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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块五毛钱的学杂费，说这是一个聪慧的孩子，教了这么多年书，才发现这样一个又小又瘦的小家伙，是个对知识领悟力很强，一点就破的好学生。从此，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到了小学六年级，三四十个毕业生中，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级中学。
不管个人的能力再大，也必定受大气候的限制。他在那所鲜花满园的学校里，只学了一年多的初中课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之后数年中，项明春和他们那一代人一样，基本上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却混得了高中文凭。
高中毕业后，他怀着对学校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到家里，无所事事，整天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在他这个年龄阶段里，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可在深山沟子里没法找到书读。他有一个邻居叔叔，虽然认不得几个字，却喜欢在春节期间买些小册子之类的小本子，多年下来，颇有积累，他就经常钻进这个叔叔的家里，把数年的《农家历》读了又读，把在纸缝中、边角处刊登的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如“二十四节气”、“生活小窍门”等，背诵得滚瓜烂熟。特别是到了夏夜里，他睡在生产队里的麦场上，仰望星空，对深邃神秘的宇宙充满好奇，对知识充满无限的渴求。
那时，大学并没有停止招生，但不需要考试，用的是推荐的方式。被推荐上学的人也不叫大学生，而时髦地叫做“工农兵学员”。项明春出身于世代农民之家，没有过硬的关系，上学指标又极其有限，一个公社每年不过推荐七八个大中专学生，生产大队如果能够争得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还不够大队干部的子女消费，他就以为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
一个农家的孩子要想进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参军、上大学这些让年轻人做梦都想的好事儿，根本轮不到他，他连这样的美梦都做不出来。当他父亲、母亲卖了一头猪，筹集了一些钱，张罗着为他找一个媳妇，好延续香火时，凑巧大队初中缺一名教师，学校校长逼大队领导想办法，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没有老师开不了课。“将”军之下，支书和其他干部们坐在一起盘算，几架山、几道沟找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识字人。支书心里本来已经打算安排一个人，却说不出口，一个干部提醒支书说：“某某不是刚刚初中毕业吗？”这个某某就是支书未过门的儿媳妇。支书就对校长说，想让儿媳妇顶这个“缺儿”，校长说什么也不答应，哪有初中毕业教初中的？这样会毁了你们这山里的一代人！他提示说，有一个叫项明春的刘集高中的毕业生，还在家里干活，我听说这个人程度不错，可以胜任教学工作。支书还不太了解项明春这个穷小子，让校长缠得没有办法，终于下话说，你要教师，两个人都进去！校长说，行！只要项明春能够进来，其他人我给教革办说说。于是，项明春就糊里糊涂地撞进了大队学校里，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
有道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当民办教师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教学相长，给了项明春一个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环境。他有一个同事，是一个老教师，看他接受新事物很快，就有意帮助他，偷偷地给了他自己的许多存书，让他研读。教学之余，他就伴着煤油灯苦思苦学。学校每月发给他的用一千毫升毒药瓶装的煤油根本不够用，好在备课本、笔墨还是敞开供应的，他就把三个月才发一次的几元钱津贴全部用在了点灯上，求知欲望十分强烈。每天熬到深夜，越读越有兴趣，就这样不停地读呀写的，把眼睛熬得通红，两个鼻孔熏得流漆黑的鼻涕儿，在妈妈心疼的嗔怪声中，汲取了许多丰富的知识营养，感觉到世界的博大遥远，心早就飞出了大山。同时，因为他有一定的文采，经常被公社抽去，参与了公社里不少典型材料、展览馆词、大批判文章的撰写，笔头子练得很有些功底，不久，他就在家乡的人民公社小有名气。
1977年恢复了高考，由于知识界、教育界多年沉寂，人们对高考充满期望，万众瞩目。喜讯传来，千万名年轻人报名参加高考。项明春心情振奋，坐在那戒备森严的考场中，忘记了世界的存在，面对试卷，就像见到了无尽的宝藏，恨不能全部掘为己有。他尽情地倾泻着自己这些年苦学的知识，但毕竟所学的知识有限，并不能把所有的试题答完，让他心中充满遗憾。可是，不料想一篇《毛主席纪念堂在我心中》的作文竟然获得了中原省唐都市考区的最高分。消息传来，在丰阳县成了口头新闻，人们街谈巷议，他因此扬名远近。
他去县城参加体检时，和带队的教革办领导一道去理发店理发。一群风姿绰约的年轻女理发师，一边欢快地忙碌，一边兴奋地议论着，为本县出了个“高考状元”而自豪。他听了觉得好笑，又不敢相信说的是自己。带队的老师指指他说，你们说的状元就在这里。这些女孩子立刻惊乍乍地欢呼起来，争相过来一睹“状元”风采，把他看得满脸通红。给他理发的那个漂亮女孩也兴奋得满面通红，活儿做得更加细致认真，理一个人头发用了差不多两个人的时间。
谁知名气与运气是两码事儿，名气传出去了，并不见得运气好。因为当时的政审十分严格，凡是写过大批判文章的年轻人，都被打入另册。江南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他，竟然被有关部门扣了下来，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年，他又以高考的好成绩过了录取分数线。这一年的政审已经不太严格了，但他到了这时，早已变得心灰意冷，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读书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信条，已经不复存在。他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再也不写什么“狗屁文章”，所以对文科毫无兴趣。他根据自己理科成绩比较突出的特点，填报了卞州大学物理学专业，竟然被录取了。
毕业后，组织上本来要把他分配到省直一个研究单位工作，他跑去看看，打听一下，那是个很破败的单位，连个正经的研究项目都没有，为数不多的科研人员在那里半死不活地闲熬着，搞不了事业搞内讧，让上级和本院领导，甚至周边群众都感到头疼，名声很臭。其中一个科研人员推心置腹地告诫他：“千万别来，你要是真到这里来，那就算是瞎眼了！”这让他感到心里凉了半截。他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本来就持怀疑态度，说什么也不愿在那里修行。但那时属于硬性分配，组织上有个规矩，允许你事先提出个人志愿，但组织上一旦定了，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为自己重新找单位颇费周折。也许自己曾经当过民办教师，对教育、教书有深厚的感情，也许是急于回乡和自己日夜想念的未婚妻孙秀娟结婚，也许是自己那个钟爱教育的恩师极力劝他，“从长远看，教育是最好的职业”，也许当时教育上最需要充实教师，当他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要回到本县当教师的申请时，他们竟然爽快地批准了，很快给办了改派手续。同学们对他的选择大惑不解，但人各有志，也就随他去了。因为他的未婚妻孙秀娟就在一所普通高中所在地刘集镇的农行营业所工作，他就留在了这所普通高中当了教师。
教了几年书，他成了全县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好教师。按说，他应当安贫乐道，不再有什么新的追求，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使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怀疑，他对教书这一行当不再那么痴迷，却也没有什么办法离开教育战线。
那时候，“臭老九”突然一夜之间变香。在一段时间内，大批在“文革”中没有地位、备受折磨的知识分子鸿运当头，这批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传奇般地成了宝贝：一般教师可以火箭式地当上县委宣传部长；一个穿戴土里土气的农业技术人员，摇身一变就做了抓农业的副县长；一个政法大学毕业的办事员突然就成了法院院长。他们这一批人，踌躇满志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了坐轿的，就得有抬轿子的，县委办也要充实新的更高学历的人进去。项明春这一茬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中专毕业生，是进入这一层次的主要人选。他的那点小名气，竟成为他能够进入县级中枢机关的基础。但是，要把他调进县委办公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历了一波三折。
想着自己是“师爷”的项明春，在丰阳县委办公室，已经当了两年副主任。用另一个副主任侯全仓的话说，项明春在丰阳县文秘圈子里，是女同志刚刚用过的“护舒宝”（一种卫生巾品牌）——差不多红透了。他被公认为占了“两个第一”：一是“第一等秘书”。因为他直接跟的是县委书记杜旺民，几乎每天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所以各级各部门的头头，即使单独见到项明春，仍然十分恭敬、恭维，把项明春的话当成杜书记的指示。别说下级是这样，就连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同志，都会让项明春三分，当然，应当把现任县长吴振国除外。二是全县“第一支笔”。近两年县委的年初工作报告、杜书记在各种大型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出自项明春之手。这“两个第一”集中在一人身上，在丰阳县委办公室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虽然他经常用自己的女同事邬庆云的话“伴君如伴虎”来告诫自己，事事避开风头，不事张扬，甘做“套中人”，却从来没有感觉到杜书记在自己身上耍过“虎威”，倒是自己这只狐狸跟着杜书记沾光不少，说话、办事所向披靡，比起司马皋当杜书记贴身秘书时，像个窝囊的小童养媳，强了不知多少倍。就像物理学上讲的，在杜书记形成的丰阳县强大的电磁场中，项明春处于场强最大处的某一个点上，想不发挥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项明春这个人，聪明、实在，性格内敛与外向和谐统一。脑子反应敏捷，处事周到得体。在维护领导形象，延伸领导智慧，辅助领导决策，保守领导机密等方面，做得很不错，所以，深得杜书记喜欢。
项明春的老婆孙秀娟是个活泼、开朗、贤惠的女人，并不怎么喜欢搬嘴弄舌的，但她也经常忍不住对自己的好友王丽，还有项明春在县委办的女同事邬庆云、王姐等人说起她丈夫进入县委办的经历。
在项明春到刘集那所普通高中干了差不多三年的时候，当时的县委王书记，听说有一个“作文状元”在高中教书，就亲自到他供职的那所学校去了解过他。有一天中午，王书记到刘集镇视察，中午吃过饭后，只让司机一个人拉着他去了学校。学校传达室的老黄，也不知是什么人，看着他们坐着小轿车进了学校，指名点姓要找项明春老师，以为有了什么大喜事，兴冲冲地带他们找到了他。
正在睡午觉的项明春，迷迷糊糊地起来迎接客人。司机介绍以后，他才知道这是县委书记来了。项明春长了这么大，还没有与这么样的高官面对面过，一下子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们大约谈了半个钟头的话，县委书记无非是问了学校的一些情况，项明春一一作了回答。具有“汉官威仪”的王书记，并没有透露要调走他的意图。
事后，项明春抱怨老黄，为什么不把县委书记带到学校领导处，却找了自己这么一个教师，搞得人心理紧张？老黄说，人家是指名道姓找你的。项明春心里很纳闷，觉得很奇怪。
没过几天，就有县委组织部的人来考核他，他才知道，原来王书记是为了访贤而来。因为他在教学上很有一套，校长舍不得放他，把组织部的人支走以后，背着项明春跑到教育局去闹。校长对局长说，我这个普通高中办不下去了，本来好学生都跑向了县重点高中，好教师也被抽得七零八落，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个台柱子教师，又要被调走了。这个人若是调走，我这个校长坚决不在这个高中干了。教育局局长无奈，就亲自到县委去游说，说什么也不放他。学校领导拦下了他，也不亏待他，校长亲自找刘集公社党委，办齐了项明春的入党手续。教育局党委立即研究，提拔他当上了教导主任。当时县委办公室已经把在县农机局工作的大笔杆子赵哲调了进去，暂时不太缺人手，这事情只得作罢。后来，赵哲出走下海，县委办公室方主任又一次对教育局说，要调他进去，教育局又立即任命他为副校长，再一次拦下了他。
项明春的遭遇，在学校的同志们中间，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认识来自于直观，你看，还是人家项明春有本事，只要县委一开始要他，他就会在职务上有一次变动，上边提一提，他就升一升，干教导主任才一年时间，就提拔成了副校长，捞到了不少好处。另一种议论是，这项明春说不定有问题，不然为什么考核一次“黄”一次，一直提不上去？有人就当面半是关心、半是挖苦地问项明春：“项校长，何时能够当上项秘书啊？”叫项明春有苦说不出来。在这种懊恼多于喜悦的情况下，他在私下里对孙秀娟发牢骚说，教育局和自己校长的这种做法，亲切得简直有点“恶毒”。谁都知道，县委办公室是全县的中枢机关，到那里去工作是许多人向往的事情，对于个人进步与实现人生价值，都是难得的机遇，自己竟然被教育部门捆得死死的，真像李白当年叹息的那样：“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但一个教师的命运，毕竟操纵在主管领导的手中，你孙悟空本事再大，也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想转行到政界工作，我不放你，你就没有办法。老婆孙秀娟就跟他商量，现在跑调动已经时兴“上菜”了，要不咱也给局长送送礼？兴许他们能够放你，让你调进县委办公室去。这个看透人情世事的好主意，被项明春粗暴地否决了，他对老婆说，宁可当一辈子教书匠，也不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孙秀娟就说，这是啥年代了，你这个人怎么还这样迂？但胳膊拗不过大腿，她一个女人家说不服这头“犟驴”。
就在他对进入县委办公室工作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县委组织部领导通知他去谈话，他就从教育界脱颖而出，进了政界。
这一次不同以前，是县委办公室的史长运主任和丁卯副主任亲自出马，在一个刮着风沙的下午，来到项明春处，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意不愿意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此时的项明春已不像当初见到王书记那样激动，回答两位主任的话挺干脆：“从第一次考核到现在两三年了，如果还不能调进县委办，教师们不知啥原因，一定会以为我这个人有大毛病，要不然为什么不能进县委办？自己实在受不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再说，现在多少教师都想往城里调，自己不费一点事就进城了，并且到了全县的最高领导机关工作，岂不是太便宜了？” 这样一说，两个主任感到这个人非常实在，又挺机灵，显然是选准了，就对他说，让他等待消息。
谁知当他们回到县委办公室，跟教育局交涉时，又一次卡了壳。教育局长冒着大雨，骑着自行车，跑到史主任的办公室，恳切地对史主任说，领导们这么器重一个人才，让我们很感动。按说，教育部门应该支持县委的工作，放项明春到县委办公室去。这要是在县第一高中，放一个人本不是一件难事。可刘集高中是一所普通高中，全凭项明春在那里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