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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计划外卷烟以及厂长李国庭、副厂长冯季玲重大经济问题的来信，要求查办。省纪委书记吴野渡说：“这可能是一起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立即指挥行动。在经过摸底调查后，由副书记兼监察厅长王先治率领大要案室的人员去了张家口烟厂，开会宣布李国庭、冯季玲涉嫌经济犯罪，并展开周密调查。
刚要对李国庭和冯季玲进行“双规”———这是党内的纪律，即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让他们把自己的问题向党交代清楚———他们却事先跑掉了。省纪委的行动被人掌握了。他们是分头逃跑，还是共同逃跑？很快就有了线索，他们是各跑各的。冯季玲以探亲为名跑到美国去了，而李国庭不可能往外国跑。主持这一分析的是河北省纪委常委焦世谦。他是河北衡水人，7岁随父母到天津落户，说话带有浓重的天津口音。他用天津调说：“李国庭往外国跑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年纪大了，二是他敢于留在国内，他是一个冒险家。”
焦常委是“具体上案”的专案组负责人，专案组“牵头”人是省纪委副书记王先治。专案组上面还有一个省委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是省委副书记赵世居，副组长是省纪委书记吴野渡、省政法委书记冯文海和省检察院检察长侯磊。既然领导规格很高，那么专案组的组织规模也就很大，由省纪委牵头，有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参加，共四五十号人。焦世谦得拿得起来，指挥得开。没有新的线索，他就下功夫研究李国庭这个人。自己钻在屋子里翻看李国庭的档案和从李国庭办公室搜来的记录本、笔记本，上边都是李国庭亲笔写的东西，除了讲话提纲、会议记录，还有一些诗词和保健秘方等等。李国庭是天津人，焦世谦从小也在天津读书，心理上就觉得跟李国庭很近似的。他想象着李国庭既然出生在一个生活条件很不错的家庭，那么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一定过得很愉快，不愁吃不愁穿，一直上到高中毕业。那个年代高中毕业，肯定比现在大学毕业还吃香，于是就在卷烟行业谋了个很不错的职业。但很快全国就解放了，更需要有文化懂技术的人，他就进了张家口卷烟厂。凭着过去的技术底子，再加上敢想敢干，年轻的李国庭发明了烟叶人工发酵法。过去是自然发酵，不好控制，发什么样是什么样，现在人工掌握，烟叶发酵得又快又好，卷烟的质量也就上去了。
从此李国庭就不再是一般工人了，年轻轻的就被请到轻工业部，参与了“卷烟质量部颁标准”的制订工作。回厂后继续搞技术革新，1956年被聘任为烟厂的工艺工程师。
1957年他畅所欲言，给领导提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工资降三级，下车间劳动。但上级毕竟是了解李国庭的，认为他心直口快，对党并没有恶意，况且有技术专长，所以一年以后就给他摘了帽子，继续做技术工作。
1979年“改正”后，李国庭逐步走上张家口烟厂的领导岗位，先当副厂长，再当厂长兼总工程师。自1981年任厂长后，张家口烟厂每年实现利税6亿元，成为全烟草行业大型骨干企业。本人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市劳模和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市政协副主席，在任张家口烟厂厂长期间还同时兼任市烟草公司经理、市烟草专卖局局长等职。回顾“烟王”的历史，老焦认为，他的敢于冒险的精神还没有消退。他不外逃，是想留下来较量一下。过去他虽然受过挫折，但最后毕竟取得了成功。这一点他还是相信党的。现在他错误地（但也许是正确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上边必然会有人保他，为他说话，所以才暂时逃跑避避风，等到风头过去，他照样还是李国庭。
“三高”的特点，也是老焦给他总结的。不过第一高，应该从过去的利税高，改为现在的犯罪金额高。分析他的一举一动，离不开这个“三高”。敢于冒险，正是高智商的集中表现。不过，焦世谦分析得对不对呢？ 南下追捕
专案组南下追捕李国庭。带队是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副局长王炳森。焦世谦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王炳森。李国庭为什么能提前逃跑？有没有内部人给透气？别忘了他可是个大人物，关系可以通天，后台一定很硬。表面上是他焦世谦在具体指挥专案组，但会不会还有神秘的力量比他指挥得更得力？所以他必须时刻了解南下人员的行动情况，要求王局长每天向他做详细汇报，以便跟踪指挥，免得失控。
广州、珠海都去过了，没有下落。那就暂时撤回来吧。焦世谦在电话里指示。不，王炳森说，我们还想去深圳！这次去深圳还会重演失败吗？不，不会了！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已经打听到李国庭的女儿在深圳。但是深圳那么大，他女儿住在哪里？王炳森就从兜里掏出一张复印的单据，那是搜查李国庭办公室时找到的一份张家口烟厂与深圳某公司的合同书，王炳森断定，这家公司必然知道李国庭女儿住在什么地方，因为李厂长肯与这家公司建立联系，没准就是冲着女儿，以便假公济私。果然，公司经理知道李雪的住处，就亲自领着去了，告诉是几栋几单元几楼后，倏然隐去。王局长表示理解。王局长没让部下贸然进门，而是迅速散开，老远监视着。这时他用手机跟焦常委通话，告之现在的行动。
既然到了李国庭女儿家，却不让部下进去把李国庭抓住，他是有道理的，虽然不是多么
深奥的道理，但也是一般常识：李国庭现时在家，你进去一下子抓住，这当然很好。如果不在家里呢？你进去扑了空，就把自己暴露了，家人必然会通知他，他就再也不会进家了。所以他才让大家隐蔽监视，等着李国庭从外面进家，或者从家里出来，当场抓住。6月的南方，热得像锅蒸，他们坚持着，直到深夜还没有动静才撤。
第二天王炳森改变了战术。他“买通”了小区的保安班长，班长答应24小时给瞅着，他们几个人都认识李国庭，不就是戴个眼镜挺有派头的那个人吗？去年春节来过。七十多了？不像，也就是五六十岁。不过，最近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王炳森心里凉了半截儿，却又不想就此罢休。正好有送电冰箱的工人问楼房号码，王炳森一听，这不正是李雪家吗？就说我知道，我领你们去，再给你们帮个手。工人很感谢这个热心肠的人，其实他更感谢工人给了他这个好机会。他混进去伸头探脑地各屋都看了看，没有发现李国庭。
没办法，撤吧！先电话汇报，老焦很不高兴，专案组以成败论英雄。就硬着头皮返回石家庄，听听总的情况，看看别的摊儿上有什么线索，再做打算。集体交流了一两天，受到些启发，但到底怎么办还没想好。焦世谦找他问下一步的打算，他说听你指挥吧！老焦就说，还回深圳。
他又原班人马回到深圳，租了李雪房子下面的一套房子，又对她家的电话实行了监控，千方百计想获取李国庭与女儿家联系的信息，然后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从而把他抓捕。但是李雪的丈夫猜到家里的电话可能被监控了，就不让全家人用家里的电话说“重要的事情”，有“重要的事情”到小区公用电话去说。可是王炳森事先猜到了这一点，也把他家楼下的那部公用电话监控了。
忽然得到“特情”报告，说“烟王”带着6个贴身保镖在某大饭店用餐呢，他乘坐的轿车就停在饭店门口。王炳森马上带了办案人员，连自己共7个人乘坐一辆面包车赶去抓捕。大家有点紧张，因为都是检察院和省纪委的文职干部，没动过刀枪，这回要7对6地干一家伙，可真得发扬点大无畏精神了。保镖者定是个个身怀绝技，并带有武器，而他们只有两支手枪。王炳森叫大家不要慌，咱们主要是智取。李国庭毕竟是国家干部，是有身份的人，不是黑社会老大。他就把两支手枪都留在了汽车上，让大家都在车里坐着，他只带傅丽华一个人进去。他说如果看到李国庭乘车逃跑，你们就一把手枪打汽车前轮，一把手枪打汽车后轮。说罢他就带着傅丽华去了。傅丽华撑开一把红色的遮阳伞，二人肩并肩地走进酒店，很像一对情侣。王炳森手里拿着法律文书，准备公事公办向李国庭宣读，然后把他带回去。可是酒店里面没有李国庭。找来经理到各个雅间里看了一遍，也没有李国庭。只看到了李国庭的女儿和女婿与几个人一起吃饭。这就不好打搅了，他们就退了出来。
“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第三章（2）
又是虚高兴一场。
但是电话监控有情况。某一天，李雪用楼下的公用电话与在美国的弟弟李冬通话，问老头子到你那儿去没有？李冬一听大吃一惊，怎么爸爸出事了？怪不得爸爸半年多没跟我联系了。这个电话录音很清楚，但清楚有什么用？连李国庭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王炳森只有苦笑了，咱们让李国庭耍了，咱们的思维慢了半拍，他知道咱们准会在他女儿家作文章，所以他不仅不到这里来落脚，而且连个电话也不打。他可不像咱们估计的那么笨，咱们却像他预料的那么傻。撤！又撤回到石家庄，硬着头皮等着挨老焦批评。
老焦却没有批评，说是责任在我，是我估计错了，李国庭应该在北方，这才符合他的冒险性格。 “灯下黑” 李国庭确实在北方，而且就在河北的省会城市石家庄市内，而且就跟王炳森所在的省检察院，还有焦世谦所在的省纪委，并且包括省委、省政府在内的那个大院，同在一条街上，离着省公安厅也不远。省纪委、省公安厅、省检察院你们三家不是联合办案捉拿我吗？我却在你们三家中间扎营。他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很得意地笑了。
人生就是一场赌博和游戏。谁能赌赢，谁能把游戏玩得更有意思，谁就是胜利者、成功者。事到如今，他并没有认为自己会失败，他不是孤立的，他有自己的关系网。他走上厂长领导岗位的第一步，也是他踏上政治的第一步。他深知社会主义企业离不开政治，离开政治寸步难行，政治的保护至关重要。当厂长，就要既管企业，也玩政治。这就铁头戴钢帽———双保险了。谁不怕挖出萝卜带出泥！谁不怕沾了我李国庭的包！那你们就有风的使风，有雨的使雨，一起来保护我吧！谁不想提高效益，谁不想多创利税，谁不想做出政绩来让上边看一看？那就离不开我李国庭！你们看，我并没有跑，我就在自己人中间，灯下黑。
所以他住得很踏实，活得很滋润。他住的这个地方是某单位驻石家庄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和办事处工作人员都是一个人，他叫李民。李民的办事处只不过是一块招牌，无事可办，他在跑单帮做买卖。无事可办也就没怎么装修，李国庭住着不舒服，就花钱让李民在办事处安了空调，铺了地毯，配了饮水机。在追捕李国庭风声最紧的时候，他却在这里过着悠闲的生活。
悠闲？夸张的形容而已。他不会悠闲的，摊上这么大的事，他得好好地动动脑筋。就说选李民这个人，也是琢磨来琢磨去，早就下了功夫的。在酒席桌上李国庭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民。李国庭退休后住在河北宾馆贵宾楼，打电话把他叫去陪着聊天和逛商店，然后又陪着到北京看病。经过仔细观察，李国庭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抱着他大哭起来，说我很寂寞啊！李民表示，我会照顾您的。李国庭许诺，让他给烟厂职工买羽绒被搞福利，保证能赚8万元。于是，李国庭犯事之后就住在了李民的石家庄办事处里。
李民知道老爷子是不会倒台的，势力很厚，现在虽然遇到点麻烦，但弄弄就会过去的，到时候自己就是功臣，亏待不了。别看老爷子退休了，关系厉害，好歹给他动动嘴，就能帮他赚大钱。李国庭在社会上朋友很多，从达官贵人到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是“落难”后，他与这些人的联系非常谨慎，而且绝对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他没有跟妻子、女儿通过一次电话。为了安全，儿女情长必须斩断。他想得最多的是冯季玲，她终于跑出去了。不过对于她的出逃他还是蛮欢迎的，这就等于把与她有关系的那一块经济问题和感情问题都带出去了，取消了，不用他再费尽心思地防备着了。经济问题倒好说，感情问题却剪不断理还乱。
冯季玲比李国庭小20多岁，共同的欲望和利益使二人在政治、经济和感情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冯季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父母在解放前夕跟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把刚刚出生的女儿交给叔叔抚养。兵荒马乱的年月，叔叔把她卖给了张家口一个卖菜的。养父母对她很不错，供她上学，后来嫁给了一个教师。10年以前，旅居美国的母亲历尽周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曾到张家口来看过她，见她在烟厂很受重用，生活上也不错，就放心了。那时她以自己的姿色和精明得到了李国庭的赏识，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到财务处，然后又送她到廊坊经济工业管理学校上学。李国庭对她关怀备至，每个月坐着专车去看她。厂内厂外便有些风言风语，她那当教师的丈夫很有些不自在，但又敢怒不敢言，后来终于得了癌症死去了，李国庭与冯季玲的关系便更加亲密而公开化。
冯季玲毕业后，李国庭马上委以要职，先任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兼审计处长，后又调任财务处长，仍兼审计处长，1990年2月提为副厂长，兼财务处长，1994年7月任副厂长、党委委员兼总会计师。李国庭对冯季玲的精心栽培，不断提升，并不仅仅出于一种情欲，而是想把她锻炼成为自己的一个可靠助手和接班人。
对这一点冯季玲理解得更为深刻，她知道靠女人的姿色是不能长久而牢固地吸引住一个男人的，要使男人离不开自己，必须使自己成为这个男人的一部分。她很出色地做到了。原来的老财务处长按财会制度办事，李国庭的许多白条处理不了，冯季玲上任后无论李国庭有多少白条、多少违纪开支，都能处理得天衣无缝，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李国庭经常外出，“家里”这一摊子就全交给冯季玲了，她完全按“老头子”的旨意办事，李国庭只要遥控指挥就行了。厂里除了“老头子”，什么事都要她说了算。她的办公室占了半层楼，养着两条大黑狗，经常咬伤人，只是不咬李国庭。李国庭可以用烟头烫那两只狗，烫得吱吱乱叫，但也不咬他。有人告这两条狗的状，李国庭说，告什么！狗比保安还管用呢！冯季玲出国之前
曾躲藏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带着两条狗，与狗同住一室，雇一老汉喂狗，并允许老汉带老伴，两个人每月给400元，两条狗却给600元，这是两条狗的伙食费，必须都花在狗上，煮猪肝，喂袋奶、蛋炒饭。
随着冯季玲的权力越来越大，李国庭感到自己要办一些事情，完全离开冯副厂长是不行的，有的必须合作来搞。他们违反烟草专卖法，超计划生产卷烟，然后通过个体烟贩卖出去。为了防备上级查账发现问题，李国庭曾对有关人员交代，将一些账目进行销毁。冯季玲心领神会，为隐瞒超产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