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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是小组讨论，汉国身边还是坐着这位身份不明的“皮短裙”，让几位高龄的委员不安地交换着目光。汉国开始发言了，是补充前面几位委员关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意见。他说到慷慨激昂处领带都滑到背上去了，茶几上的杯子也被他拍得跳了起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力纠正冤假错案，为什么我们这里就是阻力重重？那么多罪恶累累的人为什么还不忏悔？”他目光炯炯环视四周，开始说到当年的“马劳社”和他的弟弟，说他弟弟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烈士，是南方的张志新和遇罗克，是勇敢保卫刘少奇、彭德怀及一切革命老干部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且为此献出了年仅十六岁的生命！十六岁呀同志们！还是青春少年呀同志们！他说这个案子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虽然已经名义上获得平反，但纯粹是“高空作业”和“文字杂技”，有关政策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他的母亲，当年就是因为悲痛而死的，可至今没有一分钱的抚恤费。烈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多少年来就因为这个冤案而丧失了政治前途，不能上大学，不能提拔重用，可有关方面至今没有任何补偿。还有他家的住房和父亲的病……他哽咽得有些说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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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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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出了两张照片，分别是两位老干部与他的合影。一位是刘少奇的夫人，一位是退休老将军，据说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他们都为他弟弟当年的义举而深深感动，并且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
他又拿出一首诗的手稿，说全国某著名诗人听说他弟弟的事迹以后曾经彻夜难寝，连夜写下了这首长诗以表示对他全家的慰问。
你比我们都要嫩弱
但你用肩头担当了所有的责任
你比我们都要年轻
但你的眼睛里收藏了所有的历史
你在刑场上回过头来原谅我们所有人的缺席
一声枪响，多少人今后长夜难尽
…………
在很多委员好奇的请求之下，汉国开始朗诵这首长诗。我很佩服他圆润明亮的嗓音，佩服他浩荡奔腾的激情，并且渐渐被他感动。在朗诵到“我是地下的煤我要燃烧——”一句时，节奏一路急板冲向了最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正在颤抖。他的头突然偏过去，接着低下去，甩下一头黑发的波浪，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我脑子里冒出来他刚刚提到的“佛罗伦萨”，眼下正有一种面对佛罗伦萨的某座古典雕塑的感觉。我只能从他下垂头发的剧烈抖动中，发现他还是个活人，发现他正在设法掩藏着自己的失声痛哭。我忍不住心头一紧，鼻子也跟着发酸。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安慰他。他刚才发言时的某种夸张，还有刚才饭桌边的某些小动作，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倒是我的暗中挑剔想起来令人惭愧，算不得什么义道。我看见皮短裙少女也在眼泪汪汪，看见更多的听众也红了眼圈。有人走上前去，把无法再朗诵下去的汉国扶回座位，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控制一下情绪。但听众的情绪有点无法控制了。一位出版界的委员愤怒谴责政府有关部门的落实政策方面的迟缓。一位剧团的委员擦着泪眼，提议大家为“马劳社”冤案的彻底平反签署联合提案。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干部走上前去，握住汉国的手，说罗同志你一定要节哀，一定要节哀，你的兄弟就是我们大家的兄弟，你的苦水就是我们大家的苦水，你哭吧，大声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我就是豁出这把老骨头，也一定要把你提出的问题过问到底，一定要让九泉之下的烈士真正得到安息。
我看见他的背脊在老干部的怀里一起一伏。
碰巧的是，这天晚上我到大学一位朋友那里去玩儿，一个大学生组织召开什么会，请几位社会名人去演讲，把罗汉国也请去了。据说到会的学生太多，组织者只好把会场从小教室改成大教室，又从大教室改成灯光球场，一个晚上折腾了好几次。于是，汉国那一头漂亮的波浪鬈发在几只临时聚光灯的照射之下，又不期而遇地撞入了我的视野。面对着黑压压的青年学生，他再一次朗诵全国著名诗人写来的长诗，再一次抑扬顿挫地赢得了灯光球场上一片鸦雀无声。然而我大为惊讶地发现，在朗诵到“我是地下的煤我要燃烧——”一句时，节奏还是一路急板冲向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照例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照例颤抖。他的头照例偏过去，接着照例低下去，照例甩下一头黑发的波浪，照例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我只能从他下垂头发的剧烈抖动中，发现这座古典雕塑再一次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然而这一痛哭来得太精确了，太规范了，太雷同了，完全是一连串设计动作的如期实现，使我的鼻子怎么也酸不起来。我在听众的人海里只是久久地惊愕。
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很多人涌上台去找英雄的亲人握手和签名。
也许，正是这一个扫兴的夜晚，使我后来对汉国所做的一切都难以信任。连他的一个惊讶，一个微笑，一句“佛罗伦萨”，我都怀疑出自台后的排练。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玩会了这一套。报上后来公布了罗汉民烈士当年的读书笔记摘要，还有罗汉民烈士当年家书的轰动性发表，都是汉国整理供稿的。我不能不怀疑这里面都有他的排练，更不相信他那些出生入死以求保存这些珍贵资料的离奇故事。我很想感动起来但总是力不从心。有一次他还打来电话，问我的哥哥愿不愿意写一写他们当年的知青学习小组，最好要写得有趣味一点，写的主题鲜明情景交融栩栩如生一点。他使用了这些文学术语以后又冒出一句音调飘滑的“罗曼·罗兰”，作为他心目中写作的最高标准。他说有一个台湾的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专门介绍“文革”时期的中国地下组织和地下活动，这实在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好机会。他从来认为朋友高于一切，所以知道这件事以后首先想到了我和我们家。
我想都没想就说这不可能。他不知道我的火气如何这样大，问你跟太太拌嘴了？我说没有。他哎哟一声，说那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觉得他没有谈到报酬？他说写这些文章确实……确实是没有报酬，只是尽社会责任感而已。他那里虽然会拿一点编辑费，但他要寻找选题、搜集资料、联络协调、加上审稿，加上国内外数以百计和千计的电话，得让他倒贴好多钱呢，但有什么办法呢？社会责任感啊！
我说这不是什么钱的问题，只是觉得家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没有什么好说的，更没有办法做到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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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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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服我，电话中不时插进一些礼貌的抱歉：“对不起，我要换一个磁带了，请你等我二十五秒钟。”或者是：“对不起，我要给太太递一下袜子，请你等我七秒钟。”或者是：“实在对不起，我要关一下空调了，室温实在太凉了，请你再等我十三秒钟。”诸如此类。每一个小动作的时间预估都精确到秒，而用确实说到做到。
直到他最终放弃了说服，也还是不失佛罗伦萨式的风度：“周末愉快，bye！”
他后来果真去了欧洲，很可能圆了佛罗伦萨之梦。他的照片上了一本朋友寄来的《LondonReview》，是一张沧桑老墙之前的沉思之照，眼里透出无穷的苦难和非凡的忍受，只是新近拉出的一道双眼皮让我陌生，让我看了好一阵才确认是他。这张明星照片的旁边有一篇文章：《地火在中国》，是一名记者对这位中国地下运动杰出人物的采访。
他的自我吹嘘不会使我惊讶，只是他内外有别的说话技巧让我刮目相看。这就是说，他知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对方心窝子里说，都指向获取利益的最大可能。比方他现在已经到欧洲了，是面对着西方的记者，弟弟的故事便在他的嘴里有了微妙的改写：弟弟是一个叫“马劳社”的地下组织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限定语已经隐去）；这个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国的专制，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保护老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等一类国内版标签已经及时摘除）；这个组织多年来有成员和非正式成员多达millions受到迫害（估计中国人大多不懂英文而且读不到这个杂志，不妨把数字随便加几个零脱口而出，往大里说）；这个组织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遭到镇压的政治异己人士团体（完全是欺侮一般西方人闹不清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最后，他竟然自称是“马劳社”这一组织当年逃亡脱险的领导人之一，曾经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里过了好些年逃亡生活，这次来欧洲募集国际社会的捐款，为国内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下面是他说的一些辛酸故事，是那些可以让西方三流记者摩拳擦掌然后可以让西方家庭妇女大擦眼泪大动悲情的故事。其中包括他说到的《圣经》——他说手中这本《圣经》是弟弟在牺牲前留下的惟一读物，因此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要带着它，不论睡哪里都要枕着它，以表示对弟弟的怀念。这真是让我好笑，我想都不用想就可以断定汉民不会读《圣经》，那本小书肯定是他从哪个旧货摊上花几角钱人民币买来的——他花几角钱就可以赚来欧洲家庭妇女的哗哗眼泪。
记者看来接触过中国的一些资料，居然问到肖寿青（肖眼镜）的妻子和孩子，甚至问到汉民当年在银行前面打劫的事。
“完全是圈套！后来有铁的事实证明，银行在中国公安部门的指令下制造了这一事件，嫁祸于我的弟弟！”
记者很满意：“我们估计的也正是这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吃惊。我很想找汉国查证他这样说的根据，不过很不容易找到他。电话打到他的音像公司去，对方说他已经调到总公司去了。电话再打到总公司去：第一次，女秘书说他已经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第二次，女秘书说他陪北京来的某位老干部看望战友；第三次，女秘书反复查问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事由，便说罗总今天不在办公室，她只能替我转告。
他的明亮美声总算在电话里冒了出来，问我有何贵干，待我说完便哈哈大笑：“老弟啊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能相信吗？谁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我的律师起诉《纽约时报》呢，还有台湾的《新新闻报》，他们也造了我的谣，造成了多少不好的影响啊。只是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才没有顾得上这件事。”
他说他还要接一个国务院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不得不佩服他：他有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活得如鱼得水。他现在一定正在冲着镜子做鬼脸，一定正在大吻特吻自己的化妆照，对自己的一贯聪明洋洋得意。
七
春节长假通常是老同学们见面的机会。同学们都老了，话也差不多要说完了，眼下见面的时候更多的是搓麻将，或者是玩一种叫做“三打哈”的纸牌游戏。一见面就支桌子，人多的时候就支上好几张桌子，直到大家算着各自手里的钱尽兴而去。我不会麻将也不会纸牌，在这种情况下不免有些悻悻然。方强帮过我的很多忙，见面还满嘴下流话骂我不去他家玩儿，但每次去他家，他都粘在牌桌边没法起身，只是遥遥招呼一声，指着桌上的香烟或者茶叶，要我自己招待自己，没工夫与我说上什么。有一次我没有预约就闯上门去，看他没有牌务的时候能不能同我说话。他不在家，在电话里对老婆说马上就回来。但我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直到我出门的时候他才出现在门口。走什么走？你看我特地买来了一瓶好酒！他把我往门里赶，知道我实在要去车站接客人，才无可奈何地把酒瓶交给他老婆。“那我们一起走吧，我那里正是报仇雪恨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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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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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进家门就跨上脚踏车重返麻将战场去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没有办法。有很多人是我的好朋友但也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无法回忆当年某一条僻静无人的石街小巷，无法回忆当年的夏日、蝉鸣以及坐在门槛上画画的宁静。轻柔的风抚摸着我们童年的自由和闲暇。我们并没有忘记那一切但总是没法回忆，因为这样的回忆不合时宜，无法在饭桌或牌桌边展开。对于已经成年的我们来说，那些往事是已经成为化石的种子，是一张张挂着锈锁而无法打开的废门，是电脑里不慎遗失的文件徒剩下空空的目录。我们都明白，过去了的一切无法找回。
汉军不打麻将，所以还能在同学聚会的时候陪陪我。但他现在话语也不多，总是笼着袖子，配上他脸上深刻的皱纹，还有过早上头的皮帽子，真是个老工人了。他一时兴起的时候，居然会大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相，谈这个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同，有三个基本定律，一是对立统一定律，一是量变与质变定律，一是否定之否定定律。知道不？三个定律之后还有十二个范畴，知道不？现在报纸上那些记者作家对这些完全不懂，只会做一些自己不懂别人更不懂的猫叫狗叫，完全是搞诈骗。他激动得口舌结巴，见我并没有响应和拥护，便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继续说得深一脚浅一脚的跌跌撞撞，在迷阵里好容易探出头，还没好好喘上一口气，一失足又落入新的迷阵，苦苦摸索而长途无尽。我很惊讶他还深藏着这一身功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熟悉了并且记牢了这样复杂的概念和逻辑。这真是一个新发现。可惜的是，他的听众太少，除了我以外，通常只是某位同学的一个胖公子，把电子游戏机玩累了，把糖果也吃腻了，才来看罗大伯翻着白眼怒斥当今的诈骗犯。
“我们老师不是你这样讲的。”胖公子发现他还在批判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
“你们老师晓得个卵！他读过侯晋华的书吗？”他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大概是他印象深刻的一位作者，让我无言相对。我自信读书不少但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胖公子更是被这个大名镇得不敢吱声。
“他晓得斯托雷平是哪一个？”
胖公子更加不敢吱声。
“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字根本不会写得像鬼爪子踹的一样。”
罗大伯还没提到当年的画画。
他打掉了胖公子的蒙昧，正要回到理论解释的长途，不料屋里有一桌牌和了，爆发出笑骂声。两个小把戏一逃一追争夺什么玩具，把胖公子也吸引了过去。他只好再次笼起袖子，一声不吭地把目光移向电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再没有说话。
我有些奇怪的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干，也越来越尖细，好几次被我误以为身后是女人在说话，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种女人的声音从不谈他的父亲。我知道，他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汉民已经从罪犯成为烈士的消息，汉军不让他看到公安局送来的平反通知，不让任何客人在父亲面前谈起有关的事情，甚至严格防止家里出现有关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方强还把老人送到方家乡下老屋去住了一段，让老人远离城市也远离各种可怕的好消息。但是有一天汉军半夜里醒来，发现父亲的房里有灯光，发现父亲坐在床头凝视着手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