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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文艺社团多，所以每学期都有几次全校性的演出活动；每逢此时，同学们都像过节一样兴奋。男生最漂亮的演出服是白衬衫蓝裤子，把衬衫下摆掖在裤子里面，系上腰带，个个精神抖擞，十足的神气。
蓝裤子好办，白衬衫就难免有点问题。不是有的同学没有，就是有而太破或太旧，旧到几乎不能再叫“白衬衫”了。有人说白的再脏也是白的，那是和黑的比；要是旁边有一个更白的，那就比黑的还难看。我的衬衫就是这种情况，与别人雪白的衬衫排列在一起，极不协调。为了维护集体荣誉，只好向同学借。仅是民乐队演出还好办，可以在班里借，要是全班大多数人参加的合唱之类就麻烦了。有一次演出，我正为借不到白衬衫着急，一个同学自告奋勇，说他认识低年级的一个男生，父母在国务院工作，白衬衫特多还特慷慨，我求他帮忙，他不一会儿就拿着一件几乎是新的白衬衫回来了。
我对这位不相识的同学产生了好奇。他瘦高的个子，是舞蹈队的成员，表演过舞剧“小刀会”里的“弓舞”，舞跳得非常好。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七八件白衬衫，谁向他借都不会拒绝。他父母的名字是保密的，连班主任都不知道，大家猜想一定是个高干。
国务院的大官也让自己的儿子上农校，我们对这个官还真有几分敬意。
到“文革”时才知道，他原来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注）
注： 刘允真，刘少奇与前妻王前之子。
五．思想汇报
由于我的进步，处分撤消了。丛老师鼓励我并给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入共青团。
我原来对加入共青团想也不敢想，一是受过处分，二是入团太难。我们班四十八个人，到三年级时才只有六七个团员。
但谁不想入团呢？团章上讲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胸前别一个团徽，那可是好学生的标志。
入团要写申请，申请之后组织上会指派一个团员为介绍人，然后要经常的与介绍人和团干部谈话，还要经常的写思想汇报。
团支部书记和我的入团介绍人对我都不错，也比较谈得来，我就怕写思想汇报。思想汇报不但要谈对团组织的认识，还要结合实际，剖析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体现世界观改造的过程。每个月起码应当写一份，表现好则要多写。班里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不少，有的同学一星期就能写好几份思想汇报。
开始还好写，我就把自己入学以后的错误加以分析，批判自己“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复批判之后，就不知写什么好了；不能不写，又不能讲空道理，只好挖空心思地找一些身边的事进行“阶级分析”：比如哪天劳动时怕苦怕累了，哪天运肥时嫌臭了，都可以归结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那年寒假，我在家里写思想汇报，是开学必须要交的。我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奶奶给过我一支在路上拣到的钢笔，这也应当是占小便宜的“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我就写了这件事，并加以分析批判。写完了爸爸恰巧走过来，他拿起来看了看，说：
“嗯，分析得不错，思想水平还真有提高。”
然后给我讲了一通要挖思想根源的大道理。我知道他一直在积极要求入党，写思想汇报一定是个内行。
过些日子我去大伯家看望奶奶，坐了一会儿后，奶奶看着我，欲说又止：
“无敌，那钢笔的事你不要写嘛…”
我一下子愣住了，奶奶怎么会知道的，难道是爸爸说的？
奶奶没有责怪，倒像是恳求：
“无敌，不要写嘛！那钢笔的事，你不要写…”
“奶奶，我不写了…，我不写了。”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心里十分惭愧。
出了门，我在心里痛骂自己。我怎么了，为了入团让奶奶伤心，我这是干了什么！
奶奶没有做错什么，错了的是我，我真不该那样写。
从那以后，我好长时间没写思想汇报，丛老师以为我有了什么思想反复，找我谈了几次话。我不好意思说出真正的原因，只说是对入团信心不足。入团介绍人和团支部书记也热心地来帮助我，和我谈心。思想汇报后来还是写了，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却是永远的懊悔。
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那样做。他明明知道那样会伤奶奶的心，那毕竟是他的亲生母亲！
我记得五八年爸爸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奶奶心疼他，每隔不久就用自己的积蓄买鸡炖给爸爸补身子，让他吃了有一年多。而他对奶奶又做了什么！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妈妈记恨爷爷和奶奶，是因为几十年前那场不同寻常的婚变。
我问过爸爸，为什么把我的思想汇报告诉奶奶，爸爸做出诧异的样子：
“我向你奶奶汇报你的进步嘛！”
我真是无言以对。
爸爸是很进步的。
他积极要求入党，不断地写思想汇报。他让我看过他给组织写的思想汇报和简历，对他的过去有了一些了解。
抗战时期他曾在“国统区”重庆旧政府的银行工作，集体加入国民党。四六年和表妹即现在的妈妈跑到解放区，参加过“华北军政大学”的培训，四七年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大同盟”，四九年又退出“民盟”，坚持不懈地要求加入共产党。
他在思想汇报中强调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
岂止是没有犯过错误，他还有许多突出的表现。
比如“三反五反”中揭发斗争，“抗美援朝”中积极捐献，“反右斗争”中立场坚定。更突出的是，在六三年的“四清”运动中，他坚决割“资产阶级尾巴”，要将南京爷爷的房产交公。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大伯和奶奶才同意了他的革命行动。由于他的行为超前（“四清”运动中没有没收房产的任务），当地的房管部门起初还嫌多事，不愿意接收；后来才勉为其难地打了一个收条。
他多次兴冲冲地向家里人宣布，他已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党支部书记已和他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谈话；但直到割完了“资产阶级尾巴”，他也未能入党。
真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六． 下 乡
农校还经常组织我们下乡劳动。
三年级时，我们到房山县的窦店村参加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
三夏劳动当时又称为“三夏战斗”，从六月上中旬开始，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任务是必须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麦子的收获、脱粒、扬场，以及玉米的套种、耕、耪等一系列田间管理。这一切全凭体力劳作，又值气候炎热，所以劳动强度非常大，比秋收劳动还要艰苦。
我们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在夜色朦胧中向麦田进发。收麦子有两种方式，镰刀割或用手拔。手拔虽比镰刀割慢些，但地里不留茬子，可以省掉翻麦茬的工序。
拔麦子看似简单，其实如练武功一样，一招一式马虎不得，否则要吃大苦头。
生产队长先给我们示范：两手抓住一把麦子，前腿绷，后腿弓，用腰和腿带动全身向后发力；不能仅用胳膊的力量拽，那样的话不到半天胳膊就得累肿了。手抓麦子也要松紧适度，不能在手里打滑，要不然手打泡不说，干黄的麦叶像小锉刀一样，能把手掌心割出一条一条的血道子。
就在那次劳动中，我得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后来到吃药也吐，喝水也吐。昏昏沉沉中感觉到有人把我抬上了马车，一路摇摇晃晃地送到了医院。我在长辛店医院也不知住了多少天，终于能喝粥而不吐了，生产队的马车又把我接了回去。
回到我们住的老乡家，我浑身无力，肚子开始有了饿的感觉。一位大妈端着一碗面走了过来：
“你准饿了，来，把这碗面吃了！”
我把碗接过来一看，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那是热腾腾的一大碗挂面，里面卧着两个鼓鼓的鸡蛋，面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香油，绿的白的葱花点缀其中，香味扑鼻。我呆呆地看着这碗面，舍不得下筷子。
我们住在老乡家，知道他们平时吃什么，也知道做这样一碗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从一家是很难凑齐这些东西的，必是这家奉献出准备招待亲戚的挂面，那家拿出珍藏几年的香油，再从篮子里掏出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的鸡蛋，那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换钱的东西。
大妈温和地笑着：
“吃吧，吃吧！唉…， 你们城里的孩子哪受过这苦哟！”
我这个“城里的孩子”真没想到，在农村人的家里能得到如此的厚爱，能消受这样的福。
农校的学制是四年，四年级时有半年的时间下乡实习。实习的内容一是搞田间实验，二是访贫问苦，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农校体力劳动多，为劳动力易于分配，是男女分班，但实习小组是男女生搭配的。一个村是一个实习组，男女组长各一，我被任命为小组长，实习的地方是房山县的周庄。
我们组有二十来人，分几处住在老乡家里，除田间调查记录外，和社员一起劳动，在社员家吃“派饭”。所谓吃“派饭”，就是由生产队指派到各家去吃饭，一家轮一个星期，当然必须是贫下中农家。每天给四毛钱，饭菜由各家自行料理。朴实的农民会拿尽可能好的饭菜招待我们。
好，是指能吃“干”的。六五年的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中午能吃上棒子面贴饼子、窝头，早晚有棒馇子粥喝，即“两稀一干”，就很不错了。如早晚还能搭配点干的，那就是非常的不错了。如果运气好，碰上劳动力多，粮食分配得多的人家，也会招待你一次白面烙饼；要是碰上困难的家庭，三顿饭可能都是以稀的为主，那也没办法。至于菜，是以自制的咸菜为主，等地里能见绿了，便有拌葱，拌黄瓜之类。
农村的生活艰苦，这我们有思想准备。
我们和老乡相处和谐。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劳动之余还要帮老乡挑水，推碾子，喂猪。晚上分头到老乡家走访，聊一聊解放前的生活情况，今昔对比，叫做“访贫问苦”。
有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劳动间隙回住处拿东西，在院子里就闻到一股香味。一进门，就看见房东老夫妻俩在紧张地吃着什么，锅里还有冒着热气的粉条和几块肉皮。见我们进来，他们很尴尬，也有些慌乱。我们意识到撞上了不该看到的场面，拿了东西赶忙离去。
以前也听说过“派饭”的人家吃“偏食”的事，没承想真让我们遇到了。
那“肉皮炖粉条”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可那一对老人的神态，却像印章一样，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无法忘记他们那惊慌的眼神，那眼神中包含着辛酸，也包含着歉仄和羞愧。
其实他们完全不必那样，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东西，何错之有。那是物质紧缺的年代，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分享。
可他们在现实的无奈中还是感到了不安。
多么善良忠厚的一对老人！
后来有一天，在村头分派农活的地方，生产队长站在高处，对社员们大声训话：
“咱们队里，有的人，学生分到家里吃派饭，可他们没良心！自个儿吃一样，学生吃一样！留着干的，好的，不给学生吃，留着自个儿吃！我告诉你们说，这可缺了大德啦！赶明儿养活孩子没屁眼儿！也不好好想想，要是你们自个儿家的孩子，出门在外的，能这么待他们吗！……”
生产队长荤的素的一块儿抡。
但他讲的，却是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圣人之道。
我当时就想，真该让家里那几个“缺了大德”的人也来听听。
有几家“访贫问苦”的对象因为经常去，与我们关系很熟。靠村东头的一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个子高，性格开朗，老人家天天到队里干活，推起小车跟小伙子一样。不论他的儿孙怎么劝，也不肯在家里闲呆着。他跟我们说：
“我一天不干活就非得病不可，他们不让我干活，简直就是盼我死！”
后来有一天他病倒了，我和同学去看他，他躺在炕上，伸出粗糙枯瘦的大手握住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颤巍巍地说：
“常无敌，下辈子见啦！…”
没有悲戚，他说得很从容。
第二天他就过世了。
我们全组同学到他家里去吊唁。按当地的习俗，他的长子披麻带孝，在门前施叩拜的大礼。
我们在他的棺材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可敬的老人！终生劳作，死而后已，这就是养育我们的农民。
从农校毕业至今，我对农民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们中间，我能感受到人间最淳朴善良的情感，那是在我父母的家里一丁点儿也感受不到的。
七． 毕 业
实习圆满结束。我的实习总结作为典型之一在全校宣读。我也成了一个后进转变的样板。
但在我的入团发展会上，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发展会通常要邀请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参加。当程序进行到自由发言时，有积极分子提出异议，说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理由是我说过贫下中农 “有油水”。
原来是“访贫问苦”时，越是解放前穷苦的家，材料就越多，我就说 “有油水”；而一般的家，我就说“没油水”。当时没在意，还自以为很幽默，现在一上升到阶级立场问题，我还真不知怎么解释。团支部书记让我表态，我承认了这个说法不妥当，但声明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虽然十一名团员最终表决通过，我成为毕业前班上发展的最后一名团员，这件事还是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随便讲话可是要惹麻烦的。
毕业前爸爸和妈妈到学校来看过我一次，在床底下的一堆脏衣服中，妈妈挑了一两件说拿回去帮我洗，这真是破天荒的事。表示善意总是好的，只是一下子还真有点不适应；随后不久的一次“谈话”，才让我明白了他们这么做的用意。
毕业分配的时候到了，在“一切听从党安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召唤下，我们个个慷慨激昂。
校领导在大会上郑重地公布了分配方案。我们那一届多数是分配到农业局、农科所、
农场，还有一部分人留校。出人意料的是，居然还有分到教育局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部分大约有六七十人，到北京市教育局报到。老局长亲自接见并给我们讲话。我们听过他的传达报告，知道他是教育界很有威望的专家。他告诉我们，北京市的农村中学开设了“农业基础”课，缺少这方面的师资，才把我们分配了过来。为打消我们的顾虑，老局长风趣地说：
“不是师范毕业不要紧，哪个老师都是从第一节课过来的。我还是个科班出身，第一节课慌里慌张，在讲台上没站稳，一脚踩到痰桶里，那个笑话可大喽！”
后来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还真注意地看了看墙角的痰桶。
局长讲完话后发给我们一个意向表，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选择远近不同的区县，供组织参考，我选了最远的密云。
一九六五年秋，我奔赴密云，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四年的农校生活，努力回忆，也找不到什么浪漫的色彩。这似乎让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
我们那时没有“早恋”的称谓，对此有另一种说法，叫“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没有人会表露自己“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所以即便有，也极为秘密。毕业后虽有几对同学间的婚姻，他们也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