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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抚养孩子。”“那时，你很焦虑，也很沮丧，是吗？”“不。”
“在得知帕杜斯先生和那个女人有染之后，你很生气，并从此再也不信任男人，是吗？”
博勒再一次表示反对，但麦克纳尔蒂再一次驳回。“不。”格雷纳说。
“1976年，你甚至不知道如何去找一份工作，是吗？”“不，我知道。”
“你是和学生时代的朋友雪莉·伯顿一起去应聘的，是吗？”“是的，我也是自己去的。”“那时，她也刚刚离婚，自己抚养孩子，是吗？”
斯图默再一次达到了目的。开始几分钟里，斯图默巴格雷纳刻画成一个内心充满怨恨、痛苦、放荡的女人，在被丈夫背叛之后，她一直对男人怀恨在心；另外，她还很依赖和她一样痛苦的雪莉，其言下之意是这两个愤怒的女人可能为了报复男人并为了追求金钱利益而编造了这些故事。
这个星期的其他日子都大致相似。朱迪·加瓦勒星期四作证，梅维·梅基和丹尼斯·维斯尔星期五作证。在直接询问中，她们都对麦克纳尔蒂讲述了自己在埃弗莱斯矿的经历。朱迪讲了在衣服上发现精液的故事；梅基讲了自己被称做“老阴道”以及受到强奸威胁的事；丹尼斯·维斯尔讲了自己被取笑的事，还说当一个同事戳她的乳房和屁股时，她几乎把他的肋骨打断。
交叉询问过程中，每个人都回答了有关她们的性生活、婚姻、妇科病史、所爱的人的死亡、童年时的虐待、被忽视、疾病和伤害等问题。戈尔茨坦问朱迪她丈夫是否曾与她发生她不喜欢的性行为；在有人往她衣服上射精之前，她平时是否喜欢精液的味道。
博勒和沃尔斯基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对斯图默和戈尔茨坦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斯普伦格尔却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早在麦克纳尔蒂开庭之前，他对他们就没有太高的评价。“他们有权利为客户辩护，但他们所做的远远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他们的策略显然是打击这些妇女，使她们感到窘迫，并嘲笑法律程序，这种低俗真让人无法想象。”
真正使斯普伦格尔吃惊的是，麦克纳尔蒂竟然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大多数法官都不会让他们如此侥幸；实际上，这种提问反而会使他们自己吃亏，因为它会使大多数法官厌烦，但麦克纳尔蒂看起来确实很喜欢这种提问方式。”
最后，星期五下午四点钟，法官宣布本周的听证会休庭，第一个星期的作证到此结束。博勒以最快的速度驱车两小时四十分钟赶到明尼阿波利斯，那天是她女儿罗西三岁的生日，博勒希望能及时回到家和她玩一会儿。但她到家时，罗西已经睡着了。星期六，博勒不得不在办公室呆了一整天。星期天，她、约翰和罗西匆匆忙忙吃完生日蛋糕，博勒又经历了辛苦的旅程后向北赶到了德卢斯。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四章 残酷的质证（4）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和第一个星期没什么不同。星期一，凯西·安德森作证。交叉询问时，戈尔茨坦成功地表明凯西精神疾病的很多症状，包括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都与她对药物的敏感反应有关。他还成功地扭曲了凯西的性格。谈到一位与凯西约会的男人时，戈尔茨坦问：“你们发生过性关系吗？”
博勒站起来：“反对，无关。”“有关系吗，律师？”麦克纳尔蒂问戈尔茨坦。
“法官大人，在安德森夫人的诉讼请求中，其中有一项是矿上发生的那些事情使她从此对性失去了兴趣……我只是想证明他们之间有关系，而且是性关系。”
博勒插话说：“法官大人，我反对。我不认为能有什么证据证明是在很久之后，她才对性失去兴趣……根据第四百一十二条，这是不允许的。”
“我允许你继续，律师。反对无效。”“你和他有性关系，是吗？”戈尔茨坦重复到。“是的。”
“1982年至1984年期间，你至少与其他三个男人约会并与之发生性关系，是吗？”
博勒又站起来：“法官大人，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全部反对。”
“我们会把你的反对记录下来。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博勒无事可做了。她后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在审判发生在埃弗莱斯矿的事或公司所导致的损害。“现在，是妇女们在接受审判。”
的确如此。他们能感觉到，麦克纳尔蒂对妇女们一天比一天冷漠；对博勒、斯普伦格尔和沃尔斯基也日益表示出公开的敌意；也越来越能接受斯图默近乎无休止的反对。“很明显，他根本不相信性骚扰法律，也不喜欢这些妇女，”沃尔斯基回忆说。但这些至少还是麦克纳尔蒂清醒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沃尔斯基解释说：“有时，他竟然会坐在法官席上睡着了。”
第二个星期结束时，博勒明白了两件事情：他们正深陷汪洋火海之中；对于经麦克纳尔蒂允许的对他们客户的侮辱，她和斯普伦格尔及沃尔斯基除了放弃之外，什么都不能做。
日复一日，律师们看着他们的客户仅仅是为了保护她们安全工作的基本权利，而被迫暴露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这确实让他们很沮丧。“有时候，我甚至想到了放弃，放弃法律职业。”但博勒还是受到了客户的鼓舞。“在德卢斯时，玛里琳·格雷纳把孙女的一张照片放在身边，有时她会看着照片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她们都是英雄，”博勒回忆说，“在法庭上看斯图默问那些问题，确实非常痛苦，但也确实很受鼓舞。我想如果她们能承受这一切，我也能承受，而且必须承受。”
实际上，博勒尽力不把自己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当回事。“在听证会上我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抑制我的感情———关于这些妇女、审判、被告、我的家庭和我离开家的感觉。我对自己说，‘你不能想今天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能想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斯普伦格尔看起来却很喜欢战争的刺激，即使当事情并没有按他预想的方向发展时，他也是如此。他的力量和乐观是博勒及沃尔斯基的力量源泉。“我喜欢和斯普伦格尔一起诉讼，”博勒后来说，“他不知疲倦。”当她因为某个不利于他们的裁决伤心时，斯普伦格尔却会眼睛一亮，并且说：“麦克纳尔蒂能这样裁判真是太好了！正是因为它可恨，我们才有上诉的理由。”斯普伦格尔也开始意识到斯图默可能会是她自己最大的敌人。“斯图默坚持上诉，麦克纳尔蒂也坚持。就像纵容斯图默的提问一样，他又做了一件蠢事。斯图默的反对有时会前后矛盾，有时甚至把法律念错，但即使这样，麦克纳尔蒂都会赞同她。”
沃尔斯基也试图提起每个人的兴致。他们常去法庭附近的一个希腊餐馆吃饭，晚餐时，生性爱开玩笑的沃尔斯基会开麦克纳尔蒂和斯图默的玩笑，逗大家开心。但斯普伦格尔清楚地知道，他团队的士气正在衰落。“当我们已经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而这样的审判还要进行六至八周时，确实非常难受，”斯普伦格尔回忆说，“工作很难开展，我们必须硬着头皮过日子。”
对律师来说，最黑暗的一天是第三个星期一。斯图默对一位原本就不情愿参加这个诉讼的妇女的交叉询问非常具有毁灭性，以致于后来律师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一”。
这是一位五十四岁的妇女，她生命中的每一年都过得很艰难。1993年，在赢得对两个小孙子的监护权后，她的生活终于有了转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根本不管他们。现在，她正在努力争取正式收养这两个孩子，她很害怕诉讼中对她的过去的提问会削弱她收养他们的机会。她没把已经参加进集团诉讼的事告诉家里的任何人，也没有告诉他们她为什么来德卢斯，她只是说她去明尼阿波利斯呆几天。
直接询问时，这位妇女说埃弗莱斯矿的性环境已经伤害了她，一位同事也曾用阴茎顶过她。她描述了直接针对她的一些骚扰事件，其中有一次，一个同事用刀划开了她的裤子。她说性骚扰使她焦虑、感到羞辱，这种压力也使她得了一些病症。在交叉询问中，斯图默将注意力从埃弗莱斯转移到她遥远的过去。
斯图默问：“当你还很小的时候，你照顾两个弟弟的负担很重，是吗？”“是的。”“事实上，当你开始照看他们时，你才六岁，是吗？”“是的。”“一天晚上，你父母都出去了，而且也停电了，是吗？”“是的。”博勒反对说这组提问与本案无关，但被麦克纳尔蒂驳回了。斯图默继续提问。
“你很害怕，就带两个弟弟上楼，当时你手里拿着一支蜡烛，是吗？”“是的。”“不知怎么回事，床垫着火了，是吗？”“是的。”“妈妈回到家后发现了这一切，就拿棍子打了你，是吗？”“是的。”
随后，斯图默就策略性的让这位妇女描述了在她六岁时，她叔叔是如何不停的猥亵她；她是如何看到叔叔和她妈妈做爱；她是如何嫁给了一个虐待她的人，一次，他拿着一把手枪对准她五岁的儿子，还有一次，他把一把猎刀紧紧贴在她脖子上，直到她的脖子出血；一次，在她没注意时，她儿子是如何爬到炉子上并被深度烧伤；当她还儿子在医院里接受烧伤治疗时，她丈夫是如何用一把枪顶住她的头，威胁说要杀死她；当她试图离开丈夫时，她母亲是如何拒绝收留她和她的孩子们；在她发现丈夫偷窃，向警察局告发他时，他是如何开枪打了自己的头。
斯图默就像是一台机器。她问这位妇女她大儿子是如何开始放火的——一次，他试图点着弟弟的床，当时，弟弟还是婴儿，正睡在这张床上。她问到了这位妇女的第二任丈夫——他对她的虐待比第一个丈夫还要厉害。她问：“他是不是曾把你放在厨房的桌子上，试图掐死你？”“他是否曾强迫你和其他人玩性游戏？”“他是否曾威胁说，如果你不同意他就打你吗？”斯图默问到这个丈夫是如何打她的孩子；猥亵她其中一个女儿；一次，为了不让他们两岁的女儿哭，他就用毯子把她裹住扔到一个梳妆台后面，当这位妇女发现这个小女孩时，她已经失去了知觉。她还问到她是如何定期去矿山的精神健康诊所看病，而这些病与她的工作经历并没有什么关系。
交叉询问整整持续了一天，斯图默强迫她回顾她生命中曾发生的非常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过去。当询问终于结束时，这位妇女的感觉就像是“在证人席上被强奸了一样。”
博勒的反对不停被驳回，她坐在那里，恐惧、厌恶且悲痛的看着这一切。她想，一个人怎么能承受这么多痛苦？看着她的客户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地方被迫讲述那些痛苦的往事，而她所讲的每一件事都将降低她诉讼的价值，确实很折磨人。“这位妇女，连同其他许多妇女，在成长过程中都过得非常苦，她们的生命中尽是遭遇，然后又遭遇了矿上的事情，”她说，“而现在，又遭遇了这样的法官、这样的律师，他们根本不把她们的痛苦当回事。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痛苦地看着这一切继续。”被告方的逻辑是，像她这样的妇女在埃弗莱斯遇到的事情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在她们去矿上工作之前，情感上就已经受到了伤害。但博勒却认为，妇女们“苦难的生活使她们需要更多的保护，而不是更少。”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五章 黑色证人席（1）
1995年2月
洛伊斯回忆说：“我的感觉就像是正裸体坐在证人席上，法庭的气氛和埃弗莱斯矿非常相似，我就像是一个罪犯，正在等待宣判。”……博勒说“与第一轮相比，这是另外一种压力。那时是因对妇女们接受审判而产生的情感压力，现在则是战术比赛的压力———因为专家作证时对方总是提出反对，这使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
对女矿工来说，黑色星期一过后，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正如斯普伦格尔和博勒一直担心的那样，原先反对诉讼的人在证人席上受到了毫不留情地对待。比如，斯图默问到了黛安·霍奇1991年的证言。
〃关于1991年5月对你的调查笔录的第六十八页，第一行。问：'在矿上，你是否曾看见裸体或半裸画被挂在你认为不妥当的地方？'答：'没有。首先，我看到这些东西的地方都不是我的工作区域；其次，没有人为了让我看到或让我尴尬而故意把它们放在我面前。'你还记得这些证言吗？〃
〃是的。我撒谎了。〃
〃你从未在餐厅，包括颗粒工厂、中央处理室及精磨室的餐厅，见到裸体女人画吗？〃
〃不。那时我一定也撒谎了。〃
斯图默转向麦克纳尔蒂。〃让证人回答问题。〃
〃那不是真的。〃
〃因此，你在1991年的证言中撒谎了？〃
〃我希望我能对此做出解释。那时，我试图远离这个案件。〃
〃回答问题，〃麦克纳尔蒂对黛安说，〃你还记得这个问题吗？〃
〃不记得。〃
〃1991年，你撒谎了吗？〃
〃那次调查时？〃
〃是的。〃
〃我没说实话，那时我想远离这个案件。〃
〃因此你撒谎了？〃
〃是的。〃
除了让黛安和其他最初反对这个案件的人不要害怕之外，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再也不能做什么。但斯普伦格尔意识到，要让麦克纳尔蒂相信，尽管当时女矿工们宣誓说在埃弗莱斯矿的所见所闻对她们没有造成丝毫的侵犯，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这比登天还难。
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快要结束时，斯普伦格尔和博勒意识到，洛伊斯必须在休庭之前作证。其他妇女的作证都结束了，洛伊斯最好能在医学专家之前作证，这样专家就能对她的精神健康提出意见。否则，麦克纳尔蒂根本就不会知道专家们在说什么。
第一阶段听证会的最后一个星期之前的那个周末，洛伊斯开车去德卢斯与斯普伦格尔和博勒一起为作证做准备。洛伊斯来到之后，她的状态让博勒大吃一惊。她吃了很多治疗精神的药物安非他酮、去甲替林和氯硝西泮，她曾经让人羡慕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好像全然消失了。这些药物还损害了她的甲状腺，使她体重猛增。在感情上，她也脆弱之极，似乎在崩溃的边缘。
洛伊斯从星期一开始作证。在第一天半里，进展相当顺利。她描述了她自1975年起在矿上的经历，就像她在集团诉讼资格和责任认定听证会，及两次听证会之间的七次调查询问中做的那样，她谈到了每一件事。斯普伦格尔认为她能很好地坚持下去。第二天和第一天的情况类似，但在证人席上呆了一个小时之后，洛伊斯的精神开始恍惚，她也很容易分神。洛伊斯后来回忆说，当斯普伦格尔问她问题时，斯图默不停走来走去。〃斯普伦格尔提问我时，她几乎一直站着，她不停地反对，并试图和我对视。斯普伦格尔还没说两个字，她就反对。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斯普伦格尔这样即使非常生气还能保持平静的人。他就站在我前面，为我挡住她的视线。〃
第二天午餐过后，斯普伦格尔决定最好让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