色的曙光中，他转头看见哥哥，婴儿海宁，死了，僵了，永远地弃他而去。海安并没有哭，从他诞生那天，和海宁交缠的脐带被残酷地剪断时开始，他就永远失去了哭泣的能力。
海安起身穿了牛仔裤，抓一件上衣，胡子也不刮，就开门出去。
第四章新秘书
新来的女秘书用湿抹布和稳洁擦桌子。桌子上厚厚的一层灰，显然很久没有人用过了。她擦完桌子，把领来的文具排列在桌上。
刘姐抱来了一大堆卷宗，对新秘书温柔地笑笑，开始一件一件交接秘书工作。
“不要紧张喔，陈博士人其实很好相处。”刘姐说，“真高兴你来了，这个秘书工作我一兼就是两个月，都快忙死了。陈博士用秘书很挑的，宁缺毋滥，总算才挑到你。”
一个下午，才交接了不到一半的工作，和刘姐约好明天继续交接。下班铃响过了，新秘书还很勤奋地整理着桌面上的卷宗。她在案头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都是英文，写着“我的提示单”。
单子上这么写着：１．上班的第一个小时从事思考性工作。２．午休前与下班前各整理一次工作日志。３．每天赞美三个人。４．撰写企划案时，一次不超过一个小时。５．每周阅读完两种刊物（附公司订阅刊物一览表）。６．绝不，绝不抱怨。７．每周与不同部门同仁午餐三次。８．每月整理一次工作进度量化表。９．最讨厌的事最先做。１０．星期六是从事规划性工作最佳时刻。１１．永远比预订进度早一步完成工作。１２．工作难于取决时，假想：如果我是老板，我会如何想？１３．公司的利益在部门的利益之上。１４．随时随地保持笑容。１５．我到底在做什么？最后的这条，笔迹很凌乱。
我到底在做什么？这个年轻的应届毕业生困惑了。她思考片刻，把单子撕下来，在原先的位置贴上了一张精神标语。总务部送的，都是些印在塑胶卡上的励志小语，例如“Ｑｕｉｔｔｅｒｓ ｎｅｖｅｒ ｗｉｎ？熏ｗｉｎｎｅｒｓ ｎｅｖｅｒ ｑｕｉｔ”之类的话。她以自嘲的心情挑了一张：“Ｉ ｆｉｇｈ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熏Ｉ ｗｏｒｋ．”
我向贫穷挑战，所以我工作。
新秘书满意了。
第四章海安没有醒来（1）
看守所墙外种了一排波斯菊，熟透的橘子红色在阳光里招摇。今年的春天似乎很短暂，一转眼，夏的气息已经来临。榕树上一只性急的蝉唧唧鸣叫几声，歇一会儿，正待再发音，四处应声和鸣的蝉嘶已掀起了热闹的大合奏。
这天不是假日，申请面会的手续很快就通过，海安、吉儿、小叶、素园，和怀抱着乐睇的小梅在警卫的引领下，进入了空荡的面会室。
会面的方式和电视上所见不大相同，既没有玻璃隔墙，也没有电眼监视器，警卫在墙角的椅子坐下，看起来挺有耐心。整间面会室像是搬空的小学教室，只是窗上都加了铁栏。门推开，藤条走进来。
大家默然对视。藤条只是憨憨地笑着，他接过乐睇抱在胸前，又把他的脸埋进乐睇的襁褓中。
整个案子已经进入审判期，这个标会公司的猝然倒闭，牵连受害人高达四五千人，社会上一时蔚为奇闻。参加标会的会员所缴的会款累计到十几亿元，除了极少数得标会员领走的钱之外，所有的资金流向一直是笔糊涂账。公司几个主事者在事发之初都已走得不知去向，只透过一个口风极紧的律师，发出十几次前后矛盾极多的安抚声明。受害人组成了自救委员会，和公司展开马拉松式的缠讼。头裹着夹克的藤条，和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女会计师，成了新闻报道里出现的熟面孔。
藤条从来没有这么出名过。
两个月下来，这则超热门新闻已经渐渐转淡，藤条在镜头前明显地消瘦了。他虽然从来不是公司的核心主管，却拥有业务副总裁的头衔。这个让藤条自豪极了的职位，现在却变成了众怒所向的箭靶。
小梅并不觉得他可恶。甚至他们所有的财产都遭到了扣押，迫得小梅只好搬回娘家住，她还是不在乎。小梅的娘家碰巧很富有，富有得不介意养她们母女一辈子。小梅在娘家安顿了下来，过着几乎更宽裕的生活。她从像乐睇那么大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这种富有。也许，要不是因为她来自富贵之家，藤条也不会中了邪一样地赚钱，赚到连公司要出大问题了还不抽手，结果变成了一只来不及逃走的过街老鼠、代罪羔羊。是这样的吧？如果这么说，那藤条还真可怜，小梅今天早上吃火腿蛋的时候这样胡思乱想，连家里的佣人端来了咖啡她都没发觉。
“听说官司还有得打。”吉儿打破了沉默，“要撑下去。”
“不公平嘛。报纸上说连法官也觉得你是代罪羔羊，看他准备怎么判。”素园说。
“不用等判决，早知道答案了。”藤条倒是表现得很洒脱，“律师说，大概会判六年，减掉扣押期，还有假释，七折八扣下来，最多关四年。”
“才四年嘛，四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小叶鼓励他。
“至少，我终于找到一个不用争地盘的地方了。”藤条接过海安递过来的烟，抽了一口。
“想得美，监狱里的地盘之争才原始，才叫激烈。”吉儿快人快语一如往常。
“你说的是这个？”藤条曲起上臂，绷起雄伟的二头肌，他说，“那我们瞧瞧，谁来当老大。”
是的，藤条是非常魁梧的。只是很奇怪地，长久以来，大家都忽略了他在这方面的优势。
面会结束的时候，藤条攫小鸡一样地紧紧拥抱小梅。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