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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大嫂将她家唯一的一张大床让给袁真母女睡。袁真和方明睡在一头，方明轻轻地将一只手搭在母亲的身上，安详得像一只酣睡的小猫，无忧无虑地把她香甜的气息一阵阵地往母亲的颊上吹送。袁真很久没有和女儿这样亲密接触了，心里如同融了一团蜜。山村的夜寂静而深沉，除了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吠，就再没别的声音。尘世的一切烦扰，到了这里似乎就被过滤掉了。
袁真想起近两个月所经历的一切，恍惚得如同是前世的事。她摸了摸女儿的手。方明忽然说：“妈，你在想什么呢？”
袁真吓了一跳，说：“我以为你睡了呢！妈在想一些事情。”
“我也在想一些事情呢。”
“你有什么好想的，除了把学习搞好，别的什么都不用想。”
“我可不是学习机器！该想的我还得想。”
“那你想了些什么，能告诉妈吗？”
“我正考虑如何跟你说呢！”
袁真蓦地警觉起来：“该不是早恋了吧？”
方明推了母亲一把：“瞧你说的，能让我恋的人还没出生呢！我是在想张小英，她这次回来，就要辍学了。”
袁真噢了一声，忙问为什么。
“这还用问为什么吗？她爸不在了，没有经济来源，交不起学费了。其实，她的成绩比我还好呢，因为她特别吃得苦。她说她爸最大的理想，就是让她上大学，所以才将她送到省里的名牌中学来读高中。可才读两年多，她爸就没了……”
“是啊，太不幸了。”
“妈，你不觉得张小英辍学，不是太可惜了吗？”
“是啊，是太可惜了。”
“你没有别的想法？”
“没有啊。”
“哼，难怪别人说当官的心肠硬。”
“你妈又不是官，方明你到底要说什么啊？”
“你就没想到帮帮她？”
袁真想想说：“是应当帮帮她。”
方明高兴地搂住她直摇：“太好了，我晓得妈会帮的，要不我就白费心机病一场了！”
袁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你没病，是骗我来开现场会的呀！”
“要不骗你会急急地赶来吗？嘻嘻，连张小英都被我骗了呢！”
袁真捏着女儿的鼻子摇摇：“就你心眼儿多，把你妈都急晕了！你说，我们如何帮她？”
“如何帮？还不是资助她呗。你不要做别的事，借钱给我就行了。”
“借给你？”
“嗯，我借了钱资助她，等我参加工作了再还债，利息跟银行一样，行吗？”
“你打算借多少呢？”
“先借一万吧，每学期学费要三千多，还要生活费。她上学期的学费也借了没还。不过我晓得妈没钱，家里的存款都在爸爸那里，妈只需作担保，帮我借到就行了。”
袁真大睁双眼，注视着幽暗之中女儿那张略显稚嫩的脸，心里一股温温的东西在涌动，仿佛在不经意间，女儿就长大了。
“妈，你是不是怪我？”
“不是，妈感到欣慰，妈还要谢谢你呢。”
“谢我什么？”
“谢谢你有这份爱心，也谢谢你骗我到乡下来。”
方明说：“谢就免了，说话算数就行。”说完一侧身，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就传出了香甜的鼾声。
袁真给女儿掖紧被子，心头一热，忍不住轻轻地抱住了女儿。女儿身上的气息令她陶醉。即使她的生活不尽如人意，即使她在机关里孤立无援，即使在别人眼里她是如此的失败，那又有什么呢？有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就是她的安慰。袁真这么想着，眼睛就热起来了。
这一晚，袁真睡得特别沉，第二天起床已经是上午九点。吃过早餐后，袁真和方明就向大嫂和张小英告别回城了。早餐前，袁真留下车费之后，将身上所有的钱悄悄塞在枕头下面。大嫂送了袁真一袋板栗，她也收下了。可回到家将板栗倒出来一看，她塞在枕头下面的那些钞票跟着回来了。
袁真给方为雄打了电话，将这一趟行程告诉了他，自然也说了方明要找爸爸借钱的事。方为雄先是埋怨她不该让女儿独自到乡下去，万一真生病了怎么办？接着又说方明年纪小小怎么也学会了出风头，她父母既不是大款也不是大官，全国那么多失学的人，你资助得过来吗？
袁真立时生气了：“你怎么这样说女儿呢？亏你还是个管教育的官员！这不仅仅是借钱给她做善事，也是为了她的心灵健康成长！”
方为雄不耐烦了，说：“好了好了，你也不用给我讲什么大道理，一个人首先要学会赚钱，才有资格花钱。反正开学还有这么久，到时再说吧。”说着啪地搁了话筒。他用力太大，电话线这一头的袁真耳朵震得一阵发痒。
袁真没有把与方为雄的对话告诉方明，只说爸爸同意她借钱了。袁真不想在女儿心中留下阴影。
我情绪坏透了，不想去上班，不想看见吴大德。但我不得不去上班，我不能不端稳我的饭碗。我恹恹地进了市委大院，迎面碰上了田中杰，虽然情绪不好，虽然我俩有过节，我还是出于礼貌叫了他一声田科长。但是田科长却不答理我，瞟我一眼，背着手气宇轩昂地走了
。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不知哪里得罪他了。后来一拍脑门，才想起是称呼他错了，他已经提拔了，而我没有及时调整称呼叫他田处长，无意中贬低了他。
听说这一回提拔了一百多号人，而提拔这么多人都没我的份，还让我损失八千块礼金，还要让我老婆王志红受吴大德的羞辱，也太不公平了吧？但我晓得，只有傻瓜才在这里讲什么公平。所以我只有憋气的份了。
我在办公楼里转了一圈，又到监控室看了看，回到自己办公室打了几个电话。都是打给和我一样没提拔的熟人的。此时此刻，有一百多号人弹冠相庆，但还有更多的人失落沮丧，这些人除了互相安慰，还能做什么呢？果然，我们议论一番，咒骂一番之后，我的心情就有所好转。特别是有个熟人精辟地骂道，提拔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这当然是激愤之词，是一竹篙打一船人的说法，我若提拔了，也不会同意的。不过它能解气，让我找到了一点心理平衡。
但是一回到我那间休息室，瞟见我私自安装的监视器，我的心理马上又倾斜了。这一方小小的屏幕，让我见到了多少丑恶的东西。我恨不能将它砸个稀巴烂。我呆呆地坐在监视器前，久久地盯着它，但不想开它。真的不想。我想离开它，我都起了身，可它亮了起来。我没有动它，它自己打开了自己。它显示出吴大德的办公室，吴大德正站在桌前，笑眯眯地瞧着我。而我呢，也被吸进了屏幕，站在了吴大德的面前。我不知所措，吴大德暧昧的笑容让我心慌不已。最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穿着我老婆王志红的衣服，我的手也是王志红的，指头虽然被家务活弄得有点粗糙，可也是纤纤十指啊。桌上竖着一块镜子，想必是吴大德用来正衣冠的，我偷偷往里瞧了一眼，不禁吓了一跳：我有一张王志红的脸！难道我不是我了，我成了我老婆王志红了？我定定神，瞪着吴大德，他的目光像一盆脏水从我头顶泻了下来。吴大德笑着说：“嘿嘿，你遇到的困难是应当帮你克服的，你的要求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像我老婆一样蠢到了家，跟着吴大德的思路走，用我老婆的嗓音问道：“愿意什么呢？”吴大德嬉皮笑脸：“愿意脱衣服的话。”血猛地涌到我头顶，我一阵眩晕。但我跟真正的王志红一样，并没有受到惊吓。我，或者说我老婆王志红只惊讶了片刻就平静了，我大大方方地挺了挺身子，口气很硬地说：“可以，不过你先脱！”这一来，就该轮到吴大德惊讶了，他肯定没有碰到过我老婆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场面在他的经验之外。我想他会摸摸大背头，揣度一下我老婆的心思，然后知难而退，狡猾地说这只不过是开玩笑。然而事情朝我预料之外发展，吴大德一点也不惊讶，他从容不迫地开始脱衣服。先是扯掉了那条红色领带，接着剥下鳄鱼牌上衣，解开金利来腰带，褪下三枪牌内裤……眨眼之间，他变成了一头赤裸肥白直立行走的大肥猪，胯下还奇怪地拖着一条短尾巴！我吓得冷汗淋漓，转身要逃，可是四面都是厚实的墙，我找不到门。我想我应该还在监视器的屏幕里，只是我没法出来，我在一个浑然一体的空间里，找不到自己的出口。而那头年猪向我扑过来了。我踉跄后退，碰动了桌子，一把水果刀掉到了地上。我急忙拾起它胡乱挥舞，片片雪白的刀光在空中闪烁。我声嘶力竭地叫道：“你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我要杀了你这头年猪！”它却不理睬，一步步向我逼近。没办法，我和我老婆都到了最后的关头了。我只好一狠心，左手抓住那条猪尾巴，右手举起水果刀，从尾巴的根部切了下去。然而竟切不进去。此时我不是我，是我老婆王志红，力量肯定是欠缺的，但主要原因是那尾巴太硬了，简直跟铁棍差不多。我再切，刀口迸出了火星，也还是不行，那东西简直像是机器人身上的器官。它毫无顾忌地向我直戳过来了……我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我缓慢地朝后仰倒，瘫痪在地上。那条坚硬的尾巴所向披靡地戳进了我的肚子，直直地捅到了我的腹腔中，只差一点就触到我的心脏。我的心悸动了一下，剧烈的疼痛闪电般向全身辐射，霎时变作一张巨大的网，将我紧紧地束缚住了……
我在椅子上扭动着，从梦魇中挣脱出来。我看了一下自己的肚子，那儿并没有被戳穿，但我还是感觉，我和我老婆同时被强暴了。即使在梦境里，他都不放过我们！我喘着粗气，愤懑的情绪像是莲江里的洪水，汹涌鼓荡，涨满了我的身体。不行，我不能这样任他作践，我必须有所作为。我环顾这间不为人知的小屋，像是寻找一件称手的武器一般，望着那些被机关废弃，却被富有怜悯心的我搜集来的电脑主机、显示器、打印机之类的东西。它们都还能使用，有小毛病的也被我鼓捣好了，我还在此基础上增添了刻录光盘必需的工具。当然是
以工作需要的名义由公家出钱弄的，这是我的职务赋予的一点小小的特权。
曾经有过的念头跳出了脑际，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调出了吴大德与吴晓露鬼混的录像，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我再次目睹了肥白的背在吴晓露身上蠕动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这样的录像要是出现在纪检机关的案卷里，够吴大德喝一壶的。一旦消息传开，人们不仅会谴责他的腐化，还会嘲笑他的异化。以我看来，那类似肥猪的身体是一种比腐化行为更令人憎恶的罪孽。揭露这种罪孽，我责无旁贷。我兴奋而紧张，像刚喝了几盅五粮液，面皮有些发烫。我反锁了门，关闭了窗户，又聆听了一会周遭的动静，确定无人窥探之后，便开始刻录光盘。
刚抓住鼠标点击几下，我的耳朵发起烧来，似乎被吴晓露揪了一下。遥远岁月里曾经的亲昵翻出了心头。我迟疑了一会，终于将前面一段所谓的前戏删除了，只保留了在床上的一个小片段。毕竟，她是我的初恋情人，毕竟我们有过甜蜜的时刻，还是手下留情吧。这样，我刻下的光盘里就只看到吴大德蠕动的后背、肥硕的四肢、偶尔侧过来的脸以及吴晓露翘起的两只小脚，除非当事人，是分辨不出压在下面的那个女人是谁的。
光盘刻好之后，我打开看了一遍，又复制了一份。然后找了一个信封，用电脑打上“市纪委举报中心收”，将光盘放进去封好。不是市委印制的专用信封，是邮局买来的那种，否则有暴露我的身份的危险。然后我小心地将举报信放在我的皮包的内袋里，拉上拉链，小心翼翼地走出门去。
市委大门外就有一个邮政所，但在这儿寄出是不妥的，很容易让人猜到是“内奸”所为。我缩着头，夹着皮包袖着手，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冷风瑟瑟，许多枯黄的梧桐叶在空中打旋，有一片还煞有介事地落到了我头上。我想起了一部电影里的场景，一群革命志士被押赴刑场，他们戴着脚镣手铐，步履踉跄地前行，唱着悲壮的歌。那歌在我心中萦绕，我情不自禁地唱出声来：“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我的嗓音低沉雄浑，我像英雄一样高昂起不屈的头颅，一股慷慨激越的情愫油然而生。很多行人朝我转过头来，崇敬地注视着我，也注视着我腋下的皮包。他们好像都知晓我身上的崇高使命，纷纷驻足观看，并且给我让路。我回头眺望，在那幢灰色大楼的八层的一间办公室里，贪官吴大德正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似乎已预感到大难临头。我甚至还看见由于内心的恐惧，吴大德夹烟的手在不住地颤抖。我走过了一个邮政所，我没有进去。我不想寄挂号，革命先烈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其中之一就是不要留下自己的手迹。我装着闲庭信步，一边往小摊上望一边往前走，直到碰见一个邮筒才止了步。这时，观望我的群众心有灵犀地转过头去，为我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举报的氛围。我举起一只手，边理头发边转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圈，确定在视线之内无人注意之后，迅速地掏出那封信，直接往邮筒里塞。我的头皮发麻，由于邮筒的开口过于狭窄，我塞了几次才成功。我清晰地听见信在邮筒里落下去，发出嚓的一声轻响。那声音如天籁一般美妙。我满意地拍拍手，心里说，吴大德你就等着正义的审判吧！然后，大义凛然地往回走。
我进了一个公共厕所，重新打开皮包，看见那封信还在，才放下心来。那信当然还在，我只是在想象中将它投进了邮筒。我不会愚蠢到相信这种举报会有什么好结果。举报信回到被举报者案头的事，早听得耳朵起茧了。我若真举报，起码也会向省纪委举报。向同级的纪检机关举报，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就是惹来报复之祸。我要的只是举报的过程，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已经使得吴大德恐惧地颤抖了，这就够了。
过了两天，我又去找了那个邮筒，又一次好好地享受了那个过程。这一次，我不仅让吴大德颤抖，还让那张原本红光满面的脸失去了血色 —— 当然，都是在我的想象之中。
但是，我第三次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出了个大事故：我转到街角检查那封信时，发现它不见了。我把皮包里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见到信的踪影。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难道真把它寄出去了？
接待处新来了个叫陈建国的处长，吴晓露一下子从主要负责人降到了次要负责人。陈建国对吴晓露很客气，很照顾，只要她分管餐厅，除了陪客喝酒之外别的事一概不用她插手。从此接待处的大小事项都由陈建国说了算，签单权也自然收归一把手了。这样一来，吴晓露处处受制，很是憋气，她感觉还不如原来当办公室主任好。堂堂莲城名姐岂能受这种委屈？那就不是她吴晓露了。她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她要找人，当然首先要找的是吴大德。
这天傍晚吴晓露陪完客出餐厅，看到吴大德站在大堂里与一个漂亮女人有说有笑。她默默地站在一旁，想等他们谈完了再过去。但等了十来分钟，也不见他们有分手的迹象。她只好走到一个僻静处，给吴大德打了一个电话：“吴书记，您是不是很忙？我有事跟你汇报。”
她听见吴大德走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