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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匆匆-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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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调走了。以后谁来当你们的指导员,我不知道。但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不错的人。你放心,好好干,政府不会亏待你的。”
果然不久,他调走了。他是劳改农场唯一带军衔的指导员。
我把车子拉上土坡,在王指导员的宿舍前卸下箱子,将板车、绳子送回工具房,回号内去。当晚开饭集合点名的时候,丁队长匆匆地跑进大号,在犯人队伍前大声喊叫:
“谁,谁叫胡振铎?给我出来!”
“我。”我从队列中站了出来,不解地望着他那张凶狠的脸。
“你把绳子弄哪儿去了?”
“送工具房去了。那是我们一分队的绳子。”
他不再说什么,而是伸手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另一只手攥紧拳头,朝我的下巴就是一磕。还好我没张嘴伸舌,否则就惨了。
“你的绳子?你再说!”
陈殷盛也不敢出来为我作证。明明是被他借走,由我收回,我错在哪里了?
丁队长还余怒未息,忿忿地走了。后来听说他被撤了,是调去南平电线厂当工人去了。
在农民的村口附近,我们借用黄土山,建了一座砖瓦厂。挑选一部分精壮劳力或有一技之长的犯人,进砖瓦厂做工。少数人住在瓦窑里看火,大部分仍住在大号,早出晚归。烧成的砖瓦,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外卖。
有一个叫欧阳臭酸的矮小老头,是和我一起从大山坪来的,他会做砖瓦,和陈风同出同进,因为他们都是从永安来的。
有一天,我们外出去为耕牛割新鲜牛草,路过瓦窑。这时候,有一部卡车满载城里人路过。陈风即脱下草帽,向车上的人扬了扬,车上一个人也脱下草帽和他打招呼。如此两三次。我们奇怪了。问:
“陈风,你是从永安来的。会认识车上的人?”
“不认识。”陈风淡淡地说。
“不认识?车上的人怎么也和你打招呼?”
“不知道。大概他认识我吧!”他风趣地说。
“好你个陈风,原来你全是恶作剧、寻开心啊!”
我们一路笑着走进大山去。上午割了一挑牛草,回大号吃午饭;下午割好第二挑草回来,天已经擦黑了。到了村口的土地庙前,有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正在上供。虽然信香的气味让人难受,但供品的香味却充满诱惑。两个人放下担子冲进矮庙,不打招呼抓起榯粿就吃。那大嫂不让了,随即追了出来:
“哎,哎,你们,你们不能乱吃我的供品啊!那是给土地爷上的供啊!”
“嗨!你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不就是给牛鬼蛇神吃的吗?告诉你吧!我们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口封的牛鬼蛇神,吃了你上的供品,保准你小孩的病很快就好!”
大嫂听了,立即跑回土地庙,将所有供品都捧出来,分散给我们。说:
“吃吧,快吃吧!托你们的吉言,保佑我儿子的病早日痊愈吧!”
经他这么一说,我们反倒愣住了。她所祈求的,不经意被我们言中了。我们收了她的供品,一路走着吃着,把这事当作笑谈。进了大号,说给大家听,一个个也都喜笑不止。
第三天,我们再次经过村口时,正好遇上那位大嫂。她领着五六岁的小男孩,拦住我们千恩万谢。说她的孩子病好了,非要拉我们去她家喝口茶不可。
7
梁布农场先一步推广杂交水稻。一年后,溪口也开始学育苗、制种。这项工作由中队长亲自过问,特选一分队的我和陈殷盛两人负责。
我们在分队猪栏犯人住房的外边,建了一间温室催芽房,两人轮流在灶前烧火、加水,并根据温室内温度的升降,进入室内,给箩筐里的谷芽翻动、加水。
我们以猪栏边的小垅田作为制种基地。分批播种、插秧,使雄性不育系分两批扬花和母系花期相遇,保证母系植株能够完满受孕,结出饱满的子粒。因为杂交水稻的果实不能作为种子繁殖,所以每年都必须以父母两系杂交制作新种子。虽然制种这么复杂、困难,但杂交稻的秧苗分蘖力很强,大田扦插一般每株只插一两本,与传统稻种的秧苗每株插十余本,相比节省谷种十分之八九。况且,杂交稻的产量高,每株分蘖到十几二十穗,最多的一穗可结出345个成熟子粒,千粒重也比传统稻多出5克上下。
山区日照短,日夜温差大。为了实现双季稻,又要保证有足够的生长期(每季140天左右),就必须延长它在秧地的秧期。我们的早稻在三月十日前播种,四月四五日清明节气前插好秧,才能确保夏收夏种按时按节完成。但是,每到三月中旬,都有一次强冷空气南下,最低温度达到5…6℃。而秧苗在气温12℃时,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吐出的二氧化碳会在薄膜上凝结成水珠,回滴入土,容易滋生酶菌,造成烂秧死根。因此要经常通风,增加氧气,除去积水。但掀膜通风,又会使膜内小空间温度骤降,更影响秧苗生长。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只能在正午阳光较强时,快速掀起薄膜,使膜顶水珠顺势流向两旁,并尽快将薄膜掩上盖好。这件工作,只能在中队长不在时进行,且只能在半个小时内完成。这段时间,就选在中队长去吃午饭的时候。因为他如果在场,肯定不同意。任何事情都不能凭空想象,看手段,而要看结果。我就是抓住中队长的这一心理。
事实证明,经过我们灵活处理的秧苗,不但在劳改农场范围内,长势最好;就是附近农民也多有失败。当年早稻插完之后,我们的秧苗还有富余,支援了梁布大队和附近的农民。年终评审时,我得了二等奖,奖励一只军用水壶。
杂交水稻推广之后,我们不再实行书生气的密植,获得空前的高产量。
8
我们每年所用的晒谷席、扁担、箩筐、土箕、扫把等竹器,都需要更新添补。在秋收冬种之后,各分队会挑选十人左右,到深山老林去砍伐毛竹,由技术工破成竹篾等半成品,捆扎挑运下山,暂且寄存在我们投宿的农民家里,等待大型拖拉机来运送回去。
我两次被选进山,投宿的农民都十分纯朴,待我们很友善。当他们问及我们犯什么罪的时候,我们说是“反革命”。他们桀然一笑,说:
“反革命帽子满天飞。我们村里也有两个被抓走了,还不知道送到哪儿去了呢?”
说我们是“反革命”,我觉得十分可笑。我经常被差遣外出劳动,有时候都只有一两个人。但我们都能洁身自好,并没有违规的行为。而我更注重与群众的关系,每到一处,我们在老百姓家里借锅做了午饭,用了人家的柴草,吃完饭、洗好锅碗,抹好桌子、灶台,都问好水井在哪里,帮群众把水缸挑满。陈殷盛跟我配合最默契,就象当年的新四军、八路军一样。我这样想,老百姓跟我们无怨无仇,我们为什么要去坑害人家呢?再说,做人都应该守本分,“虎死留皮,人死留名”,这是千古的名训,一个人要行得端,坐得正,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
由于我能认真改造思想,在劳动中都是积极肯干,得到干部的肯定,比较放心。经常派我外出就是明证。
我认为,不管我有罪无罪,思想改造总是必要的。在几年的劳改生活中,使我的思想不断净化。这种“人之初,性本善”的意念,与我后来皈依基督教,是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呢?基督教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因为始祖亚当夏娃亏欠了神的恩典,原罪就进入我们人类的后裔之中。如果不能继续不断地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教诲,认罪悔改,就会掉入罪恶的深渊不能自拔。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是否一脉相承?不得而知。但我觉得,它们之间,总有一些因果关系吧!
9
1975年,邓小平复出。平潭籍的林庆武老人说,他老家来信,大儿子正在为他申办出狱手续。邓小平决定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大号里接通了广播,每个分队发给一份《福建日报》,作为我们每晚的学习材料。从新来的犯人口里,我们了解到社会上的政治动态。满号子的政治犯都感觉到黎明的曙光。刑事犯也蠢蠢欲动,认为政策宽了,给他们的刑罚减轻带来了希望。没过多久,池副指导员走进大号,将一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题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歌曲交给我。让我在晚饭后,在开饭集合的场地上,给大家教唱。一时之间,大号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林庆武提前回家的指望没有了。大家不知道以后的政治形势会如何发展,只是现在显得心里十分沉闷。
1976年初,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视察了北京监狱,下达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在押犯人的批示。中队特地集中犯人作了传达。大意是:监狱管教人员对待受刑人员实行刑讯逼供的,允许犯人控告。要求每个管教干部,对待犯人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欢迎犯人监督他们的言行。
自此之后,干部、武装人员比以前容易接近多了。犯人的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费从每月八元五角,增加到十元;零用钱从一元五角,增加到二元五角。同时放宽对家属邮寄包裹和钱、粮票的限制。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变通的小政策。如;在农忙季节,由于粮食定量的增加,特别是夏收夏种“双抢”期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增加45斤,再加上午、下午两餐点心,口粮达到60斤以上。按当时每斤定价一角四分计算,单粮食一项,就需要开支八元多,柴草费每人6角,还有油、盐、酱、醋,即使三餐都就青菜,按农场自己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每斤2分计算,也吃不起呀!管理犯人伙食的干部也是绞尽脑汁,将每月用了近二万斤的青菜,大笔一挥,“算三千五百斤吧!”节省下来的菜金,还能给我们买鱼买肉,改善生活呢!
农忙过后,粮食定量突然降下来,恢复每人36斤,一时难以适应。各分队也有土政策,蔬菜分队不用说,他们满地都是可以煮吃的东西。我们农田两个分队,带队的干部都让我们忙里偷闲地在边角闲地种些青菜、蕃薯什么的。名义上是给猪吃的,但挑选好的,到猪栏的大锅里煮熟,让大家分享。这样一来,家里有接济的,不在话下,没接济的,也都没饿着。
这一年,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去世。到了十月的一个休息日,午饭后,池副指导员抱了一摞彩色标语纸进来,将我唤到犯人的饭厅,关闭前后大门。移走反扣在桌子上的菜碗,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让我写了两幅大字标语:
“坚决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标语写好后,由池副指导员取走,并告诉我不要声张。在变幻无常的政治形势下,难保不会有“人人自危”的感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看到,昨天写的标语贴在大号外围的墙上。
接下来,池副指导员又让我教唱《新长征歌》,歌唱“华主席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一切都按部就班,因为有毛主席的题词:“你办事,我放心。”和“按既定方针办。”劳改队的生活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
1975年初显的曙光已经黯然失色,什么时候才能再现转机呢?
请看第十一章《曙光再现》。
第十一章曙光再现
    邓小平复出,并很快主持中央工作。他在整顿各项工作的同时,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对于不理解当时政策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院长换了又换。平反工作终于得以顺利进行。
1979年4月,沙县林业局政策落实办公室的同志来到建阳溪口,向中队管教干部作了交代,并与胡振铎本人见面。说明在“五一节”之前,要为他召开全县规模的平反大会……
由于种种原因,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胡振铎并没有回家……
1
陈彪逃走之后,从二监调来一个反革命集团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的李福中。干部认为他经过几年的监狱改造,思想有很大转变,从监狱里提出来,送来农场劳动,是对他以往改造的肯定,也是对他的鼓励。凡进过看守所或监狱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脱离禁闭式的看押,及早到农场去。哪怕是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觉得阳光充足了,活动空间相对扩大了。劳动虽是加重了,生活也改善了。因此,对李福中来说,这是一个继续表现他认罪改造的大好机会。
分队管教廖干事把他带到我们中间,宣布李福中从此担任我们的学习小组长,顶陈彪的空缺。这时候,我们的生产小组长也姓李,就叫他李生产吧!李生产是农民出身,会使唤耕牛犁田耙地。可李福中却是学生出身,什么农活都不会。
两个都是邵武人,谈不上配合默契,只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在干部面前打小报告,抬高自己,压低别人。虽然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经他们一说,上纲上线,就都成了抗拒改造、不死悔改的典型。弄得人人自危。大家对此愤愤不平。
有一天中午,黄干事开门走进大号,将我唤到围墙边的荫影处,单刀直入地警告我:
“胡振铎,我了解你。但你今后说话一定要注意。有人反映你口无遮拦,这样对你会十分不利。”
我心里已经十分明白,这个人就是李福中。对于这种心怀叵测的人,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决定“以牙还牙”,约了几个年轻人,注意他的一言一行。
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天在大直垅改田,天气还冷。准备下田的时候,李福中来了一篇高谈阔论。他说:
“其实,地主也并不都是坏的。我爷爷就是个地主,他十分乐善好施,常常在佃农春荒缺粮的时候,将粮食借给他们。”
好了。言词凿凿,旁证倶在。我看你李福中还能往哪里躲?我将他的前言后语,以及所有在场的旁证,都一一开列清单,呈报给管教干部。此后又遇上两三次,如此照做。
接下来是春耕大忙季节。我们每人一担粪桶,装满稀泥浆,要上坡几层梯田到秧坪做秧地。每担都是百二三十斤,一个接着一个,不能停。因为泥浆一倒下去,水分很快被地面吸收,会影响稻种下播。中队长正在我们分队的秧地里督察。他心里更着急,一而再地催促:“快,快!”正好,李福中的担子挑到了。他一看,火了!
“干什么,李福中?这是抢播稻种的时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吗?你挑什么泥浆,半桶!从二监调你出来,是看重你。你倒好,到农场里度假来了……?嗯!”
中队长的指责,让李福中呆若木鸡。他是来这里好好表现的,想不到反而惹得中队长生气。看起来,光会说不会干的“革命派”用不着:光会思想改造,不会身体力行的犯人也不吃香哟!这事让我想起长篇小说《简·;爱》里的一个情节:当那个孤苦的小女孩被罚站在板凳上,双手举过头顶,扶着头上所顶的装满水的面盆时,她的姨妈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
“惩罚你的肉体,拯救你的灵魂!”
一个人的灵魂改造,是需要付出肉体的痛苦作代价的。任何人想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轻而易举地换取干部的信任,取得改造思想的成果,是不现实的。
春耕之后的一个晚上,李福中被廖干事叫到大号的围墙边,各自坐在一张自制的矮板凳上,谈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李福中打起包袱,跟着进城去的手扶拖拉机,回二监去了。
从此,一分队的学习小组长由我担任。
我不是一个使奸耍滑的人。我平时最痛恨有这种思想和行为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暴露在他人眼前,只要不是大的原则问题,就要互相体贴和包容。即使要批评,也要注意方法方式。我们要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方位上,替别人想一想,都已经是处在人间的最底层了,何必逼虎伤人呢?
2
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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