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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看着都不满意，不敢介绍给他。我们把你介绍给他们，说是福建人，问他们乐意不乐意。他们来信说，福建的也可以，还说，只要你们两个看中的，他们准满意。所以我们才把你找来，和你商议，不知你的心意如何？”
“姑嫲嫲，你们夫妻俩和我一起也有两年多了。你知道我从小失去父母。我真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夫妻俩和和美美地过，再不会有过去那种没人知冷知热的日子。所以，我看着你们这样真心地待我，不要说叫你姑嫲嫲，就是让我喊你祖姑嫲嫲，我也愿意。话又说回来，娶媳妇人人都乐意，但到了真的谈婚论嫁的时候，心里也打起了小鼓：到底对方怎么样，性情好不好？漂亮不漂亮我倒不在乎，最主要的是性情。我看到人家夫妻经常争争吵吵，心里一阵一阵地起疙瘩。不过，你既然把话说到这里，我一切相信你。你认为可以，我也觉得可以；你认为不满意的，我也不强求。谁让你是我的姑嫲嫲呢。”我心里怎么想，也坦诚地对他们怎么说。
“这么说，一切都由我作主了？”
“是的。”
“那好，我和老张结婚到现在，好几年了，也没生个一男半女。今天，有你这句话，我就做一次大人，为你做了主。我们想，姓徐的也是穷苦人家，错也错不到哪里去。他有两个女儿，都可以出嫁了。做父母的说了，由你挑，你喜欢哪一个，就把哪一个领走。即使你一个都不喜欢，就当是走一回亲戚，在那里住上三五天，你再回来。”
说着，说着，侄女已经将饺子端进来了。姑嫲嫲也起身，坐在床上。说是床，形如炕，这是他们的习惯。摆上炕桌，一家四口围着炕桌，小侄女想躲到厨房去，被她姑姑叫回来：
“一起吃吧！小胡又不是外人。”
吃过午餐，大姑嫲嫲夫妇要午休，我给他们留下一张相片，就回富口的白溪去了。
过了半个月，大姑嫲嫲又把我找去，给我一张女方的照片，说：
“光看照片，也看不出什么来。你自己决定吧！还是先前那两句话：愿意，就把事情办了；不满意，就算是走一趟亲戚。”
姑爷爷拿出300元现金，交给我，说：
“我知道，单身汉是攒不下钱的。这300元你收着，路上要花的，还不还你不用考虑。只要你成了婚事，我们也替你高兴，这钱就算是我们给你的贺礼了。”
大姑嫲嫲接过话头：“办结婚登记的证明开了吗？”
“开好了。”
“请了几天假？”
“半个月。”
“那就好。这我们就放心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妻俩安排好的。他们的人缘好，我去跟杨队长请假、开结婚登记证明时，杨队长早已知道事情的大体。所以手续会办得那么顺利。
老张接着说：“还有一点，我们刚刚从山东回来，拉家带口的，再领你去一趟也不现实。你又不痴不傻，我给地址你自己找了去，遇上什么事自己拿主意。”
5
我当天晚上就上了火车，到上海转去济南，再从济南转去青岛方向。
在列车上，正是上午时光。窗外是一片原野，地里的农民正在忙碌着。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青岛中学的女学生。我们互相寒喧起来。还是她先开的口：
“你是来山东走亲戚的吗？”
“是的。”
“您的亲戚在哪个县？”
“五莲县。”
“哪地方土地不太肥沃，农民生活十分困难。”
“是吗？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
“我去过那地方。”
“噢，是这样。”我说，“那么，你是——”
“我在青岛上中学，去济南姑妈家回来。”
…………
当列车快到高密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
“你是南方人。”
“何以见得？”
“我们山东人生活贫困，一般男人不是白色、就是黑色，单一的土布褂。而你穿的是洋纱方格子衬衫，即使是傻子也能看出来，你不是我们山东人。”
我没有反驳她。我要准备下车了，收拾好行李，离开座位，向她道了一声“再见”，就向车门口走去。当我再次回首，还看到她在向我招手告别。
我要去的地方，须经过柴沟、百尺河、诸城的枳沟，往五莲方向去。在高密下车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高密是长途公共汽车的始发站。从这里往东西南北方向发的车都有，但都要等到次日清晨。这时候，各家旅社、客栈的服务员纷纷出动招揽生意。我也被一位女服务员带走了。那时候的人是那样地纯情，你到了她的旅社，她们会把你安排得妥妥当当。询问你明天的旅程，帮你预订车票，就是火车站托运的行李，也不必你去火车站过问。你只要将行李单交给她们，她们会到火车站去帮你办好转运手续。
第二天清晨五点钟开始，各路车都已准备就绪，用的还是火车站的候车室，一部车、一部车陆续出发，检票员一一认真核对。往往有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太太上错了车，被检查出来，由服务员护送到该上的车班。一切都井然有序。后来看到报纸报道，高密火车站和汽车站，资源共享、联手服务，给旅客提供极大的方便，被评为全国文明服务单位，实在是当之无愧。
汽车在枳沟休息十分钟，我下车去询问行李转运情况，他们让我放心，第二天来取。我随即又上车。到老牛家官庄招呼站。车停了，我下了车，带着简单的行李，心情忽然沉重起来。有点找不着北了。完全失去在列车上那种谈笑风生、怡然自得的气度。
在这空旷的野地里，四周看不到行人，我能向谁问路呢？
我慢慢地朝最近的一个院落走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单位，四周围着高高的围墙，院子里也十分宽敞，有些房舍，但不密集。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发现一个正在清扫大院的中年人，就上前询问：
“同志，请问，牛家官庄往哪里走？”
“这里就是牛家官庄。”
“那么，这位姓徐的叔叔家在哪里？”我将写着未来岳父姓名的纸条递给他。
“我这里是养鸡场，对村子里的人不太熟悉。据我所知，村子里姓徐的人家不少。除姓徐的之外，还有好几个姓。具体住在哪里，你最好到村供销社去询问。他们认识的人多。”
扫地人告诉我去供销社的方向。我顺着养鸡场的围墙，向右后方转去，通过巷道，一个门洞、一个门洞地探望。绝大部分的门户都紧闭着，因为现在正值秋收冬种时节，凡是青壮劳力都上坡（下地）去了。那时候正是“破四旧、立四新”的“大革命”时期，谁敢偷懒躲在家里！终于让我找到一个开着的门洞，我进了门，里面是一块很大的空地，种着一些作物。一条甬道直通里屋的门口。我顺路进去，探入里屋的门洞，因为采光不好，点着煤油灯。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看到一排的柜台和橱窗，原来这里正是供销社，一个戴着深度眼镜的中老年人，在拨弄算盘。
我上前问道：“同志，你认识徐培启这个人吗？”同时将写着姓名地址的纸条递给他，怕他听不懂我的福建口音的普通话。
他抬起头来，扶正眼镜，打量着我：
“你是福建来的吗？”
原来他早已知情。
“是的。”我说。
“我是昨天刚刚听说的。你先坐着，这旁边有椅子。呆会儿我给你找个人领你去。他的家在我们供销社的大大后面。”
“谢谢！”
“福建地方挺好的。我的一些熟人、朋友去福建做工，挣了钱都往家里汇，日子都过得不错。哪象我们山东，尤其是我们这一带，山不象上，地不象地，既不长树，也不长粮，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这我听说了。”
“你是来相亲的吧？怎么会看上俺这穷地方的姑娘？”
“我也是穷人家出身的。”
“那就难怪了。俗语说：‘穷帮穷，富帮富’。穷人家子弟只要长志气，也不会穷到底的。”
说话间，跑进来一个小伙子。说是金春的堂兄，叫金中。他还没开口说话，就被营业员叫住了。
“哎，金中，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你先把这位福建来的小伙子，领到你培启叔家里去，回来再说咱们的事。”
金中刚进来，冒冒失失地，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现在经营业员一说，回过头来认真地端详我。他一句简单扼要的“跟我来”，立马一蹦三跳向门外冲刺出去。我急忙跟出去，却怎么也跟不上他的脚步快，一转眼就不见了他的影子。我紧追慢赶，发现他已经拐过了一道弯，好在前面再没有弯路，可以看见金中在远远的前方。我就顺着一座座的院墙根，一直往前走。
金春家的旧房早几年被拆了，地皮刮去作农家肥。由于家庭经济不济，至今还未重盖。一家人暂且住在大队的牛栏里。谁知一住就是好几年。
他们家的院子几乎没有围墙，该砌围墙的地方，只是象征性地堆了一些乱石。院子的地板比外面的巷道高，所以，在巷道里就能看见金中扶着他的婶子出来。她婶子刚到屋门口，老远就喜不自禁地说：
“像，像，极像！这就是那福建人？很好，很好！”我已经走近到能完全听清他们母子的对话。
金中说：“婶子，人，俺已经给你领来了。俺还有事，不陪你了。俺走了。”
“哎，哎！不中不中。你真有急事，也得给婶子上坡里跑一趟，告诉你叔，就说福建人来了。如果能碰上金春妹子，就告诉她赶快回家，下午不必再去干活了。”
“中，俺一定照办。”金中说完，又风风火火地跑出去了。
我被接进屋子里。这是以门为轴，分成左右两间的极其简单的单层土屋。门西一口大灶，隔墙的西间，就是一家七口人唯一的居室。打着大土炕，床上被褥稀少，如果扯开，仅够两三人勉强御寒。他们主要还是靠晚饭后堵住灶门口和烟囱口，让带温热的烟气熏暖土炕，御寒过冬。我遵照大姑嫲嫲的嘱咐，带了一床棉被来，晚上和小舅子金发一起盖。房子的东间是杂草堆，堆放小半间的麦秸、玉米杆子，是生产队分配的燃料。堆垛杂乱无章，蚊虫自然不少。整间屋十分阴暗，连白天也缺少光亮。
不久，金春的父亲回来了。他，矮小的个子，谈不上什么长相，十分普通的老百姓一个，不足50岁的年纪，比城市人显老得多。他用干布掸掸身上的灰土，脱下老布鞋，就上了炕。我也坐在炕上，这是他们家唯一接待客人的地方。
他先和我寒喧几句，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福建地方经常下雨、怕火柴划不着，把它夹在胳肢窝里呀……等等。
我说，那都是人们编出来的瞎话，哪有的事。
金春她父亲说：“俺家徒有四壁，借住这座大队的牛栏里，光有吃饭的口子，缺少干活的劳力。金春姐妹俩和俺三个人参加生产队劳动，都是九分工，一家七口人，到年底结算，还要倒找三十几元给生产队。听见、看见去福建干活的人回来，日子都过得不错。俺就托她大爷，帮俺俩闺女寻个好主。金春她姊妹俩都老大不小了，一个22，一个20，都可以出嫁了。俺们找你来，也不强求你。俺想，这些话，她大爷、大娘也都跟你说过了。你看着这事能办，咱就办，俩闺女儿随你挑。你要觉着不满意，就当是走了一趟亲戚。俺们也不为难你，就算是做了一回朋友。”
不久，金春也回来了。吃过午饭，又聊了一下午，天色渐渐黑了。金春她父亲看着我没有明确表态，也不便多说，就将此事让女儿自己说。
吃过晚饭以后，金春进到屋里，两只手掌反背过来贴在墙上，面对着盘腿坐在炕角的我，迟疑了很久。毕竟她也担任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在外面开过会，不怕抛头露面的。她终于开了口：
“俺大（父亲）说了，你瞅着愿意，就给个答复，要是不愿意，也不勉强。这话本该俺大俺娘跟你说的。可是俺大俺娘非得让俺问你。你就干脆说吧，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一会儿，金春的姑父也来了。他是大队的支部书记，一进来就盘腿坐到炕上，也问这个问题。我想，是到应该表态的时候了。否则，几千公里的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做什么？
我说，我是穷苦出身，看着穷苦人，心里就有几分亲近。我也不拐弯抹角，一句话，我愿意。愿意和穷苦人的女儿过一辈子。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已经带来基建队开的结婚证明，交给她姑父。她姑父看了，说这人很实在，开的证明完全可以。金春的证明则由她姑父回去开，明早送来。抽时间俩人一起去高泽公社登个记，事情就算办妥了。
我觉得，结婚登记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先不着急。别人委托的事应该先办。接着我将大姑嫲嫲交代的事情跟在座的人说了：就是到大姑嫲嫲的老家许孟去，看望一个她委托抱养的男孩，给孩子的舅父母送五十元现金和临行时带来的奶品之类。
大爷大娘（既然已经决定与金春结婚，对大姑嫲嫲夫妇的称呼也要改口了）结婚八九年了，一直没有生养一男半女。大娘40好几，大爷也50开外了，身边没个孩子，觉着冷冷清清。大姑嫲嫲的兄弟媳妇打听到一个婚外孕的姑娘，偷偷摸摸生下一个三斤半的小子，正好这时大姑嫲嫲夫妇回家探亲，就付给孕妇一笔营养费，将孩子抱来寄养在她兄弟家，待一两年过去，孩子能走动了，再带到福建来。大姑娘生孩子自然不能张扬，姑娘从怀孕开始，就一直用宽布条捆扎腹部，所以，孩子生下来才有三斤半。
金春她父亲、姑父都同意我先去看望孩子和他的舅父、舅母。第二天一早，趁干活的人还未下地，金春领着我急匆匆赶到许孟去，顺便给金春剪一身布料。
孩子是看望了，布料也剪回来了。我们在孩子他舅父母家吃的午饭，趁中午热气正上，坡里的人正围在草垛旁歇晌时候，偷偷摸摸溜回来，但还是被一个姐妹发现了。
当天晚上，一拨拨的大姑娘、小媳妇，到金春家来。人家结婚都是拉帮结队地争着看新媳妇。她们倒好，来看新郎官。一个个欢声笑语，叽叽喳喳地进来，叽叽喳喳地出去。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她们将我看得明明白白，而我背灯光反照，看出去却胡里胡涂。只有她们清脆的声音，把我的脸搅得一阵阵地涨红。
有的说：“哎哟，真俊哪！赶明儿也给俺说一个。”
有的说：“金春，你好福气哟，几时说的？”
还有的说：“金春，你真会装蒜，要不是今晌午你俩从许孟回来，俺大伙儿都还被蒙在鼓里呢！”
“说，几时给喜糖吃？”
“会给你的，少不了你这个馋嘴婆的。”金春说。
都是和金春一块儿干活的姐妹，说说笑笑，无拘无束。没多久，她们都走了，还要去打一会儿的夜班。当时既是农忙，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再加山东又是老解放区，做什么时都是过犹不及，没有人敢违抗。
我们还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去高泽。
第二天天刚刚蒙蒙亮，我们步行六公里，到高泽公社才六点多。文书正在扫大院。金春向他打个招呼，他停下手里的活，依然持着扫把，看看金春，又望望我。金春他是认识的，而我他却没有印象。他问金春：
“干什么呢，金春，来得这么早？”
“找你办事。”
“办什么事？”其实他也猜到了，却明知故问。他放下扫把，和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办公室，在我靠近他桌边的时候，招呼我坐下。他问：
“你是哪个村的？”
“我是福建来的。”
“福建来的？怪不得这么眉清目秀。福建的水土养育人哪！”
“山东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到了福建，争战都结束了。所以称为福建。”
“有道理，有道理。”他转向金春，“金春，你说要俺给你办事，快说，办什么事？”
“结婚登记。”
“结婚登记，和谁登记？”
“你没看见吗？”
“看见什么啦？你的男朋友在哪儿�