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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是一个‘敌后武工队’。你洗手，咱们吃饭吧！”
王伟达对想搀扶自己下床的赵铁摆摆手：“不用，不用，自己来，现在没事了，我这把老骨头差点扔在异国他乡！”李振打趣：“‘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呀！弄不好，还能给您追认个烈士什么的！”
王伟达有气无力：“别气我啊！他们没把我‘吊’死，你再给我气死！”“幸亏是一帮洋强盗！”
王伟达看了一眼李振，用手轻轻揉搓了一下被踹成“茄色”的那半个“青面”：“你这话怎么讲？”“他们不懂得杀人灭口，也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要是中国人，咱几个都得玩儿完！”李振条件反射地摸了摸后脑勺上那个马铃薯般大小的包。于一心把饭菜端到客厅里的方形木桌上、摆好，四个人各守一“方”，吃了起来。
王伟达近几天食不甘味，今天胃口同样很差，吃了不到半碗米饭，就放下了筷子。“饭后，于一心执笔，帮着写个证明材料：我遭人抢劫，共损失了两万多美元和 3000 多美元的列伊。事发过程描述得越具体越好，要不然我回国没法交待。你俩作为见证人，也签个字。哎！那两张‘土偶德’提单上的货还不知怎样呢，再被卷走，我只有死得过了！”
于一心安慰他：“您别太着急，我已经给海关打过电话了，挂失了，他们说冒领不了。这不，咱还报了案，警察那边也保证尽快给港口下通知：让那两个集装箱不准离港。这几天您本来就虚，又不怎么吃饭，再急坏了身体，就得不偿失了……”王伟达没等于一心把话说完，叹了口气：“二万三千美元呀！在国内能买一套单元楼房！”
“您就别那么想了，话说回来了，二万多美元还真是不好藏。小赵身上的那点打工钱不是也都被翻走了吗，一个子儿没剩下。看我们于同志，把那仅有的 151 美元，缝在了被称之为‘人体最后一道防线’的裤衩上。商人对待钱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命根子’一样，倍加呵护。不是吗，‘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了吧！”赵铁插了一句：“还真亏了这点钱，要不然拿什么看病？这几天吃什么？”
于一心把碗里的最后一口饭，扒啦到嘴里：“我觉得这事有点邪乎，他们怎么就知道咱刚刚换了美元，又收到了提货单？会不会有中国人参与此事？王经理，您在罗马尼亚有没有什么仇人呀？”“在这里我很少与外界打交道，朋友都数得过来，就这么‘两个半人’。我命该如此呀！多亏了你们，要不然就麻烦了！”
于一心见大家吃完了，开始收拾碗筷：“警察那里还得送点东西，咱们给的那几双旅游鞋，可能人家嫌不好，他们是爱搭不理地收下的。”
李振从厨房拿来一块抹布，擦饭桌：“收没收吧？收了，就没问题，就会给咱们办事！”王伟达不大乐观：“没那么简单！这儿的警察，你们刚来，还不太了解。礼该收收，事该不办，还是不办。两边送的礼他们都收，哪边礼重，为哪边说话。不行，明天我去趟‘高粱地’，收点货款，弄点钱。还得抓紧办，再让别人把这两箱货拐跑了，事就大了！”
电话铃响了，王伟达伸手抓起电话：“喂！”……“对，在这。”他把话筒递给李振。“你的电话！”“怪了啊，还能有我的电话？” 李振说完，放下抹布，走了过去。“喂，是我。”过了几秒钟，他小声对于一心说：“是吴玉来的……什么，来我这？”
王伟达一听这话，忙打手势，意思是不让对方来这里。李振看了王伟达一眼：“还是我们去你那里吧，你住在哪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走，你等一下。”王伟达欠身又接过话筒：“你好，你那方便吧？我这挺乱的，你家在哪？”……“不知道，这样吧，半小时后咱们到市中心的国际大饭店那里见。等一下，半小时开不到，50分钟吧。我们在饭店门前那个停车场里等你。”……“我们开的是一辆黑色‘大奔’，不见不散！”王伟达挂上电话，嘱咐李振：“千万别往家里带，你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呀？走吧！小赵你看家，什么人敲门都别开，千万记住！”
“奔驰”汽车在公路上奔驰，道路由窄变宽，路两旁从冷清到繁华。汽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刚停稳，走过来一个衣着褴褛的男孩，看样子十来岁，一手拿了个装满清水的大可乐瓶子，另只手握着小刮板，不管司机愿不愿意，非常麻利地擦起“大奔”的前风挡玻璃。红灯变绿灯，后面的车鸣喇叭催。小男孩走到车窗前，伸出小脏手。王伟达降下车窗，给了他一枚硬币。男孩连忙道谢，走开了。
当“大奔”开到市中心广场的那家大饭店门前时，吴玉的红“宝马”已经停在了那里，她见李振从车的后门下来，冲他笑了一下，就算打招呼了，示意跟在她车的后面。李振点头：“你在前面开慢点！”
吴玉上了车。红色“宝马”“冲锋”，黑色“大奔”“断后”。开了二十来分钟，“大奔”车里的人都笑了。怎么开来的，怎么开回去。吴玉的住处与王伟达的家仅隔一条马路，北面是富人区的小别墅“村”，南面则是一般老百姓居住的楼群。李振笑道：“嘿，王经理，转了半个地球，敢情就是为了到隔壁串个门！”“罗马尼亚的中国人都用此招，这叫傻人的笨办法。比如咱住的地方叫‘班德里漆同哥林嘎士’，要说地名，中国人哪里记得住呀！所以说甭管去哪，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先到那里聚，然后再往下进行。许多中国人在罗马尼亚都生活了数年，至今仍沿用这种办法和朋友约会。到了吴玉家可别说咱们就住在马路对面！”
张让听见有人上楼，就出门迎接。张佳也跟了出来。吴玉向来人介绍：“这是我老公张让。”她见李振摸了一下张佳的头，忙说：“佳佳，叫爷爷好！”“爷爷好！”听到“爷爷”两字，李振的手像触了电，缩了回来：“哎！你好！叫伯伯就行了！”下面的话是讲给吴玉听的：“咱们没那么多规矩。还不到 45，叫爷爷早了点。再说，这两位伯伯、叔叔就没法叫了，辈份乱了。”他这么一说，大伙都笑了。接着又和张让握手：“认识，认识，在国内见过一面。你瘦了。瘦了好，如今这年月，吃胖了容易，走瘦了难！”
待几个人在客厅里坐好，张让忙着给客人倒咖啡、拿水果。冷场了足足有两分多钟。大家显得有点拘谨，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都感觉有些尴尬。坐了一会，还是李振先开口：“咱们这是几年没见了？你变化可真是不小呀！”“您指那方面？”“转眼间，一个女孩子的女儿都这么大了！你也越变越漂亮呀！”
吴玉闻此言笑了：“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还是李振先流露出不满：“不管怎么样，咱们曾师生一场，不是陌生人。电话里你不是说好了吗！到这后……，你看，蛮不是那么回事。”
吴玉听李振这么说，并不生气：“电话里要是把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多花电话费不说，你们还能来吗？你们不来，张让还有戏吗？”
李振得知吴玉的真正目的，面带愠色：“你这么做，损了点！就是直说，帮帮忙，我能不给你爱人办吗？”“其实人与人之间有时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我求您办事了，等于欠您的情，将来总得还吧？可这样，咱们谁都不欠谁的了，两清！”
“怎么讲？”“您想呀，办一个护照，这里的行情是一千美元。我给你们二位发邀请函，每人 600……”
李振的嘴唇有点抖动：“你这么一说的意思是，到头来我们还欠你 200美元是不是？”张让在一旁有点听不下去了：“你怎这么说呀！”
吴玉不管那些：“你别充好人，等我把话讲完。”张让不说话了。这时屋里只剩下吴玉一个人的声音：“你们是可能不想来这里，中国这么大，想来的人多了，个别人削尖了脑袋往这里扎……”“你与我心中的吴玉不一样了！”“为了生存，都会变的。我敢说，用不了多久，您也会不一样！”
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于一心，见谈话的气氛有点紧张，赶紧往别的话题上转：“其实，细想起来，你说得有道理，等我们在罗马尼亚赚了钱，到那时，没准还得感谢你呢。看问题得一分为二，不能钻牛角尖。你像个生意人，将来肯定能赚大钱。我不是奉承，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话！”
“谢谢你的夸奖，十年能培养出一个博士，却出不来一个好生意人。您夸我是个生意人，其潜台词不会是奸商吧！”“那里！”
“是，我也不在乎。中国有那么多大学生，走出高等学府后不想怎么赚钱，先想着怎么出国。国家花巨资培养出有限的大学生，到美国后有几个回‘家’的？不都在给‘洋人’打工吗！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吃到人家给的残杯冷炙就高兴得忘乎所以……”
张让不同意她的观点。“你说话太绝对。这叫放长线……”“是呀，等到大鱼钓上来，‘树’也老了，‘叶’也黄了；没关系，那时再美其名曰：落叶归根。嫩绿的丝瓜可以做成佳肴，一旦老了就只能搓澡了。国家需要干活的，不缺泡澡的。”李振看了看表：“得，别放言高论了，整点‘干’的吧！”吴玉也觉得话题扯远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现在不是还行吗，以后有什么地方需要用我，别客气。咱们不是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吗？我还是能帮忙的。”
回去的路上，“大奔”里面的三人都兴奋不起来。王伟达庆幸：“幸亏没和那个娘儿们说咱们是邻居！她真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疯疯癫癫的。早知道李先生和她有这么一腿，打死我也不敢把你们往家带呀！这不是闲的吗！”李振嘻皮笑脸：“一般的关系，一般关系。”
于一心学李振以前说话的口吻：“‘她呀，纯洁得要命，天真得能死！’老李呀，我们真是领教了，她确实给人一种嫩嫩的、绿绿的感觉：一碰能出‘蒸馏水’，看长了能把她羞得升华了。大家真为您有这么一个学生而感到自豪，我代表同志们向你致敬！”这番话把车上的人都逗乐了。
于一心收住笑：“不过，话得两说着，她也不一定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差。她说的一些话，细分析起来，存在一定道理。”王伟达看快到家了，马上警觉起来：“回家再说吧！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李振调侃：“有也不怕了，现如今咱们可是穷得摇铃铛了！”
第二章千万不能与权力较劲儿
位于罗马尼亚的东南方、黑海的西岸有一个城市叫康斯坦察，这里是他们国家唯一的出海口，中国人习惯称它为“康港”。在“康港”海关小白楼前，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停在了那里。阎理、周坤和安华坐在里面，他们今天是来提王伟达那两箱货的。
阎理和安华坐在车里。周坤拿着王伟达的那两张提单，在海关小楼里，跑上跑下。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样子，她回来了，进了车：“老板，‘海关打字室’的安娜说，这单子打不了。不仅提单挂失了，而且警察局那边还下了通知，不让动这两个集装箱。”“你把这 200 美元给安娜，跟她说没事。我和安华这就去找海关局长。那小子叫什么来着？对，瓦西里。我们一会就回来，有事打我手机。”又问安华：“带的美金，够吗？”“您要多少？”“ 2000 吧！”安华点了点头。阎理开车走了。
周坤一个人来到二楼“海关”打单室，进门先与安娜说了几句。递提单时，把美元也夹在了里面。看来安娜已不是初次收钱了，她熟练、迅速地把钱放进自己的书包里。周坤一见事情办妥，走出房间。楼道里有两个中国人也在提货，像是遇到了什么难题，急得在那里转来转去。高个的中国人见到周坤后，凑过来搭话：“你是‘中国城’饭店的吧？”“对！”
矮一点的中国人也过来插了一句：“我们到‘中国城’吃饭，见过你好几次！”周坤静静地站在那里，没言语。
“你的罗语不错！麻烦你替我们填个表，再帮着问问，提货还缺什么手续，行吗？刚才那女的和我们说了半天，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还不敢问个没完没了，怕人家烦。”“矮个”说话的同时，用手指了一下安娜的办公室。“好吧，我先帮你们把这个表填上，等一会儿再进去替你们问问。”这两个中国人面带笑容，一个劲地感谢。周坤没用多少时间，把表格填好，递给了“高个”。安娜从办公室里出来，冲周坤坐的地方喊道：“周！微诺，噶答。”（罗语的意思：周，过来，打好啦。）
大约个把小时后，阎理开车回来，停在了刚才的那个位置。他对安华说：“你上去叫一下周坤，拿着所有单子，去海关验货场。走之前别忘了提醒安娜，给那边去个电话，争取上午就把货柜提出来。夜长梦多，去吧。”
海关验货场是由一排库房和一个大停车场组成。库房门前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平台，四米左右的进深。集装箱卡车可以紧贴着平台停靠，平台的高度正好与集装箱里的底部平行，这是便于装卸货物。出关的集装箱先被拉到这里，停在平台前进行验货。如果海关工作人员发现有问题，需要扣下，就把货直接卸在旁边的库里，等待结果。一般来说，只要货被放进旁边的大库里，基本上就算给这些货“判了死刑”，很难再有它们的“出头之日”。
平台上的工作人员正在指挥装卸工查一个集装箱。海关小头目是一个中年男子，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胖墩墩的身体短粗而又瓷实，安装两个把手能当夯使。他的长相还算过得去，只是那两撇不伦不类的小胡子，与欠对称的五官“重叠”起来，就使整个面孔显得不那么协调了。他支使工人钻到集装箱的最里面，掏几箱货出来。这些装卸工像是临时拼凑在一起的“杂牌军”，他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往外“拽”纸箱。“小胡子”“目测”扔出的纸箱，估计“摔出量”接近五十，他示意暂停，走过去，打开其中的一个，瞧了一眼里面的货物，站在一旁，翻看着手中的单据。这是小孩棉袄，每件衣服都被分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分大、中、小三个号。进纸箱前每种尺寸各选两件，捆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中包装”。几个装卸工凑了过去，找自己喜欢的颜色、尺码，然后用力往外抽，每人至少拿走两至三件。一个黑胖子不挑“食”，抓起一个“中包装”抱在自己的怀里。转眼间，这箱货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抻得七零八落。
库房窗户上焊有手指粗细的铁条，“横平竖直”成方格状。上面七上八下地挂了许多包，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大大小小，里面都鼓鼓囊囊。不用说，如果“探囊取物”，所取出的肯定都是这些装卸工的“战利品”。他们往包里塞“童装”时，海关工作人员做了做样子，喊了几句，像是要制止他们似的，显然，没有效果。这时走过来两个中国人，他俩是集装箱的主人：蒋伟和皮华庭。两个货主见状大声冲他们喊，其内容当然是不让他们再“拿”了，这里用“拿”，有点用字不当，准确地说应该是抢。听到喊声，一个海关工作人员轻声地对这些临时工说了句什么，马上就没有人再动纸箱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