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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块璞玉，得找个名匠来琢磨。还有你这人太懒散，爱犯自由主义，得找个坚持原则的人与你搭档，这叫领导班子的性格差异。校长讲了我又讲军伐，他说老吴是个党性很强的人，要我好好配合他。老吴就是军伐，他的大名叫吴进。当然我从来不叫他老吴，我就叫他军伐。但从今以后不能再这样叫了。如今他是我的领导。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我就成了副主任，给军伐打下手。这件事让我既开心又恶心。开心的是我终于做了官，这是老爹老妈梦寐以求的。不开心的是我要给一个叫军伐的人领导。这人才初中毕业，在部队里混了个营级，转到地方成了个科级，态度粗鲁，方法简单，却要领导我，这不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吗？
我对校长一向心存感激，这是因为他在处理涉及到我的事情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就是说他很偏袒我。譬如说我和阿双的事情他就帮了我，算是把这事做了个了结。
我和阿双的事是这样结束的，前面已经讲过，我被阿双缠不过，尽量避开她，但也有避无可避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得请她吃饭，饭后她说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有一次她要去逛公园，而且要逛流花公园，我只好带她去。我们在草地上坐，聊天，吃雪糕。我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吃饭又花了我一百多块钱，这天才八号，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肯定要面对经济危机的问题。我看着湖水发呆，有一句没一句敷衍阿双，心里在想到时找谁来解决经济危机。除了师傅还有谁愿意借钱给我呢，我实在想不出来。这时阿双惊叫起来，原来她的手袋给人拖到了我们屁股后面。她两声大叫，拖她手袋的人就松开手，撒腿跑开了。我并没有像阿双希望的箭一样冲出去抓住偷包贼，我只是站了起来，看着那人走远，然后捡起阿双的手袋。这件事让阿双既失望又伤心，我送她回去的路上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不想说话，我们默默地走了一路。分手的时候，她到底憋不住那句话，讲了出来。她说，看你人高马大的，怎么我就没一点安全感？这句话很伤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没鬼用。尽管如此我也不想跟她吵架，我已经懒得跟她吵架了。我对阿双说我走了。
走在路上我开始心潮起伏，尽管我是男的，她是女的，可抓贼在她是专业，在我最多算业余，她不去抓贼，倒怪我反应迟钝，还对我上纲上线。这是什么逻辑？再想想跟她处的这些日子，真是痛苦多，欢乐少。我越想越气愤，就跑到马路边去给阿双挂电话。我在电话里说，反正大家在一起都不快活，不如就这样算了。我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也不管她在那头有什么反应。我知道她一定很震惊，而且会暴跳如雷。果然她不断地呼我，我不复机，最后她把我的呼机呼烂了。
这件事还没完。第二天一早，我正在审查故事片，阿双杀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当着我同事的面要跟我做个了结。她说着就把抓贼的那一套东西用来对付我了。她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我可是半点武功也不会，尽管我们在个头上相差悬殊，真要打起来我未必能占到便宜，再说当着大家伙的面，就算我打赢了也不光彩。好在办公室里人多势众，大家七手八脚就把阿双拦住了。其中刘老太最卖力，她人是老了，但吨位大，她往办公室门口一站，蚂蚁都进不来，更别说一米六○的阿双了。这事让我很感动，从此我不再与刘老太作对了，她要批评我我就听着，她要教育我我就接受，目的就是骗她开心。
这件事最后给校长摆平了，校长使了什么手腕我不知道，他也不会告诉我。总之我是在西伯利亚也呆不下去了。校长说，党组要我去组建海关学校，你过去帮我吧。其实我跟校长也没有太深的交情，不知他为什么老要帮我，大概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人吧。
我和校长去海关学校要路过公安厅，这时我就会想起阿双，尽管我们爱情没了，友谊没了，甚至还断了联系。我差点就做了公安家属，做公安家属有诸多好处，譬如可以开霸王车，可以唬人。如今穿制服执法的人不少，但真正震得住人的也就一个公安。对此我很遗憾，但我也没有办法。
石留跟我住隔壁。老程的意思是我俩应去民政部门扯张纸，然后摆几围酒，两人就住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好的愿望，但不是一个好的现实。现实情况是我和石留走不到一起。这一点是给实践证明了的。实践的地点有三个，一是江边，二是江边的芭蕉地，三是宿舍大楼。在学校，学生谈恋爱是被禁止的，男生和男生走在一起，女生和女生走在一起是正常，男生和女生走在一起就不正常，会被监视。在学校，男老师和女老师谈恋爱没人敢设禁，男老师和女老师走在一起也正常也不正常，但无论正不正常都没人敢监视。我和石留就更没人敢干涉了，大家都知道是我把她调过来的，调过来干什么呢，除了做老婆。
我们每天都要去海边坐。坐在那儿不可能尽谈理想，总得来点现实。孤男寡女一现实起来感觉就很复杂，但总的感觉应该是幸福和快乐。问题是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的感觉是痛苦、惶恐和不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了。我和石留中间有个结，这个结叫洪玫。我们在江边拥抱、接吻，两人都很投入，这时我就把石留当成了洪玫，我的手就变得很不安分，禁不住会上下摸索，但一到关键部位，就有一只手来抓我，我就醒过来了，知道摸的不是洪玫，是石留。洪玫从不阻止我的手向任何地方深入，于是我就变得不快乐了。当然这并不表示我和石留的关系不向深入发展。我们毕竟处在干柴烈火的年龄，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单独相处，首先我就禁不住她如花似玉的肉体的诱惑，她也坚持不了旷日持久的抵御。
那天夜里天气闷热，我很难受，觉得胸闷气促，身上流了不少热汗。我爬起来冲凉，水管里的水开始还有点温度，后来流出来的都是深处的水，越冲越冻，冻得我上下牙齿直打架。那天是周六，同事都回了家，学生宿舍也没几个人，教师宿舍空空荡荡，黑灯瞎火。叹一口气几里外似乎都能听到。我冲完凉仍然睡不着，就去敲石留的门。我已经这样做过很多次了，石留会让我进去，会让我上床，还让我抱住她。她让我抱住她睡，睡到天亮也可以，如果没有人来打扰的话。她一人住一间，我还有个室友一起住，所以我到她那儿睡是自然而然的事，她来我这儿睡就不太方便。当然我们只是睡觉，还没干其他事。不是我不愿意干，是她不让我干。我对她的身体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我有时也会特别想要个女人，好让我紧张的身体松弛下来。石留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当然如果让我松弛了她会不高兴，我就不勉强她，她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她不开心我也会不开心。所以我和她也就只能到和衣而睡这个程度。
那天深夜我去敲石留的门。石留开了门，对我说，又睡不着呀。她说完就爬回床上，我也爬上了床，搂住她睡。她穿了件浅蓝色的棉睡袍，我隔着睡袍摸着她的胸部，摸着摸着就睡着了。我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石留还在睡，她的呼吸很弱，断断续续，若有若无，我看见她嘴角有两撮淡淡的绒毛，她的睫毛还是那样修长美丽。这时我的小和尚开始充血，坚挺无比。我爬到石留身上，双手开始胡乱动作。让我意外的是石留几乎没有抵抗就让我深入了腹地。她只是在下身一阵短暂而剧烈地颤抖后轻轻叹了口气。她的叹息留在我的心里。尽管我当时并不在意，我当时只顾疯狂运动，我的疯狂终于让她开始不断呻吟，不断扭动身体。最后她嗷嗷叫着用双手箍住了我的腰。我把一泡水放出来后，全身肌肉开始松弛，我躺在床上，右手揽着石留的头，回味着稍纵即逝的快乐时光。我并没有做爱后的幸福和享受，心中更多了一些惶恐和不安。那是一种无法交待的惶恐和不安。我和石留的实践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实践的结果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实践的代价是我终于把一个好女孩拉进了好女人的行列。
后来我对石留的身体渐渐地失去了兴趣，接吻、拥抱开始变得像例行公事。如果我哪天对她情绪激动，那就是把她当成了洪玫。我仍然会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去敲石留的门，然后抱着她大睡。这时候的石留实际上就是一个枕头。但枕头已经醒过来了，她逐渐对我的身体有了兴趣，并且日渐着迷。这是所有被觉醒的女人都要犯的通病。而这时我已确信自己不会找她做老婆了。我仍然沉迷于对洪玫的思念里，无法自拔。
石留上完课后红光满面，精神十足。这一点不像我，我一上完课就像一只癞蛤蟆，软塌塌的。有人耐力好，站一天也不累，譬如说石留。有人说这是锻炼出来的，但我锻炼不出来，我站两个小时就趴下了。当然这也与事业心有关，石留热爱教育事业，我对教育事业一点也不感冒，对学生也没兴趣，当然我喜欢的学生除外。石留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她对谁都一视同仁，关怀备至。所以她年年评先进，年纪轻轻就当了讲师。我比她学历高，教龄也比她长，如今也就是个讲师。
我坐在石留房间里，看到她进来就说，前辈，上完课了？石留一张红脸愈发红了，她说，领导，别埋汰我。说完跑进洗手间洗手，跟着拉尿。她的尿是一阵阵的，拉得马桶里的水哗哗响。我想她肯定四节课都没有拉尿，一下课就有学生围住她七嘴八舌提问，无论怎样无聊的问题，她都会耐心尽心地回答，以免伤了学生稚嫩的心，所以她常给尿憋得满脸通红，一回到宿舍就急着解裤子。一开始她做这些动作很不好意思，那时我们还只是接吻和摸摸乳房，后来她慢慢习惯了，尤其是在我们做爱以后，她甚至当着我就急不可待地把裤子拉下了一半或者把裙子掀到露出屁股，这才匆匆跑进厕所。
第二章四条手印
军伐当了办公室主任后搞了一套改革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限制学生的日常用品，譬如毛巾只能一条，茶缸一只，鞋两双，牙刷一把，牙膏一支等等。还有牙刷牙膏用完要放进抽屉里，这一点学生群起反对，大家都是从小受爱国卫生运动教育的人，谁都知道牙刷放在不通风的地方容易生细菌。我对军伐的改革措施嗤之以鼻，坚决反对。但军伐说这是校长办公会议决定的，校长办公会议我没权参加，也不知道他是唬我还是真有其事。而且我的权限就是执行，不是决策。回到宿舍，我对石留讲了这事，石留却沉默不语。
学校有项传统的功课叫早练。每天六点钟起床铃一响，学生要在十五分钟内到操场集合，先在操场操练，再跑步，从学校门口顺着马路沿一直跑到镇上，回来洗脸刷牙再去吃早餐。我做老师时，每天都睡懒觉，有时睡得像个死人，外面天翻地覆也不知道，有时给闹醒了，听到外面一片噪声，很是反感。我做了办公室副主任后，军伐每天都来敲我的门，要我跟他去督导学生操练。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早知道做主任还有这项福利我就不做了。我站在军伐身边，看着学生一脸痛苦地走着方步，我也跟着痛苦。那时周怡就在队列里对我做鬼脸。她感觉我比她还难受，她就特开心。
周怡是我老乡。她在武汉长大，后来跟着父母移民深圳。她到学校的第一年没找到机会认识我，所以倍感孤独。这是她自己说的。第二年我开始教她，第一次课我就让学生写自传。写自传有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要用，一入关人事处就要学生交自传，我是教公文的，学生的自传写不好我要负责任，所以一早就要让他们练，练到毕业时如果还不过关我就劝他回家耕地；二是我有考据癖，特别喜欢考证学生的历史，有的学生很调皮，把过去藏得很深，害得你教了几年书仍然不了解他们，所以必须布置这项功课给他们做，以满足我考据的癖好。当然有的学生很狡猾，他们会把别人的故事拿来讲给你听，如果你不认真考证就会上他们的当。如果认真考证，要做的工作就多了，当然也有意思得多了。周怡的自传写得真是好，我情不自禁地在班上读了，把她吹到了天上。这就为她找我制造了机会。
晚自习后周怡来我宿舍。她穿了件浅红色的连衣裙，衬得脸上多了点血色，与白天课堂上的苍白对比鲜明。我让她坐在床上，给她泡了杯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因为苦。这些年我一直把苦当饭吃，所以有一点开心事我就特别快乐。周怡喝了口咖啡，苦得直咋舌，她把杯子搁在床头柜上，不再碰它。我们聊了一会儿闲天，聊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总之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对面教室的灯已经熄了，周怡起身说，我该走了。周怡走了我就关灯睡觉，一点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原来大家都以为她失了踪，早把女生宿舍搜了几遍，又派了大批男生去海边寻找。因此周怡从教师楼走下去时，真正体会到了众目睽睽的感觉。那天的事就是这样。后来我跟军伐吵架，跟这件事也有关系。我对军伐历来就颇多意见，因为他老是在我上课时偷偷溜进教室。我不管他到底想干什么，是想监督学生还是想监督我，反正这举动很不文明，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表现。但他是领导，我不可能对他破口大骂或者冲上去打他一耳光，我最多就提提意见或者忍气吞声。但这事让我很窝火，一直想找他的晦气。
有一个雨天，我在南州的宿舍，有一件急事要找周怡。于是我跑到邮局挂电话。那天是周六，学生可以自由活动，大家都躲着军伐，所以军伐很闲得慌，只好猫在传达室听电话。他没听出我的声音，对我说，学生的电话不传。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他不喜欢周怡，因为周怡老跟我亲近，老不买他的账。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这时变得比外面的雨天还糟糕。我在邮局等了半小时，又挂了个电话，叫门卫去叫军伐听。
我在电话里把军伐臭骂了一顿，他开始还跟我解释，后来就在电话里跟我对骂。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全校教职员工都知道了，我回到学校就等着领导批评，没想到领导反而升了我的职。领导说，我就是要提拔有个性的人，有个性的人就应该做领导，至于先进人物就继续做先进吧。这样我跟军伐成了拍档，尽管仍然是他领导我，但已经不是原来那种领导关系了。这是一个胜利，当然是一种很尴尬的胜利。我跟在军伐屁股后面就像一头蠢猪。周怡对我做鬼脸就是笑我这个。周怡也就是对我才有点笑脸，她在别人面前一点表情也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两个主任因为她干了一架。说得好听一点就说我和她两情相悦，说得难听一点就说两个主任为她争风吃醋，搞得她在学校很没面子。不过这人脸皮很厚，证据就是她居然还能对我笑。
学校主楼是一栋玻璃外墙的建筑，远看像一扇门，近看像一本打开的书，合起来就是海关学校的意思。我每周有五天在这本书里上班，另外两天又常在这本书里加班。晚饭后我喜欢从书里走出来去校门口的马路上散步，我散步喜欢带一个人，有时带石留，有时带周怡，有时带另外一个学生或老师，这要视我当时的心情。那天我谁也没带，我自己出去了。
学校对面就是工厂，女工特别多，每天黄昏时，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在路边的大排档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