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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向左,深圳向右-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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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一章
    ?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一)
从长天大厦到太子山庄,开车五十分钟,坐公车一个小时,走路要走半天,肖然喝了半斤五粮液后,在这条路上走完了一生。开加长货车的香港司机蹲在路边瑟瑟发抖,交警询问时,他指着肖然的防弹奔驰口吐白沫,下巴咯咯抖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几个记者围着那堆豪华的废铁咔嚓咔嚓地拍照,闪光灯下,肖然满身鲜血,双眼圆睁,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奇异地勾在胸前,胳膊上有一排殷红如血的牙印。天亮时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车被拖走,血迹洗净,肖然的尸体静静地躺在太平间里,死灰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清晨的阳光下,人们步履匆匆地走过一条条街道,一面低头看表,一面大口咬嚼刚买来的包子。这就是深圳,八点钟的深圳,危险而华美的城市,一只倒覆之碗,一朵毒蛇缠身的花。没有人知道肖然死去,这个时候,刘元还在睡觉,陈启明穿着围裙在厨房里煎鸡蛋,陆可儿蓬头垢面地往脚上涂兰蔻指甲油,卫媛拉开紫色的窗帘,对着后海伸了个懒腰,然后开始随着音乐跳健美操。在千里之外的鞍山,韩灵犹犹豫豫地走出家门,总感觉自己忘了点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死者的容颜即将被遗忘,活着的人笑逐颜开,大步向前。而无论你行善还是为恶,富有还是贫穷,你都将走向那个终点:鲜血涂地、尸骨无存,或为脓血,或为飞灰。那个死者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一)肖然赚的第一个五千元充满了罪恶感。他那时在雅诗轻兰公司做采购员,雅诗轻兰是一家肥皂公司,生产一些号称能减肥、能丰乳、还能治痔疮的神奇香皂,每天都在电视上神吹一气,广泛地欺骗全国劳动人民。他们老板叫牛乔,体重足有三百斤,人送外号叫作肉牛。每次去夜总会玩,肉牛总要关照妈咪:“要个波霸要个波霸。”然后再咂咂两片紫黑色的牛唇,口水都似要滴下来。波霸的需求缘于供应不足,肉牛不止一次向朋友诉苦,说他老婆既没前又没后,简直就是条人干,刷上层亮漆就能当镜子用。所以肖然对他们的丰乳产品满怀忧虑。那是1992年,邓小平刚刚南巡完,深圳就象一个迅速膨胀的大面包,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怀揣梦想、拿着边防证涌进这个南海边的小渔村。一夜暴富的传奇随风飘扬,公车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一个破衣烂衫的家伙说:“我明天有一船货到蛇口码头,你要多少?”另一个同样破衣烂衫的家伙一脸不屑:“作贸易?那不是糟蹋钱吗,我刚在宝安圈了十几亩地,作房地产才能赚大钱,兄弟!”  和所有无根无底的打工仔一样,肖然眼看着钞票哗哗地从身边淌过,却只能靠一点可怜的薪水勒腰扎脖地过日子,雅诗轻兰是出了名的鸡贼公司,每月只给他1300元,这在当时的深圳也就是刚刚够花。肖然每月往家里寄200,给正在读大学的女朋友寄100,房租350,吃饭400,公交车100,买牙膏香皂什么的再用去100多,一到月底就开始心慌,就怕老板趁夜跳墙而去,那就要挨饿了。那时的深圳象一个巨大的施工现场,砖瓦满地,泥灰飞扬,天气热得象发酵的烂草,随便嗅一鼻子都是臭哄哄的味道。肖然住在蛇口蓝园,一个喧嚣杂乱、拥挤而闷热的家,楼道里挂着各种颜色的裤衩胸罩,耳边响着全国各地的土语方言,一到晚上,烟尘四起,人声鼎沸,整栋楼都好象要飘起来。肖然的左侧住着四个湖南来的小伙子,有一天晚上不知因为什么起了内哄,先是互相问候对方的母系祖先,接着就是噼噼啪啪的武斗,武斗过后,其中一名选手轰然撞开房门,穿着内裤绝尘而去,另一个头顶门框,鼻血淋漓,望着那个白花花的裸体大骂湖南三字经。右侧的房间里住着两个身份可疑的年轻女郎,每天晚上都把脸涂得万紫千红,穿得破绽百出,扭腰摆臀地走过肖然门前,然后消失在深圳繁华的夜色中。肖然后来一度很怀念蓝园的生活,那种喧嚣混乱、充满了动荡与不安的生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什么人物都可能出现,就象一出自发上演的、没有编剧、没有导演的电影。你是旁观者,但你随时有可能成为主角。1992年的肖然还是个童男子。他女朋友叫韩灵,比他低两届,九十代初的大学爱情比后来要纯真得多,避孕套基本派不上用场,肖然对韩灵的违法行为也仅限于拉手、拥抱和亲嘴,毕业前夜他奋起色胆,一把将她的白色T恤衫从牛仔裤中拽出来,手野蛮地伸进去,击退了韩灵的挣扎和推拒,顽强地向上爬行,两分钟后,那只不安份的手又试图向下做更深入的探索,正闭着眼哼哼的韩灵一下子清醒过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樱桃小嘴大张,在他胳膊上重重地啃了一口。两个月后,肖然向韩灵抱怨道:“我身上只有三个伤疤,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功劳。”另外两个,一是肚脐,一是手上的割伤,那是他小时打架留下的,缝了三针。韩灵听完这话后,在电话里响亮地亲了他一下,然后笑着说:“你活该!强奸犯。”  深圳是一个激情充溢的城市,同时也充满了失落感。一个人的时候,强奸犯肖然经常会想起那年的午夜游行。那事是他们宿舍的范越惹出来的,他踢球时打碎了保安室的玻璃,几个保安蹿出来骂娘,范越也是个文学青年,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回了两句嘴,大意是“令尊的衣柜里藏着一匹母马,你奶奶的靴子里开满了鲜花”之类,保安们骂之不过,转而诉诸武力,满校园追杀坏分子,范越速度快,东拐西绕地逃回了宿舍,气还没喘匀,五六个家伙踹门而入,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动手,砸碎了镜子,踢翻了桌子,打得范越满头是血。为这事学校几乎翻了个底朝天,肖然他们贴了大字报,组织了示威游行,举着火把在校园里唱了一夜《国际歌》,就在礼堂门前,肖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他头缠白布,声嘶力竭地喝问:“谁捍卫我们的尊严?谁保卫我们的自由?”模样象个要剖腹自杀的日本浪人。现在想想真是可笑,是啊,白衣如雪,激情万丈,但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生存的经验足以证明:尊严和自由并不是最重要的,每月能不能按时领到1300块,这才是生活的关键。韩灵上个月打电话来,含蓄地表达了对一件风衣的爱慕之情,那风衣价值278元,“小米买了一件,可好看啦。”韩灵是东北人,从小就会发嗔耍嗲扮娇娇。肖然捏着干瘪的钱包,嘴里一个劲地发苦,象咬破了自己的苦胆,还得硬起头皮假装温柔:“那就去买吧,我马上给你寄钱。”韩灵奸计得逞,心情大快,跟他投诉了半天伙食质量和公寓科的变态大爷,直投诉到华灯齐绽放,月上柳稍头。每次给韩灵打电话,他都会不顾羞耻地吹上一通,“我又加薪啦”,或者“昨天跟我们老板一起吃海鲜,他亲口说要提拔我”,事实上他进雅诗轻兰一年了,薪水没涨过一分钱,公司的采购部经理是老板的亲侄儿,就算肖然长俩脑袋,也断然爬不到这个位置。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深圳,你有钱,可以为钱自豪;没有钱但有未来,可以为未来自豪;又没钱又没未来,只能假装自豪。上周六陪牛侄儿到宝安看了几家纸品厂,这周刚上班,他就收到了十四页传真,光信达印刷厂一家就发了十页,这个猪窝一样的破作坊把自己吹得地下绝无、天上仅有,悠久的历史能一直追溯到宣统年间,财力雄厚得连李嘉诚都自叹命苦。此猪窝的老板姓卫,一个獐头鼠目的潮州人,送肖然和牛云峰出门时,他故意落在后面,趁牛云峰不注意,轻轻拉了拉肖然的衣角,飞快地比了个“6”的手势,肖然笑笑,望着牛侄儿肥硕的屁股,面不改色地大步前行。虽然做采购工作的时间不长,他也明白卫老板的意思:从他这里进的货,有6%的回扣。任何时候采购工作都是一件肥差,那时候流传着一个段子,把各种职业分了三流九等,其中有一句说的就是采购员:三等人,干采购,白吃白喝拿回扣,地位仅次于人民公仆和“扭扭屁股就赚钱”的明星。前些日子公司辞退了一个叫张志刚的采购员,此人前脚刚迈出大门,牛云峰就召集会议声讨他的罪行,声色俱厉地号召大家敬业爱岗,多奉献,少索取,万万不可偷鸡摸狗,“吃回扣的,一律开除!”说得唾沫横飞,脸瘪得象被谁揍了一拳。下班后肖然跟公司的刘会计聊起这事,说张志刚看着挺老实的,没想到这么大胆。刘会计长叹一声,说这家伙才精呢,这三年他至少捞了十五六万,还没落下什么把柄。说得肖然一楞,想起自己每月干巴巴的1300大元,心里一阵失落,感觉象丢了个钱包。从那以后他就多了个心眼,谁的单他都要瞄上一眼,只要觉着价格有问题,就偷偷记下来,再一一打电话到厂里去核实。这么干了一个月,他就发现采购部的七个员工,除了他自己,没有一个屁股上是干净的,连牛云峰都算上。牛侄儿半个月前买了两台压膜机,一台19800元,根据肖然的估算,他至少从中黑了一万块———人家厂里的标价才一万六,而根据采购的惯例,这价格至少可以压下来20%。这种发现让他豁然开朗。这周一上班,牛侄儿就催着他要包装盒的订单,按照公司规定,一份采购定单至少要有三家供应商的比价,他思忖了半天,拿出订单,一笔一划地填写:宝安信达:0。56元;港厦九原:0。585元;蛇口联兴:0。605元。写的时候想起了信达厂卫老板鬼头鬼脑的模样,心里无端地有点失落,不过很快就释然了:与钱比起来,清白又算什么东西呢。其实肖然很清楚,同样规格质量的包装盒,在东莞的天富厂做,只要四毛八,不过肉牛老板两周前刚跟天富厂吵过架,吵到最后,肉牛捏着裤裆发誓:“丢你老母!以后你的货白给老子,老子都不要!”天富厂的老板乃是吉林省四平府人氏,也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狠人,闻此言勃然大怒,施一招举火烧天式,满嘴白沫地发狠:“丢你姥姥!你出十倍的价钱,老子都不卖给你!”那时候的商人都很重视气节,很有点战国时重义轻利的传统,事情在几年后才有所变化,2001年肖然在圣弗兰克赌船上玩富豪百家乐,旁边有个温州的公仆赢了七百多万,狂喜之余忘了自己几斤几两,牛哄哄地向周围的人大派筹码,此事一度传为笑谈,人人不齿,只有肖然笑嘻嘻地拿起了那堆筹码,还向公仆鞠了一躬,说:“谢谢老板,能不能再给点儿?我今天手气不好。”如果说成功的商人都是天赋禀异的动物,那么肖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种天赋。填完订单后,他咬着嘴唇想了一下,没有象往常一样立刻找牛云峰签字,而是把它塞进了抽屉,直到四天后,牛云峰很不耐烦地问他:“那个包装盒的定单还没做好?你怎么搞的?要是误了工期…你还想不想干了?!”肖然憋了一口气,脸刷地红了,翻腾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薄薄的A4纸,象个老实孩子一样低头认罪,说经理对不起对不起,话没说完,眼泪都象要滚出来。牛云峰用鼻孔表示了一下他的权威,提笔画了押,然后用常德普通话训斥肖然:“你!立刻传给信达厂!真要误了生产,小心你的奖金!”那是肖然到雅诗轻兰一年来最大的一张单,15万个包装盒,合计价款84000元,交货时间:马上;付款期限:货到后一周内;制单:肖然;审核:牛云峰;总经理审批:牛乔。1992年8月27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酵烂草的臭味,肖然站在一张“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的宣传画旁边,摸着裤袋里鼓鼓囊囊的5000元回扣,财大气粗地告诉韩灵:“我又加薪啦…我给你寄了500元,够不够?”几个人踢踢踏踏地从旁边走过,他侧身让了一下,对着话筒小声地说:“我喜欢你穿风衣……还有,我爱你……”  打完电话后,肖然付钱上楼,不到两分钟又走了下来,对看电话的老头儿说:“大爷,你刚才找错钱了,少给了我一块钱。”天堂向左,深圳往右  (二)
我可以请你吃饭,但不能借给你钱,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你。千万别求我给你找工作,我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可以在我这儿住几天。这是深圳的原则。在火车站长椅上辗转难眠的,在人才大市场拥挤的人群中汗流满面的,在午夜的草坪上忍受蚊虫叮咬的,在罗湖、福田、南山、蛇口的工厂里头晕眼花、牙龈出血、月经失调的,不管你学历高低,不管你现在坐奔驰还是开宝马,你肯定都说过这两句话,或者说在嘴上,或者说在心里。刘元刚到深圳时,裤衩里缝了2000元,两个上衣口袋各装了500元,在1991年来到深圳的大学生中,他绝对可以算是个富翁。不过这个富翁在深圳呆了四个月就破产了,整个1991年,他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只在一家公司短暂地干过不到一个月,收入不到900元。1992年新年钟声敲响时,这个富翁正躲在蔡屋围一家低档旅馆里,看着破破烂烂的床单,越想越伤心,抱着脑袋就开始号啕大哭。那夜的深圳特别黑,街上没有车,没有行人,连路灯都不正常,闪闪灭灭的,象荒山墓园里阴森的磷火。刘元的哭声混合着香港那边的鞭炮声和欢呼声,在冰冷的深圳夜空久久回荡,象一曲婚宴上的丧歌。十年之后,刘元穿一套深灰色的范思哲西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说起当年的艰苦历程,他眼圈一下子红了,“你相信吗,”他对漂亮的女主持人说,“我那天只吃了一包华丰方便面,身上只剩下七块钱。”  那七块钱刘元花了四天。最小的酥皮面包都要卖五毛钱一个,他一顿吃一个,然后就拼命地灌凉水,喝得肚子里哐当作响。旅馆老板娘每晚都在外面炒菜,又炖鸡又炖鱼,香味四散,刘元头顶着门框,感觉胃里象着了火一样,不停地抽搐,恨不能出去一刀把他们宰了,然后抢过鸡鱼来大吃一通。就这么熬了七十多个小时,第四天起床时整个人都在发抖,眼前金星闪,肚里钟鼓鸣,要不是东莞的三叔来得及时,他估计就要活活饿死。肖然和刘元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一起来到深圳,但两个人关系并不好。在肖然看来,刘元的苦难完全是咎由自取,活该。他一直都不喜欢他,认为刘元太奸、太会算计,也太有侵略性。那年的保安打人事件,整个学校闹得沸反盈天,所有人都站在队列里挥舞拳头,只有刘元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他们蹿进蹿出,眉头皱得象一头大蒜。后来连公安局都介入了,在最紧张的几天里,肖然趴在床上装病,嘴里半真半假地不停哼哼着;陈启明一页页地写检查,他老爹闻讯赶来,差点打断了他的狗腿;只有刘元,象个没事人一样躺在床上看书,然后写了满满四页纸的《入党申请书》,还在宿舍里背诵鲁迅的名言:“游行是不足取的。你们……太幼稚。”为了这句话,肖然不知骂了多少句娘,有一天趁他不在,几个人越说越气,肖某人一时没压住火气,抓起他的饭盒就扔到了窗外,刘元回来后发现吃饭的家伙没了,心知有鬼,不过势单力薄,也只能隐忍不发。真正交恶是大三下学期,韩灵来他们宿舍聚餐,刘元借着酒劲儿,不停地抨击肖然,说他睡前不刷牙,脱下的袜子能砸核桃,至少说了二十遍“肖然这个农民”,说得这个农民一声怒吼,一肘将邓辉的脸盆捣了个对穿,要不是陈启明死死地拉着,204室那天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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