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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斯特拉文斯基当年从祖国走向欧洲一样，斯特克拉文斯基花甲之年再一次决绝远行，迈向了大洋彼岸。在新大陆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举世芬芳。斯特拉文斯基肯定能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名字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他的名字属于全世界。
逃债到花都（1）
巴黎郊区美丽的视野小城鸟瞰巴黎的角度，瓦格纳曾居住于此
逃债到花都—漫谈瓦格纳
题记：很多音乐家和音乐发生关系，有的是偶然邂逅，有的是一见钟情，有的是指腹为婚，有的好比自由恋爱。瓦格纳却是只想恋爱，不想结婚。
在去往举世闻名的凡尔赛宫的路上，巴黎的西南部，有一座小城，名字叫“Belle Vue”，法文直译为中文是“美丽的视野”。它风姿别致，景色怡人，小城在巴黎享有盛誉。最为特别的是站在位于小城中心的皇家园林里，能看到整个巴黎市区的景色。如果在巴黎城里观巴黎，一般有三个最佳的方位，一个是埃菲尔铁塔，当旅者站立在铁塔之上，环顾四周，整个巴黎都尽收眼底，那份旷达舒畅，似游天庭。第二个地方是在巴黎凯旋门的楼顶俯望花都，条条大道从凯旋门的脚下像星光一般散射而出，人们从凯旋门放眼望去，千家万户阳台窗口上的鲜花告诉人们，巴黎不是一天建成的，古老的巴黎倍经风霜，历染雨露，才迎来鲜花烂漫，姹紫嫣红。第三个位置就是站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的圣心教堂前，人们的身后是银白似玉般的圣心教堂，放眼是高低错落的民家住宅，仿佛使人怡然化作堂前燕，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巴黎的郊区，俯望整个巴黎的景色，最绝美的位置莫过于在Belle Vue小城了。从这里俯瞰巴黎，巴黎就象是一个初出浴室的美女，既不威严，也不浮华，薄雾清绕，朦胧意态，充满青春浪漫的气息和温柔的诗意，犹如“朦胧玉衣落，脂肌点妆台”一般别致优雅，这也正是Belle Vue小城名字由来犹来的缘故吧。在Belle Vue城的沙窦大街，路中左边有一座三层的旧宅，灰色的墙壁，老式的门窗，房屋坐落在小城最高的位置，从后窗俯望可以把整个巴黎的绮丽美景尽收眼底。1841年，瓦格纳曾在这里居住，并且创作出了著名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
对于欧洲音乐家而言，没有任何一个人与瓦格纳一样同巴黎有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瓦格纳1839年来到巴黎，他不是为了演出，不是为了学习，他到巴黎是为了躲债，那时瓦格纳只有26岁。瓦格纳在巴黎先拜访了法国音乐界权威人物梅耶贝尔，梅耶贝尔非常看重他的音乐才华，对他以诚相待，热情有加。梅耶贝尔把瓦格纳介绍给法国文艺界的朋友，并且写介绍信给出版商舒莱·赞卡尔和著名指挥家阿波奈克和钢琴家宝丽娜·维阿尔多等人，希望他们尽力提携扶掖瓦格纳，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瓦格纳的窘困生活。瓦格纳为了养家糊口，在巴黎为一些通俗的作品编曲。瓦格纳那时还籍籍无名，甚至连最便宜的剃须刀都买不起。有一次他的鞋底破了个洞，无法出门，他饥肠辘辘，望着空无一物的餐桌发呆。瓦格纳也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走到贫困的极端，由于身无分文，我就很早奔出了屋子，一直步行到巴黎，因为我根本没钱可以买票坐车。我一直盼望着，能既使弄到5法郎也是好的。于是我一整体天都在街头游荡，直到黄昏，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不能不照原来那样，再忍着饥饿步行回到巴黎郊外的住所”。瓦格纳传记《我的生平》中所描述的巴黎的郊外住所，我想就应该是Belle Vue小城了。小城虽然秀色，但并不可餐。即便是现在，乘方便快捷的郊区快线到Belle Vue小城，也要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不难想象得当年瓦格纳是怎样的贫困潦倒，疲惫的匆匆而行的。
后来，瓦格纳搬到了巴黎一区，距离巴黎菜市场旁的一间小房子里，这栋小屋虽然窄小，名声却大，它是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出生地的地方。当我找到这栋房舍，身临其境置身于莫里哀出生地的楼房之下，看到墙上镌刻有莫里哀曾在这里居住过的字样和他的浮雕的头像，不禁想到法国一代喜剧大师的人生苦难的历程和莫里哀悲惨的人生终演。1673年2月17日晚上，巴黎的一家剧院正在上演一部喜剧作品《心病者》，担任主角的就是忍病参加演出的莫里哀。上场前莫里哀的妻子劝他说：“你病得这样重，就不要登场了吧！”莫里哀想身后的五十多个同僚兄弟还要生活，莫里哀忍着病痛登场。剧场里座无虚席，人们看到他饰演的悬着羊头卖狗肉的江湖骗子没病装病的样子，莫里哀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但人们怎会知道他是重病在身？演出结尾莫里哀大笑着倒在台上，就再没有起来，几个小时后溘然长逝。古今中外，艺人清苦，历史总是这样相似。无独有偶，中国清朝末年，被梁启超称为“四海一人”的中国
京剧泰斗谭鑫培也是为生活所迫和权势的欺压，托着病体演出抑郁而终的。我们文中的主人公瓦格纳，他的性格中既没有西方的莫里哀的情操，不同东方的谭鑫培的境遇，瓦格纳有自己的一套处世方法。
当时，瓦格纳感觉在巴黎从事音乐的道路已经濒临绝境，在继续孤独的创作的同时，瓦格纳开始写一些
短篇小说和评论。瓦格纳明白“咬名人”的妙处，他将音乐评论的矛头指向了同情和帮助的维耶贝尔和柏辽兹，也许瓦格纳急于要找出一条活路，所以他不管对方是不是曾经帮助过他，因为瓦格纳不希望自己被人怜悯，他需要的只是成功。瓦格纳对梅耶贝尔和柏辽兹口诛笔伐，不惜一切的贬损对方，虽然以后瓦格纳在伦敦预见柏辽兹时，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热情的拥抱着他哭了。“可是一转过身，他便把柏辽兹的作品批的体无完肤、一无是处（罗曼·罗兰语）。”
瓦格纳一生笔耕不辍，他在贫困中整理出自己的一套艺术理论体系，贫困没有将他屈服，他先把从俄国里加逃债到巴黎遭遇危险时，水手们抛锚收帆，彼此间雄浑有力的呼喊和雄浑高亢的节奏运用在新作《漂泊的荷兰人》里。到了晚年，瓦格纳将追求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也抛在了脑后，提倡纯粹的民族主义、主张仇视异帮和反犹太的思想，“旗帜鲜明”的举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大旗。希特勒就曾公开宣扬崇拜瓦格纳的民族思想，把瓦格纳视为自己精神的偶像。马克思、恩格斯对瓦格纳的思想评价贬多于褒。瓦格纳的名字从此超越音乐范畴，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瓦格纳在巴黎住了三年，虽然事业低迷，贫困交加，未觅到一份职业，但巴黎贫困的生活使瓦格纳学会了深入思考，苦难的境遇为瓦格纳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也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这些都影响了他整个的人生观。居住巴黎期间，瓦格纳唯一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大音乐家李斯特，李斯特对他无私提携和帮助，对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关心直至。瓦格纳后来取代了他的好友钢琴家彪罗，成为李斯特的女婿，李斯特知情后大为伤心。他和瓦格纳断交，但后来李斯特又与与瓦格纳复交，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帮助瓦格纳。瓦格纳在巴黎的三年时间，艺都的花香虽然没有飘落在他的身上，但是，巴黎的生活锻炼了他执著奋进的精神和体魄，铸练出了瓦格纳在任何情况下为达到个人目标义无反顾的去追求的钢铁一般的信念。1842年，瓦格纳的作品《黎恩济》和《漂泊的荷兰人》在德国上演，瓦格纳于是回到了故乡德国。
瓦格纳再一次长期涉足塞纳河畔，是在1859年，瓦格纳此一期间在巴黎居住了两年。那时他离开巴黎已有十七年，瓦格纳经历了大起大落。1849年，德累斯顿爆发革命风潮，瓦格纳当时任德累斯顿的宫廷乐长，瓦格纳遭到了通缉。他在德累斯顿干了一些什么，现在人们也不知晓，革命失败时，瓦格纳在李斯特的帮助下逃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在那里度过了九年的流亡生活。1860瓦格纳被特赦，结束了九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德国。在苏黎世期间，瓦格纳虽然手头拮虽然据，因为有苏黎世富商维斯敦克夫妇的帮助，生活过得也算过得去。苏黎世的湖色如春，绿草如夏，苍林秋景，白雪冬日，季美景给予瓦格纳不少艺术灵感。
瓦格纳后来回到德国，生活依然拮据，常常为债务东躲西藏。一次，一位叫弗朗兹·西拉·冯·皮夫特迈斯特的先生在斯图加特找到瓦格纳，瓦格纳开始以为是维也纳紧追不舍的债主，愁得一夜失眠，早上起来他壮着胆子迎接这个陌生人。皮夫特迈斯特告诉他巴伐利亚国王希望见他一面，国王是他的热烈爱慕者，愿意为他解除物质上的一切顾虑。瓦格纳得知后欣喜若狂，他理所当然的去拜会了国王陛下，在国王的赞助下，瓦格纳过着奢侈豪华、无忧无虑地生活。后来，瓦格纳被巴伐利亚的大臣们以干涉国事的名义遭到排挤，国王还仍以不同的方式资助他。1876年，瓦格纳已功成名就，他正在利用为美国独立百年请他作曲所得的五千美元做豪华的度假时，忽然传来剧目演出亏损12万马克的消息。瓦格纳再一次自负债务，又像过去一样，转求于精神上寄托和的平衡潜心于他的艺术创作。
瓦格纳的一生极富有传奇色彩，他的人生就像他的音乐一样，神秘而抑郁，奢华且绚丽。瓦格纳在困境中毫不起馁，见缝插针的享受生活，按中国的话说就是：“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式的典型人物。瓦格纳更懂得独善其身，懂得积蓄力量待机而发，他懂得利用周围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无论在逆境、浅途，荆棘满地还是鲜花大道的时候都不会气馁。不管对方是朋友、是对手，他都要随时随地的“为己所用”。罗曼·罗兰就曾经这样评价瓦格纳：“瓦格纳最好的知己就是他本人，他本人是最可靠的战友。”瓦格纳还深谙另一个人生道理，就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瓦格纳即是一位“看取眼前”的“富贵人”，又是深解“悠悠身后名”的真正价值的最后胜利者。所以研究瓦格纳，如果结合中国传统的“厚黑”思想，也许能解开他人性中更为扑朔迷离的面目之一斑。
瓦格纳和女人的关系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瓦格纳的爱情观正如他的戏剧里所表现的思想那样，交织着爱与死，痛与怨。在他的心中，爱不是欢乐的、世俗的结合，而是经过死而救赎的。瓦格纳有一句名言：“女人是人生的音乐”。瓦格纳并将各国的音乐惟妙惟肖地比做各色的女人：“意大利歌剧艺术好比一个妓女……法国歌剧音乐好比是一个卖弄风骚的荡妇……”。他祖国德国的音乐虽然被排斥在这些性感的名字之外，但他也不无揶揄地说“德国音乐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女人。”瓦格纳对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看得很透彻，他说：“如果我们尽情地活着，那也就不需要艺术了。”
瓦格纳的初恋情人是一个叫做丽·大卫的犹太女孩，瓦格纳年轻时，去莱比锡的姐姐家里作客，看到一条长得可爱的小狗，他正和小狗玩的起劲儿，狗的主人寻犬而来，主人是一个气质高雅、美丽动人的女孩子。瓦格纳和姑娘一见钟情，后来经常被邀请参加女孩家的晚会。有一天晚上，女孩的表哥弹奏了一曲钢琴，因演奏的很出色，赢得了大家的喝彩。瓦格纳却感到很自卑，他有意的对那青年进行尖刻的批评，自己也走到钢琴前也弹奏了起来。可能是由于太希望成功了吧，他越弹越遭。在人们的嘲笑声中，瓦格纳愤然离席，发誓要向这些可恶的敌人复仇。过了两天，他再去女孩家，女孩家里人没有一个表示欢迎他。第二天，瓦格纳就接到女孩子的来信，告诉自己和别人订了婚，以后不再想和他见面了。瓦格纳谈到这段感情时这样说：“这是我悲痛的初恋。我一直不曾忘却这次创伤。”后来的有学者认为瓦格纳心中播下的排犹的种子，就是在他初恋失败的时期，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瓦格纳是出于民族主义而憎恨犹太人。但不管怎样，瓦格纳初恋爱上犹太女而且受到伤害是事实。瓦格纳真正的排犹动机的缘由，只能留给史学家去研究考证了。
瓦格纳第一任妻子叫敏娜，年长瓦格纳四岁，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瓦格纳说，“（吵架）好像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一样”。敏娜和瓦格纳结婚后曾经因为倾慕一位有钱者出走过，但瓦格纳不记前嫌，迎接回了悔改的妻子。他们的婚姻不能说美满，但瓦格纳一直不愿意离婚，有人说是因为敏娜对瓦格纳无私的支持。敏娜不仅管家出色，而且烹调一流，最主要的是她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为瓦格纳不惜一切的真挚情感。比如在家中断炊时，她就卖掉心爱的珠宝，热情的伺候丈夫。瓦格纳卷入了政治风暴，再三的向法院提出请愿，她再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最后一次申请终于意外成功。瓦格纳的爱情虽然只存在于表面，所有这些，也都促成瓦格纳不能不报答敏娜的患难之情。1866年，瓦格纳得到敏娜去世于精神病院的消息时悲痛的说：“这则消失，使我感觉全无”。
瓦格纳与红颜知己和马蒂尔德相识是在苏黎世，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瓦格纳却对马蒂尔德的感情却刻骨难忘。他曾经说“马蒂尔德一直是我第一个和唯一的爱，她是我生命的顶点。”瓦格纳和马蒂尔维持不很长久，象火山爆发，他们的恋情短暂而热烈，岩流散尽便激情全无。瓦格纳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就是李斯特的女儿、好友彪罗的妻子柯希玛。1853年，瓦格纳和李斯特一起拜访巴黎时，柯希玛才年仅14岁。几年后，柯希玛嫁给了李斯特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冯·彪罗。彪罗是当时最为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他是瓦格纳的好友。柯希玛干练自信而且满怀野心，柯希玛希望丈夫能够成为事业上有大成就的人，但偏偏丈夫彪罗自惭形愧，信心不足，特别是在瓦格纳面前总觉得才华低他一等。冯·彪罗一家时常到好友瓦格纳家中作客，久而久之，瓦格纳与柯希玛暗渡陈仓，外人都知道了事中蹊跷，彪罗还被蒙在鼓里。可怜的彪罗此时还在为瓦格纳作品的上演奔走忙碌。彪罗知道事情的真相，事情已无可挽回，经过一番斗争后全身而退，成全妻子和他的朋友。柯西玛于是抛下前夫和两个孩子，既然投奔到瓦格纳身边，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伟大的音乐家瓦格纳的夫人。
柯希玛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嫁给瓦格纳，除去料理家务和照顾瓦格纳生活以外，还用心整理了瓦格纳口述的长达一千多页的自述材料，记载下瓦格纳最后15年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归纳总结了瓦格纳的创作思想。柯希玛同时也在鼓励瓦格纳极端民族主义、仇视异帮和反犹太的思想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瓦格纳对柯希玛感情也日见弥深，音乐史上有这样一则有名的故事：1871年12月25日，柯希玛的生日。瓦格纳此时刚刚创作完成《齐格费里得牧歌》。瓦格纳想将它作为柯希玛的生日献礼，他偷偷排练不让柯希玛知道。柯希玛生日那一天的黎明时分，朝阳初照，晨露披彩，朦胧中的柯希玛听到纯净温馨美妙的乐曲从窗外传来，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柯希玛惊奇中起身打开窗子，映入眼帘的是瓦格纳指挥的十五人乐队，在认真而投入的为她倾情演奏。如此意想不到的生日礼物使柯希玛感动地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