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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白刚还是个臭不可闻的人，反党集团头目，极右分子，在劳教所改造十多年又押回农村“群众专政”。右派问题平反以后，原单位不要，让县里就地安排，白刚要求在县里当个一般干部或中学教员，县里却因他工资高发不起工资不予收留。原机关无可奈何收留以后，连个办公桌也不给他，想找领导谈谈根本不理睬。
就是这样一个人，四年后却一下进入了省委领导班子，不用说一般人吃惊，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就是他自己也十分惊诧，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这事是真的吗？只听说不少人削尖了脑袋去钻营，跑官买官，升官儿哪有这么容易的？一个多年劳改和被专政的人，自己预先一点不知道就成了省委领导？这是为把小说写得惊奇瞎编吧！现实生活中哪会有这种事？不，这确是80年代初的实际情况。要了解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1983年的机构改革说起。
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要进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机构改革。改革已成了新时代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机构改革人们现在也听得多了，但是有些机构改革走了过场，穿新鞋走老路，说是要精简，结果是改革不久却越发膨胀。说是用人唯贤，往往是跑关系走后门，吃喝送礼，甚至是行贿买官。所以有些人对有些改革已不以为意。
不过1982年1983年的机构改革，确实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
机构改革的关键就是按“四化”要求改建中央各部及省、地、市、县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四化”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具体杠杠、有硬指标，有明确的衡量尺度。是容不得换汤不换药、蒙混过关或打马虎眼的。
解决机构臃肿除了减少层次、减少党委政府工作部门以外，主要是大大减少领导职数，以前省级书记、常委几十人，现在书记常委加起来大省只有十二三人。比以前的书记还少。年轻化说的是年龄，更是硬碰硬来不得虚假。当然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弄虚作假的可能性，提出“四化”以后，不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四五十岁的干部学历越来越高，年龄越活越小吗？不过那终究是少数而且也只能混小个一两岁吧，还能缩回去更多吗？所以年龄对许多领导干部来说就是个硬杠杠。
当时规定，省委省政府副省级都是六十岁以下，地市厅局干部还能太大了吗？而且省级班子成员五十岁左右的、四十岁左右的要占到一定比例。地市厅局要求更年轻一些。这些要求现在看来很简单，老了该下就下嘛！还有啥说的？可是那时省地市县三级班子的年龄，几乎是上下一般粗，都是六十岁左右的居多。有些人都快七十了，身体又不好就是不想下。
一位地委书记，上山下山都需要两个人搀扶，一出门还得由专人给提着尿壶，仍然说自己能坚持工作。说我靠边站十几年，刚恢复工作椅子还没坐热就又不让我干了？就是想不通。
当时需要下来的不是少数人，而是一大批。不仅许多老的要下来，还有不少年轻的也要下来。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有些直接从工人、农民中提拔到高级领导机关，人也可能不错，但缺乏工作经验，文化较低。还有一些“文革”中有些问题不适合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也要调整工作。各机构都要精简，中央要精简三分之一，下面还不止三分之一。小平同志说就是按四分之一算，也有五百万人。涉及这么多人退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当然是一场大革命。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5）
要下的许多人终究还是老党员老干部居多，他们都是出生入死为革命工作多年，讲清了道理，亮明了形势，工作还是可以做下来的。最难的还是知识化、专业化这两化。这两化都涉及文化程度，就是说大学学历的在党政领导班子中必须占一定比例，一般要占三分之一以上。
现在看来这两化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那时知识分子多年都处于被打击被排斥的状况。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沦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行列的第九位，人称臭老九，多年不被重用，很少有人进入重要领导岗位。80年代初全省知识分子干部四十万人，但担任处级职务的不足两千人，不用说担任更高职务了。
知识分子不仅不予重用，而且历次运动都是打击的重点。50年代只有知识分子干部十几万人，反右运动就打了三万多右派。“文革”中又有三万多知识分子陷入冤假错案。再加上虽没有被卷入冤假错案但因历史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关系复杂问题而被怀疑被排斥的知识分子就更多了。
由于知识分子多年被排斥被压抑，不仅很难进入领导层，就是担任了中层领导职务的，也是一直被告诫“要夹着尾巴做人”，只能是循规蹈矩，看领导眼色行事，难有作为。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就曾说过：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甘于作“白痴”和庸才的人也很难有什么作为。从这里面选拔进入省级领导班子的人便难上加难了。当然那时的风气还比较好，如果像后来有些地方在干部选拔上任人唯亲，大走后门，像一副对联讽刺的那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那也就没什么难的，领导秘书们和身边的人，大学生还是有的。
但那时的省委班子，是中央不久前调整过的，主要领导不少是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多年靠边站，复出后急于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反对任人唯亲。
邓小平同志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决心推行难度十分大的这场精简机构的大革命。他对困难、阻力是有充分精神准备的。他说现在一些外国人也在议论，我们搞这件事看起来要失败。因为单单是机关就涉及四五百万人的问题，如果加上企业、事业单位，涉及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发生问题，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预料到。可是他更看到了当时确实也存在一个好条件，就是许多觉悟高的老同志还在，能够带头，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当时调整不久的省委领导就多是六十左右、七十左右的老同志，他们决心在干部任用上进行改革，扩大视野，在全省范围内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省委按照“四化”标准提出了具体条件，让每个地市、厅局级单位、大专院校各推荐两名适合进省级领导班子的人选。一下就提出六百多人，经过详细筛选、考察，缩小到八十人，又缩小到二十人，中央也派来了工作组共同进行选拔工作。最后确定白刚等六人进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
新的省委班子包括新进的四名大学生，才有十三人。新进的人中，一个是多年的右派，一个曾长期打成反革命。这几个人都不是领导身边的人，而且以前一直也没在领导视野之内。书记们集体向中央进行汇报，中央很快批准了新的方案，说这是个搞五湖四海的领导班子，中央很满意。
从此白刚便在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中进行又一轮的拼搏。许多人都说白刚从副处到副省，这可是一步登天了。也有熟人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一生可是从地狱又到天堂了。是天堂吗？正像《红楼梦》里说的，小有小的难处，大有大的难处。他去的是天堂还是一个难缠的是非之地？还难以预料，以后才会见分晓。
后 记（1）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们已是七十多岁了，惑事多矣。回想这一生，还有许多谜团解不开，对于天命更是渺无所知了。有人说五七年那场运动，连当事人现在回想起来也仍然发懵。的确是这样。我们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经过了革命战争、地下斗争、敌人监狱考验过的共产党员，一个只有二十多岁，一个刚刚进入而立之年，正当充满理想、朝气蓬勃地献身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便突然跌入深渊。一个被送到不是劳改更似劳改的农场，一个在劳改单位一滚就是十几年。摘帽以后，一个虽分配到县里工作，但原来当了十年的省报编辑，却只拿刚参加工作的勤杂人员的工资，而且备受屈辱、歧视，生活中遭受了痛不欲生的打击。一个却被强制押送还乡，继续“群众专政”。又遭受了种种磨难。
他们都一下子被冤屈了二十多年，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就这样被轻易地吞噬了。今天所以要把这一切写出来，主要不是试图圆从小就憧憬的文学梦，而是形象再现充满迷惑的那段历史，与读者交流，共同探索历史与人生之谜。
我们那时的劳改和现在的劳改大不相同。前几年我们参观过现在的监狱和劳改，看到宿舍里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方方正正，靠墙是上下铺，屋子中间有很大一个活动空间，摆放着桌子凳子可供学习。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书报，文化低的有人帮助学习文化，文化高的还可以参加社会上的函授学习，取得相应学历。伙食经常变换花样，也很不错。和我们那时的劳改真是天壤之别。
那时不仅劳动强度高、时间长，而且吃不饱。几十人一个大屋子，对面两个大通铺，睡觉人挤人，下床两人相遇都要侧身而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没完没了地批斗，精神上的折磨更甚于肉体的痛苦。在农村的“群众专政”，除了屈辱，更有难以忍受的贫困。这惨痛的经历虽然耗费了宝贵年华，但也并非空空流过。通过这严峻的体验也认知到了别人很难认知的东西。是的，有不少问题是只有通过严峻的甚至是惨痛的体验，才会认识的。惨痛的生活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痛苦，也留下了在平常情况下难以得到的真知和省悟。所以痛定思痛，我们应该从过去的惨痛中总结更深刻的教训，而不应该忘掉过去。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觉得应该把1957年反右派以后那段严峻的生活体验写出来。有人说不了解过去的人，必定会曲解现在。诚哉斯言！所以应该把一个真实的昨天交给历史，为历史提供一份证言，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这样的证言已经有了一些，但是和那次运动的规模及其严重的后果比较起来，还是远远不够的。
那次运动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分了几个档次，有保留原工资的，有降级仍留在机关工作的，有监督劳动但保留公职的，有开除公职回家的，有的则是开除公职送劳教、劳改。处理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体验也自然很不相同。就是相同生活经历的人，体验也会各异。
形诸文字的历史，总是经过时间过滤的昨天，要想把运动的全貌交给历史是不可能了，但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展示，吸取的教训也就可以更广泛更深刻一些。
我们夫妇俩当时双双开除党籍，一个受监督劳动处分，一个受了最严重的处分——开除公职，送劳改单位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在书中我们力求从那一段酸甜苦辣的人生五味瓶中尽量挑出些对人们有益的回味。历史不可能原汤原汁地再重复一次，而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得到的人生体验和生命启悟，就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反映在本书中的不少人生体验和省悟是鲜为人知的。
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如果一部小说不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我们认为本书中不乏这样的点滴。虽是那个不寻常年代的点点滴滴，却是经历了长期罕见的磨难，用生命挽来的人生体验，所以它倍加宝贵，值得珍惜。
现在那样的人生那样的生存环境是不会再重复了，不过形成昨天悲剧的那种种深层次的因素，并不会自动消失，还会以种种形式显示它的存在。今天虽然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法的意识的淡薄，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漠视，权力的失控，监督的无力，不是随处可见吗？
一说到这些问题，人们往往只把眼睛盯住一些高官，认为这只是他们的事。他们身负重任，当然责无旁贷。然而，这些现象，也体现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意识深处和行为之中。统治者的思想，便是统治的思想。千百万年来的历史积沉和思维定势，使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突飞猛进的现实。正是这样一种状态，还严重影响着我们今天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要补上不可或缺的一课——人的现代化。
昨天和今天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昨天和今天都不会完完全全地截然一刀两断。今天留下的艰难 、困惑和弊端，都可以在昨天找到它的阴影和形骸。只有敢于正视过去，审视过去，认真清除形成过去悲剧的种种根源，才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后 记（2）
邓小平同志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他曾多次指出，1957年下半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犯的错误主要是“左”，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本书就是以这二十多年为背景，描写了以白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经历和心路历程。我们没有止步于事件罗列，而是着重于从主人公在逆境和坎坷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使亲情、友情、爱情，在理想主义的映衬下，揭示出理想主义在悲剧中的积极意义。
正是过去走过的那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正是那些刻骨铭心的巨痛，才更能令人警醒，振聋发聩，使我们的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和困扰中解脱出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也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这句话的深刻的内涵。认识到正确理论、路线来之不易，感受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的果敢精神。形象地再现过去那段使人触目惊心的历史，引发人们更多更深的思考，我们认为是有其深远意义的。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通过小说对历史或过去政治运动的理解深度，是任何历史的、政治的结论和论述无法相比的。小说虽然没有简单明确的结论，但它提供事件的真相，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还人们一个本真的过去，给人们一个广泛的想象空间，引发不断的思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迪。这样就会对昨天和今天的生活有着更深刻更清醒的理解，以便更好地走向未来。
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真相，尤其反映的是一个导向趋于歧途的年代，阴暗、丑陋现象就会在所难免。这样的真相有时会让人惋惜、痛苦甚至带来暂时的沮丧。但是直面严峻的历史，惨淡的人生，最终会促人猛醒，催人奋进，激发改革创新的激情。
而且即便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仍未泯灭。百般折磨，仍然不忘做人的根本；备受屈辱，仍然不甘沉沦；威逼利诱，仍然不随波逐流。虽然长期身处逆境，仍不失一个革命者的理念，仍不失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本色。
书中主要是塑造了这样的人物。虽然写的是背负精神的、肉体的双重重负的囚徒，但正是通过那样一个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