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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是那两位远道而来的律师，他们翻阅了案卷，调查了罪犯，查阅了法律依据，辛辛苦苦写好的辩护词，被罪犯们问一声答一声“是”，搞得一句也没用了。临到法庭辩论时，审判长宣布由被告的律师开始辩护。其中一位律师站起来说：“被告×××等，对律师隐瞒案情，不讲真话，本律师拒绝为他们辩护。”说罢夹起公文包，拂袖而去。另一位律师亦说：“律师辩护的依据是案情，是事实，是法律。被告对律师说了假话，本律师无法对他辩护。”说完也退了席。两位律师的表现，引起了阵阵掌声。他们路过我的座位时，看得出他们很不是滋味。我马上告诉坐在身旁的通讯员，让他把两位律师护送到王县长家里，告诉王县长要注意他们的安全。
宣判后，法庭内外掌声雷动，还有人带头喊了口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不是我自吹料事如神，而是对这些人太了解了。果然不出所料，宣判后那位副检察长大发雷霆，痛骂两位律师：“老子花了一百多块钱，雇你们来辩护，你们连个屁都没放就滚蛋了。老子的钱是好挣的？一定得叫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他打发人去车站找人，班车已经开走。又亲自带人坐吉普车去追，追了20里地拦车检查，车上没有，又追到招待所去查。岂知王县长接到我的话，早用他的车把两位律师送到临汾了。案件宣判后，自然又是一番热闹。作家张平在《法撼汾西》第四章《两个女子和六个干部子弟》里已写清楚了。他是作家注意细节，我是县委书记，哪能记得那么细呢？倒是有他没有写的，我还得说说。
事后那几个罪犯的老子，都先后找过我，有的口头认错，有的交了书面检查，表示痛改前非。人大主任提出换届时辞职，回村养病；再不插手县里的工作，但要求在生活上关照他，特别是药费报销上要给照顾。他还真说到做到，后来找过我几次，都是一些生活小事，帮他解决了，他还挺满意。那个法院副院长检查自己教子不严，自食苦果，近似哀求地说他工作40年，熬了个副院长，恳求不要处分他。我答应不受处分可以，副院长是不能当了。平行位移，当了个副院级调研员。特别是那个副检察长，连交三份长长的书面检查，每次去了都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说他一定接受教训，他搞工作30年，无论如何不要让他出了法律部门。我说出不出司法部门再说，反正是检察院不能再干了。你的所作所为是不够当检察官的条件了，随后即把他调出了检察院。
张平的小说发表于1988年，成书出版于1991年到1994年。两年后，县里一个大干部“对号入座”，策动“汾西县最大的官”谋划告状。《法撼汾西》在北京丰台法院吃了官司。坐在原告席上的就有这位原副检察长，说张平在《两个女子和六个干部子弟》中侵了他的名誉权。庭审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法官问：“你咋能说小说里写的副检察长就是你？”
答：“他写的汾西县，写的刘郁瑞是县委书记。我就是那时候的副检察长。”
法官问：“还有什么依据呢？”
答：“他写副检察长的儿子是流氓，我儿子就是流氓，所以我认为他写的就是我。”
法官问：“哪些方面写得不真实侵了你的权呢？”
答：“他写的我儿子强奸、轮奸妇女五六次。我儿子实际只强奸、轮奸妇女三次。”法官
问：“还有呢？”
答：“他写的是在自己父母办公室里作案。我的办公室在检察院他不敢去。他母亲在二轻局，是在他母亲的办公室，不真实。”开庭那天因路上堵车，我去迟了。休庭时在门口等张平，几个原告看见了，立即回座里，再没出来。回到县里，在汾西县电视台大放庭审录相，
不见记者拍他的镜头。有人问他女儿：“怎么不见你爸的个人镜头？”他女儿说：“上午他还可以，听说刘书记去了，一下午口抖得连话也说不成，还往裤裆里尿了三次。”
看到此，大家就一目了然了。是作家侵了他的权呢？还是他自己有错呢？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1）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1年第6期〕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 ⊙关庚寅
备受新闻界关注，被称为南有“腐败红楼”北有“奢华夏宫”的惊天大案终于判决了。
据新华社电稿称：这个占地千亩，耗时三年，花费2000多万元的庄园，仅仅是设计的一部份，按夏任凡的设计，庄园还有一处停机场。其豪华程度可想而知。
大走私犯赖昌新所建的“腐败红楼”在其奢华程度上难望其项背。夏宫主人夏任凡不但在震惊全国的沈阳“慕马”大案中扮演了行贿的角色，而且成了死刑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夏任凡原本辉煌的人生发生了可悲的转折？它又是怎么自取灭亡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呢？
是悲是喜，“夏大胆”被判死刑
作为一座城市同龄人，我一直观察他、琢磨他、试图破解他，因为他那大起大落、起伏跌宕的人生，高贵俗气；相互矛盾的灵魂，以及英雄魔鬼集于一身的形象，使人们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2003年2月8日，那起备受新闻界关注，被称为南有“腐败红楼”北有“奢华夏宫”的惊天大案，厚厚的75页，足足有4万多字，相当于一个中篇小说容量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沈刑初字第210号刑事判决书，记录了这个案件一波三折、历时两年的艰苦历程，如今终于下达了。自然，每一页都显得那么沉重，每一页都在向社会展示着那一代人特有的时代印记。
夏任凡，原沈阳市客运集团总经理，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普普通通农村孩子，以无比的
真诚、顽强的毅力，战胜了自卑，经历了“老三届”知青经历的一切，搞文革、下过乡、参
过军、当工人，1982年又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从此，他在人生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惊天动地的事件，走向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他无论做什么都想努力去创造人生的完美，然而，却在追求完美中越陷越深，最后，不能自拔、走进地狱。2003年2月8日，在庄严神圣的法庭上，当审判长宣布开庭，两名法警将夏任凡带上被告席时，全场旁听者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已过“天命”之年的夏任凡，作为改革的闯将，已经失去了昔日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英姿；作为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已经没有了“夏老板”的尊贵与傲慢；作为自命不凡的探索者，他已经没有了“夏大胆”的自信与豪放。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罪犯，那花白的头发，臃肿的身体，声音粗哑以及布满皱纹的脸上，只有恐惧。他绝望的眼睛中，不时地闪现出一丝求生的希望。但是那个令人绝望的可怕判决，还是终于出现了：他被宣判为死刑。那一刻，他就像被枪击一样，顿时瘫痪了。他知道他的最后时刻来到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又是这么一个结局，他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他承认他有罪，甚至是罪大恶极，但自认为不至于死刑。为此，他感到有些委屈，有些冤枉。可是此刻，他已经没有资格在法庭上讨价还价了。一个城市的知名度，是和它在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历史转折关头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共和国创建初期，尤其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时，沈阳都名扬四海，一直是国家的“宠儿”，而每个历史阶段，也都会产生与之相匹配、无愧于时代的典型。像20世纪50年代的尉凤英、李素文，60年代的雷锋、张成哲，70年代的张铁生……
一时间，这里也成了生产典型的摇篮。
然而，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人们和新闻界又习惯地把目光盯向沈阳，殷切地希望这里再出现一个崭新的改革者形象，使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把中国的改革引向更加波澜壮阔的美好前景。于是，这个改革者便在占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了。1983年8月，沈阳有一位年方34岁的共和国同龄人，被上级任命为有5000多号正式职工、458辆无轨电车、年客流量高达3。39亿人次的电车公司副经理、第五把手，行政级别是副处级。副处级乍看不高，在沈阳却是顶天了，因为他这么年轻！如此破格提拔，在国外、在南方都不足为奇，可这在沈阳当时，确实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论资排辈、越老越值钱的干部队伍，令人感到后生可畏、刮目相看。尤其是半年后他升为经理、一把手，更卷起了一阵旋风。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名噪全国的青年企业家———“夏大胆”夏任凡。
沈阳电车公司有着悠久的历史，建国以来一直与汽车公司一起，担负着全市的客运任务，联系着各行各业、千家万户，被老百姓称为“头道工序”。
改革之初，沈阳人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出门的惟一选择就是坐公共汽车。难怪它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又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把这样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的担子，放到一个刚刚30出头的年轻人肩上，确实叫人们捏了一把汗。况且电车公司一直是老大难的企业。
也许他的履历很简单，一张白纸，没有包袱。他出生在沈阳市郊，父母都不显贵，像那个年代的青年们一样，1968年下乡，1969年当兵，1974年转业回到沈阳，到公用局系统开车，从最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来，后来当了汽车三厂的副厂长；也许他年轻气盛、不安现状，想干事业，1978年他考入辽宁大学经济系，专攻企业管理，1982年毕业时，他是带着毕业论文《城市公共交通联合化的探讨———关于组建沈阳市客运总公司的建议》，到沈阳市公用局报到的。他被分配到企业整顿办公室工作，不久，任局运营处副处长。
因此，无论是基层的实践经验，还是文化理论、专业知识，夏任凡都具备了条件，可以胜任公司领导重任。
他更可贵的是有年轻人那不因循守旧、勇于改革的锐气。当时许多记者与他探讨对改革的认识时，他经常不用准备，张口就来，出语惊人：“有人认为，改革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整几个人儿、立几条规矩儿、分几个钱儿，三板斧是要砍的，不砍就没有办法杀出一条血路。但那只不过是整顿经济秩序。而改革是全面恢复经济规律的本来面目，是彻底解放生产力。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向企业现代化管理迈进，那就是从提高企业素质入手，一步一步，把企业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当时确实是震撼人心，令人耳目一新、久久难忘。
夏任凡主持电车公司工作后，确实大刀阔斧、勇于开拓。他与公司领导班子一道，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力推行包括工资制度、干部制度、领导体制、经营方式、机构设施、医疗制度等6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并取得了实效。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当时，沈阳市电车公司与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相比，三项经济指标顺位前移，分别居第一、第二、第三位。作为国家允许亏损，并给予补贴的企业，这是令人不敢想的。尤其令人不敢想的是，1984年电车公司还赢利164万元。
夏任凡不凡的改革业绩，在这个被新闻单位极为关注的城市里，在大大小小新闻单位的轮番轰炸下，他顶着改革的硝烟出名了。
1984年金秋10月，当北方的高粱晒米、苹果红脸的时候，夏任凡作为共青团中央推荐的8省市14名改革青年积极分子，光荣地赴京介绍经验，并受到了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
过去，沈阳市电车公司这个老企业，一直被视为扶不起的“阿斗”，“老大难”的单位。短短的一年内，电车公司不仅得到省、市以上领导部门奖授的各种奖状、锦旗51件，而且企业领导人也被请到北京，请到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介绍经验，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大喜事。
在北京期间，由于夏任凡在这14名青年积极分子中，不惧场面，敢于发表观点，备受大学生的青睐。许多大学争抢着邀请他去作关于企业改革的演讲。他在北大作报告时，正处于改革之初，大学生们迫切需要了解改革的走向、了解改革的实践，尤其想通过这些崭露头角的青年改革者，了解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实情况。由于他观点新颖，讲话不断被师生们热烈的掌声打断。一时间，夏任凡的演讲洛阳纸贵，他成了香饽饽，被一些高校争来争去。
因此，他每场讲完之后，大学生们还不依不饶，一个接一个地往台上递纸条，提出各式各样
的问题，夏任凡显得颇有大将风度，来者不拒、侃侃而谈、从容不迫、对答如流，不时引发
一阵阵笑声。
他的不凡表现，预示着夏任凡作为一颗新星，已经在改革大潮中冉冉升起了。
流星燃烧，画出一道“迷人”光彩当夏任凡名声大振，红透京城之时，实际上，在这之前，换句话说从他上台那天起，他的麻烦与问题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他红的时候，那些揭发他问题的上访信更显眼。而那时中共沈阳市委不得不派出调查组，着手对他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微妙的态度”，并没有影响1985年1月，夏任凡作为全国百名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再一次进京参加表彰大会；还因为市企业整顿办公室和交通局组成的班子，在电车公司“六好企业咨询诊断”评语中，肯定了电车公司领导人是（群众）期望的领导者。
然而，时间到了1985年4月，短短的三个月后，市交通局党委又派出了整党联络组，进驻电车公司，再一次对夏任凡进行调查，并发动干部、群众对他进行评议。伴随着评议的问题越来越多，4个月后，夏任凡被免去经理职务。
当然，对于夏任凡这样一个有影响的青年改革家，这样一个牵扯到改革的敏感人物，撤销他的职务决不仅仅是市交通局的意见，那是必须经过市委同意的。市委同意撤销他的职务，当然也不是相信了一些匿名信的望风捕影，一些老干部的愤怒叫骂，更不是因为群众反映他爱“吹牛”、“大胆”这些鸡毛蒜皮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夏任凡确实存在着当时认为思想作风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有根有据、比较具体的。
夏任凡作为电车公司党政一把手经理兼党委书记，作为团中央树立起来的青年改革典型，作为一个众目睽睽、名噪华夏的青年改革家被免去职务了。这无疑又一次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当时能摆到桌面上、能构成问题的，不过是三条“事出有因”的罪状。“私涨”一级工资；“公款”购一身西服；带着老婆游山玩水等问题。进而又被查出了违背中央有关政策、违背财经纪律的问题。
头一条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