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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学打击乐，潜水跟跳伞。
本来还要割双眼皮隆鼻垫下巴瘦脸，幸亏那韩国大夫很负责地说我是恢复很慢的疤痕型皮肤，我的脸才逃过此劫。
我把那些统统解释成“没有安全感”的后果。
但麦琦很显然不完全这么看，或许她是对的，按客观逻辑来说，通常也是“旁观者清”。
是啊，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如果我连“自信”都不愿意有，也许就真的是啥都不剩了。
那之后我试着不再说起关于“安全感”的一切。
那之后我也试着不去想那些令到我对自己不满的理由。
那之后，我也试着找回已经迷失的自己。
过程是痛苦的，我们从此对那个插曲只字未提。
我也许憋了好多的话，想用别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有几个月，就很空前地专心致志地写，写呀写，写呀写，一直写一直写，写写写。
甭管写出来的最终被如何品评，我知道写的过程让人找回一点点以前熟悉而且美好的感觉。比如，至少，对指尖的自信。在大学钢琴课程修毕n年之后。它们终于又成功地回复了当年在键盘上飞跑的速度。
想到那天在异国的河畔忽然有个陌生人出现在背后的惊叹：“天哪，你能这么快地写出这么多中国字啊！”
是的，04年，繁忙乏味的工作之余，也断续写了超过40万字，就算4分之3都是废稿，那好歹也是一指头一指头写出来的。用另一个好朋友杜米拉的话来说“没有废稿哪来的稿费呢？”
稿费跟那一段的颠沛是不是成比例且不说，但我也从来都相信，没有哪一件事情是白做的，不管好的，或是不好的。
因此，此时此刻，我很想表达个感谢，若不是那天麦琦冲我吼，也许，连废稿都不会有，当然更不会有稿费，朋友的意义就是在不经意间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让一个短时混乱的人尽回到生活的轨道中。
虽然我知道其实麦琦并不真的在意我写的东西—与她跟我的友谊相比—但她比任何人都对我鼓励的更诚恳，帮助的更实在。
当然，我说她“不真的在意我写的东西”，也是有根有据的。
比方说：
麦琦常让我帮她起名字，从她儿子到他们家的若干只猫到她好朋友注册的公司几品牌，不一而足，起一遛够，但，事实是，我起的一次都没被用过。
别的那些我都无所谓，
麦琦的儿子sam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小男孩儿。
记得他出生的第二天，我和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楠楠去医院探视。
不是后记的后记（4）new
麦琦一见人来高了兴。
立刻从病床上跳下来—注意，真的是“跳”—跟我们说“看啊，我儿子眼睛可大啦！”
说着就走到时年刚２天的sam身边，把熟睡的sam的眼睛给用力扒拉开了。这孩子之前对这个世界只有勉强48小时的很局限的认识。
他的眼睛果然很大！
从那天起，sam就注定得是个坚强的孩子，谁让他摊上了这么个特立独行的妈！
关于sam的轶事，如果要写的话，恐怕还得再来２０万字，还是以后吧。
说回帮sam起名字的事儿。
sam的爸爸是英国人，鉴于家里男女平等，sam就有两个名字，一个随父姓，叫sam波顿。一个随妈姓，麦琦姓杨，儿子就应该叫“杨什么”。
那到底杨什么呢？
麦琦让我起。
得到这个任务之后的许多天我都在冥思苦想。
想了一大堆，最后，麦琦从一堆里挑中了其中的一个：
“逸恒”
当天我晚上睡觉之前我就已经做上了春秋大梦，憧憬着当我自己已经变成了个老太太的时候，有天在电视里看见sam在某个国际评选上领奖－－我对此深信不移－－我就扁着嘴，一边织毛线，一边跟我身边的正在看报纸的老伴儿说“嘿嘿，老头子，得奖的这位杨逸恒先生，他的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呢！”
那老头儿肯定不信，我们因此在之后的俩小时一直在快乐地争执— 真是美好的晚年啊！
谁知，第二天，我的梦就破碎了。
原因出在麦琦的英国老公，别看波顿先生平时中文不怎么样，关键时刻挑起刺儿来可不落人后。
据孩子他妈转述说，孩子他爸听了这个名字之后眉毛一挑，问“这名字是带有延续意义的吗？”
“why？”那妈问。
“一横？（音同‘逸恒’）”那爸说：“那就是说，后面还有‘一竖’、‘一撇’、‘一捺’喽？这很好，我们的确应该有个好多孩子的大家庭！”
就这样，为了符合国情起见，对“好多孩子的大家庭”兴趣不是那么太大的麦琦，断然否定了这个名字，完全不顾我晚年憧憬破碎的悲惨感受。
这还没完，又过了两年。不知怎么的，又想起名字这事儿了。
麦琦喜欢那种干净利落、铿锵顿挫、掷地有声又不乏感性的名字。
“比如李白、窦唯。” 麦琦如是说。
“可这也是人家会挑姓啊。”我挑衅。
sam姓杨，若叫“杨白”？一般（直接的感觉是后面还得在跟个“劳”字才有结束感）。“杨唯”？也一般（且发音千万要准确，如果碰上sam他爸那种平仄不清的人一念，就有点麻烦）！
麦琦听我一说，翻了翻眼睛，快速思考了刚才的状况之后选择了忍气吞声，诚如她一贯对我的态度。
“不如这样好了。”我就看不得别人忍我，良心发现，又挺身而出：“叫‘杨惑’，你觉得怎么样？”
看她低头沉思，我又赶紧补充“‘少则得，多则惑’的‘惑’。”
关键时刻搬出老子，很明显，古老的文明在现代人身上多少起了些作用，麦琦的脸上缓缓地露出满意的微笑。
后来的一两天，麦琦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拿她儿子做实验：
“谁是杨惑？”
“我！”sam总是很捧场，不管在干嘛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接招，以他当时小小两岁的年龄却有着超过20岁的懂事，每每毫不思索响亮夸张地回应他的新名字，场面感人，还透着些不属于他那个年龄的悲壮，好像换成这个名字是一件忍辱负重的事儿。
没想到安定的局面并没有因为母子俩的合作无间而维持太久。等到了周末，探亲访友的时间到了，各路亲戚在麦琦家济济一堂。
“这名字不好！”这回发言的是麦琦的姑姑、sam的姑姥姥。
“没错！什么‘杨惑’？听上去好像是‘洋货’！”姑姥爷很默契地接着他太太的意见发言。
“为什么要强调‘洋货’？！怕别人不知道他混血？不成！为什么不叫‘国产货’！”姑姥姥姑姥爷的爱国气节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甑光瓦亮不容虚度。
……
“叫‘合资’得了！哈哈哈哈！‘合资’比较准确！”那天后来我听了麦琦的转述之后笑得不行：“要不就叫‘杨。欧洲技术中国制造。波顿。二世’怎么样？”
“都是你起的！你还起哄！！” 麦琦一脸的严肃让这件事加剧了好笑的成分。
转眼，sam都快５岁了，没叫“洋货”。
我跟麦琦的友谊，与日俱增，从起初我们俩，到逐渐侵蚀她全家：我是她儿子的干妈，是她弟弟的首任“领导”和历任猎头，我也已经能很自然地跟她爸妈发嗲，和她老公互相戏称为“da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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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琦的父母是我最喜欢的父母，甚至连麦琦的弟弟也已经强行被我看成是自家弟弟。除了视为己任地以实际行动不断关心他的工作之外，更能在北京举办各种演出之前都大喇喇地跟他要票（因为他女朋友的爸爸是某个著名演出场地的干部）——让我做到大喇喇地要东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没个把深厚的交情还真不太可能。
春节的时候照例受邀去她家吃团圆饭，路上我还担心道：“如果我一不留神数落你弟怎么办？”——“数落”和“要票”一样，绝对是一种关系密切到一定境界才有的表现。
麦琦白了我一眼懒洋洋地说：“那有什么怎么办，肯定是全家人都惊了呗，然后假装没听见！”
我大笑，很开心，特别有安全感。
不过那天我没数落她弟，主要是没轮到我数落——弟弟带了女朋友回家。
在吃了３只盖着戳的大闸蟹之后，我心情大靓！
坐在同一桌的麦琦的老公想必心情也很靓，正吃着，冷不丁儿转脸对我说，他喜欢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我没敢接茬儿，主要是担心专业知识敌不过他，虽然我大学学的是音乐。顺便说，波顿先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博学的一位，同时他又完全不把博学当成一回事。
麦琦就是这样一个势必要成为榜样的“大全活人”，“美满”这样的词用来形容她就太肤浅了，不过，
如果把它解释成“美丽且丰满”就另当别论。
想象她看到这儿做何反应，哈哈哈哈。
没办法，谁让“作家”在某个范畴掌握了整朋友的话语权呢。
五好戴军
我的日常生活极其枯燥乏味，真实的业余爱好仅限于以下几种：
逛街、吃、发呆、聊天儿，还有就是，嘿嘿（尴尬地笑），看书跟写字。
在所有的朋友中，戴军恐怕是跟我的恶习最接近的一个—除了他没时间发呆之外。光接近还不行，重点是每一项里，我总扮演“得便宜”的那一方。比如，逛街的时候他会乐此不疲地当“美指”，吃饭总是他像家长一样结帐，聊天或分享书评的时候他总有别出心裁的心得……这让我从认识以来就认定他是特别要好朋友，一直好到现在。
他有一位敬业的经纪人，苏小姐，有天跟我诉苦，说戴军最大的问题就是“逮谁对谁好”“太容易跟别人敞开心扉！”我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非常赞许她选了一个对戴军恰当到了极点的词——“敞开心扉”。
对呀，这就是他喽！
戴军最令大伙挠头的是他不懂得设防的口无遮拦。
不过，即使他口无遮拦到了如此境界，可基本上，不设防的也都只限于对他自己的事儿，朋友的秘密到他那儿都会被阻截过滤和消化。比如，他是周围人里对我的“爱恨缺失”知道最多的，可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任何他“走嘴”的迹象，他特别知道有哪些事能当笑话一样说出来，而另外的一些，只能在体内结成琥珀或珍珠。戴军恪守这样的规则，尊重对我的了解，始终是一个表面马虎，但心里分寸极清楚的好朋友。
戴军是上海人，有时上海人的节省个性还是会偶露峥嵘，可是节省的都是冲着自己，大方的都是对朋友。比如，有一次，他找我帮他他买一种上台用的化妆品。本来我认识那个产品在北京的经销商，能打折，可久未联络，一打听，人家已经调走了。我也没好意思告诉戴军，就托一个刚好要去香港的朋友帮他带，这样拿到的也是打折的价钱。等东西到了戴军手上那天，他一高兴，非要请我们吃饭，不巧那天我们又是十几个人的集体活动，结果，在化妆品上节省出两百多块人民币的戴军同学，那天在燕莎请我们一堆人在德国啤酒屋喝酒跳舞，花了好几千。
“傻了吧！”我替他心疼：“还不如在赛特随便买买呢！”
“哪儿啊！难得高兴！”戴军满脸堆笑，看不出任何勉强地拍拍我的肩膀，高兴的很透明，像他一贯的样子。
我心想，像这样的高兴，在他在的日子里时有发生，实在是一点都不难得。
戴军喜欢读书是朋友里出了名的，记性又好，常是“一目十行”且“过目不忘”。
老友阿忆在十几年前说过一句名言：“不知道自己漂亮的女孩才特别漂亮。”（大概齐是这样的，年代久远，记不那么清楚了。）
同理，如此爱书的戴军，在我的记忆中却很少在什么媒体访问中听他说自己“喜欢读书”，这就是他特别可爱的地方。
这个行业里，说人话的主持人不多，“说人话”说的恰倒好处的就更是凤毛翎角。戴军很懂得尊重在场所有参与者的存在，他的真性情让他的幽默有别于很多同行的那种“拿肉麻当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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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许真性情过了头，认识他这么久了，唯一一次看他流泪竟然也是在节目中，真的“当众”的那种。
今年戴军接替李彬哥哥，开始跟李静合作我眷恋的《情感方程式》。刚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心想：完蛋了……
果然，戴军没有辜负我的担心，从他一出现在节目现场的第一刻起，我们就默契地互相揭发，把对方的那点儿事儿能贡献的全都贡献，一心一意消遣自己娱乐大众，表现的相当慷慨。
只是，刚慷慨了没几期，戴哥哥就在现场被来宾的经历感化动容，骤然间忘了自己主持人的身份，哭的比所有人都投入。
那天讲的是亲情。
我们都是那种经不起感动的人，别看平时摆出一副百毒不侵的架势，其实全身到处是软肋，随便点哪到个都能造成暂时偏瘫。
不过，比起来，我当然更愿意看到他灿烂的时候。
一回在电视里看他主持某个晚会。
看到兴起，我就短信给他说：“你大笑的样子很美，简直像我的‘心中偶’裴勇俊！”
发完又觉得这表达太苍白，赶忙补充说：“他可是被誉为‘男人里的劳斯莱斯’！”
戴军立刻回短信说：“那我就是奇瑞QQ”
我看了再短道：“你谦虚什么！”
他又短回：“不是谦虚，是爱国。”
知道吗，只有对戴军认识到一定程度后，才会知道，他这样的回答，并不是完全在调侃。
只是，他会用他奇特的语言状态，在各种奇特的时机，表达不那么奇特的真实感受。他比较习惯选择四两拨千斤的形式，想必，也是为了不给别人压力吧，他是一个懂得体谅的人，一贯如此。
是啊，有时这会令我相当扼腕，因为真实中的他远远比“公众”注视下的还要更真实可敬，但你又不能忽然没来头的对别人说：“戴军是一个这样的好人：爱朋友，爱家人，爱读书，爱国……”
听起来未免太奇怪了那么一点点。
去年我们共同做了一档电台节目叫《城市日记》，是日播的对话节目，所以，在历史上的２００４年，我们对着说了182。5小时的话（３６５天，每天半小时），内容花样翻新不可重复，就算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其对话的含金量也就无非如此了吧。
那反而是我们来往最不密切的一年，大家每次见面的时候都匆匆草草，特别提醒自己别跟对方说太多话，因为怕想说的都说了等到录节目的时候会冷场。
终于，05年，这个节目做了重新的调整，我们也回复了像以前很多年里面一样，想见就见，想说就说，且说的方式又有新桥段。有一阵他在外地拍戏，刚好买了本丰子恺的散文带在身边读，所以，在片场的间歇，他就把那本书里的精华，全都用短信发给我，每发五个短信之后，他就会抽空打电话问我感想。两个人讨论的很热烈，其投入的劲头简直像《红楼梦》里“结诗社”的场面，跟眼前纸醉金迷的生活完全脱节。
前年出版《错觉》的时候，戴军的序遭到一致好评，除了序之外他还在我签售的时候挺身而出，坐在旁边“陪签”。结果让我在生平第一次签售的时候就享受到了一小时签掉一百多本的快感！这次本来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了，结果，等全部书稿整理完，还是觉得这一部分的《留言》少了他不行。好像总是这样的，在当朋友的这些年里，总是给他最有限的条件和最高的期望，而他却从来没令我失望过。
初夏的那天，约了戴军和一堆闲人吃饭，他那天跟很多时候一样，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没闲着，除了帮大家布菜和给隔壁“粉丝”签名之外，一共讲了不下30个笑话，其中过半都像他原创的。
看着这阵势，我心里知道，这必定是他觉得很闷的聚餐。这是戴军的又一特色，越是他自己觉得闷的时候，他就会越发奋力地制造热闹的现场效果，生怕周围人感到那个“闷”。
我看了不忍，用只有他听的懂的语言跟他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