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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勒插话说：“法官大人，我反对。我不认为能有什么证据证明是在很久之后，她才对性失去兴趣……根据第四百一十二条，这是不允许的。”
“我允许你继续，律师。反对无效。”“你和他有性关系，是吗？”戈尔茨坦重复到。“是的。”
“1982年至1984年期间，你至少与其他三个男人约会并与之发生性关系，是吗？”
博勒又站起来：“法官大人，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全部反对。”
“我们会把你的反对记录下来。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博勒无事可做了。她后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在审判发生在埃弗莱斯矿的事或公司所导致的损害。“现在，是妇女们在接受审判。”
的确如此。他们能感觉到，麦克纳尔蒂对妇女们一天比一天冷漠；对博勒、斯普伦格尔和沃尔斯基也日益表示出公开的敌意；也越来越能接受斯图默近乎无休止的反对。“很明显，他根本不相信性骚扰法律，也不喜欢这些妇女，”沃尔斯基回忆说。但这些至少还是麦克纳尔蒂清醒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沃尔斯基解释说：“有时，他竟然会坐在法官席上睡着了。”
第二个星期结束时，博勒明白了两件事情：他们正深陷汪洋火海之中；对于经麦克纳尔蒂允许的对他们客户的侮辱，她和斯普伦格尔及沃尔斯基除了放弃之外，什么都不能做。
日复一日，律师们看着他们的客户仅仅是为了保护她们安全工作的基本权利，而被迫暴露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这确实让他们很沮丧。“有时候，我甚至想到了放弃，放弃法律职业。”但博勒还是受到了客户的鼓舞。“在德卢斯时，玛里琳·格雷纳把孙女的一张照片放在身边，有时她会看着照片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她们都是英雄，”博勒回忆说，“在法庭上看斯图默问那些问题，确实非常痛苦，但也确实很受鼓舞。我想如果她们能承受这一切，我也能承受，而且必须承受。”
实际上，博勒尽力不把自己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当回事。“在听证会上我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抑制我的感情———关于这些妇女、审判、被告、我的家庭和我离开家的感觉。我对自己说，‘你不能想今天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能想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斯普伦格尔看起来却很喜欢战争的刺激，即使当事情并没有按他预想的方向发展时，他也是如此。他的力量和乐观是博勒及沃尔斯基的力量源泉。“我喜欢和斯普伦格尔一起诉讼，”博勒后来说，“他不知疲倦。”当她因为某个不利于他们的裁决伤心时，斯普伦格尔却会眼睛一亮，并且说：“麦克纳尔蒂能这样裁判真是太好了！正是因为它可恨，我们才有上诉的理由。”斯普伦格尔也开始意识到斯图默可能会是她自己最大的敌人。“斯图默坚持上诉，麦克纳尔蒂也坚持。就像纵容斯图默的提问一样，他又做了一件蠢事。斯图默的反对有时会前后矛盾，有时甚至把法律念错，但即使这样，麦克纳尔蒂都会赞同她。”
沃尔斯基也试图提起每个人的兴致。他们常去法庭附近的一个希腊餐馆吃饭，晚餐时，生性爱开玩笑的沃尔斯基会开麦克纳尔蒂和斯图默的玩笑，逗大家开心。但斯普伦格尔清楚地知道，他团队的士气正在衰落。“当我们已经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而这样的审判还要进行六至八周时，确实非常难受，”斯普伦格尔回忆说，“工作很难开展，我们必须硬着头皮过日子。”
对律师来说，最黑暗的一天是第三个星期一。斯图默对一位原本就不情愿参加这个诉讼的妇女的交叉询问非常具有毁灭性，以致于后来律师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一”。
这是一位五十四岁的妇女，她生命中的每一年都过得很艰难。1993年，在赢得对两个小孙子的监护权后，她的生活终于有了转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根本不管他们。现在，她正在努力争取正式收养这两个孩子，她很害怕诉讼中对她的过去的提问会削弱她收养他们的机会。她没把已经参加进集团诉讼的事告诉家里的任何人，也没有告诉他们她为什么来德卢斯，她只是说她去明尼阿波利斯呆几天。
直接询问时，这位妇女说埃弗莱斯矿的性环境已经伤害了她，一位同事也曾用阴茎顶过她。她描述了直接针对她的一些骚扰事件，其中有一次，一个同事用刀划开了她的裤子。她说性骚扰使她焦虑、感到羞辱，这种压力也使她得了一些病症。在交叉询问中，斯图默将注意力从埃弗莱斯转移到她遥远的过去。
斯图默问：“当你还很小的时候，你照顾两个弟弟的负担很重，是吗？”“是的。”“事实上，当你开始照看他们时，你才六岁，是吗？”“是的。”“一天晚上，你父母都出去了，而且也停电了，是吗？”“是的。”博勒反对说这组提问与本案无关，但被麦克纳尔蒂驳回了。斯图默继续提问。
“你很害怕，就带两个弟弟上楼，当时你手里拿着一支蜡烛，是吗？”“是的。”“不知怎么回事，床垫着火了，是吗？”“是的。”“妈妈回到家后发现了这一切，就拿棍子打了你，是吗？”“是的。”
随后，斯图默就策略性的让这位妇女描述了在她六岁时，她叔叔是如何不停的猥亵她；她是如何看到叔叔和她妈妈做爱；她是如何嫁给了一个虐待她的人，一次，他拿着一把手枪对准她五岁的儿子，还有一次，他把一把猎刀紧紧贴在她脖子上，直到她的脖子出血；一次，在她没注意时，她儿子是如何爬到炉子上并被深度烧伤；当她还儿子在医院里接受烧伤治疗时，她丈夫是如何用一把枪顶住她的头，威胁说要杀死她；当她试图离开丈夫时，她母亲是如何拒绝收留她和她的孩子们；在她发现丈夫偷窃，向警察局告发他时，他是如何开枪打了自己的头。
斯图默就像是一台机器。她问这位妇女她大儿子是如何开始放火的——一次，他试图点着弟弟的床，当时，弟弟还是婴儿，正睡在这张床上。她问到了这位妇女的第二任丈夫——他对她的虐待比第一个丈夫还要厉害。她问：“他是不是曾把你放在厨房的桌子上，试图掐死你？”“他是否曾强迫你和其他人玩性游戏？”“他是否曾威胁说，如果你不同意他就打你吗？”斯图默问到这个丈夫是如何打她的孩子；猥亵她其中一个女儿；一次，为了不让他们两岁的女儿哭，他就用毯子把她裹住扔到一个梳妆台后面，当这位妇女发现这个小女孩时，她已经失去了知觉。她还问到她是如何定期去矿山的精神健康诊所看病，而这些病与她的工作经历并没有什么关系。
交叉询问整整持续了一天，斯图默强迫她回顾她生命中曾发生的非常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过去。当询问终于结束时，这位妇女的感觉就像是“在证人席上被强奸了一样。”
博勒的反对不停被驳回，她坐在那里，恐惧、厌恶且悲痛的看着这一切。她想，一个人怎么能承受这么多痛苦？看着她的客户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地方被迫讲述那些痛苦的往事，而她所讲的每一件事都将降低她诉讼的价值，确实很折磨人。“这位妇女，连同其他许多妇女，在成长过程中都过得非常苦，她们的生命中尽是遭遇，然后又遭遇了矿上的事情，”她说，“而现在，又遭遇了这样的法官、这样的律师，他们根本不把她们的痛苦当回事。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痛苦地看着这一切继续。”被告方的逻辑是，像她这样的妇女在埃弗莱斯遇到的事情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在她们去矿上工作之前，情感上就已经受到了伤害。但博勒却认为，妇女们“苦难的生活使她们需要更多的保护，而不是更少。”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四章 残酷的质证（1）
1995年1月
交叉询问过程中，每个人都回答了关于她们的性生活、婚姻、妇科病史、所爱的人的死亡、童年时的虐待、被忽视、疾病和伤害等问题。……博勒明白了他们正深陷汪洋火海之中，她的“反对”不停被驳回，她坐在那里，恐惧、厌恶且悲痛的看着这一切。她和斯普伦格尔及沃尔斯基除了放弃之外，什么都不能做。
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铁矿公司案的损害赔偿的审理阶段开始于1995年1月17日，也就是帕特去世后两个月，在德卢斯进行。审判原计划持续七个星期，但由于麦克纳尔蒂三月份和四月份通常都在佛罗里达度过，斯图默已经买了二月份去夏威夷的机票而且不能退票，所以审判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截止到2月10日，休息一段时间后，将于5月22日继续开庭。
听证会举行前的一个星期，“费格尔＆本森”通知斯普伦格尔说，奥格勒比·诺顿同意以一百万美元和解，其中包括支付给原告律师的律师费及诉讼开支，这一数额比八月份调解时被告方提出的数额还少五十万美元。去年，集中的调查使“斯普伦格尔＆兰”的律师费和开支已超过二百三十万美元，其中包括八十多万美元的现金开支。如果用奥格勒比·诺顿提供的这笔费用先来偿付斯普伦格尔的律师费和诉讼开支，这就意味着原告得不到一分钱，斯普伦格尔只得建议妇女们拒绝接受这个和解要约。
一月中旬，博勒、斯普伦格尔和沃尔斯基一起去德卢斯准备开庭。下了第三十五号州际公路，向位于德卢斯市中心的“好西部”宾馆驶去时，博勒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原来是那么灰暗、阴沉和寒冷，这个地方刚刚下过雪，但地面上的积雪看起来也很脏，道路很滑，上面有深深的车辙，车辆几乎不能通行。所有人都希望“好西部”宾馆是“斯普伦格尔＆兰”从刚刚遭受的重创中恢复过来的起点。在这家宾馆里，他们需要律师、律师助理和证人的休息室，需要装备电话、会议桌、传真机和复印机的工作室，还需要专门用来存放文件的资料室。这些文件包括每位妇女的就诊记录、所有的调查笔录、书面证据和以往听证会笔录的复印件，它们被装在数百个箱子里，在这间汽车旅馆的房子里，从地板一直堆到房顶。
斯普伦格尔一直很注意降低成本，他以很便宜的价格租下了这家汽车旅馆的许多间房子。只有当他们来到这里后，才知道为什么价钱如此优惠。斯普伦格尔在从旅馆步行到法院的路上，看到了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破旧的房屋；博勒收拾行李箱时，观察了一下这间在未来一个月里将成为她的家的地方：地毯上有很多污点，屋顶破裂了，薄薄的墙壁散发出可疑的味道。那天晚上，律师们发现他们的房间紧挨着一台制冰机，他们刚要入睡，就被刚做出来的冰块的碰撞声惊醒。此外，汽车旅馆便宜的价格也使之成为去苏必利尔湖奇佩瓦族居住区附近的黑熊赌场野餐的人们的最佳选择。每天早晨四点钟左右，巴士都会轰隆隆地开到这里的停车场，把赌博了一夜的游客带到这里。但等巴士开走之后，琼·博勒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第一个周末，斯普伦格尔一直呆在房间里起草他的开庭陈述，博勒和沃尔斯基则忙于会见将于第一个星期作证的证人。他们就像垒球运动员设计击球的顺序一样，谨慎地安排证人出庭作证的次序。他们的战略是：强有力的开始，强有力的结束。首席原告的遭遇不仅要有说服力，她还必须既能经得住交叉询问的压力；另外，也要值得同情、容易被人信任。尽管洛伊斯是当然的人选，他们却很为她的精神状态担心帕特去世后，洛伊斯的状况不断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洛伊斯谈到她和帕特共同作战的这十一年半时说，“有时，一点小小的胜利都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斗争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但我们确实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和情感。我们曾彼此鼓励，也曾让对方精疲力竭，但同时我们也是彼此坚持下去的动力。她走了之后，情况完全变了。我失去了一份特别的友谊，一位知己。我非常想念她。”
12月份，极度抑郁的洛伊斯只得依赖过量的药物，她每次都不能集中精力超过一两个小时，现在，她甚至也不能打理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帕特死后，洛伊斯曾坐下来列了一份题为“我以前做的事情”的单子：每天洗澡、每天穿衣服、经常刷牙、每天做头发、每天戴耳环、保养指甲（从来都不咬指甲）、每天读两份报纸、看新闻、每天读几个小时的书和杂志、看时装杂志、散步、运动、洗头、烘焙、做饭、晚上出去吃饭、跳舞、洗衣、打扫卫生（如果需要，也清理吸尘器里的灰尘）、通风、玩字谜游戏、玩单人跳棋。
洛伊斯不再经常做这些事情了。她的作息开始变得非常不规律：她经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开着电视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下午三四点钟再睡一觉；水池里堆满了用过的盘子；窗帘总是拉着，即使在白天，屋子里也一片漆黑；她很少出门，除非去IGA买一夸脱冰激凌，回到家后坐在那里一口气吃完；她几乎不开车；有时接连好几天不洗澡、不穿衣服。她的家人来看她时，都很为她的健康担心。
洛伊斯比以前更强烈地感觉到集团一方的其他女矿工在孤立她，也更加怨恨她的律师们。在她看来，她的律师们已经抛弃了她而转向其他妇女，她的利益再也得不到“斯普伦格尔＆兰”的保护了。举行听证会之前，洛伊斯非常难过地给海伦·鲁本斯坦打了电话，请她帮忙另寻律师。“由于麦克纳尔蒂允许的那些事情，我强烈地感觉到需要自己的律师。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对此做了什么反抗。我对海伦说我真的需要自己的律师。我好像正在为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海伦让我打电话给斯普伦格尔和博勒与他们谈谈，但是他们手头的文件堆积如山，根本没时间和我说话。”
实际上，圣诞节过后几个星期，当博勒和沃尔斯基为听证会做准备时，洛伊斯坐下来给律所写了一封气愤且语无伦次的信，题目就叫“你们现在是不是憎恨詹森诉埃弗莱斯铁矿案了？”在信的开头，她漫无目的地描述了调查过程，谈到了自己因为不时失去知觉而不能开车，还谈到了她认为其他妇女曾说过的谎话。她写到：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些常识以及更少的防御。我知道你们都失败了，斯图默使你们不敢回头，这是另一场愚蠢的斗争！好，欢迎来到根据律师规则生活的俱乐部，我1988年就来了。怯懦和说谎———最后真那么重要吗？我依然试图根据你们的规则生活。为了保护这个案件、保护妇女，有耐心、做正确的事情——我们成了心甘情愿的证人——而不是相反。你们也在这个俱乐部里，但你们能开车，见你们想见的人，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做你们想做的事情，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这个案件——而斗争。我死了但我还在呼吸，回想——偶尔能清晰的回忆起往事——但我失去了生命。
对于洛伊斯经常寄来的语无伦次的信，斯普伦格尔的反应只能是尽量不去理会，他知道她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关心，但他确实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