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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扯下自己的袖套去擦尿，会议室里的笑声便更为膨胀肥大。
他踢开木板，狼狈地带着娃崽去了厕所，一去便久久没有人影。柳胖子看见局长拉长了脸，还有一再看手表的动作，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只好急急地出门去寻找。奇怪，厕所里没有人，女厕所里也没有人，二楼与三楼还是没有人……这是招待所两栋模样和结构相同的大楼，有廊楼在东头相接，还有走廊与政府办公大楼相通，确实有点结构复杂。柳胖子一直走到饭堂旁的锅炉房，才发现毛家父子在那里东张西望着急万分，看来是迷路了。你是个卵。你才是个卵哩。你脑袋里灌了水。你脑袋里才灌了水哩。我叫你走这边你不信。我叫你上楼你不信。你猪娘养的不记路又不听话。你才是猪娘养的不听话又不记路……他们跟着柳胖子往回走的时候，还在气呼呼地斗嘴，不饶不让，没大没小，纲常全无，骂得既愤怒又认真。
“以后带你出来，硬要带一副牛绳，把你时时刻刻套住才好。”柳胖子气呼呼地擦着汗。
“有绳子就好了，这恐怕是个办法。”老寅认真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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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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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子归我来牵。”儿子也热烈拥护。
午餐铃已响，发言的时间是不够了。“我虚心接受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回去以后好好改正缺点，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把各项工作都抓上去。”老寅结结巴巴的这一句，算是结束语，但口气说大了一些。
老寅低声问柳胖子：“我还想说一句：以后用正确思想的牛绳套住鼻子，永远走在时代精神的犁路上。你说行不行？”
“这些话就不要说了。”
“这样好的话，说不得吗？”
“人家童局长要吃饭啦，不要说了。”
“那好，”老寅转向大家，“本来我还想说一句，柳老师说不要说了，我也就不说了。完了。”
“你继续说，继续说嘛。”局长还有兴趣。
“柳老师他不要我说。”
“你嘴巴不是长在他身上吧？”
老寅转低声问柳胖子，“那我还是说？”
“想说就说吧。”胖子有点不耐烦。
“好吧，我继续说。”老寅转向大家，“我要说什么呢？怪了，刚才看着看着出来了，一下子又进去了。”他抓抓脑袋，意思是要说的话突然找不着了。
大家嗤嗤好笑。
有人提示了一句：“你刚才说到了修正主义。”
“哦，说修正主义。这么说吧，这么说吧，”老寅咳了一声，小心地寻找着字句，“修正主义确实歹毒，确实无血，不光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几句话嚼过来又嚼过去，耽误了好多瞌睡啊。”
有人捂住了嘴巴，还有人前仆后仰地捂住了肚子，看局长连连敲击桌面，也没有静下来。这使老寅大为奇怪，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笑什么？我说错了吗？修正主义没有耽误我们的瞌睡？”
笑声总算被哭声打断，原来是他的儿子用一口砖砸了自己的脚。这个挖坟揭瓦的活祖宗，还是很善于学习，大概是看见大楼外的其他孩子玩积木，刚才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些砖，在会议室门边辛苦地搭砌火车站，没有砌稳，便发生了工伤惨剧。这样，老寅忙着去抢救伤员，修正主义就没有了下文。
五
芹姑娘走进了这一个故事，用一副玩具积木换下了小娃崽的砖块。
她是县文艺宣传队（后改名为山歌剧团）的主要演员，演唱过老寅的歌，曾经放出话来：“只有毛老师的曲子才唱得有味。”后来见到不是毛老师的柳老师，一再招呼，发现对方面有愠色，根本不理人，这才伸伸舌头，发现自己闯了什么祸。她马上改口，说毛老师的歌只是有味，但柳老师的歌更有水平，水平啊，水平这东西不是想有就有的，不喝上几桶墨水是吹不出来的。她抓住机会给柳老师吃一颗酸梅，哎哟哎哟地哀怜自己的肩周炎，要柳老师给她揉揉肩，终于让对方有了笑脸，还有了一种惬意得哼哼的可能性。对方幸好没有尾巴，否则肯定也摇摆不已。
一个肩周炎便能够化险为夷。她就是这样小奸小坏，有时呆，有时精，有时呆中有精，或者以呆卖精，一句句话让人难辨真假，到处都是迷魂阵，后来被女友们私下里叫做“肩周炎”、“膝盖炎”以及“小嘴炎”，是圈子里鬼鬼祟祟的取笑。至于业务上，她是队里第一嗓，只是很小就进了戏班，没读过多少书，别说是五线谱，连简谱也啃不动，一见乐谱就冒汗，越冒汗越是舌硬，几个音符在嘴里嚼来嚼去，折磨得颈根都要抽筋了，衣衫汗得水洗一般了，还是成不了句。说实话，当年要不是这一条，凭着她的音域宽和气韵长，省里的专业院团早就把她挖走了，按照柳老师的宣告，柳某人也早推荐她到什么大学去深造了。
台上唱不过她的姑娘们，一般都在乐谱面前找到心理平衡。一见她太得意，就拿一个什么本本来大唱特唱，迫使她闭嘴，无精打采地坐到一边去，闷闷地叠纸船或者钩头巾什么的。她知道，乐谱成了她永远的克星。她的歌喉所向无敌，她的一个眼风或者一条腰胯的线条，能调动和控制剧场里每一个角落的目光，但她就是没法迈过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一步。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演唱都得由别人一句句教。这成为了行中笑话，成了她最大的污点和心病。
老寅不大看演出，不大认识她，说到她的时候，有时叫她“菜姑娘”，有时叫她“蒜丫头”或者“葱妹子”，不知是从哪里随便抓来的名号，不知是有意打趣还是真在菜园子里昏了头。他说过：“蒜姑娘好就好在没多少文化。”这句话没头没脑，差不多是癫语，听者不把它当真，没有往下问。
没人问，他就不说了。
他还说过：“芹菜是我们家宽老倌的那只霸王鹅，占了人家的窝，还发脾气。”
这句话还是癫，听者就算想往下问，也没法问。
没人问，他也不说了。
芹姑娘倒是来问过一次。她额头冒汗，拿着老寅的几页新作，说里面这么多升半音和降半音，教唱人都觉得难度太大，她一个乐盲看了更是两眼黑，怎么唱？是不是搞错了？要不就是要害死她？她去找过柳老师。堂堂柳老师也教不了她，一上调就晃晃悠悠，好像纸上全是西瓜皮，没几块能让人踩稳。柳老师觉得这硬是胡来，民歌民歌嘛，从来都是啷咯哩咯啷，宮商角徵羽，五音阶当家，怎么能搞得这么多半音？玩西洋套路也不能这样的。柳老师还有了一种警觉：老寅这个人就是骄傲，不知自己八两半斤了吧？资产阶级音乐体系正在回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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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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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寅大概还记得她的积木，收捡自己的散乱衣物，意思是给来客让个座。“大妹子，莫急莫急，这首歌最合你的口味。”
“你肯定是两碗猫尿灌迷糊了。”女演员看了看桌上的酒瓶，不奈酒气，站到了门边比较通风的地方。
“你小时候喜欢打架。”
“同打架有什么关系？”
“你还比较蠢。”
“说什么？你才蠢呢。”
“你说得对，我是蠢。我是蠢人喜欢蠢人，蠢人喜欢唱蠢歌。我同你说，你不要怕半音。半音是什么？半音是你的崽，你怕你崽做什么？”
“你好好地说嘛。”
“我知道你还没有嫁人，只是打个比方。我是说，你听啊，山里的牛叫、羊叫、鸡叫、鸭叫，车子叫、磨子叫、锯子叫、刨子叫，还有各路贩子打吆喝，哪一样没有半音？放个屁也有半音吧？”
“呸呸，难听死了。”
“好，不说放屁，我们说贩子的吆喝。你听听满街的吆喝，伢崽都学得像，你一个戏子如何就学不会？”
“谁是戏子？”
“好，演员，是说演员，人民的演员。演员的眼里不是夹豆豉吧？你到山里去看，光是一个绿，你看得多了，保不定看出上百种绿。光是一个黄，你往细里看，保不定看出几十种黄。颜色就是音乐。呵呀呀，这里面就有好多半音，好多半音的半音。呵呀呀，哪是五个音阶写得尽的？哪是五个或者七个音阶唱得完的？”老寅已说得眉飞色舞，“说画画只能用七个色彩，狗屁！就像说音乐只能用七个音阶，也是狗屁！世界上好多人成天放狗屁，越放狗屁人家还越说他们高明！”他一股火气不知是冲着谁而去。
芹姑娘似懂非懂，“柳老师也是大学生，还会五线谱，又是手风琴又是钢琴，他也唱不出来。”
“柳老师好聪明的人啊，好有学问的人啊，长得又白又胖，衣袋里挂着两三支水笔，当然不会是聋子，起码有两只猪耳朵。”
芹姑娘忍不住笑，注意到老寅的大耳朵，笑得更厉害了。
“妹子，你听过禾凤子叫吧？”
“当然听过。”
“那好，你叫给我听。”
老寅让姑娘学禾凤子，在对方的鼓励下，一次次叫得更悠长，不知什么时候，他接过禾凤子的声流向上一挑，走，向前一带，再走，声音就有了节拍，有了旋律起伏，就成了他乐谱上的句子。芹姑娘大为奇怪。她平时学一首歌，至少得跟唱七八遍才会，这一次她只跟唱了两三遍，一首歌居然就顺风顺水一通百通。遵毛老师之令，她尽力忘记音阶，确实忘记了音阶：不就是牛叫、羊叫、鸡叫、鸭叫的那种味道吗？不就是布贩子、油贩子、糖贩子、药贩子、铜铁贩子到处吆喝的那种劲头吗？升半音，降半音，原来没什么了不起，原来一开始就没这回事。她一头扎进禾凤子的叫声里，顿时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山寨，油然生出一股当年的野劲，疯劲，还有蠢劲。她确实唱蠢了，蠢得快活无比。她觉得自己不是在唱什么歌，几乎是在崩塌，在飞旋，在漂流，在花一样绽放，自由放出的长音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往，接引和牵绕出心中的种种往事，还有说不清的什么隐情——到最后，眼里有了惊喜的泪水。
她惊得一屁股坐在床上。
“好，懵天懂地了，接上地气了。”不知道老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毛老师，我……好喜欢你这首歌，真的好喜欢。”
“当然，你非喜欢不可！”
“我……都唱哭了。我从来没有唱得这么痛快过，都唱得一身发抖了。毛老师，你如何写出这样的鬼东西呢？你耍了什么鬼花招？你给我下了什么迷魂药？我恨不得要打你一顿，恨不得掐死你——”
她当真在老寅背上猛捶了一拳。大概自觉有点放肆，她眼睛往上一轮，提着热水瓶去伙房打水。她注意到老寅乐呵呵地看曲子，没有留意她的离去。
六
老寅的曲子让芹姑娘越唱越火，自己也越写越上瘾，还迷迷糊糊地撞上了地主老财才有的腐败生活。他是应召来文化馆写曲子的，与一个画画的后生合住一间客房。他嫌那个后生的脚臭，一解开球鞋就天昏地暗，就灭绝人性。那个后生则嫌他晚上磨牙，讲梦话，时不时还开叫吓死人。还嫌他总是穿错别人的衣，拿错别人的饭盆和筷子，出门不是忘了锁门就是把钥匙锁在门里。更让人不可忍受的，是他好几次开口借钱借粮，借了也不还，完全是个赖皮，是无耻的诈骗犯。有人曾经警告过他，说老寅没喝酒时的借钱都是白借，呸，天下哪有这样的混账逻辑？
太阳如今从西边出来了。老寅突然活得容光焕发，衣物和被褥变得干干净净，不知是谁洗的。他床头多了一些水桶、脸盆、毛巾、热水瓶、也不知是谁买的。他居然也用上了高度文明的牙刷和牙膏，一口黄牙渐渐变白，不再喷放出浓浓的馊气。当这口扎眼的白牙嚼着豆腐干下酒，自然引来了画家大为惊异和嫉妒的目光。缩缩鼻子，这间房里有了女人的气息，一股年轻女人才有的体香。这毫无疑义。如果没有女子常有的冷手和冷指，这房间里不可能有悚然袭人的整洁。这也毫无疑义。问题是，毛三寅这老家伙（其实还不到四十岁）毫不在乎——甚至不大在乎女人是谁，有时被后生问起来，便含含糊糊地提到什么蒜丫头菜妹子，在他的菜园子里没有刨对过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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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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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两瓶小曲是画家买来的，连连欠腰：“你这样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如何是好？”
“我得了脑膜炎还是猪头疯？一定要来孝敬你？”
“不是你买的？那就怪了，未必是何馆长赏下御酒？”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味。人家送酒来，你喝了白喝。我借给你钱，你也不还。”
“钱？你是说钱？”
“你看你，前天还差点把胸脯拍烂，说马上就还马上就还的……”
“大兄弟，这种玩笑不能乱开。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人穷志不短，叶落树杆直，前世做鸡也不欠人家的谷，来世做牛也不欠人家的草。你不要乱开玩笑，一开我就发心脏病……”
后生几乎欲哭无泪。
好在癫子十几天后就回乡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回乡下去了。他作品还没有改完，但领导方面觉得他政治上不可救药，交给他的歌词，领导改定的歌词，他不是说被风吹走了，就是说可能被老鼠吃掉了，一听就知道是假话。柳胖子曾经要他写一个检讨，保证再不丢歌词也不乱改歌词。他盯了胖子一眼，不说话，再盯一眼，才挤出一句：“要我写检讨？惯肆你们？”
宣传部长只好说，乡下的革命和生产也很重要，或者说更重要，老寅应该到更重要的地方去。老寅大为不解，说家里的猪没有发病，队上的禾苗没有发虫，他完全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不拿补贴也不要紧。但部长慈祥得很坚决，派柳胖子直接去买票，把他送去车站。
癫子当然不知道这以后的事情，比方他的歌是如何打入冷宫又如何解冻，比方芹姑娘是如何把他的歌唱出了大风头，一直唱到在省里拿奖，在省里与首长合影，还上了电视和广播。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变化，作品审查不像以前那样风声紧张。像芹姑娘唱出去的这些歌，一变成乐谱，谁看了都觉得难唱；一变成声音，谁听了都觉得易唱，更觉得闻所未闻，完全是不合规则的一手怪牌。这种音乐总是一新耳目，尤其引起一些院校科班才子的好奇。这样说吧，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乐谱引导但无法被乐谱描述，在乐谱之内又在乐谱之外。听了这些歌，一个人可能会多一些幻觉，一声鸟叫，一声风啸，一声汽笛的擦肩而过由厉而钝，都可能让人疑为旋律：原来满世界一直是无音不乐，原来满世界一直管弦遍地只是等待你张开双耳。
很自然，这些歌被有些新派人士誉为新探索，誉为什么主义什么派，引发一些争议，在某份杂志上还形成了专栏。但癫子在边山峒放牛，完全不知道这一切，顶多能从有线广播匣子里偶尔听到芹姑娘的一两段，电流的喳喳声夹杂其中。
镇上出现电视机以后，老寅家里的广播匣子有时呻吟，有时咳嗽，最终成了哑巴，连喳喳声也没有了。他到坡上去查线，发现大段电线不翼而飞，也没有什么人来管管。瘟队长居然到城里做米粉生意去了。
关于主义，他只是在墟场上碰到一位中学老师，才从对方嘴里得知一二。后来又碰到两个专程远道来访的同行，从对方嘴里得知三四——他当时挖了几个竹笋，想在墟场上换几个钱，在街边蹲着，没等到买主，倒等来了两个研究生和几个主义。
“什么主义？笑话，写曲子要什么主义？不要主义，不要主义的，只要有酒就行。没有谷酒，红薯酒也行……”他陪着研究生在街边操练京腔，认真地说得对方疑疑惑惑面面相觑，直到自己的口舌别扭得有些麻木，回到家里以后忘了换舌头，倒是卷舌音主义使老婆莫名其妙——把他疑惑地看了又看。
他说到了门德尔松，说到街上一个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