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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谅他们也不敢，他们敢出来我不把他的肠子挤出来才怪呢！”民警看白刚笑得那么自然，说话那么随便怒气全消了。说话中透露出十足的傲气和自豪。虽然怀疑打消了，但还没完成这项必不可少的手续。审查人首先得弄清是什么成分。便说：“你到底什么成分？”白刚说：“中农！”他没敢说得太好。贫农、下中农才是响当当的好成分，中农，在旧社会叫“肉头户”，是在地富和贫农中间摇摆的力量，只是个团结对象。
“中农，怎么能供你上县城里去念洋学堂？”民警又怀疑了。白刚说：“老人会手艺，木匠。农活不忙了，出外做活，那时手艺人少，钱好挣，生活满富裕。”民警问：“为啥不当教员，改行当木匠？”
白刚知道早晚会遇到这个问题。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回农村当木匠？准是有啥问题吧？所以他早就想好了如何应付。民警一问他便假装惊讶地说：“噫！你没听说农村推行山东嘉祥县经验，小学教师都回自己的大队工作，不发工资记工分？这事农村大人小孩都知道啊！你没听说？你家不是农村的吧？”这里白刚是以攻为守了。
民警就是农村的，只是不在农村呆，对这事不关心忽略了。民警的确听说过小学教员都回农村，为掩盖自己的疏忽，也以攻为守说：“回农村也是当教员啊！我是问你为啥改行当木匠。”白刚笑笑说：“我想在学校也是记工分，与其在学校混还不如回队呢！一回大队我就把家传手艺——木匠活又拾起来了。队里让我出来搞点副业给队里弄个零花钱，照样记工分，还带出一张嘴，省了家里粮食，还落个好吃喝。这不刚出来不多日子就遇上了大清查。不知为啥又把我关起来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5（3）
“不是关押是了解了解。”民警赶紧纠正。白刚故意装得十分委屈地说：“好嘛！这了解，昨儿黑夜差点儿冻成了冰棍儿。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老婆孩儿了呢！”民警说：“怎么？你还敢不满吗？”虽是质问，却没有了怒气冲冲的那种火药味儿。白刚说：“受党教育多年，哪能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今天这了解，不就好多了吗？屋里生着炕炉子，暖暖和和的，坐着聊天儿。”白刚说得轻轻松松，还笑了笑，以缓和紧张气氛。民警也笑了：“没白当教员，嘴皮子倒练得挺流利。就是不知道你这手艺咋样，是不是上我们这儿混大米干饭来啦！”
白刚一听民警说开了笑话，知道没事儿，便更活跃起来，给对方一个心情坦荡的印象，以争取快点离开：“混干饭？这木匠手艺可是实打实，所有活计，都是小秃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不像瓦匠，还可以齐不齐一把泥，有个将就。咱这手艺多好不敢说，半路出家手头也不那么利落，可是一丁一卯绝不胡弄。到哪儿干活没人说孬。”说到这儿，白刚笑了笑，“同志！这了解该结束了吧！是不是可以把证明给我？我好赶紧吃点饭去。”
“吃饭急啥？”民警知道他两顿没吃饭了，却笑了笑，故意这么说。白刚也开起了玩笑：“我倒不着急，就是这肠子肚子着急呀！”民警说：“你倒会说话。饭你可以去吃，证明留下！”
“为什么？事儿还没完？”这句话可大出意外，白刚一下子愣了。民警看白刚一脸惊慌的样子笑了笑：“别着急，事儿不大。你那个伙计老钱的证明也在我这里。你们俩今天晚上到我家去一趟。”说着写了一个地址递给了白刚：“你可以走了。喂肚子去吧！”
把证明扣下了，为什么呢？对证明有怀疑，想去调查？还是对我说的情况不相信，想去核对。可是从他后来谈话笑眯眯的样子，都不像啊！白刚走出派出所满腹狐疑，忐忑不安。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晚上去民警家是让他俩给他打碗柜，连干了三个多半夜才忙活完，当然是不给工钱的。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1）
1976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是全国人民大悲痛的一年，也是全国人民大喜庆的一年。悲痛的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一代伟人相继去世；喜庆的是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便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时，大城市的人们都奔走相告，额手相庆。许多人还特意买了螃蟹，单挑仨公一母煮了做下酒菜，以表示对横行一时的“四人帮”的愤恨。但在小县城里，这消息来得晚，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许多人都无动于衷，只在那些长期被压抑的人们心中才掀起一片涟漪。白刚觉得这些横行霸道的极左分子倒台，情况也许会有好转吧！但是高兴没多久，幻想就破灭了。
新领导人宣布江青一伙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派，这种说法把白刚吓了一跳：“我的妈！他们还右？再左还要怎样？”以后又突出宣传“两个凡是”。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阴魂未散，凡是毛主席决定的都不准更改。右派问题的解决当然是遥遥无期了，白刚仍然只有等待。他已等待得太久，几次出现希望又很快破灭了。二十年来他就是在等待——希望——破灭——重新等待中徘徊着，希望是短暂的，破灭只在一瞬间，只有等待是永恒。二十年，就是希望与等待支撑着他在苦难中挣扎和抗争。
突然传来消息，胡耀邦任组织部长，白刚的精神为之一振，他觉得希望来了。他以前曾做团的工作，对胡耀邦的为人是了解的。还是胡耀邦刚接任团中央书记的时候，白刚到团中央去开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会，胡耀邦找他们座谈。那是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他边走边说，走走停停，来回走动。他不像有些高级领导在人面前走起来是迈着稳健的方子步，却是急匆匆迈大步，给人一个开朗爽快的感觉。个子虽小，却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全身都是力量。和大家有说有笑，在这些小干部面前，丝毫没有架子。以后白刚又多次听到关于他的动人故事，感到他是个了解下情十分务实的人。这样的人当了中央组织部长，一定会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后来又听说中央发了一个什么文件，说右派确实搞错的可以纠正，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白刚从外地干活回来，正想想法儿摸摸实底或上外边打探一下消息。县里来了通知，让他去开会，说是落实政策。这真是喜出望外。参加会议的人很多，竟有二三百。白刚平时觉得芸芸众生中只有自己是孤零零臭不可闻的一个，这次一个县竟冒出了这么多右派，真是河里没鱼市上见。
开会时间过了很久，讲话的领导才来。白刚一看竟是他几十年前的同事，现在的县委副书记党公。他们在这弹丸小镇共同呆了几年，却没有来往。这次见面这位领导脸上却微笑着和他点了点头，打了招呼。这笑容给了他很大安慰和希望，说明有了什么转机。
党书记讲话只说了一个问题，中央决定没摘右派帽子的一律摘帽，摘帽后安排工作。对于一个更重要的内容，过去确实错划的要做好改正工作则一字没提。
吴玉萍听说这次都给安排工作，她争取了多少年就是想白刚有个工作，这下总算如愿了。她焦躁不安地在家里等待着。她满心以为白刚会高高兴兴地回来，可是见白刚回来并不高兴，她的心马上又悬了起来：“怎么，不给安排工作？”
“安排。”白刚冷冷地说。吴玉萍奇怪了：“那你为啥还不高兴？”
“还是肯定反右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错划的改正工作一句不提，实际是错了也不改。”看到白刚是为这个，吴玉萍忙说：“唉呀！能有个工作一家子在一起有口饭吃就行了，你还要求什么？”
白刚看妻子又在担心他会惹出什么祸事来，便不想再谈下去了，知道说也没用只好把不满把不平埋在心里。白刚被安排在文化局下边的文化馆工作，月工资四十元。
尽管问题的解决很难让人满意，但吴玉萍总算了了一桩心事。他们工作组的老郝、黎娟知道了都来看望。白刚安排了正式工作，也都传说右派将要平反，人们心中的戒备少了，几个人到一起谈得很高兴。老郝说又要抽工作组下乡了，还让我去，我希望咱几个还在一起。
吴玉萍说还是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可不想去了。老郝说不是了。中央有文件要解决打骂群众乱扣乱罚等违法乱纪问题。县委李书记官复原职后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决心认真解决。吴玉萍说要是这样我参加，正好我还有块心病没解决。
“你还有一块心病……”老郝莫名其妙一脸的惊愕。黎娟马上把话抢了过去：“吴姐的心病我知道，是桥头营打死人的事，对不对？”
“是啊！这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也不知道刘大娘他们怎么样了。我们不能让坏人老是那么猖狂让好人受罪呀！几年来一直是朱一夫那些人当权，没有机会解决。现在县委李书记官复原职，中央又有解决农村违法乱纪的文件，我觉得问题该解决了。”吴玉萍说完，老郝很有感慨：“老吴在自己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还有这样一副好心肠，真是难得呀！我当时是有点心灰意冷啊！觉得管不了就不要惹麻烦。多亏你当时冒着极大危险取得了有力证据，要不现在想解决也难了。这回我们下决心争取让县委解决。”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2）
三个人倒是都抽到了工作组，但是没让他们三个在一个组。李书记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觉得他们三个人再去这个村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恐慌，还是让公安局去进驻有利，只留下黎娟配合。老郝去那个公社，有事密切联系。吴玉萍身体不好又有小孩，留在县里搞材料。李书记说这样恶劣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而且要将过去袒护罪犯阻碍案件侦破的人查清一并处理。李书记批示后让他们把材料和证据直接交给公安局长。
吴玉萍在干校时和公安局长夫妻住隔壁。局长那时是黑帮，他妻子李菊打成了反革命，都没有行动自由。局长被隔离审查，不许夫妻见面。吴玉萍那时还算“自由人”，有时还偷偷传递一些消息，和他们两口都很熟。晚上三个人一起去了局长家，局长和夫人李菊对吴玉萍十分热情。黎娟把家里藏了几年的材料、证据交给了局长，局长答应一定要尽快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复职不久的老书记、老局长这么热情、爽快，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三人都喜出望外。
这以后不久，李菊告诉吴玉萍，工作组进驻桥头营一接触这案件，马永昌一帮人可猖狂了，千方百计阻挠调查，多亏你们那些材料非常扎实，经核对完全属实。最后马永昌那一伙全抓起来了。朱一夫袒护马永昌，在那一片搞着好几个女人，干了不少坏事，县委已决定他停职反省。步明清一直是斗批改办公室大拿，当时出事就是他处理的，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压制不同意见，可能是让马永昌喂饱了，这回副主任也撤了，让他交待问题。
黎娟受刘大娘之托，特地带了刘大娘给的花生、红枣，来看望吴玉萍。说刘大娘总是千谢万谢，说没有你们这些好心人，他外甥这个大冤案就会冤沉海底，全村百姓在马永昌这帮坏蛋手下，也会永无宁日啊！
吴玉萍总算又去了一块心病。白刚又有了正式工作，而且分到了创作组，干起了他梦寐以求的文学创作。整天没什么任务，就是看书和琢磨创作。虽然工资比以前少了，但是他们俩一月收入八十多元，一家三口住在机关，自己起火做饭，花费很少，在县里生活还算富裕的了。多年争取的不就是一家团聚吗？她本来觉得不管让干啥都行，想不到两人工作还都遂心如愿了。吴玉萍从多年的苦恼压抑中解脱了出来，她没有过高要求，觉得这样已经够好了。
白刚正好相反，他不仅没有安心，却变得更加急躁了。听说中央有文件右派搞错的可以纠正，为什么县里一句不提？根据过去历次运动经验，往往是中央落实政策文件一开口儿，落实很顺利，后来看问题越来越多便来个急刹车，截至几月几日完全冻结，再也不许解决了。反右涉及这么多人，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白刚觉得不能傻等了，决定出去看看，摸摸外边的气候，决心争取平反，他不相信共产党内会永远没有说理的地方。
他怀着期待，带着惶惑，偷偷地参加了上访的行列。他没敢想出去问题就会解决，只是先摸摸气候，是乍暖还寒，还是冰冻三尺？如果仍然是严冬，探探春天还有多远？最高的愿望就是想了解有一份什么文件，里面有没有如果搞错了可以纠正的意思？
几年没有出门了，他不敢贸然去北京，他奔了省城。省里终究还有些熟人，省委省政府和自己原来的机关现在都在一个大院里，那地方他还熟悉。他知道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原单位来办。原单位一个熟人也没有了，不过这个机关会知道他这个人，因为这些年他写给原单位的申诉信有几十封，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人既然来了，他们总会有个人接待吧！从接待的谈话和态度上就可能看到一些政治气候变化的迹象。
他万万想不到在传达室一联系，机关回答很干脆：“你和我们没关系，有问题找省委信访部门。”连门也不让进，一句话也不多说，便把电话撂了，冰冷的态度使他不寒而栗。省委信访室并不远，走了没几步就到了，但是仍是个不接待，右派问题不解决。
白刚本不想打扰熟人同事，怕给人家惹麻烦，只要能探到一点实底就走人，可是这样回去不是白跑一趟吗？到底有没有文件，右派问题是不是有所松动，这是个关键问题，是必须想法弄清楚的，现在看来是非找熟人不可了。
他设法给省委的一个熟人打了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你是谁？你找谁呀？”“我是白刚，找兆通同志。”电话里大声喊叫着：“兆通，有人找你！”当啷一声，显然是把话筒放在一边，等待来人说话。接着便有说话声，但是离话筒远，听不清了。“喂！喂！”刚才接电话的人又来了。在白刚答应以后，里边的人说：“兆通不在呀！出门了。”白刚急忙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呀？”电话里说：“十几天吧！”
突然电话里没有了声音，白刚还举着话筒“喂！喂！”地喊叫，里面仍然没有回声，这时他才意识到对方把电话撂了。他像挨了一闷棍，愣了好一会儿，才把话筒慢慢地放下。长期不和电话打交道，他已经变得迟钝了，回想刚才的这一切他觉得自己太傻了。你还喂喂什么？你还问人家什么时候回来，刚接电话时那人不是喊叫兆通了吗？接着又有人说话，可见他是在家的，只是一听来人的姓名不想接电话而已。你还以为你是谁呢！以为是相处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总可以谈谈心里话，摸个实底。实际你已经臭不可闻了，没人敢沾你。省里还有一些熟人，都是厅处级领导人，他也不准备再找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3）
从省委传达室出来，灰心丧气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倘佯，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从几次碰壁看好像气候没有变化，仍然是寒冬啊！可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回去，这时他把在省城的熟人一个个的像过电影似的都过了一遍，决定去找叶珠，一位女同志，他们夫妻俩都在报社。
省城刚刚解放时，他们还在中学读书。那时白刚做青年工作，主要是分管学校，在学校行政上有兼职，而且还讲政治课，他们都是他的学生，建立青年团时白刚介绍他俩第一批入团。不久叶珠调到了省里，一直和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