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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上。但那时他不是任何一方的主角，而是旁观者。像今天大礼堂里的许多人一样，多少带有点儿看戏的味道，当然那时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这台戏你不爱看也得看。但毕竟是旁观者。而今天，在梅西大学的大礼堂里，坐着两千多师生，他们面对的正是自己；他赵一浩这个省委书记，成了主角成了矛盾的一方。如果这里面有抱着看戏心态的，也主要是来看他赵一浩这个主角如何表演，更确切地说，看他这个主角的演技如何！
正因为如此，在此起彼落的口号声、鼓掌声和喊叫声中步入礼堂走上主席台的时候，他感到心头有些微微地颤抖。他立即意识到了这是一种怯场的表现，是应付今天这个艰难场面的极不利的因素。他迅速调整了心态，自己给自己下着严肃的命令：沉着、冷静。当他步上主席台在最中心的位子上坐下来时，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对眼前的紧张气氛觉得一点也不在乎了，不就是梅西大学的二千多师生吗？“两军相逢勇者胜！”不，这个比喻不恰当，这里不存在敌对双方，而是兄弟姐妹；但也恰当，至少是辩论的双方哪！总是要有一番较量的呀！但必须明白，这是自家人的较量，自家人内部的是是非非，这是前提，不明白这个大前提就要乱套。要根据这个大前提确定战术。他脑子急转弯，战术也就出来了：以冷对热，以说理对吼闹。战术既定，他觉得轻松自如了，甚至觉得有趣，看，谁是今天这个场面的主宰！
他顺眼瞅瞅身旁的副省长张昌明，他似乎过于紧张了一些，脸色有些苍白，嘴唇有些发紫。这种心理状态怎么能上阵呢？他回头对他轻声细语：
“不要紧张，要沉着，要冷静，否则就会被动的，记住！”
张昌明连声诺诺。
赵一浩没有来得及和张昌明多谈，对话却已经开始了。
不知是谁的设计方案，布置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格局：主席台正中的几个位子也就是赵一浩等人的位子，比通常的主席台座位往后移了四五米，几乎移到了舞台的中央；与他们面对面稍往右斜，摆了四把椅子和一张长桌，都放了麦克风。这当然是为上台对话的学生代表而设的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独特场面，赵一浩们面对的是全场二千多师生；上台对话的代表则是面对赵一浩们而背靠二千多听众。而且经过精心安置，舞台上对话双方任何人的谈话，都可以传到全场每个角落而且声音清晰。
四个罢课者的代表首先上台就坐。校党委书记对赵一浩悄声耳语：“一个是教师，三个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都是这次罢课的核心人物。”
他的话音刚落，对方便开始发言了。首先发言的就是那位教师，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事件经过，特别是学生被抓有的被打的经过，然后煽动性地问：
“请问我们的国家是法制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今天省委书记和副省长都来了，我们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当着全校师生表个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该不该严惩违法抓人打人的凶手？”
这最后两句他的声音提得很高，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坚决要求惩治凶手的口号声、鼓掌声，持续了大约一两分钟。
这个问题是这次事件的核心，因而也最敏感，说真的也最难回答。赵一浩正在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回答，却听到身旁的校党委书记先发言了。他也许是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将省委领导一下子推到风口浪尖之上，作下级的理应挺身而出挡住风口给省委领导一个缓冲的余地吧，于是他冲上去了，他的回答是：
“发生了聚众殴斗影响社会秩序，公安部门出面制止，对不听话者采取暂时隔离措施，这是任何法制国家都会这样做的。谈不上违法和侵犯人权！”
他的话不无道理，但却立即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首先他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而不站在罢课的师生一边，引来了一大堆咒骂。会场中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责问：“刚才这位发言的先生我不认识，听他的口气好像是本区的公安局长或者干脆是省公安厅的厅长？请亮明身份！”
全会场顿时响起了掌声和笑声。对这种插科打浑，校党委书记虽觉尴尬却也能够对付。说句公道话，他并不是一屁股就坐在公安部门一边的，相反听说自己的学生被抓他很生气，亲自向省里和公安厅打了电话。要求立即放人。他还准备带领学校全体领导班子成员上省告状，但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罢课开始了，“罢委会”提出的条件喊出的口号越来越高。这就触怒了他，他最讨厌随便用罢课这种手段，而且条件反射地立即便想到是否有坏人在背后操纵！因此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属于沉得住气的那一类人，听了那个学生的讽刺性提问，他虽然心里上火，却也将往上涌的怒气压下去，笑道：
“刚才那位同学的发言我很理解，意思是我不爱护学生，立场站错了。我最初的态度怎么样，许多同学都知道，这里就不用多说了。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我要站在公正的立场来看问题。经过了解，区的公安部门最初确确实实是接到集体斗殴的报告，出面制止武斗的……”
他的话没有说完，实际只开了一个头，便被一阵喊叫和吼声打断了，他立即成了矛盾的焦点：
台上四位对话代表中的一个，后来赵一浩知道是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罢课委员会”的主委。这位主委站起身来回头面对那二干多听众，摆了摆手示意他们静下来不要再起哄，果然有效，他那一摆手，像是拉了电闸，电灯一下子便熄灭似地，满礼堂的叫喊声便立即停止了下来。于是他回转头来面对赵一浩等人，目标却依然是校党委书记。他不慌不忙地说：
“刚才吴书记说，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学生与市民发生的斗殴，公安部门出面制止而造成的。”他抑扬顿挫，一字一句慢慢道来，很有点领袖的气派和风度：“不错，发生了集体斗殴，公安部门也就是警察有权出面制止，甚至采取强制性措施，像使用催泪弹，在世界上任何法制国家都是允许的。但是，请问吴书记，强制手段是否就意谓着戴手拷，甚至对持抗议的学生进行殴打？这是不是犯法行为？”
校党委书记立即陷入了困境，无论从法律知识上或同类事件的常规处理的知识上，他都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又不能不回答。正在为难之际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使他得以解脱。台下有几个学生冲上讲台来到对话席，不顾同伴的阻止，夺过话筒质问：
“仅仅说它是违法行为还不够，请问吴书记，这是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作为一校的主要领导，你是站在受害的学生一边还是站在打人凶手一边？”
台下顿时有人附和呼应：
“还我法治，还我人权！”
一连喊了好多遍，有人又起反哄，整个会场开始混乱起来。有两个学生乘势跳上台来，像电影上经常看见的镜头那样，唰唰地解开上衣裸露出半个身子，先面对台下转身面对台上，高喊：
“伤还在，这就是铁的证据，还有什么可说的！”
有两个学生同时从听众席上站起来高喊“你的伤是打群架打伤的，还是警察打伤的，清说实话！”他们的提问同样也获得了掌声也引来了一阵嘘声。
台下又是一片混乱，一片起哄。
混乱局面反而解脱了党委书记，这么多问题，两种不同的立场，这么混乱的局面叫他怎么回答呢？“因祸得福”他避免了无法回答的尴尬局面。但受伤者既已上台总得有所表示啊，于是他准备走上前去看看受伤者的伤势，至少作出一种同情的姿态。包括暂时冷坐一旁的赵一浩也觉得不能漠然视之，应当上去看个究竟。但说也奇怪，稳坐台上那三位对话代表中的一位却站起来向冲上台来的几个学生耳语了几句，这几个青年便像听话的孩子，迅速地走下台去了。
台上台下依然乱哄哄地，一个劲地叫嚷要校党委书记对刚才的几个问题作出回答。他们将矛头对准校党委书记实际也是对准赵一浩。也许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暂时不直接点他的名，看他如何动作。赵一浩觉得自己应当说话了。说什么？回答刚才大家提出的问题？不，他没有这么笨！说真的，这类事用法律标准来衡量，他赵一浩同样说不清楚。是法律不健全还是执法者不遵守法律，作为省委书记，他不能信口开河，让人家抓住辫子下不了台。这不是个人的面子问题啊。难怪有些领导干部深知个中的厉害，总是回避冲到第一线把自己暴露在矛盾的尖端。那大概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这就说明自己还不成熟了。他下意识地乐意自己的这种不成熟状态。
他来不及多想，只觉得自己应该表态了，否则来干什么？但他毕竟是聪明人，他不能像耍猴戏那样，别人安了许多圈圈，自己便老老实实的去钻。他抛开正在会场上争论不清也无法说清的问题，来了个“异军突起”，他慷慨激昂地面向两干听众说道：
“同学们，老师们：省委对这里发生的事十分关心，专门开了省委常委会进行研究。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一是代表省委看望梅大的全体师生员工，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是一种对关心者表示回报的掌声。这仅仅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实质怎么样，且听下文。
赵一浩在掌声中站起来向场内一鞠躬，表示感谢，然后继续说道：
“第二，我们来是郑重宣布，省委省政府对梅大发生的事决定认真查处。”
又是一阵掌声，依然是一种姿态，且听下文分解。
这一次他没有再站起来鞠躬，而是继续往下说；
“刚才同学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同学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不是来举行法制讲座会或者法制知识答辩会，而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刚才同学们提的那些问题是同事件本身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事件的来龙去脉查它个一清二楚，才能分清刚才同学们提出的那些是是非非……”
这时有人站起来高声插话：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什么要查的？”
赵一浩说：
“不，一个事件的严肃处理，前提条件是调查核实事件的起因、经过、后果、责任，这是要经过当事者双方都要呈述并核实后才能确定的。只有调查核实清楚了全部事实，才能分清法与非法，执纪与违纪的界限。”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宣布：
“刚才说了，我们今天来一是看望梅大师生，二是代表省委郑重宣布：立即组成一个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调查组，对梅大事件进行认真调杏。在调杏的某础上严肃处理。如果发现有人对学生非法拷打，就要依法追究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违反纪律的移交纪检部门。无论是谁都要依法和按照纪律严肃处理，决不容情。”
他的表态受到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掌声过后会场里又产生了叽叽喳喳的议论。与会者特别是坚持罢课的积极分子们是作好了充分准备，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显身手，好好地同省委的一把手唇枪舌战一番的，做不到使他狼狈不堪，至少也要让他服服帖帖听从罢委会提出的各项复课条件。谁知这位省委书记出人意外地来了这么一手，把大辩论的门一下子便关死了，连上台对话的四位代表也骤然之间便失去了辩论的题目和辩论的对象，大有“失业”之感了。不是吗，你们要求明确性质，人家说了性质的结论产生于调查的结果；你们要求严惩打人凶手，人家说了通过调查违法者交司法部门，违纪者交纪检部门，严肃处理，决不容情！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有什么题目好辩论呢？
当然几位代表也不甘就此罢休，紧急磋商之后他们发言了，决定在复课条件上作文章。他们首先对省委书记关于组成调查组认真查处的决定表示欢迎，但接着便提出，调查是否公正要看实践。因此，他们的罢课将持续下去，一直等到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全校师生认为满意为止。
赵一浩当然不能同意，他理直气壮而又心平气和地谈了大约半个钟头。从三个方面讲明必须立即复课的理由：第一，在继续罢课的情况下，调查不可能顺利进行。只有在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查清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二，罢课继续下去，受损失的不是政府更不是公安部门而是学生。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既然已经表了态要严肃处理，到头来处理不公再罢课也不迟嘛。现在罢起课等，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浪费呀？他甚至按每人每天连上课带自学八个钟头计，持续半个月一个人要浪费多少时间，全校一千五百个学生又浪费多少时间，算了一笔惊人的账，然后问：有这十必要吗？第三，国家、社会对这一代大学生抱有厚望，希望你们尽快成才。他讲到这里也算了几个账：全省现有大学毕业生数；大学毕业生中各类专业人员数；各类专业人员现在岗位的情况；全省所需各类人才数等等，两相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他是居高临下但却又是心平气和以谈心的姿态而谈，可以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本来是乱哄哄的会场却很快变得静悄悄的了。特别是那几笔账，他看见许多师生掏出笔记本子在认真记录。待他讲完时，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当然也有人不服，一位教师模样的人站起来大声地近乎吼叫：
“同学们注意，我们上甜言蜜语的当太多了。我们要对省委书记说，我们不听宣言，只看行动！”
有人附和但不多。
赵一浩身旁的校党委书记悄声告诉他：
“他是中文系的讲师，历次学潮的积极分子！”
赵一浩不动声色。台上的四人悄声耳语后提问：“调查组什么时候进校？”赵一浩干脆地回答：“你们什么时候复课，调查组什么时候到校。”又见四个人低声耳语，然后说：“我们回去召开罢委会研究后再作决定。”并提出一个条件，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调查组，赵一浩当即表示同意。也只能是这样了。当天晚上，“罢委会”正式通知学校，明天复课，如果当天调查组不到马上再罢课。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龙志毅《政界》
二十
赵一浩浸沉在回忆之中，有一种不平之感涌上心头。曾几何时一致公认，梅大事件处理得好。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者也在一个场合举了梅大事件的例子，他说：“梅西大学风波说明我们的领导干部只要以平等的姿态走到群众中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赵一浩这个省委书记就是很好的榜样。”他还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举了毛泽东早在1956年谈过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而不服等等。
言犹在耳啊，却又一下子翻过来了，似乎成了罪状！当然，周剑非只通报了一条消息：有人反映，故尔考察组列入考察内容，有人退却，不敢作证，如此而已。功过是非谁与评说，自古如此，看淡一些吧。
红机子的铃声惊醒了他的回忆。他伸手拿过机子心里却下意识地想：是苏翔？果然如此，话筒里传来苏翔的声音：
“是一浩同志吗？还没有睡？剑非给你打过电话了吧？”
一连三个问号，回答哪一个呢？第一、二个问号是不用回答的，于是他说：
“剑非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你可能还要来电话，因此我正恭候着哩。怎么样，有些紧张了吧？”
这后一句话是脱口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