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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陈一弘本来就比两位女生高两个年级，“复课闹革命”后紧接着又是工人阶级进驻。闹腾了将近一年，他便终于分配了。
层层往下分配的结果，他最后来到了他的家乡三江市所属的尚文县田坝区当了区委的宣传干事。他心甘情愿，过起了与大城市隔绝的半隐居生活。他是个孤儿，无亲无威，但和冯菲、沈琳依然时有书信往来。却都是一般性的联系，他从笔迹上可以识别，有时是冯菲撰文，沈琳签名；有时又反过来成了沈琳执笔冯菲签名。他自己则依旧执行“等距离外交”，一信两名按年龄大小排名，冯菲在先沈琳在后。
如此这般地又过了两年，轮到冯菲和沈琳分配了。两人都来了三江市，沈琳被分到市立二中教书。奇特的是冯菲，好像是“月下老人”在暗中安排，她竟然从三江市被分配到了尚文县，县里又将她分到陈一弘所在的田坝区，她是财经系的，便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尚文县田坝区营业所。
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陈一弘完全没有料到，至于冯菲是否也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有一种传闻，说如此巧妙的分配是冯菲自己要求的结果，但谁也没有去核实过。
冯菲来到田坝区时，陈一弘已经当上了区委副书记、区革委主任。在区级干部中他是惟一的本科大学生。
冯菲的突然来到田坝区，真乃是应了那句“天作之合”的俗语，外加冯菲充分发挥了她那主动、泼辣的性格优势。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们便水到渠成，登记结婚。
他们的婚礼是异常简单的，陈一弘是孤儿无亲可请；冯菲虽是三江市的人，但父母都是在外专区工作的小职员。母亲坐着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地拎起一床湘绣面的新棉被，赶来参加了女儿的婚礼。她还有一个哥哥在三江市所属的沿山县工作也赶来了。
同学老友他们只通知了沈琳一个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朋友，而是觉得身处遥远的山区；交通又如此闭塞，通知到别人也来不了，还不如事后写一封信实在。
沈琳接到通知时的心情如何，陈一弘和冯菲不得而知，以后沈琳和他成了夫妻，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但当时沈琳却是高高兴兴地来了，而且是提前一天赶来的，目的是帮助两个老朋友张罗并招待客人。其实除了田坝区的干部，外来的客人只有冯菲的母亲、哥哥和她沈琳三人，倒也简朴、轻松。沈琳在田坝镇上住了两天便回市里去了。陈一弘夫妇送她到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冯菲关心地问她的老朋友考虑了个人问题没有？沈琳摇摇头不说话，似有难言之隐，冯菲也不便多问。只有陈一弘下意识地感到沈琳那难言之“隐”在何处，不免引来了情感上的阵阵微波。
过了不到三个月陈一弘和冯菲忽然接到了沈琳的结婚请柬，还打来了电话，新郎是供销合作社的干部，名叫韩刚，她们学校一位女教员介绍的。事情很不凑巧，当时区里已经通知了召开区委扩大会，陈一弘无法抽身，也正好本能地为他不愿参加沈琳的婚礼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便只好派冯菲全权代表了。冯菲去了三天回来，向陈一弘说了自己的观察：沈琳的婚姻似乎有些勉强，看得出来她自己并不那么高兴。陈一弘听了冯菲的叙述，沉默了许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一弘夫妇处于顺境之中，像是在大平原上乘车，一切都稳稳当当。那几年的日子他至今想起来反而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似乎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夜半三更方才回家接受妻子的温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对干部开始讲“政绩”，讲“四化”。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好几年的本科大学生，陈一弘可以说要政绩有政绩，要“四化”有四化，顺理成章地便一下子乘上了特快列车。短短的几年中，他由区长而副县长、县委书记，又一下子成了三江市的副市长。或者可以说这就叫作机遇吧，在这一“快速进步”的过程中，他是“跳了级”的。由一个副县长一跃而为县委书记，是很少有的事。有人专门研究过各类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发现年轻而至高位者十之八九要“跳级”，很少有按部就班一步步上台阶的。这自然会带来各种议论，但在这纷纷议论声中，只要本人过硬，一个优秀干部的形象也就慢慢地树立起来了。
在这几年中，陈一弘觉得一切都处于顺顺当当的境遇中，当然有甘有苦，但像学生解答一个难题，答案终于得出来了苦也就变成了甘。他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一年似乎也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几个星期了。在这些迅速流逝的日子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许多难以消失的脚印。但也有不少浑浑糊糊的日子，就是那些无休无止的会议。一年开了多少会，他说不清楚更记不清楚。
因为太忙，陈一弘很少过问家事，也难享受一次天伦之乐。冯菲随同他调来市里对口在银行工作，一切家务事都落到了她的头上，而巨总是安排得很好，不让陈一弘操一点心。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贤良的妻子这句话，在陈一弘、冯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星星。作爸爸的陈一弘似乎并没尽到应尽的义务，连尿片也没动手洗一次，星星却已经上了托儿所，接着又上了小学一年级。依然是一天来回六趟全由冯菲接送。在那条从市委宿舍至第一完小的路上，人们每天都能见到大块头的冯菲抱着星星骑着一辆破单车急驰而行。一天六次毫无例外，只有四季服装的变化。
不幸的事发生了，冯菲因开会下班晚了一些，在骑着那辆破单车赶往学校接星星的途中，因车行太快迎面碰上了一辆急驰而来的卡车。卡车停住了，等到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时，人们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已无须送医院而是送殡仪馆了。
这件事对陈一弘无疑是晴天霹雳，他简直记不清楚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他是怎么度过的。几年的时间又过去了，他至今躺在床上回忆往事时，依然不敢去回忆那可怕可悲的情景。当时，他并没有放声痛哭，那倾盆的泪水都像大山里的阴河流到了肚里。
冯菲的突然离去给陈一弘带来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缓解这双重压力的重要因素，沈琳走入了陈一弘的生活。这是自然而然的进入，他们俩人谁也没有料到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最初沈琳只是出于对亡友冯菲及其未亡人陈一弘的友谊，积极参与了冯菲的丧事，帮忙照料一切。尽可能地对陈一弘进行劝解，“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要想开一点”，如此等等。虽然她自己也悲痛万分，但她还尽可能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做了一些自己可能做的事。隐隐约约她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是对冯菲和陈一弘真挚友情的一种回报。
她的这种回报和协助集中地体现在星星身上。后来矛盾的发展和家庭的破裂，便也从这件事开始，一步步地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陈一弘轻轻松松浑浑糊糊地做了七年的爸爸，连怎样做爸爸还没学会也没想到要学习，却在顷刻之间爸爸妈妈的担子一齐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位被人们称为会做、会写、会说的“三会干部”，在一个七岁的小学生面前却显得十分笨拙，什么都不会了。而且说句公道话，有那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有那么多会议等着他去开，他又怎能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呢？他真不知道自己那贤惠的亡妻是在同样繁忙的情况下，怎样挤出时间来把家庭和孩子照料得如此有条不紊的。在痛苦和手足无措之中，他真正地第一次感到了女性的伟大。
有了如此的觉悟并不等于就能产生工作和家务两不误的本领。他依然处于困境之中，多亏沈琳经常来家看看，说说解闷的闲话，帮助料理一些家常事情。有好几次，沈琳发现星星身上的衣服很脏了也没换，便当即帮着他换下来又帮他洗了晾在阳台上才回去，慢慢地这就成了沈琳的一项义务劳动。陈一弘很感激也觉得过意不去，只好报歉地对沈琳笑笑：
“又麻烦你了，这孩子也真不爱干净，早上刚换的衣服，下午回来就是一身泥，简直拿他没办法。”
在这种时候，沈琳也总是嗔道：
“六七岁的孩子哪，你要他不在地上滚？没有关系，星星的换洗我包了。”
沈琳说到做到，从那以后她便三天两头往陈一弘家跑，拿走星星的脏衣服送回洗好叠好的衣服。有时难免也要坐下来和陈一弘闲聊一阵。
日子一长久，沈琳的这种行为渐渐引起了她丈夫的怀疑。他们的感情本来就不好，作为沈琳的丈夫，他不仅知道妻子和死去的冯菲是好朋友，也知道沈琳同样地是陈一弘的好朋友。“好朋友”吗？骗鬼去吧！
如果说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过去是“相敬如宾”，淡漠如水。从此之后则是有盐有醋了。夫妻间渐渐开始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乃至造成大吵大闹，但往往是沈琳忍住性子，缓解了矛盾。
缓解这个词重点在于缓而不是解。不在解字上下功夫，那矛盾总有一个时候是要大爆发的。
这一天也终于来到了。
这天下午陈一弘在市委参加常委会。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常委会常开会，开长会。事实如此，一件事上了议程先念拟就的文稿或汇报提纲便往往去了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时间。然后大家发言，出席的、列席的都得有个态度。有的人三言两语，有的人长篇大论，甚至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进而旁征博引以显示才识或资历者有之。三下五除二，轮到主持会议的书记总结时，上午的会往往过了十二点，下午的会往往过了六点。然后书记再来它个一、二、三、四、五……你想想这该到什么时分哪！如果这天的会议列有三个以上议题，那“敬陪末座”者往往就且听下回分解了。
那天下午的常委会恰好不多不少列了两项议程。一开始书记便说了，今天的两件事很紧急都要讨论完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重复的话可以不说。但各人的嘴归各人自己控制，嘴一张开就由不得你了。直到将近下午五点钟第二个议题才刚刚开始，这不就已经到了该去学校接星星的时候了，陈一弘心里很着急，怎么办？他不能像机关不少同志中已习以为常的那样，理直气壮地离开会场或工作岗位去接孩子，也不好委托别人比如他的挂勾秘书或驾驶员去办这件事。也许在这类问题上他太“传统”了，他认为这是私事，私事就不能公办。那就只好等吧。
等到终于散会时已经近六点了，他冲出会场便乘上在院里等候的汽车往学校跑。
这天傍晚，当他乘汽车赶到学校时，那若大的校园早已空无一人。每间教室都已大门紧闭，连教师的办公室也上了锁。他心急如焚地在学校里绕了个圈，连可以打听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他会不会蹲在哪个角落里等待大人来接呢？于是他便又把这所面积三万多平方米的学校查看了一遍，依然一无所得。这时，他发现在学校大门旁边的那间小屋里，隐隐地闪出一点灯光，伸向窗外的烟筒里冒出淡淡的煤烟。其实烟很浓，因为是傍晚了光线不好，他看不清楚。
这是若大一个学校里目前尚存的唯一生机，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了。他迅速向小屋奔去，敲开门，学校的看门老头在屋里做晚饭。这是一个孤老头，当陈一弘在这里上学时他已经是学校的看门人兼敲钟者了。那时孤儿陈一弘吃的是全公费，每逢节假日学校不开伙，他便和外乡几个同学一起自己做饭吃。有时火生不着就来求助于这位大家都叫老宋的守门人。老宋那时还年轻，不过三四十岁，一口川北话浑名就叫宋老耗或宋耗子。陈一弘隐隐约约听说，他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出来流落在此地的，家乡已无亲人不回去了。
熟人见面，陈一弘也来不及嘘寒问暖，迫不及待的第一句话便是：
“宋伯，你看见有一个学生留在学校没有？”
宋老头看见当今的堂堂副市长竟然光临他的“寒舍”，顿觉兴奋异常。何况这位副市长还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虽不能称为他的门生、“桃李”，但作为学校的一员，脸上也毕竟光彩。有时多喝了两杯和别人吹牛，也会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那小子从小与众不同，我老早就看出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如此等等。
当下见陈一弘来了，他高兴地忙着为市长端椅沏茶，根本没听见陈一弘问了他什么。
陈一弘哪有心思喝茶，连忙按住他的手叫他不用费心，便将寻找孩子的话又说了一遍。宋老头这才算是听清楚了，而且第一次知道这位从这个学校出去的市长，如今已有孩子到他的母校上学来了。他油然地感到了一种光彩，集体的光彩。但对市长的问题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不会再有学生留在校内，学校有规定放学后二十分钟内学生一律离校。你知道不，就是怕他们成群结队的留下来嬉笑打闹，还会打群架哩，那些高年级的，你知道不？”
为了加重语气，他又一次强调：
“决不会有人留下的，不信我领你到每一间教室去看，除了我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的。不像前些年还有乡下来的学生住校，现在每个乡都办了小学，人家不来了。你不信……”他务了一通实，然后才关切地说了一句“你也有孩子来学校啦，两代人读一个学校，好呀！”陈一弘告辞出校，四顾茫茫，到哪里去找呀？他想不出他会去什么地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大街上串？妻子的悲剧立刻在他眼前闪过，他顿时肉跳心惊。他几乎急得要大声呼喊：
“星星，你在哪里？爸爸找你来了！”
司机小吴提醒他，星星会不会回家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还是妻子在世时星星上学的第一天，她就对他作出规定，放学后一定要在校门口等大人来接。如果接的人比如妈妈或爸爸来晚了，也要在门口等着，不许一个人离开学校，也不许跟着别人走。妻子遭受不幸之后，他接替了接送的任务，又对他强调了这条规定星星自己回家的可能性很少。
纵然如此，他还是接受了司机小吴的建议，驱车回家看看，这似乎也是唯一的希望了。他在车上盘算，如果星星没有回家（百分之九十如此）怎么办？报警？对，只好如此了。
果然，他驱车回到家里，大门紧闭，星星没有回来。他向四邻打听，都说没看见。怎么办，报警？突然，他脑子里闪出一个人来，会不会是她？
其实，他陈一弘早就应该想到了，但也难怪，事出偶然哪。
当他正在市委常委会议室里心急如焚的时候，十分巧合的是，沈琳应一个同事的邀请去赴家宴。近来她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能有机会回避，便尽可能地回避了事。当天下午她上完最后一节课连家也没回，便径直从学校到那位同事家去。她看看时间还早，就绕了一个弯在街头漫步。当她经过一小门口时，还离好远便听到有一个带哭音的小孩在呼唤：
“沈阿姨，沈阿姨……”
是星星，他孤零零地站在学校门口。她三脚两步朝他奔去，星星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
她朝大门内窥视，只见学校早已空无一人，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便也感到心酸差点掉下了眼泪。她一边掏出帕子给星星探眼一边说：
“不要哭，星星，爸爸还没来就跟阿姨回去，啊。”
星星抽抽噎噎地说：
“爸爸说过，他不来就不让我跟别人走的。”
沈琳又是一阵心酸，对星星说：
“爸爸那是指的陌生人，怕你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