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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老婆婆在街边用地道的南京话神态安详地聊天，我站在一旁听呆了。意识朦胧之中，我似乎听到奶奶的声音，我贪婪地听着，如痴如醉，眼泪夺眶而出。
我想念奶奶。
奶奶去世之后，我多次在梦中见到过奶奶；多次梦中醒来，泪流满面。或许是出于对儿子的失望，奶奶在我身上倾注了她全部的心血。
南京有一种泡炒米的小吃。是把米炒得焦黄，吃时用开水一冲，加上点糖，又香又甜，是我小时最爱吃的一道美食。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我要吃泡炒米，奶奶给我冲了一碗，我看着嫌少，闹着不要，奶奶不说什么，端起碗自己吃了；我心疼不已，抱着奶奶的腿大哭，奶奶又给我冲了一碗，和先前的一样多。
从那以后，我长了记性；懂得了知足，不敢再贪心。
家里的院子种有花生，花生刚收下来我就要剥开吃，奶奶制止道：
“生花生不能吃，吃了耳朵要聋的！”
我不敢再动，后来到上初中时我还记得这条戒律，下乡劳动不敢吃生花生；同学们直笑话我，但我仍坚信奶奶的话是对的。
小时，衣服上的扣子跑掉了，奶奶就把我叫过去；那时南方的床上都铺有稻草垫子，奶奶从垫子里抽出一根稻草棍儿让我衔在嘴里，然后才给我钉纽扣；说是在穿着的衣服上动针线有忌讳，会和别人有口角，衔根稻草就没事了。
奶奶似乎预见到我未来的独立生活，每到家里吃炖鸡时，都把“针线包”（鸡心）挑出来给我吃，说吃了会做针线。我吃了数不清的“针线包”，算是为后来的住校生活做了早期的“心理训练”。
在南京，过年（春节）有很多的规矩，奶奶嘱咐我要“文静”点，不许乱跑乱说话，要像个大人似的，奶奶还领着我到一间大房子里去磕头。那好像是常家的宗庙，烧着很多的香，摆着很多的点心，上面供的是祖宗牌位还是画像我记不清了。许多不认识的大人们先磕头，大人走后是小孩磕，磕完了就可以分吃供盘里的点心，所以分吃点心的这一节最开心，也记忆最深。当然，还能在此时认识一些同龄的小朋友。
奶奶是在一个有人情味的家庭长大的，她的“解放脚”就是证明。奶奶出生在清朝末年，女子还时兴裹小脚，那是件很残忍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在洗脚时，一面抚弄已经变了形的脚掌和脚趾，一面对我和女佣叙说当年裹脚的经历，我听着心里都直发紧：
“阿唷，疼死了…，毒毒地疼呦！睡不着觉，脚一着地就钻心的疼，疼出一身的汗。我整天的哭嘛，我爹妈心疼我，就给我把脚放了…”
我想，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爱心和勇气是做不到的。
奶奶把上一辈的慈爱传递了下来，但是，她的善良竟然没有打动自己的儿子。
当年外公家风波骤起之时，也是爷爷家纠纷难解之日，最后爸爸决绝而去，一定让奶奶伤心不已。
八一年，爸爸退休。因为有四六年与表妹的“北上”之举，是四九年之前参加的“革命”；按政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遗憾”的是，他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入党夙愿仍未实现。尽管有“革命资历”，有“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的资本；除了 “割资产阶级尾巴”（交房产）的革命行动之外，据说在单位还“奋不顾身”地救过一次火（毫发未伤）；可是，党支部的领导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哪一拨儿领导也没有把他接纳入党。
爸爸不灰心，退休后仍然参加单位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的活动，一次不落。为了不落后于形势，他在家订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不但自己读，还时不时对家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有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节目，爸爸忽然感慨道：
“你看看！你看看！资产阶级有多么的腐朽！”，
我和弟弟们不知怎么回事。爸爸指着他手里的“参考消息”说：
“这报上讲，日本人发明了一种电视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就可以换电视频道。”
我们还是听不明白。
“你想想看，站起来到电视机前换一个节目，这样的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做，你说这资本主义社会有多么腐朽！它不解决劳动人民的问题，它简直…”
他看别人没有反应，一个人仍在那里感慨不已。
这并不妨碍他日后坐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使用电视遥控器。
南京传来外婆的死讯。“妈妈”不说话，爸爸大惊小怪地说：
“在咱们这儿还好好的嘛，一定是心情不好，一定是心情不好！”
据说外婆和儿媳有些合不来。不过依我看，即便如此，也怪不得别人。
正文 第六章 心灵的深渊
（更新时间：2005…9…4 10：27：00 本章字数：13269）
第六章 心灵的深渊
一．不容借住
八○年，原“北京农校”的孙叔涵老师找到我，孙老师在“中国农学会”工作，正在筹备成立“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用远程教育的手段，对农民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播，打算让我参加化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原农校的程老师是主编。我于是被借调出去，教材从编写到出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八二年，“化学基础”“土壤肥料”等第一批教材出版，在中央台开播。程老师是化学课的主讲，讲稿由大家分工来写，录音时我和另一位老师在录音间外作“业务监听”，发现有口误之类的立即叫停返工。中央台的录音很严格，半个小时的节目有时要录上半天。“农广校”是新生事物，可谓开中国农民远程教育的先河。我们化学编播组有五个人，干得都很投入；学员也发展得很快，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
八四年初，利用寒假的机会，“农广校”组织化学教材的编播人员到基层走访调查，去了山东，江苏的一些地方。因为是打着“农业部”的旗号下去的，每到一地，陪同我们的有省，地，市，乡的各级干部，享受贵宾级的待遇；这个阵势让我们有点不自在。见我们几个教师出身的人缺乏思想准备，带队的农业部干部对我们说：
“这没什么，当年农业部副部长到山东，有警车开道，摩托车队护驾，地方上就是这样。”
山东农村的状况显然比北京郊区的农村要差得远，在德州郊区的一个学员家里，简陋的土房是家徒四壁，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唯一能看到的“现代化”的东西，就是用来听课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位学员见到我们时激动万分：
“可看见中央的老师了！我一定好好学，报答上级领导的关心！”
后来到了江苏，一些学员还让我们签字，合影，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当“名人”的感觉。
但我们还是感觉有点不自在。
最后一站是南京，到达时已是阴历的年底，返京的车票极不好买，于是大家决定在南京先住下，索性等乘车高峰过去再走。我由此得空看望多年未见的母亲和姐姐。
姐姐已于几年前调到南京，在姐夫任教的“华东工程学院”工作，结束了多年的“两地分居”。
在学院的教师宿舍，我又见到了姐姐一家人。大年三十，能和母亲在一起吃团圆饭，是平生的第一次，母亲也十分的高兴。姐夫是搞军工的，是学院里的骨干。姐姐家添了一个男孩，外甥女也由小丫头变成了大姑娘。一家人和睦美满，其乐融融，真令人羡慕。
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乘火车回京，车厢里空空荡荡，简直成了我们几个人的包厢，清静而舒适。我大年初一下午到的北京，然后径直回了密云。
在密云工作的教师，家在北京市里的，十个有九个想往回调，而十个里有一个要如愿都难于上青天。市里的接收单位好找，问题是密云县不会轻易放人，这里有师资缺乏的原因，也有人事制度的弊病。有人就想起了怪招，有一对年轻的教师，从北京回来后哭哭啼啼，说孩子得了白血病，活不到一年；还拿出来医院证明，恳求调回去陪孩子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把领导都说得泪眼花花的，于是很快拿到了调令。过些日子有人在王府井看见他们带着孩子悠哉游哉地逛街，大为惊讶；他们倒满不在乎：“没事儿，这孩子命硬，咒不死！”
我原来没想过调动，因为是我自己要求到密云来的。父母也从未和我提过往回调的事，他们巴不得我远远的。他们倒是想过把“老大”（妹妹）从外地调回来，但进京的户口难办，他们办了几次也没办成。
成了家，有了孩子，我的想法慢慢地有了改变；一是妻子在家是老大，她的父母希望她离家近些，彼此好有个照顾；再就是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回北京对将来的上学和就业或许有利。当时“农广校”新成立，正按编制进人，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于是写了请调报告，北京那边也向县里发了商调函；没想到借调容易调动难，密云县这边不买“农业部”的账，就是不放人，我是干着急没办法。
几经周折，终于获准调动时已是八七年，“农广校”编制已满，去不成了。程老师在丰台区当教研员，经他的推荐，我调到了“丰台师范学校”。到丰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校长答应给我解决住房问题，区里两座新的教师宿舍楼即将竣工。师范的王校长对我说：
“你父母家不是在市里吗？先在家凑合些日子，房子年底就盖好，明年年初就能分下去。”
我折腾调动也有些时间了，父母对我的事抱着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中立”态度。家里在老二老三搬出后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大间父母住，小间闲着，不到十平米。我把爸爸叫到小屋，把借住一段时间的想法和他说了，爸爸还是那句话：
“我和你妈商量商量。”
过一会儿他回来，一脸郑重地说：
“你妈说不行，这间房子乐乐（老大的小名）回来要住的。”
这分明是欺人太甚。
妹妹并不是每年都回北京，就是回来也不过是春节的十几天假，这显然是个借口。
我是家里的长子，为什么这个家就没有我住的地方，连暂住一段时间也不行？
我本想和他们理论，转而一想，和不讲理的人也无法讲什么理；再说，勉强住进来也没什么意思，我什么也没有说，忍下了这口气。
我翻过来又和师范的校长说，父母住的地方太远（其实离家远的老师为数不少），希望学校能给我安排一个暂时周转的住处。学校还真不错，答应给我解决，我才有了回京的立足之处。
八七年秋天，我带着女儿住进了“丰台师范”的教师宿舍，女儿转到附近的小学，升入小学四年级；妻子随后也调了过来，在离师范不远的一所中学上班。
二． 粲然一笑
巴尔扎克说：“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
我的体会是，继母的心也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也找不到一点温情。
这次拒绝借住让我看透了他们的心；在这之前，有一个镜头也曾在我的脑子里反复闪现，让我难以理解。
那还是在我结婚之前，我的耳朵前面长了一个小包，摸着是个小硬疙瘩。我到县医院看，大夫是个实习的“工农兵学员”，二话不说就要给我动手术，说是小手术一个，没关系，长好了看不出来。我也是不善于用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就轻易地相信了他的话。没想到他不过是急着要练手，而且医德和技术还是极次。我手术后伤口感染，半边脸肿了起来；到医院引流排脓，老大夫摇头说，刀口太深，没伤到淋巴，已是万幸。这个小灾在我的左耳前留下了一道疤，起初是红红的一条，还顶显眼。
我伤愈后回北京，一进门，“妈妈”看见我脸上的伤疤，先是有些惊异，然后忍不住扑哧一笑；见我在盯着她，想收回笑容，可一下子又收不回去，用牙咬住嘴唇，笑意还留在脸上；那神态，真像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学生。
爸爸看了看我，没有笑，也没说什么。
看到继母的粲然一笑，我的心像被马蜂蜇了一下。
在我脸上有伤之后，我的同事，我的学生，都没有这样幸灾乐祸地笑过。
记得在珠市口的鹞儿胡同住的时候，院子里的一位大妈曾当着“妈妈”的面夸我：
“无敌这小伙子长得够俊的！”
“妈妈”撇撇嘴，让那位想套近乎的大妈碰了一鼻子灰。
我的“俊”也要令她生气，当然，“不俊”也就令她高兴了。
或许是我的脸长得和母亲相象，所以才招她讨厌？
我无法理解她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后来，这块伤痕渐渐地不明显，并被耳前的鬓角盖住。但这“难得”的一笑，将继母冷酷的心态表露无遗；所以在这个家，从来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区里的教师宿舍楼虽是按时完工，但僧多粥少，分房子比盖房子还难，有一个极为复杂的操作程序：要按条件给申请者打分，还要三榜公布分配方案以征求意见，分房子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九八八年，我们终于搬进丰台桥南的新居。两室一厅，五十多平米，在当时绝对是一套“大房子”。
我有了一个想法，把南京的母亲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妻子也同意。
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母亲和姐姐，他们也同意，母亲说也想看看没见过面的儿媳。我们开始筹划房间的布置，计划再买一张床。
但不久姐姐又来信，说母亲不打算来了。
我当时的心情是犹豫和矛盾的。
一方面，我愿意母亲来住，时间长短都可以；但也想到，母亲到我这里来，会造成很多的尴尬。
在北京，我有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家庭关系；只要不涉及继母家庭的切身利益，只要我能容忍，表面上也过得去。平时有来往，过年过节更要去探望；除关系特别近的老朋友，学校的领导和同事并不知道我有个继母。每每偕妻带女拎大包小包去看望他们时，女儿“爷爷”“奶奶”地叫，“妈妈”做饭做菜招待，吃完饭和弟弟们聊聊天，倒也其乐融融。爸爸“妈妈”包括弟弟们时或也到我家来，在密云时也去玩过几次，我们都是热情招待。
虽然在这“和谐家庭”的协奏曲中，始终有不和谐的孕含冲突的旋律背景，但这在外人一般是察觉不出来的。
如果母亲来住，就给本来不安定的旋律又增加了一个不安定的成分。
我想过，一种方式就是把母亲来住的事向爸爸“妈妈”挑明；但以他们的心胸度量，必然有一场风波。
或者是瞒着他们，这也有些难度；因为一概拒绝父母和弟弟的来访既没有理由，也令人生疑；再者，亲生母亲来住，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也有悖情理。
我心里为难，但没和妻子说，也没有和南京的母亲姐姐说，心想走一步算一步，考虑太多也没用。我常对学生说，难题自有易解处，也许到时候也就化难为易了。
现在，母亲自己说不打算来了。
莫非是母亲也考虑到我的难处？
母子，固然是至亲至爱的亲人；但对我来说，这两个字是何等的让人痛心！六个月大时母亲离我而去，三十岁与母亲重逢，这一生与母亲相依的日子不到七个月，而三十岁之后相处的日子不到二十天。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倒在其次，母子之间，情感的障碍已经无法逾越，我再也找不到母亲怀抱中的温暖，母亲再也找不到在儿子呵护下的安全感。
我能够理解母亲的决定，以她的独立和自尊，她不愿意在我这里当“客人”。
我想起“灰阑记”（注）里不忍幼子痛苦而主动放弃的母亲；有时，放弃也是一种爱。
我和母亲的生活轨迹，如同一个点辐射出的两条线，本来已没有相交的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