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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心老板急切地表露心迹：“你，你为什么不早些说，再说，我又不介意你结了婚。”
“我介意。”阿洁说得斩钉截铁。
1994年4月的一个黄昏，阿洁在档口等货，当天公司有150件龙虾和150件水鱼到货。一直等到晚上10点，货柜车才到。司机爬下车来，阿洁也没顾得上看一眼，只是在一起宵夜时才注意到他。他叫阿南，老板的侄子，说话风趣幽默，人又很和善。说来也挺惨，他在俄罗斯跑业务，欠了几百万元债务，妻子和他离了婚，拿了他一幢房产跑了，家中还有个儿子要养，他就租了一台车运货赚钱。
吃宵夜时，老板记起侄子孤单一人，看了阿洁一眼说：“我看你们两人倒挺般配的，要不要我牵个线？”阿洁的脸上，蓦地漾起一片红云。
阿南常常来阿洁这个公司玩，每次都约她吃饭。那时，他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临时帮别人开车。阿洁觉得阿南人不错，老实，人品又好，从不撒谎，做事极有分寸。两个人就这么淡淡地交往着。阿洁将已婚情况告诉了阿南，阿南向她敞开心扉：“我相信你，我愿意等你。”
怀着一份期待，等到1996年，阿洁在川西的丈夫终于同意协议离婚，四个月后，阿南和阿洁开始了同居生活。说到阿南与自己的感情，阿洁深感自豪：“我跟老公6年了，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好的女人，我是他的第二个女人，也是最后一个女人。他很满足了。”
“上个月，我二哥还问我们：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不用担心，到时再说。我们在筹钱买房，我想快了吧！”阿洁又说。
谈到“二奶”问题，阿洁露出深恶痛绝的样子，只是话锋一转说：“我家楼上住着两姐妹，她们是我的同乡，都是‘二奶’。她们的父亲竟然说，做小不过是没有名分，至少比在家乡挨苦要好。我觉得真是可怕。姐姐叫阿金，跟香港人生了一个孩子，很久没有看到她了，不知道怎么样。妹妹叫阿银。你要写文章的话，我将她们介绍给你好吗？”
在后来的暗访中，与阿洁熟悉的“二奶”们向我吐露了一个我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事。她们说，阿洁八成也是“二奶”。我绝对不相信。依照阿洁的性格以及我对她的了解，她是不会做二奶的。她们说：“鬼扯！在这个村里，‘二奶’那么多，又不能到香港，到内地去查户口，谁相信谁呀？” 每年春节“老公”都不会和“二奶”团聚。
花摊上迎春接福的盆花越来越少，显示年节愈来愈近。今天，上午的花价还很高，一过了中午花价开始猛然下跌，我知道，大年除夕的脚步就在家门口。
中国人十分注重传统的春节。这些天来，百万千万的人在回家的路上奔波、劳累，为的是在除夕之夜，一家人能团聚在同一个屋檐下。村里的外来户已经走了80％，我也收拾东西准备回父母身边过年。就在我招手拦的士的时候，中午1时20分，手机响了，阿婷，就是那个像林忆莲的孕妇，反复求我去她家陪陪她。
路过花摊，买了一大把粉红的康乃馨，递给阿婷的时候，她并不高兴。几天不见，她那圆润的脸颊瘦了一圈。
“你老公呢？”在阿婷拥有的一室一厅入坐，环顾左右，只有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整个居室显得了无生气。
“呜———”阿婷忽然哭起来，我抽出纸筒的纸巾递给她。她使劲吸了吸鼻子，鼻音很重，边哭边说：“这几天他都没过来看我。我就知道，他每年的春节都不会和我团聚。1997年春节，我们刚结婚半年，心想新婚又逢新春，两个人该一块过年吧？他说要回香港和他妈过年。初一、初二、初三我打电话都打不通，他到初四才回来。第二年，他又说他爸身体不好，我只有独自一个人回老家过年，初五赶回深圳后他才过来。第三年，也就是1999年，他说要加班，我又不得不一个人回老家。去年春节，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深圳等着他过一个团圆年，他还是说要加班。今年，我要生小孩，他还是不管我们母子。他是铁石心肠？他怎么这样无情无义？”“别哭，别哭！”我声音苍白地劝慰阿婷。我想，街道上，外出的男人都纷纷回家，家家户户庆团圆，只有一个村姑站在路边翘首张望，等待年年说回家年年不回家过年的郎君……她是望夫石。她是孟姜女。她是阿婷。
阿婷哭了许久，哭累了，斜躺在沙发上抽泣，开始数落着男人：“他有老婆我都不计较，谁叫我命苦呢？可是，这四年的春节，难道就不能跟我过一个？现在都这个样子，过几年更会不理我的死活！”
我干脆将整个纸筒都递给她。过了大约10分钟后，她又一次哭累了，转而关心起我来，问：“你今年怎么不回家？”“我没脸回家啊！”我说。
“我也不想回家。”这个家，是她父母的家。她对我的假话信以为真，叹了口气说：“我一回家，七大姑八大爷的钱都给不起。我们家是村内的大家族，谁都以为我在深圳赚大钱。你知道吗？我是17岁那年出来打工的，那年春节没钱回家，第二年回去，初一早晨起来，封压岁钱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家族里所有的孩子们都来啦，你猜猜有多少个？40多个！”说到这里，阿婷扑哧笑出声来。
阿婷情绪稍有好转，我便打开电视机，一家电视台的迎春歌舞会很是热闹，暂时转移了阿婷望夫石那样的注意力。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下午4点30分左右，阿婷老公突然从天而降。他穿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棉袄，手中拎着一只大大的旅行袋。当他走进房内时，阿婷即刻快活得像一只春天的百灵。“过来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阿婷老公献宝似地递上一罐比利时蓝罐牛油曲奇，一盒越南产的大树菠萝干，一筒英国拖肥糖。阿婷不等老公忙完，上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说：“我其实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回来就好。”
阿婷老公站起身来，如释重负般地笑了笑：“阿敏啊！正好可以帮我陪一陪阿婷。”
“怎么，你现在还要回香港？”阿婷脸上很快乌云密布。
“不瞒你说，阿敏，我今天是偷偷出来的。”阿婷老公根本不敢看阿婷的脸色，转而望向我，焦虑不安地搓了搓手，又偷偷地看了看表，喃喃自语，“怎么办？……今天下午，我那边，那边一家人不知道我偷出来了，晚上，他们等我回去吃年夜饭呢！”阿婷奋力将他转向我的头扳过去，让他正对着她，逼视他的眼睛说：“那我怎么办？”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4）
“我保证，明天下午就过关来陪你。”
“保证，你保证了四年，每年都是初四、初五才敢过来。你老婆是人，我就不是人啦？我不管……”阿婷越说越委屈，干脆号啕大哭起来。
阿婷老公掏出一只利是袋交给阿婷：“别哭啦！这是给你的利是。”他又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沓钱，“喏，这个也给你。”“不要！”阿婷很坚决地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年夜饭陪我。”谁种下的苦果，就让谁去收获吧，我脚板下揩油，说：“你们慢慢谈，我先走一步。”
“不行！”阿婷老公急了，使劲拽住我的胳膊，“阿敏，你千万替我劝劝阿婷，你不知道，我的二儿子刚刚结婚，大儿子也带着妻子刚从英国回来过年，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很重要，现在还不知道赶不赶得上？”这种时候，这种男人，能一刀劈成两半，一半留香港，一半在深圳就好了。可是，哪个男人也无法做到。他们永远只能在灵与肉中将自己撕扯成两半！“你真的要走？”阿婷显然绝望了。
“没办法，不好意思。你让我先返屋企吧！”
阿婷快步走到阳台上，扶着栏杆摸着肚子说：“你今天要是回去，我就从楼上跳下去。我告诉你，出了两条人命，今晚你也别想走得脱。”
“别，别，千万别这样。”
“我就不相信，你不回香港过年会死？你老婆有儿有女一大帮人，谁像我一个人守着这个空房，你知道我守了多久了，你……”阿婷脸色如烟土一般灰灰的，看一眼都让人心头发颤。我不敢直视她的脸，死死地拽住她的衣角，惟恐她在除旧布新的日子里就这样结束生命。
阿婷再一次重申：“反正你今天就得陪我，你要是回家，我就跳楼，我说得到做得到。”我一边拉住阿婷，一边直视她男人躲闪、游移、恐惧的目光，用眼神告诉他：阿婷可是玩真的！
“好啦，好啦！”阿婷老公胆都吓破了，急得不停地跟阿婷解释说：“我不回去，我肯定不回香港，我就在这里陪你。”
我一看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跟这对老夫少妻告辞。直到这时候，我才感到身上的薄毛衣已经被冷汗打湿了，手心上也是汗，都是吓出来的！临走时，阿婷老公塞给我一张纸条说：“阿敏，无论如何也要帮我打个香港电话给秦生，就说我姓郭名冠清，是他的好朋友，叫他替我想办法跟我老婆说。”
在邮电所，我拨通了纸条上的香港电话，一位沙哑的老年人的声音传来。我问对方认不认识一个叫郭冠清的人。对方回答说，认识。我就将下午之事说了一遍。对方叹了口气说：“我早知他会出事，搞什么鬼？北上去滚滚出一个女仔，现在好了，人家跟你拼命了。”
我千叮咛万嘱托，让他一定帮郭先生打个圆场什么的。对方说，猜都猜得到啦！现在北上包女仔，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想到连家都不要了。然后，挺有礼貌地说了声：多谢。然后收线。刚挂完电话，一阵零散的鞭炮声响起，给即将到来的有人欢乐有人愁的除夕之夜，增添了几许热闹。
初一上午，我被阿洁的拜年电话吵醒。她叫我立刻起床，去她家吃饭。我赶过去时，阿洁的老公还未起床。我在客厅里小坐片刻，建议她陪我一同去看看楼上的阿金。
三天前，我曾跟阿洁去拜访过她的同乡女友阿金，感觉上阿金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精神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
我所了解的二奶，在投身做二奶之前，大都还是有职业的。我的调查统计表明，下列几种职业比较容易接触香港客，也就相对容易成为包养对象：西餐厅服务员、部长，卡拉OK的DJ女与咨客，发廊妹，桑拿女，还有就是打工妹。
对于内地来深的相当一部分打工妹来说，动荡与漂泊的生活决定了她们婚恋的不幸与无奈。在她们当中，大部分人努力在同乡中找对象，明确关系后再度联手打工，多年后有一笔钱回乡养老，这是打工妹中的“幸运一族”。有的打工妹年龄渐大，“门庭冷落”之后，不得不回乡找一个农民嫁出去。因为见过大世面，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和一个种田人独处，心中的落寞难以言诉。许多打工妹幻想在花园式的大都市深圳定居，但国内户籍制度的限制，尤其是农转非的艰难，加上深圳生活费用之高，让她们无法圆梦。于是，不少打工妹想方设法找一个港人或深圳人结婚，以便在这个她们为之付出青春的城市生存发展。这样一来，有些人会不负责任地将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不负责任的男人，结下的苦果外人很难体会。就像阿金，幻想在一个港人身上找到幸福，结果成为二奶。阿洁说，大年初一上门拜年，自己结了婚，按广东的风俗，应该给阿金的女儿包一个利是。她回里屋拿出一个利是袋，在里面塞了50元钱。我问她是不是我也要如法炮制？她想了想说，不用。过了一会儿又说，她太可怜了，你也掏50元吧。阿金家房门紧闭。我们敲了半天，阿金才睡眼惺忪地跑出来开门，她的女儿倒是很高兴，马上转身回房拿来两双拖鞋递给我们。
阿金一晚没睡，不是守岁，用她的话来说，是在“闭门思过”。看见我们两人争着掏利是给她女儿，她的眼圈立刻就红了：“那个死鬼，不管我们，倒是朋友们一直在帮我。”
阿洁十分关心昨晚除夕之夜，在新旧交替各家各户打爆了电话拜年的那一刻，阿金她老公有没有打电话过来拜年？阿金沮丧地说没有。她天天往香港打手机留言，他死活不理，一个月电话费就花了600多元。她没有钱了，女儿要吃奶粉都舍不得，所有的钱都拿来打电话，可对方不闻不问。
隔着一条窄窄浅浅的深圳河，自己的男人啊，你在哪扇窗前？ 二奶们大都来自贫寒农村如果说，在31岁那年，阿金在经历了婚姻的破裂与打工的艰难之后，是因为不知情才被人包养，造成失足之恨的话，那么，她的胞妹阿银则是盲目地跟着感觉走，明知是二奶泥塘也要一头栽进去。如果说，姐姐的“二奶”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委屈、求乞和辛酸的话，那么，奇怪的是妹妹的路途表面看起来似乎要平顺一些，仿佛也多了一层幸福。
阿银，1974年生，今年27岁。皮肤白皙得让人看得见微细的浅蓝色血管，仅仅微微一笑面庞也会瞬间绯红。1月26日，正月初四下午，我拉着囡囡的手，和阿金一起去探望她时，她刚刚送走钢琴老师回来。看见我跟她姐姐很熟，也把我当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坐坐。
她家客厅不大，一架德国公主牌立式钢琴赫然而立，深褐色的琴面纤尘不染。墙角悬一把古典吉他。电视柜旁有一组半人高的音箱和一个中型功放机，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这是谁的？”我下巴颏指向吉他问。阿金抢着说：“是阿银老公的。”
“是啊，他最喜欢音乐呀！他逼我去学钢琴时就说过，将来我们都失业了，你弹钢琴，我弹吉他，肯定饿不死的。”阿银的笑容是一种心满意足的证明。
“钢琴学了多久了？”我好奇，觉得这个家还是蛮有情调的嘛。她想了想说：“一年多吧，拜尔差不多完了，599弹到十几课。”“弹一只曲子吧！囡囡一直在家吵着要听呢！”阿金将女儿抱到沙发上，母女俩端坐着，像在等待一场音乐会。“新年新曲，来，弹一支吧！”我轻轻地拍掌。
阿银的脸突然红起来，她说：“弹一曲《少女的祈祷》吧！我刚学的曲子，我很喜欢。”
她在琴凳上坐好，打开琴盖，先试着按下一串清亮而迷人的音符。渐渐地，这个狭小而充满市井之气的村庄遽然远去，在午夜山风、竹音和薄雾的引领下，一位穿着古典英式长裙的少女迎风而立，双手合十，面对月空、大地和冥冥中主宰命运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祈祷她的未来之路，期待她的命运出现奇迹。“啪，啪！”一曲刚落，囡囡带头鼓起掌来。我和阿金也鼓掌，阿银脸上更红了。她放下琴盖说：“老师说，我最近半年的进步很快，我想去考级。可能几年之后，说不定我也能教琴呢？”“教琴？能养活自己吗？”阿金疑惑地问。
我笑着说：“教琴肯定能。现在的钢琴老师多俏啊，一节课就收100元。”
“你知道李云迪的老师但昭义吗？我本来想找人请他教课，但是太贵了，听说要500元一节课哩！”“李云迪是谁？”阿金张开茫然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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