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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国英这事，实际上是一个误会。施国英原本是谈西方男人对女人比较会搞礼貌这一套，包括床上殷勤十足。但由于人咬狗才是新闻，一炒就变成了二八论，再传开来就变成了施国英骂中国男人尺寸、长度以及战斗力不行了。从上床这件事来说，确实总体来说西方人（不管男女）比较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麻烦，真的有点活雷锋的样子。当然从卫生角度也比较不讲究卫生。施国英初来乍到，新鲜是必然的。就像我，当初到悉尼也很新鲜。但呆的时间长了，就明白西方人有懂礼貌的一面，更有翻脸不认人的一面。西方人翻起脸来，我深有体会，那就是活雷锋一下子死脱了，一点急救的可能也没有了。
这个问题中国男人应该多多检讨，少少愤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男人这点气量都没有如何能性福长久。说到底，不光是中国男人，包括中国女人，需要提高的不是性能力，而是性观念。
我宁可相信，施国英女士的愿望是这样并如愿以偿；她如一块搏火的海绵，沉着的大胆，微笑的宁静，伸缩自如，将男子汉们的狂怒、痛苦、邪恶都吸取干净，并净化出一个青天白日，蓝天绿海。这是智慧，又是爱的力量。
如果施国英女士是胜方的话，这个结局所能用以描述的语句是：一群神经脆弱的男人，被一个女人不经意的一句话惹火，企图用疯狂的表白、抗议，来重搭起一个缺乏认可的尊严。
我是一名在北美大学的普通华裔大学教授。长话短说：个人的行为可以折射群体，目前全世界无论哪种体制或形态，根本的社会结构还是父系社会，父系社会就分男女的强弱。男性无论在实际性交行为，还是一般社会行为中，表现的都是支配统治方，女性是受纳方，无论男女如何平等，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平等。
在这种前提下，你情我愿的个人行为势必折射群体现象：如果中国男人嫖外国女人也一样凶，中国丈夫外国妻子的比例也差不多高，那么中国女子选择与外国男人性交或者成亲，就纯属个人自由的范畴。问题是现实不是这样，原因当然有很多：有人说是经济、社会发达程度造成外国男人的强势，这可以商榷，跨国关系中，男方的祖国综合实力比女方祖国强是一般的情况。但是有些洋人自以为是，或者有些同胞自惭形秽，以为外国男人本身比我们更有魅力，那就必须批判纠正。
国内女生见过的外国人多数是影视中美化后的例子，而国外我看到的是最寻常的洋人大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西方男人老实巴交缺乏情趣没有激情的人数绝对不比中国男人少，他们的那种所谓幽默感是缺乏历史文化底蕴的背景下造就的所谓硬噱头，中国人听来往往觉得这有什么好笑，只有洋人自己觉得好笑，而我们更深层的冷面滑稽，他们有时根本不懂其中奥妙。
外国男人除了木讷，还有迟钝，普遍智商低于中国人。国外读书成绩最好的都是亚裔，这是家喻户晓的事实。所以不要说中国的教育制度如何无效，我们的同胞在国外的教育体系中的表现，仍然是最优秀的。
外国男人体质比较差。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虚有其表，身材比我们高大些，但这纯粹是营养结构造成的，中国90年代以后最新一代的年轻人，平均身高和洋人差不多，古时候欧洲人贫困落后，个子就很小。由于长期物质生活优越，出门开车的已经好几代人了，洋人通常体力不足，没用几分力就气喘吁吁，而且免疫力抵抗力低，生病后康复得慢。
西方人性功能障碍患者比例很高。一般正常洋人也往往是抽插5—10分钟就早早射精的三斧头，许多电影里把连续性交45分钟以上夸张成神奇，可见他们的性能力多差！洋人的阴茎平均确实比亚洲男人长一点，但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女性感受的快感，尺寸方面更多取决于圆周长，长了也没用，而宽度各族裔男性是差不多的。更何况性交最重要的男性表现在于耐力，时间越长越可以满足女性同步高潮。
国际赛事上长跑最好的往往都是亚裔，最近连体现爆发力的110米栏都被我们的刘翔统治了，所以无论智力、体力、魅力，洋人实在谈不上任何优势，没有弱势就已经不错了。
最后，洋人论客说什么中国男人应该少归咎他人，多做自我检讨，反省体制的弊病造成个性的衰弱。我要提醒的是：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历来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宽容别人，太多要求自己，自以为自己的宽怀可以换来别人的投桃报李。而事实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人性的自私从来没有减少过，这世界要是都像我们侧重礼仪文明忽视武力进取革新的祖先那样，战争早在千年以前就该结束了。现实是西方人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自由民主，他们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崇尚武力侵略扩张，体现在个人身上，西方人在跨国人际交往中更多扮演进攻型的角色，冲突双方中他们经常是施还者而别人是受害者，在chinabounder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方由于是女性，所以必然是受害者，性交的意义对于男女永远是不平等的，性交行为对于男人是某种成功，而对于女人则是某种付出、牺牲。
我要呼吁的是：中国人必须改正自身对待国际关系的态度，在国与国、人与人的交往中都要积极塑造进攻型的新形象。女同胞在捍卫个人性爱自由的同时，是否也可以考虑一下自己作为个体对群体应担负的某些义务？自由和义务永远是并存的，夸大任何一面都不足取。
对付外国人的侵略本性，我们的选择很简单，就是以暴易暴。你的愤怒指责，你的鸣冤叫屈，只能更加重他们入侵者的成就感，反之，你只要显示出比他们更好勇斗狠，他们立刻就龟缩起来一声不吭了。
什么让我如此冷漠？（1）
篇文章请您在夜深人静、只有您一个人的时候阅读。
一个大雪纷飞、异常寒冷的下午，您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遇到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乞丐。乞丐穿着单薄，您注意到他浑身发抖。假设您是一位极富有金钱、极富有怜悯、极富有慷慨的“三富好人”，您将？
A。把他接到您家过冬。B。给他足够多的钱，让他到宾馆过冬。C。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一个异邦人的答案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小区里。据《东方早报》报道，在那个小区住着一对美国夫妻，男的叫Matt，女的叫Ella，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一天下班的途中Matt在地铁里遇到一位失去双腿的乞丐，当然是中国乞丐。乞丐衣着单薄，Matt注意到他浑身发抖，于是Matt将他接到了自己的家里。
这个故事没有结束，恰恰相反，才刚刚开始。
Matt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乞丐，以便他随时可以过来。这个小区绝大多数住户是中国人。不久，中国的邻居就发现楼道里经常有一位衣着褴褛、手拄拐棍的人出没。他的出现引起了中国居民的极大恐慌——他是一个坏人怎么办？他要到我家来偷东西怎么办？他要把我的孩子拐走了怎么办？
中国居民惊讶地发现这乞丐竟然与那对美国人有关，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美国人会让这样的人进家门。中国居民将这件事反映到居委会，请他们出面要求美国人不要再让这个乞丐进来。对这样的要求，美国夫妇大吃一惊，他们辩解说，第一，凭什么说穷人就一定是坏人？第二，我的家我让谁进来那是我的自由。
中国居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把这件事又告到了派出所，让警察出面对美国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场中美之争最后以中国人全面获胜而告终。Matt和Ella迫于邻居的强大压力，为那个乞丐装上假肢，给他另租了一套小房子让他搬出了他们自己的住处。
Matt解释说，我们居住在中国就应该尊重这里的文化。可惜我无缘见到Matt，否则我一定要问他，他理解的“这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
哦，我差点忘了，那个乞丐竟然也有名字，他叫马维华。
２００５年的那场雪
2005年的那场全国范围的大雪让许多孩子欢呼雀跃，因为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他们在电影之外的地方看到了真正的雪。这场雪也许还会让歌手、诗人、作家、摄影家甚至恋人们高兴，因为他们终于迎来了难得的“阳春白雪”。
可是，天寒地冻却是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的天敌。2005年1月28日上午，格尔木市火车站的职工、站台捡拾垃圾人员在站台西侧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名流浪产妇，当时她用单薄的身躯紧紧抱着生下不久的婴儿。然而，围观者没有一人伸出援助之手。10时左右，火车站女职工张西娟在打水路上听到站台发现产妇的事情，就急忙赶过去查看。在站台西侧的一面围墙下，一名身上污浊、面色铁青的产妇裹着破棉絮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怀中抱着已经冻僵的女婴。
2005年1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昨晨，一流浪男子被发现死在南二环北京市接济管理服务中心的大门旁，死者身边还放着两个包子和一袋已经开封的方便面。附近居民凌先生说，当天早晨，一个衣着破烂的男子南北朝向地趴在接济中心东侧距中心大门不到3米远的人行道上。“他的手非常黑，左脚的鞋子掉了，裤子也脱掉了一些。他身边还放着两个包子和一袋方便面。”
我上网搜索，这种冻死在离救助中心大门仅几十米、几米的大街上全国还远不止这一例。
……
当然，最有名的当数湖南的“张衡生事件”。2005年3月7日18时50分左右，在湘潭县107国道茶恩寺地段1 723公里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伤者张衡生在5天后死亡，冻死于以湘潭公安为主的政府人员的渎职与民众的冷漠。在这漫长的5天时间内，只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一个有点良心的湘潭民众，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少年的我曾被这两句话困惑了多少年，因为逻辑上看上去不通。既然路有冻死骨，这说明一定是很寒冷的冬天，而冬天酒和肉怎么会臭呢？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朱门的酒和肉多到寒冷的冬天都能发臭，可以想见它是如何的多？！
我们这里的“欺生”文化
前面提到的美国人Matt说，要尊重这里的文化。那么，我们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称自己是“礼仪之邦”。鲁迅先生曾经生动地描述过这个礼仪，说是两个中国人在火车站送别，一直作揖不停。这时火车启动了，站在火车上光顾着作揖的那位摔了个仰面朝天。
可是，且慢！这种礼仪只关照熟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个显著特征是极低的迁徙率，绝大部分中国人在哪里出生就在哪里死亡。这样一种环境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熟人文化”，对熟人、生人，家人、外人进行严格区分，如“一回生、二回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这是不把我当外人”，等等。
中国文化这种特点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人的吃和住的方式上。中国人吃饭，哪怕是第一次见面的都同吃一碗饭。西方吃饭，哪怕是夫妻也是各吃各的碗。同样，中国四合院的房子将家人和外人隔开，但是在房子里面中国人就不太分彼此了。相反西方人夫妻俩在家里通常各有各的角落。妻子要在丈夫的书架上拿书，要事先征求丈夫的意见。所以在国外，许多人把家中一两间房子租给房客，和他们同吃同住。而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的确很难想象中国人会让一个陌生人住进自己的家，哪怕他不是流浪汉。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陌生人向来不怎么客气。不客气到连邻居做善事也要反对。
这种对待陌生人的差距可以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中国人问：“你有什么事？”西方人问：“我能帮你什么忙？”你看，出发点完全不同。
记得我去巴黎圣母院，发现在门口围着一堆人，我伸头往里面一望，不是有人在打架，人家围着看热闹，而是一个人鼻子在出血，围着那一堆人是在帮忙。
我到英国诺丁汉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时携带了一个30公斤重的大行李箱。在诺丁汉市下火车，我才刚刚下车，就听到有人问我：“Do you need a hand？” （你需要帮忙吗？）我转身一看，一个英国小伙子友好地看着我。然后他帮我上下火车站里的人行天桥，直到我上出租车。除非我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否则，在中国是绝对不会有小伙子来帮我提行李的。
我的另一个亲身经历也许更有说服力。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英国的一个荒郊野岭迷路了。我本来带着地图，但是地图上这片地区没有标明，偏偏路两旁的树遮天蔽日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视线。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前面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
看着这位救星的出现，我颇为踌躇，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要向她问路非吃闭门羹不可，因为天色本来已晚，再加上路两旁异常茂盛的树使得这条小路阴森森有些怕人。坦率地说，这时候要是有个壮汉向我问路，我不一定敢理他。
然而，我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鼓足勇气。没想到，对方热情地停了下来告诉我怎么走。我立即拿出地图请她在地图上说明。末了，她告诉我，她就住在我要去的那片地区附近，同时开玩笑地说，那个地方恐怕会让我失望。
望着她远去背影，我忍不住地想：“这个英国女孩对陌生人可真一点戒备心理也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告别的方式竟然像老朋友。
失衡的社会，冷漠的公民
同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却比内地人慷慨得多。1998年长江水灾，香港市民捐款2亿多港币；1999年华东大水，他们又捐款1亿多港币。前不久的东南亚海啸，在不到两周时间内，香港各界对海啸灾区的捐款已近7亿港元，为香港历史上赈灾募捐最高纪录，并创下单一城市人均捐款全球之冠。
我们的一项有关慈善的调查也许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这项调查发现阻止“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城市人民行善的几大障碍是：
“这事要老百姓来捐款，政府都干什么去了？”前不久，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社区的学者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提高流浪汉救助的经验。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名为Soup Kitchen的食堂，专门为流浪汉和无家可归人员提供免费的饮食。类似的慈善机构在西方国家到处可以见到，有些是教会办的，有些是政府办的。以前，在他们那里服务的都是志愿者，负责烧饭和发放饮食。后来，他们将流浪汉的姓名和以前的职业记在卡片上，或者挂在墙上，或者做成胸卡。
接下来，他们让曾经在餐饮或者与餐饮相关行业工作的流浪汉参与到烧饭和发放饮食的工作中来，让被服务的对象变成服务的主体。仅此一项措施就大大地提高了流浪汉的自我评价。
从上面这个澳大利亚的例子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发达国家已经在考虑如何提高流浪汉的自尊心问题，而我们目前在为每一个流浪人员提供救助上还有一定困难，确实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二，西方国家的慈善工作也不是由国家独自承担，而是由个人、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据统计，美国人一年捐出来的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