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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接过麦克风大声喊道：“把富农崽子孙绍安带上来。”会场上一时出奇地安静，大家都扭过头去看柴禾垛边站着的孙绍安两口子。只见他们俩不等民兵来揪，自己便快步走过来，肩靠肩地站在主席台前。支书对那媳妇喊道：“你来干什么，没叫你快坐到下面去。”
那媳妇毫不畏惧，仍然站着不动，大大方方地站在丈夫一旁说：“他既是富农崽子，我就是富农崽子的老婆，我们一块儿卖羊肉，要犯法都该挨斗。”支书没再理她，心想你不知好歹不嫌丢人，愿意陪斗那就陪吧！便马上宣布批斗开始，两个预先安排好的积极分子，便先后上台批判。稿子是别人代写的，他们认字不多，心里十分紧张，所以念得磕磕巴巴，手也哆嗦起来，有一个人念到半截上，一阵大风一刮不小心稿子让大风刮跑了，便急忙去追稿子。
就在这个时候，孙绍安媳妇扭过头来，冲着主席台上的朱一夫大声说：“上级领导，我倒要问问，要说卖羊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村可是家家户户都在走。哪家没卖过羊肉？要说卖羊肉就该批，该批斗的可不只我们一家。说我们是富农崽子？他妈娘家是富农，可他爹是贫农，咋就成了富农崽子了？我家可是三辈贫农，那羊是我喂的我杀的我卖的为啥别人不批，只批……”
没等她说完，朱一夫把桌子一拍，三角眼一瞪，大吼一声：“反了你了，把她给我拉下去！”等民兵把那媳妇拉走以后，朱一夫觉得受了抢白，脸上无光，为挽回面子，便故意理直气壮地说：“贫下中农怎么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样批斗，这是路线斗争不能含糊。”然后又小声对支书说，“你们村谁家养羊卖羊肉多？再拉几个批斗。”他说话虽声很小，但没注意躲开麦克风，会场都听到了。
突然变了安排，支书可为了难。这时天黑得早，日头已经落下去了，往台下一看，黑乎乎地也看不清谁是谁，他便到台下去找。他正在人群里搜寻目标，忽见会场一下乱了，人们纷纷站起来往两边躲。只见一头小牛犊子一样的大羊公子闯进了会场，两个弯曲粗壮的大羝角各挂着一条红绸子，脖子上带着一个大铃铛，丁丁当当地响，令人奇怪的是它尾巴上还冒着烟儿，劈劈啪啪地响个不停。原来是谁在它尾巴上拴了一挂小鞭炮，把它赶了来，小鞭炮阵阵炸响，使大公羊惊慌失措地闯进了会场。那朱一夫一见大怒，立起来指手画脚地招呼民兵：“打死它，打死它。”
两个带枪的民兵便从会场外边赶紧跑过来，也喊：“打死它，打死它。”那羊公子进了会场一见人多，更加惊慌，愣怔了一下，突然见后边有人拿枪追来，前边一个人凶狠地喊叫，它好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便向喊叫的朱一夫闯过去。老郝和公社副主任坐在两边，一看危险便赶紧跑开了，朱一夫正喊叫打死它，又是坐在中间，没容他躲开那大羊公子便一下子连桌子带人全撞了个翻个儿。朱一夫吓得七魂出窍，赶紧爬起来继续喊叫打死它，打死它。那两个持枪民兵是专门从公社借了两条枪，为大会站脚助威和防止发生意外，一看闯下了大祸，便跑过去真想举枪打羊公子。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十二三的小孩飞步跑过去喊道：“别打！别打！是我们家的。”然后咴儿咴儿地叫了几声，只见那羊公子愣怔了一下，便立即向小孩跑来。小孩搂住了它的脖子，拍打着它的头，让它老实下来。然后对着村支书喊道：“爷爷！你不是让我奶奶把它拴到别人家去吗？我奶奶也不把它看好，咋让它跑出来啦！”
原来这羊公子是支书大儿子家的，他儿子和支书仍住一个院，平时都是支书老伴儿为儿子照看，知道要开这个大会，公社来人会到家里来，支书便叫老伴把羊公子牵到别人家去，不知谁出了坏，故意用这羊扰乱了会场。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7（4）
这时天色已黑，互相看不清，人们胆子也大了起来，不知是哪个妇女喊了一嗓子：“批斗它批斗它，这才是罪魁祸首。没有羊公子哪来的小羊，全村的小羊都是它的种。”接着有人也喊了起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它是头号的，批它！”你一嗓子我一嗓子的喊叫，引起了全场一阵阵欢笑。会场立时乱了，吵吵嚷嚷，也听不清人们说的是啥。
朱一夫一看羊公子是支书家的，支书又是他姘头的叔叔，他们的关系支书心里也清清楚楚，便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样一个结局虽然面子不好看，但是开批斗会的目的也达到了，今后谁还敢再为孙绍安说话？支书趁这乱劲儿便赶紧宣布散会。朱一夫被支书叫到家里喝酒去了。
这会开的朱一夫一肚子气，社员却嘻嘻哈哈地笑着往家走，觉得又解气又好笑，今天可开了眼啦。人们都以为从此没事了，谁知道第二天孙绍安却被民兵押到了公社，关进了集训队。她媳妇上县跑市，托亲靠友，总算把孙绍安弄了回来，但右胳臂受了伤抬不起来，据说是因为吊打致残，在家足足养了半年。
老郝和吴玉萍这个工作组，因工作不利，受了批评全组撤出，调到一个更复杂的队——桥头营。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8（1）
吴玉萍他们刚到桥头营，便接到县里指示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主要是打击反革命。他们还在学习文件，杀人布告便接踵而来，最初这批布告，多是杀的现行反革命，那布告从县城贴到农村，街头巷尾常见一张张铅印大纸上横列着十几个人的名字，上面被划上鲜红的钩儿，俗称“坐红椅子”，便是枪毙了。反革命的罪名五花八门，布告越贴越大。面临这种形势，吴玉萍更加不放心白刚，怕他那犟脾气惹出事来，夜里常被白刚出事的噩梦惊醒。所以便给白刚写了那封千万千万小心谨慎、凡事能忍则忍的信。白刚接得信后，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尤其担心给省公安厅劳改局的那封信惹祸。
真是该着天不灭曹，原本认为毫无指望的事情，竟然很快来了结果。有一天，大炮神神秘秘地凑到白刚的脸前，直盯着他的眼睛小声说：“你给省公安厅写信啦？”
白刚心中一惊，这事儿他怎么知道了？信转下来了，让批斗？还是他听到了什么消息？他迟疑着，没有回答。大炮不满地说：“这事儿你跟我还保啥密呀！告诉你吧，好事。昨天县公安局冷股长把我叫了去，还剋了我一顿。问我你给公安厅写信我知道不知道，我一听，妈呀！坏了，准是捅了娄子了。便赶紧说：‘不知道啊！知道我还能让他写？又问我他省里、公安厅认识啥领导吗？我说我哪儿知道啊？’他火了：你这群众专政是怎么专的？可倒好，一问三不知。我说到底出了啥事儿啦？他这才说省公安厅来信了，白刚以前没帽儿，只因为家中是地主就给他戴上地主帽子不妥，让给他摘掉，你回去就通知他，省得他以后还写信。然后他又说：准是他在省里、厅里的领导当中有熟人，你真不知道？我说那还有假，我知道还能不说？”说到这里，大炮笑眯眯地凑到白刚耳旁轻轻说：“哎，我问你在省里、厅里是不是认识大领导啊？托人了吧？”
“多少年断了联系，我又是这个身份，上哪儿托人去？我就是直接给公安厅写的信。”白刚在省里真有很多熟人、老领导。要是个会来事儿的，正可以借此机会就坡下驴，吹上几句，既可以抬高自己身份，又可以吓唬吓唬县里村里这些干部。但白刚不愿意来这一套，他十分坦诚实话实说。大炮按阶级斗争的常理推断，他显然不信：“没熟人你写封信，说你不是地主，解决问题就这么快？”然后又凑到白刚的耳朵根子上小声说，“你跟我说实话，人家冷股长还让我掏个实底，向他汇报呢！”
白刚一听冷股长着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没有托人，因为这问题明显违反政策，领导机关的人都十分清楚。”说到这里白刚腰杆也硬起来了，“一看该解决，只批上几个字：如情况属实，此做法不妥，请纠正。这就行了，还不快？有啥难解决的。”
这一下可把大炮给镇住了：“唉呀，我的妈！真是神咧！公安局让我看了公安厅的来信，上边批的就是这几个字。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准是有人给你通风报信了！”大炮微笑着，神秘兮兮地看着白刚眼睛，觉得这里面准有故事典儿。
白刚说：“谁会给我通风报信儿？你知道我离家这么多年，县里没有一个熟人。”大炮还是不信：“那就是省里有人告诉你了，要不你怎么说得这么准？”白刚说：“省里谁会跟我说，来信都经过你的手，你还能不知道？我只是猜想，想到他们会这么批。”大炮想了想也是这么回事，省里来信我准知道，这才相信白刚是猜想的。觉得人家这人了不起，猜就猜这么准。
可是他觉得你再能猜，现在这情况即便符合政策，没熟人也不能这么快就办下来。一个戴帽地主、摘帽右派，这么容易就改变了自己的成分，真让人难以理解。便说：“你没托人，是不是处理这封信的领导正是你的熟人啊？”白刚觉得虽有可能，这种可能性很小，可是看到大炮一直不相信没熟人办不下来，便也不再争论，也就顺水推舟地说：“我在省里熟人很多，也许是吧！”
“也许是——吧——”大炮把后面这两个字说得很慢，对白刚这种不相信的口气很有些讥讽，然后非常肯定又不无骄傲地说：“我猜得没错儿，咱猜这个也是一猜一个准儿，咱是干啥的，这点勾当儿还能瞒得过我？”他越说越高兴，他为自己这种猜想十分自豪，就好像他这种猜想已经被事实证明了一样。他对白刚也暗中高看了一眼，再也不敢为难他，并且把他的猜想当作事实又添油加醋地向冷股长作了汇报。白刚倒因为这封信处境有了不小的改善。
白刚听到这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以后，第一件事便是给妻子写信，让她不必担心，同时也劝她相信，悲观是不必要的，有理的事情，终究会得到解决。
就在白刚得到这个信儿之前，当地发生了一件奇案，有关部门对这件事一直秘而不宣，却作为一件大案紧锣密鼓地张开了一张大网，进行侦破。虽然秘而不宣，但因为就是发生在王各庄镇上的事情，三乡五里的还能瞒得住吗？事情一发生人们就偷偷传说：市管会帮集的老万在河套的沙滩里被人活埋了。
具体情节其说不一，有人说是他急于邀功请赏，集日以外，主动到河边摆渡那里去抓倒卖粮食和粉条的人。也有人说，不是他自己要去，是市管会听说有大宗投机倒把生意在沙滩里进行，派他去渡口把守。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8（2）
这条大河绵延千余里，到王各庄这一带，大河又是两县的界河，河北就是另一县的地面了，两县人来车往全靠摆渡。两条大木船并在一起，一次可以载运几辆骡马大车，还可以上不少人。河面虽然不太宽，只有几百米，但因多年河身南移，河北边的河套却有几里宽全是大沙滩。只是靠近北河堤的地方，为了护堤，有成片的柳树林和柳树棵子（灌木），十几米外便看不见人。
因为王各庄集镇上对投机倒把私买私卖查得紧，有些大宗的黑市交易，都是趁着天还不亮，双方约定好了，偷偷在河北邻县河套的柳棵子里进行。
老万在集上作威作福惯了，他就胆大包天了，自以为走到哪里也没人敢惹。可是他不想想，天还没亮，在一个几里地没人的柳树棵子里，就那么不多几个人偷着进行买卖，谁也看不见谁谁怕你呀！有人说是他在这里抓了两个人，附近有人一听说抓人都跑了，这两个人却不跟他走打起来了，有两三个同伙跑了又回来也一起打他。把他打得晕晕忽忽，便在沙滩里挖了个深坑把他埋了，只露个脑袋留了他一条活命。等他缓过气来人早已无影无踪，他又刨又挠地挣扎了半天，才好不容易从坑里拔出身来。
也有人说是有人恨他把守渡口，卡死了最后一条生路，有几个人筹划好了，要教训教训他。便拿着空口袋空麻袋，假装在渡口商量一批大买卖，说在河北柳棵子里交货，虽是偷偷小声商量的样子，却故意让老万听见。老万一听这可是个大案，便尾随这几个人去了，到了柳棵子里有人用麻袋往他头上一套，捆了起来打他个半死，又埋了他半截。这几个人戴着帽子，围巾盖住了脸，长得什么样，他一概看不清，便成了无头案。
白刚早就听见人们传说这件事，觉得和自己无关也没多想，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个案件竟牵扯到他。一天早上白刚正在做饭，有人把他叫到大队，突然看到两个警察说让跟他们走一趟。白刚奇怪地说：“干什么？有什么事儿？”来人冷漠地说：“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这句话是凶兆，白刚对这句话最反感，以前听过两次了。第一次是日本刚刚投降，国民党的“劫收”大员还没有到来，只有几个所谓地下钻出来的潜伏人员，他们一露面，借助伪军势力，便把白刚从学校抓走了。白刚说：“你们要干什么？把我带到哪里去？”回答便是“你到那儿就知道了”。结果是在潮湿肮脏的地堡里、监狱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受尽了折磨。
第二次是在1958年初，一个深夜，开完处理右派的大会以后，机关里马上把他们两口子看了起来，让他们把东西分开，打好行李，准备天亮就把他们送走。白刚说：“到哪儿去？”回答也是“你到那儿就知道了。”结果是在铁丝网、探照灯装备起来的劳改农场一住就是十二年。
现在又是这句话，难道又要遭受那种类似的厄运吗？白刚知道这种不是逮捕的“逮捕”是非法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朗朗乾坤，成了什么世界？我走了家里又没有一个人，我死在哪里都没人知道，这怎么行？我不能走，得问个明白：“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带我走，得说清楚不然我不去。”来人说：“刚才告诉你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不去？由不得你，绑着铐着你也得走。”
“绑吧！绑上铐上也不走。”白刚生气了，“逮捕，拘留，有逮捕证拘留证吗？凭什么带我走？就凭这身衣裳？连你们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嗬？反了你了。”来人把桌子一拍，吼叫起来，“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敢和我们这么说话！”白刚觉得反正是这样了，再老实他们也不会饶过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方没等白刚说完，便打断了他：“呸！你是老地主、摘帽右派。县局早就告诉我们了，你不是个省油的灯。这回犯在我们手里了有你好受的，走！”
“我什么犯在你们手里了？”白刚这下急了。原来还摸不清是哪类事。听到犯在他们手里这句话觉得确有来头，事情非同小可。来人非常果断：“现在不能告诉你！”
“说不清我不走！”白刚回答也斩钉截铁。来人愤怒了：“那由不得你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好！绑上走。”对大炮说，“支书，给找根绳子。”
大炮显然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但一直没有说话，看来是心中有疑虑，又不好开口。现在让他找绳子他不得不说话了：“绳子好说要多少有多少。你们是不是也该告诉人家你们是哪里的，为啥让人家走啊？”见支书也不愿协助，来人只好说：“我们是王各庄镇派出所的，为啥到了派出所他自然会知道。走！”
正这时，院子里突然进来一大群看热闹的。原来是白刚被大队叫走以后，他嫂子好生奇怪，便叫儿媳妇赵玉兰上大队看看去，赵玉兰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