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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句表扬的话，一生都刻在我的脑子里。
因为在家里，我是个令人讨厌的“没出息”的孩子。
我已经忘了那位老师姓什么，但记得他的自然课讲得特别好。他讲人生病时白血球如何跟细菌打仗，讲得活灵活现，眉飞色舞，我印象极深。多年以后，我小女儿发烧，我都学他那样讲白血球跟细菌打仗，哄她吃药吃饭，帮助白血球。
五七年反右，他从学校消失了，听别的老师说他成了右派，那时我六年级。
和在小学一样，我的作文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
有一个周末，邻居的孩子拿了一本《少年文学》跑来说：
“你看，这上面登着你的一首诗！”
我一看，还真是我在学校写的一首赞美大跃进的诗，署名就是北京育才学校常无敌。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卫星”放上了天，与嫦娥和吴刚如何如何的对话。我有些纳闷，是老师替我投的稿？怎么也没告诉我？我也不敢去问老师，但从此我在本大院的学生“圈子”里威望不小，有的干脆叫我“诗人”。
我开始有了当“诗人”的梦想。
不久我又迷上了无线电。
宣武区“少年之家”到我们学校招生，我报名参加了无线电小组。那时的课外活动分文不收，教练还非常的敬业。我们学习电路原理，看电路图，焊接电子管收音机，最复杂时做到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是当时的高级机型。
我又梦想当“无线电工程师”。
我的自信也让我吃了一回大亏。
我自认为已精通电器。有一天趁家里没人，我把床底下一台废弃的电炉拿了出来，把断了的电热丝接好，那时电炉还是个稀罕玩意儿，我把在院子里玩的几个小孩都叫过来看新鲜。接上电源，电炉在一片惊讶声中逐渐发红发热，我十分得意；也就在这时，我的手碰到了电源线，没想到那种老式电源线由于常久放在潮湿的砖地上已经漏电，强大的电流一下子把我击倒，我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身体已完全失去控制，但头脑还十分清醒。
时间仿佛倒流，许多景象一幕幕在眼前掠过：南京的家，石榴树，奶奶的面容，学校，老师，要好的同学……
突然，一切停止。我下意识地从地上跳了起来，看看周围，又软软地倒下了。
我再睁开眼时，身边是闻讯赶回来的外婆和邻居中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男孩。我才知道，在我触电的那一刻，别的孩子夺门而逃，是他临危不惧，上前拔掉了电源插头，救了我一命。
父母回家时，我面临的是爸爸的斥责和妈妈那厌烦的眼神；我不指望慰问，我知道又闯了祸。
大概是因为父母对人家什么表示也没有，我的“救命恩人”挨了他爸爸一顿打；为的是让他记住：以后不许多管闲事。
我从家里偷偷拿了一本画报送给他，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有专家研究过人濒死时的体验，据说在那时脑海里会再现所有的亲人。
我回忆，在那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一刻，有许多人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唯独没有我的父母。
是的，我肯定，没有他们。
七．愚蠢的错误
在育才学校住校不花钱，但每月要交七块五的伙食费。
每个月我可以从爸爸那里拿到伙食费和五毛钱左右的零花钱。有一个月我拿了钱后去学校，已记不得买了什么，到学校才发现超支了。我不敢再向家里要，心想欠一个月的伙食费没关系，下个月再补兴许也发现不了。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把剩下的钱买了我早想买的国际象棋和一些棋谱；因为我们班上流行国际象棋，我下决心在棋艺上压倒别人。
结果有一天，班主任让我到总务处去，我知道坏事了。
我没钱，学校叫来了家长。爸爸来了，补交了伙食费。
周末我忐忑不安地回家。爸爸让我交代钱是怎么花的，我一五一十地坦白，把买的东西给他们看。
让家里遭受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气坏了。
妈妈激动地说：
“你爸爸从学校回来，气得手都抖啊，说话时手都抖啊！你以为我们挣钱容易呀？”
爸爸不无感慨地说：
“你们总务的老师讲，他在学校工作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学生！”
我站在屋子一角，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态。
妈妈提高了声调：
“这孩子太坏了，撒谎骗家里的钱，还上什么学，把他送去劳动教养算了，这家里管不了他！”
这时，坐在桌旁批改作文的外公慢慢地说了一句：
“劳动教养可不是想送就能送的。”
“那什么样的能送？” 妈妈说。
“是学校开除的才行。”
“他这么坏学校还不开除？”她转向爸爸：
“你去跟学校说去，这孩子家里没法管了，开除送劳动教养家里没意见！”
外公抬头看了妈妈一眼：
“行了！学校的事你们不懂。”
妈妈不说话了。
那的确是一次愚蠢的错误。
对我的惩罚是几个月不给零花钱。
八．生命的感悟
有一次挨了责骂，我蹲在院子里，心里生气又百无聊赖，用一把劈柴的刀在地上使劲地剁来剁去，外婆走过来一把将刀夺走，恶声恶气地说：
“干什么，想杀人呀！”
我莫名其妙，坐在地上直发愣。
我们住在“教子胡同”时，因为那里是回民居住区，要遵守回民的习俗，不能吃猪肉，也不许随意杀生。如果家里要杀一只鸡，也必须请阿訇来做。阿訇是专业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在杀鸡之前要念简短的经文。我听不懂阿訇念什么，问外公，外公也说不清，说大概是道歉的意思。
在牛街的清真寺我还看过回民的开斋节仪式，开斋节上要杀一头牛，杀牛前也要念经文，仪式很隆重。
这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平等意识缘于对生命的尊重，不仅对人，也包括对地球上的一切生灵。不尊重生命会导致生命的毁灭，而这毁灭中没有胜利者。
《信息时报》佛山讯：
“一名怀疑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犯罪嫌疑人杜某，因长期对家庭状况不满心生恶念，佯装重病不能起卧，趁人不备，先用锄头将其后母砍死在一楼客厅，随后又上到二楼卧室，将熟睡中的父亲打死，并将作案工具锄头丢弃到屋旁鱼塘。”（2004…7…2）
有不少类似的杀亲案例见诸报道。
果必有因，因因而果。
不论外婆当时的话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
这正应了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一句话：
——行不公正的人比遭受这不公正行为的人更不幸。
小时我在屋檐下捉到过一只麻雀，放进一个大纸盒里打算把它养起来。邻居大爷说：
“你养不活它，这小东西气性大着呢！”
我不信。结果那只麻雀不吃不喝，在盒子里乱撞，饿到奄奄一息时把米粒放到它嘴里也不进食，最后死掉了。
我把它埋了，心里很难受，是我害了它。
这小小的麻雀——它既没有漂亮的羽毛，也没有动听的歌喉，却有别的鸟儿没有的“气性”！它为何如此倔犟，是天性使然还是环境使然，我不知道。
如此卑微的生灵都不容侵犯，视自由和尊严高于生命，真令人叹服。
九．外公的书
上中学时，从南京寄来一大木箱外公的书，都是线装的。是一套《四库全书》，书的扉页上写着——曾国藩编，李鸿章校。（注） 包括经诗子集四大部分，简直是古典文学的百科全书。
每年夏天过后，我都要帮外公把这些书拿到院子里晾晒，防潮防虫。我也借机拿几本翻翻。外公看我喜欢，也答应借给我看，条件是一次拿一本，看完了再换，不许借别人，不能损坏。我先后借过唐诗，元曲等内容的书二三十本。对我的文学爱好影响很大。
外公请“荣宝斋”的人来看过，当时的出价是十五块钱一本，外公没有卖。可惜这些书在文革中全部遗失，那是后话。
星期天外公带我逛过天桥，天桥其实离我们家住的珠市口不远，不过在一片胡同里，我自己可找不到。
那时天桥还有撂地的场子。说书说相声的，变戏法的，摔跤的，练武术的各围一块场子，观众站在四周，练手艺的开场通常是两个人，一说一捧：
“光说不练——”
“假把势！”
“光练不说——”
“傻把势！”
“能说会练——”
“那才叫——真把势！”
然后连说带练，十分的卖力。那些节目都很有意思，常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自从认识了这个地方，周末逛天桥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文化活动”。
“天桥把势”靠手艺吃饭，很讲义气。他们的原则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观众中不少是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孩子，都是一分钱也舍不得扔的；但他们不欺负小孩，要钱时从你面前转过去也不会难为你，可以放心的免费观看。就是大人们不给钱也没有关系，只是别一见收钱扭头就走，那是要受到摊主的奚落的。
老天桥的豆汁二分钱一碗，外带一小碟咸菜。那真是一道廉价的美食。尤其是冬天，你慢慢地品着滚烫的豆汁，越喝越香，身子也越喝越热；喝完豆汁去看天桥把势的表演，就像如今吃完比萨饼去听音乐会，绝对的舒服，惬意。
由于从小在南方长大，我对北方冬天的严寒特别不适应，到北京没多久就得了慢性鼻炎，老流鼻涕。家里人对我吸鼻涕特别反感，时常呵斥：“去去！快擤鼻涕去！”
小时候北京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记得好像是上初一的那年，我的手和脚都冻了，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到后来手指头溃烂化脓。外公带我去医院看，拿回纱布和敷的药。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我都能自己换药；在手指上敷药裹纱布容易，最后打结比较困难；我学护士那样把纱布头剪成两叉，再用牙齿配合另一只手将纱布头打结系好，往往要尝试几次才能成功。我换药时妈妈和外婆离得远远的，她们嫌脏。
冻手冻脚是件很麻烦的事，走路疼不说，写字都不方便；而且会在相同的部位反复发作。今年要是右手的食指中指被冻伤，明年就还是这两个手指头被冻；这困扰了我好几年。后来听了一位老医生的劝告，从入秋开始天天坚持用冷水洗手，冬天用雪擦手，这个毛病才断了根。
注：《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编纂的一套丛书，之后清代不断有人修编。本人学浅，尚未在相关资料中找到曾﹑李二人编校的记述。
十．失落的大学梦
老是蹲在书店的角落读书损害了我的视力。上中学后，我的视力下降得更厉害，因为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座位不断地向前移。初二体检时，我的视力到了0。7，校医建议我配副眼镜。我回家说了，妈妈斜了我一眼，挖苦地说：
“这么点儿大的学生还想戴个眼镜，显得你有学问呀！”
妈妈说得不错，那时学生里戴眼镜的不多，连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假装“有学问”。
但是眼睛不争气，终于到了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写了个条子，让家长给我配眼镜，否则无法安排我的座位。
这回他们同意了。
我自己到眼镜店，配了一副最便宜的眼镜，花了三块多钱。
班上的“小眼镜”总共才五六个，还真有的同学挺羡慕我们的。
后来我一个人去探望奶奶，奶奶看我长了“学问”，知道是读书读的；她拉着我的手怜惜地说：
“你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那样才有出息。”
她看我无语，接着说：
“你放心，上大学有我供你。”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
奶奶是有一些钱，听说那是离开南京时变卖了部分家当；另外南京的房子委托亲戚出租，还收点房租。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什么上大学的事，指望他们是不可能的。
奶奶没上过学，仅认识有限的几个字，但她希望自己的孙子上大学。
爸爸妈妈据说都是高中毕业，可他们并不盼我有什么出息。
我望着奶奶，不知说什么好。
在学习上我有充分的自信。我爱好文学，语文老师夸我的作文写得好。俄语是我的强项，数理化也是我喜爱的课程。我还特别喜欢几何的证明题，那缜密的论证，严密的推理和完美的逻辑让我着迷。我和班上的几个男生已不满足于几何作业，缠着老师给我们出些难题来做，还从杂志上找来一些偏题怪题。例如：“已知三角形ABC不是等边三角形，证明三角形ABC是等边三角形”；“已知四边形的边AB≠CD，证明AB=CD”；这些类似诡辩的题我们做起来津津有味。
除了无线电的爱好，我还是班内的国际象棋高手，所向无敌。
年少的我求知欲旺盛，学什么的感觉都是如鱼得水。
那个年代还不时兴成绩排名，但我相信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按河南人的话说，在班上是个“人物”。
我的课外爱好多，有时就影响到老师留的作业。老师问起来，我不知深浅地说：“那些作业太容易了，我都会，做它是浪费时间。”为此遭到老师的点名批评。
五十年代末是反对走“白专道路”，提倡“又红又专”的政治形势。“红”指的是政治思想觉悟，“专”指的是业务本领。一位开国元帅曾用生动的例子解释红与专的关系：如果你开战斗机，红而不专，没本事，一上天就被敌人打下来了；专而不红，开着飞机投敌去了；只有又红又专，才是革命事业需要的人才。
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这个有几分小聪明又有几分狂气的学生，在班会上把我和另外一两个与我差不多的同学称为“小白专”。“小白专”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都不会“假积极”（我们对在班主任面前摆好的人的称呼）。班上的革干子弟根红苗正，是当然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作为初中生，我当时对这些政治名词的理解十分肤浅，只知道“红专”是表扬，“白专”是批评而已。哪里晓得这批评的分量。
我心里不服，也没往心里去；那时的我，的确是太不懂事了。
初三毕业考试前填写志愿，育才学校当时没有高中，我填了三个能住校的比较好的高中：一零一中学，清华附中，另一个好像是师大附中，因为我不愿再住在家里。虽然当时的学校并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升学竞争也没有今天激烈，这种填报方式在现在看来也是不明智的。外公让我报一所附近的普通中学，我不听；俄语老师劝我报一所俄语专科学校，我也不听；爸爸劝我报中专，说可以早挣钱，我也拒绝了。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造就了我的固执，我一意孤行，非上高中不可，非住校不可。
中考结束了，我自我感觉不错，满怀希望地等待录取通知。
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打开一看，录取我的是“北京农业学校”，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是写了“服从分配”，但为什么没有分配到一所高中，而分配到我想也没想过，听也没听说过的“北京农业学校”？难道我连普通高中的录取的分数都不够？这不可能。
是我没考好吗？我不相信。但那时不公布分数，查分是根本做不到的。
我想到了班主任老师对我的恶评，莫非是“小白专”的评语起了作用？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一句评语的确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要么就是爸爸到学校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妈妈虽然表面上对我的升学不闻不问，但她会坐视不管吗？
我整天苦苦地思来想去，还是找不到答案，心里十分痛苦：上不了高中，我的大学梦再也无法实现，我也让奶奶失望了。
我该怎么办？不去报到，下一年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